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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小故事。
某外资企业，使用智能流水线生产高端香皂，但出货时总有些包装盒是空的，这引发了客户的极大抱怨。公司质量监控部门投入巨资、召集精英来优化流程，历时半年仍然无法彻底解决问题。最后所有的空盒，都被清洁阿姨搬来的落地扇吹走了！
另有一患者久咳难愈，遍寻名医仍查不出问题所在。一个老大夫建议他去清清耳屎，不久患者病愈来谢。原来只是耳患刺激导致的咳嗽，专注琢磨呼吸道和咽喉当然无法对症。
这虽是两个让人莞尔的小笑话，背后的寓意却很耐人寻味。无意识的惯性思维，会不会让我们错失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机会？我们日常工作中花费大量时间弥补“短板”、应对困难，但这过程是否已变成一个枷锁，阻挡了我们对最初目标的追求？
今年年初在一次秘书长的大型聚会上，我组织了一个深度圆桌论坛，希望秘书长们一起来讨论，在致力于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到底还存不存在所谓的部门边界。
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社会三大部门的提法现在仍被普遍认同、鲜有质疑。社会公共服务由政府承担（第一部门），经济价值创造由商业承担（第二部门），社会专业服务由非营利机构承担（第三部门），各部门依据专业各司其职。这在工业化时代，是一个运行顺畅的架构体系。
但在信息化和全球化蓬勃发展的今天，三个部门的界限还依然那么明晰么？
郑卫宁慈善基金会一直在致力于改善居家的残障朋友的生存状态。针对残障朋友的帮助，常规的做法可能是组织志愿者探访；寻找爱心力量捐赠善款和日用品；争取政策性补助；培训残障朋友上网解闷等等。但这些做法其实很难真正回应残障群体希望通过自我价值的实现来提升幸福指数的需求。电子商务的兴起恰恰为他们带来了无数机会。电子商务是一个生态体系，是一个由无数岗位组成的产业链，稳定踏实、时间充裕的居家残障群体可以在其中发现很多实现价值的可能。生意红火的天猫店在双十一找不到电子客服，会电脑的残障人士恰好合适；一位店小二想开分店，有一点淘宝经验的残障人士恰好做分销；如果一家传统企业想上电商，却又没有精力另辟战场，有丰富网商经验的残障人士恰好可以代运营；整天玩微信微博的残障人士可以提供多媒体运营；英语了得也熟悉网商的残障人士可以助力海外贸易；即便不熟悉电脑和互联网，大把的时间、精力和细心，也能为电子商务市场所需的巨量个性化产品，提供定制化加工。
“百城万人”居家残障人远程就业计划正是这样一个通过线上线下的培训，为有意就业的居家、重症残障人提供远程就业机会的项目。这其中有公益的思维，也有商业的手段。我们有条件用极具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从市场获得利润，从而支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创造社会价值，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的进步。
这样跨界和融合的思路，事实上为我们提供了很不同的做公益的视角。
部门间的去边界化，是由社会发展的日渐复杂和不确定决定的。技术的日新月异和经济的空前繁荣，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复杂的新问题。污染、沙漠化、留守儿童、地域性贫困、残障群体就业等等社会问题，其实是很难单纯依靠三大部门的任何一个部门，或者简单的部门间协作来解决的。如果仍然按照原有思路，非营利第三部门常常面临这样的困境：依靠政府拨款和企业善款筹集的资金相对所要解决的问题本已是杯水车薪，再加上政府和企业管理层调动，政策发生改变，自有资金链紧张甚至破产等等问题，极易造成第三部门来源款项不稳定，这也难怪很多公益机构常常面对旧的问题不去，新的问题又来，工作日渐繁重的局面。
而时代的发展却为我们以更加融合、更加科学、更加适应需求的有机组织模式来应对特定社会问题准备了条件。我们只是首先需要明确两个问题：
第一，跨界不是目的，它只是战略上的自然要求。
