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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丙辰这个名字，我最早见之于《文学评沦》。这本1934年8月1日在北平出版的杂志，仅出两期。创刊号版权页上的编辑人为李长之和杨丙辰。李当时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已崭露头角的年轻的文学批评家。杨是李极为尊敬的德语老师。
我由此开始从发黄的书页中追踪这位乡贤的脚印。
杨丙辰（1892-1966？），原名杨震文，字丙辰，河南南阳人。早年留学德国，1913年10月夏季学期，杨震文开始在柏林大学学习法学，注册名单上为Yang Dschen·wen。1917年7月毕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归国。先在河南开封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教书，后受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德文系主任、教授，同时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兼任教授，在当时知识界颇有声名。
1934年出版的期刊和图书，有多篇介绍杨丙辰的文字。
林语堂主编的《人问世》，有一个《今人志》专栏，“以轻松亲切的笔调，严重评论的眼光，记述今人之学行性格”。“范围以近代国人之学行有可称述者为主”，“惟在朝要人声势煊赫者恕不表章”。先后介绍了刘复、章太炎、林琴南、严几道、张伯苓、梁漱溟、刘大白、李叔同、胡适之、老舍、吴宓、周作人、徐志摩、齐白石、孙大雨、朱湘、陶元庆等赫赫大家。迫迂的《杨震文》就刊在第十期的《今人志》栏内。
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兼英文组主任温源宁，1934年在英文《中国评论周报》的《亲切写真》栏连续发表了记辜鸿铭、顾维钧、吴宓、陈通伯、胡适、徐志摩、周作人、王文显、朱兆莘、丁文江、吴赉熙、周廷旭、梁宗岱、盛成、梁遇春、程锡庚等人的短文，如“富有春秋笔法的当代中国名人小传。”（钱锺书语）后结集出版，书名《不够知己》（曾译为《一知半解》）。《杨丙辰先生》是书中的一篇。
迫迂和温源宁的文章一致肯定了杨丙辰德语造诣的深厚。迫迂说：“在中国现在，对于英国古典文学有深究的人怕还不难举出十个人，而要说举出对德国文学有深究者，怕只有杨丙辰一个。”“他懂得许多古典的学问。古典哲学他也有深究。”“他译的书不多，译笔是直的，但是他用注解的方法，这种对于德国古典文学之注解，在中国是没有多少人所能做的。”（《杨震文》）温源宁说：“杨先生的专业是德国文学，可是，他研究哲学，跟研究文学所下的功夫完全相等。此外，或许你难以相信，逻辑学也是他爱好的学科之一。目前，他几乎单人独马，正在积极主持一种名为《文学批评》（应是《文学评论》。引者）的杂志。谈起魂灵、魔术和佛学的一些侧面知识来，杨先生最为得意。”（《杨丙辰先生》）文章称道杨丙辰对青年人的关怀：“在他简朴的会客室内，他肯接待任何青年来谈学的。”“他慷慨，常常请青年人吃饭；青年人求他荐事，他都愿意帮忙。冒着多大的风雨都会替人奔走。”（《杨震文》）他善良简朴：“他那个脸膛儿十分可爱，一副招孩子们喜欢的脸膛儿，一副显得有点儿伶俐而颇为天真的脸膛儿，一副说不定会惹人笑一笑却又明显地表现出来忠实和亲密友谊的脸膛儿。”衣着随便而从不讲究：“你不能说他穿衣服，他是扑通一下子把身子摔到衣服里面去。”（《杨丙辰先生》）他身体很好：“杨先生形象健壮，中等身材，生就一副耐得住生活磨练、不求美观的体格，他给人的印象是，不知道什么叫做疲劳。做了十个钟头的艰苦工作又打了一场紧张的麻将之后，他还是跟刚起床时候一模一样。这不是因为他永远结结实实或生气勃勃，而是因为他从来不知道生病是什么滋味。”（《杨丙辰先生》）两篇文章中也都说到杨丙辰生活中不修边幅，有点迂阔。
这一年，写杨丙辰的文章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李长之的《杨丙辰先生论》，两万余字，发表在《现代》第六卷第一期（1934年11月1日出版）上。他在文中叙述与杨丙辰相识、相处、相知的过程，感谢杨把他引上学习德国古典美学的道路，赞扬杨是“再会导引人也没有的良师”，对青年有着极大的热望与同情，是一切青年的良师和益友。
李长之说，人们觉得杨丙辰满不在乎、不着边际，“多粗疏而无所用心”，是“生活在奇异可笑的环境中的一位奇异可笑的人物”。他的看法则是：“有一个糊里糊涂的杨先生，但同时却又有一个明白而精细的杨先生了。我们觉得须看个人的运气，有时是遇到糊里糊涂的杨先生，我们便听见一些夸张的形容的话，见着些点着的然而莫名其妙的头，在一块便吃两杯咖啡，还可以看看他买到而自己并不大看的画报，倘若在他家里，就往往陪他吃上一碗面条，因为他是爱吃面的。我们即使有主张，他却似乎听不到耳朵里去。然而倘若在碰到他是明白的杨先生的时候，他的指示却是往往非常透辟，无沦处世，或者求学的，他能够拣大处，统摄了他那丰富的德国文学的知识，给我们以简而扼要的途径。在这种时候，我们每每觉得是得了无穷的原动力，我们往往觉得好像入了一个宝库一样，满载而归。”（《杨丙辰先生论》）
李长之的同乡、清华同学季羡林也崇拜杨丙辰，他的《清华园日记》中有多次拜访杨的记载，内中说杨“忠诚，热心，说话夸大，肯帮人，没有大小长短……等等的观念。”（1932年8月25日）但是认为李长之的赞誉过甚。
杨丙辰一生致力于德国文学的教学、译述以及德国文化的研究，在中德文化交流史上贡献卓著。
杨丙辰是中国德语文学学科的创始人，北大、清华的第一代中国籍德语教授。中国北方学德语的学生，张威廉、商承祖、冯至、季羡林、杨业治、田德望等大半出其门下，这些人以后多成为大师级的日耳曼学家。
20世纪30年代之前，欧洲的思想和文学多半是通过日文、英文转译介绍到中国。中国对德国以及欧洲有较深的了解，像杨丙辰这样“科班”出身的学者功不可没。中国留德学人在杨丙辰先后，有蔡元培、萧友梅、杨昌济、张星娘、张君劢、朱家骅、马君武、姚从吾、陈寅恪、陈翰生、宗白华、傅斯年、俞大维、毛子水、陈省身、杨钟健、贝时璋、羅家伦、冯至、季羡林等，专业众多，后来多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的知识精英。他们的努力，使得德国的人文学科更多地向中国传播，中国的学术也开始进入了世界性的学术语境。 1931年，留德学者郑寿麟发起在北平成立了德国研究会。这是一个旨在增进中国学人对德国文化了解并促进深入研究的学术机构。1935年5月，改名为中德学会（Deutschland Institut）。学会的董事都是当时中国学术界、教育界的泰斗和外交界的耆宿。杨丙辰和德国汉学家卫德明被推举为中德学会的常务秘书。两位热心会务，使中德学会在不长的时间内即初具规模，取得不少成绩。会址也从原来北平图书馆内的小房间迁至东城新址，设办公室及阅览室，每周两次接待各校学生咨询，前来阅览德文书籍、报纸、杂志的人士也颇为踊跃。
中德学会于1938年出版《研究与进步》杂志，编辑为杨丙辰和董敦。1939年改为《中德学志》，至1944年共出六卷，杨丙辰一直是杂志五人编委会中三位中方编委之一。学会主持出版“中德文化丛刊”二十一种，杨丙辰翻译了黎耳（里尔）的《论德国的民族性》、魏特的《汤若望传》、歌德的《亲和力》和《歌德短篇小说集》以及《赫贝尔短篇小说集》。“中德学会特刊”“辅助德语教材刊本”和“中德对照丛刊”等系列中，又有杨丙辰译或校的《诗人伦慈》和《今日德国教育》等。