“界”的产生在战术层面来讲是各行业逐步走向专业化、精细化的必由之路，但在战略层面，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能成为“战术”和“技能”的奴隶。社会问题应该如何解决本没有一定之规，所以永远遥望目标，时时想起初心，以有效性作为工作评判的唯一标准，充分整合各种资源，提出优质解决方案，可能是打破结界的唯一方法。尤其针对长期存在的社会困境，更需要在战略层面与顶层设计上下足工夫、做好功课。这能防止我们只顾一时的创意，而不顾长期的效果；追求暂时的辉煌，而忽略了不断的校正目标和与时俱进。我们无需将心思放在“界”上，也无需放在如何“跨界”上，少了对思想的限制，创新性就会来得更容易些。
第二，无需成为跨界的人才，但要打造跨界的团队。
没有人是万能的，每个人能量和精力的有限性决定了我们在开创事业时需要一个由各方面专业人才组成的团队。这就像要打赢一场战役，不仅需要指挥官，也需要侦察员、爆破手、狙击手一样。所以在解决社会问题时，不仅思维要跨界，团队也要跨界，要尽可能引入和培养一些非传统意义上的公益人才，大家各司其能、各尽其责、相互依存、共融共生，这样才能铸造一支在任何环境任何条件下都能作战，都能制胜的“王牌军”。
“慈善公益的路，不是掌声和鲜花铺就的，它跟所有的工作一样，充满了艰辛、困苦和一次次艰难的体验，所以公益对于不甘于平庸鄙俗的人，是一种每日的战斗。”残友创始人郑卫宁先生的话常常给我很多鼓励。我们不是为解决社会问题而解决社会问题，是因为那里有某种东西牵动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寝食难安；是因为来自于灵魂深处的驱动力让紧迫感对我们如影随形。公益人当如一只饥饿的蝙蝠，时刻回声定位着自己的方向，如此才能在无上的荣誉、短暂的成就、过程的反复中始终扣紧目标，才能在摸着石头探索的过程中逐步调整，也才能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有效的实践中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当把目标的达成始终摆在第一位时，“边界”是否存在就不再那么重要了。
（感谢2015基金会培训中心秘书长年会上参与“去边界化”圆桌论坛的各位秘书长对本文的贡献。）
某外资企业，使用智能流水线生产高端香皂，但出货时总有些包装盒是空的，这引发了客户的极大抱怨。公司质量监控部门投入巨资、召集精英来优化流程，历时半年仍然无法彻底解决问题。最后所有的空盒，都被清洁阿姨搬来的落地扇吹走了！
另有一患者久咳难愈，遍寻名医仍查不出问题所在。一个老大夫建议他去清清耳屎，不久患者病愈来谢。原来只是耳患刺激导致的咳嗽，专注琢磨呼吸道和咽喉当然无法对症。
这虽是两个让人莞尔的小笑话，背后的寓意却很耐人寻味。无意识的惯性思维，会不会让我们错失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机会？我们日常工作中花费大量时间弥补“短板”、应对困难，但这过程是否已变成一个枷锁，阻挡了我们对最初目标的追求？
今年年初在一次秘书长的大型聚会上，我组织了一个深度圆桌论坛，希望秘书长们一起来讨论，在致力于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到底还存不存在所谓的部门边界。
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社会三大部门的提法现在仍被普遍认同、鲜有质疑。社会公共服务由政府承担（第一部门），经济价值创造由商业承担（第二部门），社会专业服务由非营利机构承担（第三部门），各部门依据专业各司其职。这在工业化时代，是一个运行顺畅的架构体系。
但在信息化和全球化蓬勃发展的今天，三个部门的界限还依然那么明晰么？
郑卫宁慈善基金会一直在致力于改善居家的残障朋友的生存状态。针对残障朋友的帮助，常规的做法可能是组织志愿者探访；寻找爱心力量捐赠善款和日用品；争取政策性补助；培训残障朋友上网解闷等等。但这些做法其实很难真正回应残障群体希望通过自我价值的实现来提升幸福指数的需求。电子商务的兴起恰恰为他们带来了无数机会。电子商务是一个生态体系，是一个由无数岗位组成的产业链，稳定踏实、时间充裕的居家残障群体可以在其中发现很多实现价值的可能。生意红火的天猫店在双十一找不到电子客服，会电脑的残障人士恰好合适；一位店小二想开分店，有一点淘宝经验的残障人士恰好做分销；如果一家传统企业想上电商，却又没有精力另辟战场，有丰富网商经验的残障人士恰好可以代运营；整天玩微信微博的残障人士可以提供多媒体运营；英语了得也熟悉网商的残障人士可以助力海外贸易；即便不熟悉电脑和互联网，大把的时间、精力和细心，也能为电子商务市场所需的巨量个性化产品，提供定制化加工。