1937年，年轻的德国汉学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1912-2007）从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即到北平，供职中德学会，先后任学会秘书、总干事和《中德学志》编辑部主任等职。他和杨丙辰在沦陷的北平共事多年，晚年的回忆录《为中国着迷》中说到与杨丙辰并不融洽的相处中曾有的误会与争执，但对这位中德学会的元老仍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杨丙辰的译著尚有毫布陀曼（霍普特曼）的《火焰》和《獭皮》、莱辛的《军人之福》、谠恩的《费德里克小姐》等。释勒（席勒）的《强盗》的最早中文译本出自杨丙辰之手。他还是中国开拓歌德研究的先行者。20世纪20年代开始至40年代末，当时京沪两地几十家文学、哲学、科学期刊，如《京报副刊》《莽原》《未名》《哲学评论》《清华周刊》《文学》《文学季刊》《辅仁文苑》以及《风雨谈》《读书杂志》《科学时报》等，都有杨丙辰的译著发表。
杨丙辰直言无忌，口无遮拦。
徐志摩死后，徐的朋友们异常悲痛。杨丙辰却在《大公报》的《文学》副刊上，刊出《大诗人——天才——徐志摩——和他的朋友们》，说徐志摩的诗不如人：“精神萎靡不振”“气势散漫无归”“意旨晦涩难明”。认为徐只有大诗人的浮光，而无大诗人的实质。志摩的朋友们愤愤不平，连他的学生季羡林也不满意：“杨丙辰先生骂徐纯是个人的偏见——也可以说是谬见，他并不能了解徐。我承认，最少徐在中国新诗的过程上的功绩是不可泯的。”
杨丙辰曾就郭沫若译文中对三个德文字中一个字的翻译，写了《狂飙与突进》辯明。洋洋万字从德文字的来源和所代表的文艺状况的来历，详加考证。他说，（郭沫若）“这个错误到如今已经有了十余年的久长，而在我国译著界不但无人为他改正，反而有人照样引用，不觉其非，这真不能说是我们文坛上的光彩事哩！”
“七七”事变之后，杨丙辰没有随学校内迁，滞留北平。日伪统治下，他“宁愿赋闲，不往北大教书”，家乡南阳的报纸还对此做过报道。（李蕤：《未死的北平》，1942年5月16日《前锋报》）但他与周作人交谊甚好，1944年竟然作为华北作家的代表，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迷失而不自知，为他后来的坎坷命运埋下了伏笔。
李长之说：杨先生是一个书生，“他是内外如一的，他是直接的”，“他好像比一般人缺少什么似的，他看不出人的诡诈，邪恶，他总信任人太好”。“他也没有兴趣，去做一个运用手腕的人。他的心太好，他有的是正义，正气，可是他不耐烦。也不能够应付恶人”。“杨先生是这个鬼魅世界上的失败者。”（《杨丙辰先生论》）
20世纪80年代初期，杨丙辰这个名字在学界悄没声息三十多年之后，第一次出现在报端杂志。
张中行的《负暄琐话》写30年代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旧人旧事。章太炎、黄晦闻、马幼渔、马一浮、邓之诚、熊十力、马叙伦、胡适、周作人、刘半农、朱自清、顾羡季等文化名人，一一在他笔下出现，犹如今世之《世说新语》。《杨丙辰》一篇，张中行回忆自己负笈北大时的这位德语老师：“他身材中等，偏于粗壮，面红黑，永远穿一件其中像是还可以装许多东西的深色长袍。看外表，有些像河朔的乡下佬，但又不全像，因为面上多一些沉思气。如果引用小说中的人物相比，那就近于《儒林外史》的马二先生，但也不全像，因为举止少一些拘谨气。”张中行称赞杨丙辰“爽直诚实”。又说，“他资格老，大家都尊重他；但又觉得他迂阔，简直呆头呆脑，惹人发笑。”
1992年，《河南文史资料》刊载了邢汉三的《忆杨丙辰博士》。邢是杨的老乡和学生。40年代在北平，两人时常往来，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彼此引为知己。1958年，分别多年后在北京重逢。他称道杨丙辰“一生不嗜烟酒，无任何不良嗜好。”“家中日常生活相当节俭，常以节约所得资助亲友及穷苦学生。”
两篇文章披露了几段史料。
杨丙辰参加过复兴社。“1935年，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派专使到北平，邀请杨丙辰到开封接任河南大学校长，意在借助杨的力量，在河南大学师生中发展复兴社组织。”杨丙辰到校后，看到校内派系复杂，斗争尖锐，不到半年即返回北平。（《忆杨丙辰博士》）
张中行听一位李君说，“杨丙辰还是那样不通人情世故，解放战争就要胜利了，他的同乡某人拉他加入什么党派，他觉得无所谓，答应了。”（《杨丙辰》）
1949年，处在历史十字路口的杨丙辰毅然做出了自己的抉择：归依新政权，留下来迎接解放，后来的处境却沦落不堪。
杨丙辰丢了北大、清华的教职，年近花甲尚需为生存奔波。张中行曾遇见他，问他的境遇，没有固定职业，靠翻译点德文，一个月收入几十元，勉强度日。（《杨丙辰》）邢文记述较详：“1949年北平解放，军管会权衡杨过去历史，决定给予管制生产处分，让他仍住马圈胡同九号私宅，翻译政府指定的德文书籍，按稿付酬，作为他的生活费。在北京市区内，允许他自由行动，如欲出北京市区，须申请主管部门许可。此后他日与纸笔书籍为伍，很少外出。”“1955年，北京市人民政府认为杨在被管制期间遵纪守法，决定撤销对杨的管制处分，恢复他的自由。”“1966年‘文革’初期，杨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的称号受到多次揪斗，因年老体弱，经不起长期折磨，悲愤成疾，又怠于治疗，卒以不起，终年七十四岁”。（《忆杨丙辰博士》）
杨丙辰处境最困难的时期，李长之忘不了他的恩师。他“往往在刊发自己作品时多署一个笔名，以便偷偷接济年迈而无力糊口的老师。”（江枫译《不够知己》注）20世纪30年代，季羡林曾直言：“杨先生是十足的好人，但说他有思想则我不敢相信。”（《清华园日记》1932年8月24日）话虽如此说，他对老师也是感念的。60年代，当时已经是誉满海内外的北大教授季羡林，一天买条大鲤鱼，步行送到杨家。（蔡德贵：《季羡林先生临终前关注的八个问题》）
历史终成云烟。杨丙辰的为人为学，今日得到了中正公允的评价。
德语学者叶隽在《主体的迁变：从德国传教士到留德学人群》一书中指出，20世纪20年代初，杨丙辰应是德语学科的中心人物。他对德语学科的意义大致可概括为三端：“其一，教育建制的创立功勋”，“其二，学术/文学翻译的筚路蓝缕”，“其三，学术评论/研究的初步展开”。叶隽认为，杨丙辰对德国学术与文化的整体认知的不凡学养，对德国文学的古典时代的全面与宏观的把握，对德国当代文学的关注，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他对这位德语前辈从名标学林到无声凋落的悲剧“宿命”十分感慨：“历史演进的步履本就如巨人前行，难收覆水，纵然是比杨氏更气象宏通的大师级人物，在沧海桑田的历史面前，也免不了苍凉凄伤的命运，更何况率性而为、不善经营如杨氏？”叶隽强调：
像杨丙辰这样的人物，幸与不幸，都是现代中国进程里值得关注的一种现象。他们在历史的风尘中，随风飘零，虽非零落红尘，但真的是漫无依傍，他们没有那么高瞻远瞩的视野，也没有独到坚持的思想，他倒真的符合于“沉默的大多数”的形象，默默无闻，未曾有洪钟巨鼎般的闻达之声，但却曾用他的知识和努力同样参与了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与学术教育的建设过程。（《花自飘零风雨中——念杨丙辰先生》）