“百城万人”居家残障人远程就业计划正是这样一个通过线上线下的培训，为有意就业的居家、重症残障人提供远程就业机会的项目。这其中有公益的思维，也有商业的手段。我们有条件用极具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从市场获得利润，从而支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创造社会价值，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的进步。
这样跨界和融合的思路，事实上为我们提供了很不同的做公益的视角。
部门间的去边界化，是由社会发展的日渐复杂和不确定决定的。技术的日新月异和经济的空前繁荣，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复杂的新问题。污染、沙漠化、留守儿童、地域性贫困、残障群体就业等等社会问题，其实是很难单纯依靠三大部门的任何一个部门，或者简单的部门间协作来解决的。如果仍然按照原有思路，非营利第三部门常常面临这样的困境：依靠政府拨款和企业善款筹集的资金相对所要解决的问题本已是杯水车薪，再加上政府和企业管理层调动，政策发生改变，自有资金链紧张甚至破产等等问题，极易造成第三部门来源款项不稳定，这也难怪很多公益机构常常面对旧的问题不去，新的问题又来，工作日渐繁重的局面。
而时代的发展却为我们以更加融合、更加科学、更加适应需求的有机组织模式来应对特定社会问题准备了条件。我们只是首先需要明确两个问题：
第一，跨界不是目的，它只是战略上的自然要求。
“界”的产生在战术层面来讲是各行业逐步走向专业化、精细化的必由之路，但在战略层面，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能成为“战术”和“技能”的奴隶。社会问题应该如何解决本没有一定之规，所以永远遥望目标，时时想起初心，以有效性作为工作评判的唯一标准，充分整合各种资源，提出优质解决方案，可能是打破结界的唯一方法。尤其针对长期存在的社会困境，更需要在战略层面与顶层设计上下足工夫、做好功课。这能防止我们只顾一时的创意，而不顾长期的效果；追求暂时的辉煌，而忽略了不断的校正目标和与时俱进。我们无需将心思放在“界”上，也无需放在如何“跨界”上，少了对思想的限制，创新性就会来得更容易些。
第二，无需成为跨界的人才，但要打造跨界的团队。
没有人是万能的，每个人能量和精力的有限性决定了我们在开创事业时需要一个由各方面专业人才组成的团队。这就像要打赢一场战役，不仅需要指挥官，也需要侦察员、爆破手、狙击手一样。所以在解决社会问题时，不仅思维要跨界，团队也要跨界，要尽可能引入和培养一些非传统意义上的公益人才，大家各司其能、各尽其责、相互依存、共融共生，这样才能铸造一支在任何环境任何条件下都能作战，都能制胜的“王牌军”。
“慈善公益的路，不是掌声和鲜花铺就的，它跟所有的工作一样，充满了艰辛、困苦和一次次艰难的体验，所以公益对于不甘于平庸鄙俗的人，是一种每日的战斗。”残友创始人郑卫宁先生的话常常给我很多鼓励。我们不是为解决社会问题而解决社会问题，是因为那里有某种东西牵动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寝食难安；是因为来自于灵魂深处的驱动力让紧迫感对我们如影随形。公益人当如一只饥饿的蝙蝠，时刻回声定位着自己的方向，如此才能在无上的荣誉、短暂的成就、过程的反复中始终扣紧目标，才能在摸着石头探索的过程中逐步调整，也才能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有效的实践中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当把目标的达成始终摆在第一位时，“边界”是否存在就不再那么重要了。
（感谢2015基金会培训中心秘书长年会上参与“去边界化”圆桌论坛的各位秘书长对本文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