杨丙辰，一位我们应该铭记的学者。
责编：绯羽
我由此开始从发黄的书页中追踪这位乡贤的脚印。
杨丙辰（1892-1966？），原名杨震文，字丙辰，河南南阳人。早年留学德国，1913年10月夏季学期，杨震文开始在柏林大学学习法学，注册名单上为Yang Dschen·wen。1917年7月毕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归国。先在河南开封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教书，后受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德文系主任、教授，同时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兼任教授，在当时知识界颇有声名。
1934年出版的期刊和图书，有多篇介绍杨丙辰的文字。
林语堂主编的《人问世》，有一个《今人志》专栏，“以轻松亲切的笔调，严重评论的眼光，记述今人之学行性格”。“范围以近代国人之学行有可称述者为主”，“惟在朝要人声势煊赫者恕不表章”。先后介绍了刘复、章太炎、林琴南、严几道、张伯苓、梁漱溟、刘大白、李叔同、胡适之、老舍、吴宓、周作人、徐志摩、齐白石、孙大雨、朱湘、陶元庆等赫赫大家。迫迂的《杨震文》就刊在第十期的《今人志》栏内。
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兼英文组主任温源宁，1934年在英文《中国评论周报》的《亲切写真》栏连续发表了记辜鸿铭、顾维钧、吴宓、陈通伯、胡适、徐志摩、周作人、王文显、朱兆莘、丁文江、吴赉熙、周廷旭、梁宗岱、盛成、梁遇春、程锡庚等人的短文，如“富有春秋笔法的当代中国名人小传。”（钱锺书语）后结集出版，书名《不够知己》（曾译为《一知半解》）。《杨丙辰先生》是书中的一篇。
迫迂和温源宁的文章一致肯定了杨丙辰德语造诣的深厚。迫迂说：“在中国现在，对于英国古典文学有深究的人怕还不难举出十个人，而要说举出对德国文学有深究者，怕只有杨丙辰一个。”“他懂得许多古典的学问。古典哲学他也有深究。”“他译的书不多，译笔是直的，但是他用注解的方法，这种对于德国古典文学之注解，在中国是没有多少人所能做的。”（《杨震文》）温源宁说：“杨先生的专业是德国文学，可是，他研究哲学，跟研究文学所下的功夫完全相等。此外，或许你难以相信，逻辑学也是他爱好的学科之一。目前，他几乎单人独马，正在积极主持一种名为《文学批评》（应是《文学评论》。引者）的杂志。谈起魂灵、魔术和佛学的一些侧面知识来，杨先生最为得意。”（《杨丙辰先生》）文章称道杨丙辰对青年人的关怀：“在他简朴的会客室内，他肯接待任何青年来谈学的。”“他慷慨，常常请青年人吃饭；青年人求他荐事，他都愿意帮忙。冒着多大的风雨都会替人奔走。”（《杨震文》）他善良简朴：“他那个脸膛儿十分可爱，一副招孩子们喜欢的脸膛儿，一副显得有点儿伶俐而颇为天真的脸膛儿，一副说不定会惹人笑一笑却又明显地表现出来忠实和亲密友谊的脸膛儿。”衣着随便而从不讲究：“你不能说他穿衣服，他是扑通一下子把身子摔到衣服里面去。”（《杨丙辰先生》）他身体很好：“杨先生形象健壮，中等身材，生就一副耐得住生活磨练、不求美观的体格，他给人的印象是，不知道什么叫做疲劳。做了十个钟头的艰苦工作又打了一场紧张的麻将之后，他还是跟刚起床时候一模一样。这不是因为他永远结结实实或生气勃勃，而是因为他从来不知道生病是什么滋味。”（《杨丙辰先生》）两篇文章中也都说到杨丙辰生活中不修边幅，有点迂阔。
这一年，写杨丙辰的文章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李长之的《杨丙辰先生论》，两万余字，发表在《现代》第六卷第一期（1934年11月1日出版）上。他在文中叙述与杨丙辰相识、相处、相知的过程，感谢杨把他引上学习德国古典美学的道路，赞扬杨是“再会导引人也没有的良师”，对青年有着极大的热望与同情，是一切青年的良师和益友。
李长之说，人们觉得杨丙辰满不在乎、不着边际，“多粗疏而无所用心”，是“生活在奇异可笑的环境中的一位奇异可笑的人物”。他的看法则是：“有一个糊里糊涂的杨先生，但同时却又有一个明白而精细的杨先生了。我们觉得须看个人的运气，有时是遇到糊里糊涂的杨先生，我们便听见一些夸张的形容的话，见着些点着的然而莫名其妙的头，在一块便吃两杯咖啡，还可以看看他买到而自己并不大看的画报，倘若在他家里，就往往陪他吃上一碗面条，因为他是爱吃面的。我们即使有主张，他却似乎听不到耳朵里去。然而倘若在碰到他是明白的杨先生的时候，他的指示却是往往非常透辟，无沦处世，或者求学的，他能够拣大处，统摄了他那丰富的德国文学的知识，给我们以简而扼要的途径。在这种时候，我们每每觉得是得了无穷的原动力，我们往往觉得好像入了一个宝库一样，满载而归。”（《杨丙辰先生论》）
李长之的同乡、清华同学季羡林也崇拜杨丙辰，他的《清华园日记》中有多次拜访杨的记载，内中说杨“忠诚，热心，说话夸大，肯帮人，没有大小长短……等等的观念。”（1932年8月25日）但是认为李长之的赞誉过甚。
杨丙辰一生致力于德国文学的教学、译述以及德国文化的研究，在中德文化交流史上贡献卓著。
杨丙辰是中国德语文学学科的创始人，北大、清华的第一代中国籍德语教授。中国北方学德语的学生，张威廉、商承祖、冯至、季羡林、杨业治、田德望等大半出其门下，这些人以后多成为大师级的日耳曼学家。
20世纪30年代之前，欧洲的思想和文学多半是通过日文、英文转译介绍到中国。中国对德国以及欧洲有较深的了解，像杨丙辰这样“科班”出身的学者功不可没。中国留德学人在杨丙辰先后，有蔡元培、萧友梅、杨昌济、张星娘、张君劢、朱家骅、马君武、姚从吾、陈寅恪、陈翰生、宗白华、傅斯年、俞大维、毛子水、陈省身、杨钟健、贝时璋、羅家伦、冯至、季羡林等，专业众多，后来多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的知识精英。他们的努力，使得德国的人文学科更多地向中国传播，中国的学术也开始进入了世界性的学术语境。 1931年，留德学者郑寿麟发起在北平成立了德国研究会。这是一个旨在增进中国学人对德国文化了解并促进深入研究的学术机构。1935年5月，改名为中德学会（Deutschland Institut）。学会的董事都是当时中国学术界、教育界的泰斗和外交界的耆宿。杨丙辰和德国汉学家卫德明被推举为中德学会的常务秘书。两位热心会务，使中德学会在不长的时间内即初具规模，取得不少成绩。会址也从原来北平图书馆内的小房间迁至东城新址，设办公室及阅览室，每周两次接待各校学生咨询，前来阅览德文书籍、报纸、杂志的人士也颇为踊跃。
中德学会于1938年出版《研究与进步》杂志，编辑为杨丙辰和董敦。1939年改为《中德学志》，至1944年共出六卷，杨丙辰一直是杂志五人编委会中三位中方编委之一。学会主持出版“中德文化丛刊”二十一种，杨丙辰翻译了黎耳（里尔）的《论德国的民族性》、魏特的《汤若望传》、歌德的《亲和力》和《歌德短篇小说集》以及《赫贝尔短篇小说集》。“中德学会特刊”“辅助德语教材刊本”和“中德对照丛刊”等系列中，又有杨丙辰译或校的《诗人伦慈》和《今日德国教育》等。
1937年，年轻的德国汉学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1912-2007）从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即到北平，供职中德学会，先后任学会秘书、总干事和《中德学志》编辑部主任等职。他和杨丙辰在沦陷的北平共事多年，晚年的回忆录《为中国着迷》中说到与杨丙辰并不融洽的相处中曾有的误会与争执，但对这位中德学会的元老仍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杨丙辰的译著尚有毫布陀曼（霍普特曼）的《火焰》和《獭皮》、莱辛的《军人之福》、谠恩的《费德里克小姐》等。释勒（席勒）的《强盗》的最早中文译本出自杨丙辰之手。他还是中国开拓歌德研究的先行者。20世纪20年代开始至40年代末，当时京沪两地几十家文学、哲学、科学期刊，如《京报副刊》《莽原》《未名》《哲学评论》《清华周刊》《文学》《文学季刊》《辅仁文苑》以及《风雨谈》《读书杂志》《科学时报》等，都有杨丙辰的译著发表。
杨丙辰直言无忌，口无遮拦。
徐志摩死后，徐的朋友们异常悲痛。杨丙辰却在《大公报》的《文学》副刊上，刊出《大诗人——天才——徐志摩——和他的朋友们》，说徐志摩的诗不如人：“精神萎靡不振”“气势散漫无归”“意旨晦涩难明”。认为徐只有大诗人的浮光，而无大诗人的实质。志摩的朋友们愤愤不平，连他的学生季羡林也不满意：“杨丙辰先生骂徐纯是个人的偏见——也可以说是谬见，他并不能了解徐。我承认，最少徐在中国新诗的过程上的功绩是不可泯的。”
杨丙辰曾就郭沫若译文中对三个德文字中一个字的翻译，写了《狂飙与突进》辯明。洋洋万字从德文字的来源和所代表的文艺状况的来历，详加考证。他说，（郭沫若）“这个错误到如今已经有了十余年的久长，而在我国译著界不但无人为他改正，反而有人照样引用，不觉其非，这真不能说是我们文坛上的光彩事哩！”
“七七”事变之后，杨丙辰没有随学校内迁，滞留北平。日伪统治下，他“宁愿赋闲，不往北大教书”，家乡南阳的报纸还对此做过报道。（李蕤：《未死的北平》，1942年5月16日《前锋报》）但他与周作人交谊甚好，1944年竟然作为华北作家的代表，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迷失而不自知，为他后来的坎坷命运埋下了伏笔。
李长之说：杨先生是一个书生，“他是内外如一的，他是直接的”，“他好像比一般人缺少什么似的，他看不出人的诡诈，邪恶，他总信任人太好”。“他也没有兴趣，去做一个运用手腕的人。他的心太好，他有的是正义，正气，可是他不耐烦。也不能够应付恶人”。“杨先生是这个鬼魅世界上的失败者。”（《杨丙辰先生论》）
20世纪80年代初期，杨丙辰这个名字在学界悄没声息三十多年之后，第一次出现在报端杂志。
张中行的《负暄琐话》写30年代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旧人旧事。章太炎、黄晦闻、马幼渔、马一浮、邓之诚、熊十力、马叙伦、胡适、周作人、刘半农、朱自清、顾羡季等文化名人，一一在他笔下出现，犹如今世之《世说新语》。《杨丙辰》一篇，张中行回忆自己负笈北大时的这位德语老师：“他身材中等，偏于粗壮，面红黑，永远穿一件其中像是还可以装许多东西的深色长袍。看外表，有些像河朔的乡下佬，但又不全像，因为面上多一些沉思气。如果引用小说中的人物相比，那就近于《儒林外史》的马二先生，但也不全像，因为举止少一些拘谨气。”张中行称赞杨丙辰“爽直诚实”。又说，“他资格老，大家都尊重他；但又觉得他迂阔，简直呆头呆脑，惹人发笑。”
1992年，《河南文史资料》刊载了邢汉三的《忆杨丙辰博士》。邢是杨的老乡和学生。40年代在北平，两人时常往来，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彼此引为知己。1958年，分别多年后在北京重逢。他称道杨丙辰“一生不嗜烟酒，无任何不良嗜好。”“家中日常生活相当节俭，常以节约所得资助亲友及穷苦学生。”
两篇文章披露了几段史料。
杨丙辰参加过复兴社。“1935年，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派专使到北平，邀请杨丙辰到开封接任河南大学校长，意在借助杨的力量，在河南大学师生中发展复兴社组织。”杨丙辰到校后，看到校内派系复杂，斗争尖锐，不到半年即返回北平。（《忆杨丙辰博士》）
张中行听一位李君说，“杨丙辰还是那样不通人情世故，解放战争就要胜利了，他的同乡某人拉他加入什么党派，他觉得无所谓，答应了。”（《杨丙辰》）
1949年，处在历史十字路口的杨丙辰毅然做出了自己的抉择：归依新政权，留下来迎接解放，后来的处境却沦落不堪。
杨丙辰丢了北大、清华的教职，年近花甲尚需为生存奔波。张中行曾遇见他，问他的境遇，没有固定职业，靠翻译点德文，一个月收入几十元，勉强度日。（《杨丙辰》）邢文记述较详：“1949年北平解放，军管会权衡杨过去历史，决定给予管制生产处分，让他仍住马圈胡同九号私宅，翻译政府指定的德文书籍，按稿付酬，作为他的生活费。在北京市区内，允许他自由行动，如欲出北京市区，须申请主管部门许可。此后他日与纸笔书籍为伍，很少外出。”“1955年，北京市人民政府认为杨在被管制期间遵纪守法，决定撤销对杨的管制处分，恢复他的自由。”“1966年‘文革’初期，杨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的称号受到多次揪斗，因年老体弱，经不起长期折磨，悲愤成疾，又怠于治疗，卒以不起，终年七十四岁”。（《忆杨丙辰博士》）
杨丙辰处境最困难的时期，李长之忘不了他的恩师。他“往往在刊发自己作品时多署一个笔名，以便偷偷接济年迈而无力糊口的老师。”（江枫译《不够知己》注）20世纪30年代，季羡林曾直言：“杨先生是十足的好人，但说他有思想则我不敢相信。”（《清华园日记》1932年8月24日）话虽如此说，他对老师也是感念的。60年代，当时已经是誉满海内外的北大教授季羡林，一天买条大鲤鱼，步行送到杨家。（蔡德贵：《季羡林先生临终前关注的八个问题》）
历史终成云烟。杨丙辰的为人为学，今日得到了中正公允的评价。
德语学者叶隽在《主体的迁变：从德国传教士到留德学人群》一书中指出，20世纪20年代初，杨丙辰应是德语学科的中心人物。他对德语学科的意义大致可概括为三端：“其一，教育建制的创立功勋”，“其二，学术/文学翻译的筚路蓝缕”，“其三，学术评论/研究的初步展开”。叶隽认为，杨丙辰对德国学术与文化的整体认知的不凡学养，对德国文学的古典时代的全面与宏观的把握，对德国当代文学的关注，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他对这位德语前辈从名标学林到无声凋落的悲剧“宿命”十分感慨：“历史演进的步履本就如巨人前行，难收覆水，纵然是比杨氏更气象宏通的大师级人物，在沧海桑田的历史面前，也免不了苍凉凄伤的命运，更何况率性而为、不善经营如杨氏？”叶隽强调：
像杨丙辰这样的人物，幸与不幸，都是现代中国进程里值得关注的一种现象。他们在历史的风尘中，随风飘零，虽非零落红尘，但真的是漫无依傍，他们没有那么高瞻远瞩的视野，也没有独到坚持的思想，他倒真的符合于“沉默的大多数”的形象，默默无闻，未曾有洪钟巨鼎般的闻达之声，但却曾用他的知识和努力同样参与了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与学术教育的建设过程。（《花自飘零风雨中——念杨丙辰先生》）
杨丙辰，一位我们应该铭记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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