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带来全球贸易、投资格局的调整，也让亚欧国家进入到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作为这一区域中增长最快的代表，中国此时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具有怎样的意义？中国经验，能为亚欧国家的经济转型升级贡献哪些智慧？穿越时空，不断延伸的丝路将靠什么撑起中国对外合作的共赢梦想？
　　近日，《财经界》记者专访了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肖金成。他指出，开放、合作、和平、发展是“一带一路”战略的主题，围绕这一主题，依托亚欧大陆桥与海上通道，中国将与沿线各国加大在资本、产业、技术等领域的开放与合作，走出一条互利共赢的共同发展之路。
　　不过，他同时强调，要促进国际区域互惠共赢的合作，仅仅依靠一个国际区域合作框架远远不够，迫切需要参与国之间建立起互信关系，以真正开放的心态拥抱未来各个层面的合作，未来十年，将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关键阶段。
　　这十年，也对中国对外开放的层次和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首个国际区域合作战略，国内各省市都应参与其中，不存在哪个省在里面、哪个省不在里面的问题。同时，当政府主导下的国际合作框架搭就，企业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应该积极参与，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积极参与，将推动国际区域合作进入更加稳固、互信融合的常态化发展阶段。
　　按照国家发改委的部署，宏观经济研究院进行了大量有针对性地研究，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也参加了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一带一路”从历史到现实的必要性、现状与问题以及现在需要突破的重点等内容。
　　“现在， ‘一带一路’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已进行实质性运作，通过3年时间，就可以把合作的框架初步搭建起来。”肖金成说。
　　全方位开放
　　《财经界》：中国已经实施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两大区域战略，为何还要推出“一带一路”构想，它们的意义有何不同？
　　肖金成：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中亚四国期间首次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同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东盟期间又提出了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
　　这两大构想构成了“一带一路”战略，相较于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两大国内区域战略，这是我国首次提出的国际区域合作战略。换言之，这是中国实现全方位开放的一个重要举措，区域合作范围也更加广阔。
　　当前，国际环境正发生重大变化，多哈回合谈判进展缓慢，以WTO为主的多边合作机制进一步遭到削弱，亟需建立国际区域合作新架构。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对外开放应开辟新的路径。梳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走过的路程，对外开放的层次已经得到明显提高，进出口贸易额在世界位居前列，不仅引进来，也已经走出去，名副其实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但也不可否认，从开放的对象来看，中国主要是面向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开放。以2013年为例，与欧盟、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加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的进出口额占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8%。
　　因此，如何突破中国对外开放的短板，实现与更多发展中国家在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和平发展，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按照“一带一路”战略的整体部署，在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将从东西两个方向拓展对外开放。向西将依托丝绸之路经济带，通过更多面向西部的中亚、西亚、欧洲国家以及与非洲的经贸合作，深化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向东将顺应贸易便利化、投资便利化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趋势，在面向亚太地区及西方发达国家与地区的开放上，通过参与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提升对外开放的层次与水平。
　　如何互补
　　《财经界》：除了开放的心态，合作的稳固前提是找到一个利益聚合点，您认为，在“一带一路”战略中，中国与沿线国家可在哪些方面形成需求互补？
　　肖金成：“一带一路”依托亚欧大陆桥与海上通道，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涵盖中亚、西亚、北非、南亚、东南亚、美洲和中东欧等国家和地区，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63%和29%。
　　这些国家与中国的经济互补性都很强。总体来看，在对外投资、自由贸易区建设，拓展海外市场、扩大能源资源进口、产能合作等方面都有深化经贸合作的需要。
　　具体层面上的合作则应各有侧重，如东南亚地区在农业、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以及电子商务等领域;中亚、西亚在提升基础设施和推进加工业发展上;南亚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铁）、扭转外贸逆差、工业园区建设等方面;非洲在产业发展、金融服务、减贫、医疗卫生、生态环保等领域，均有引进我国产业、技术、资金的需求，在推进本国基础设施建设、拓展对华贸易规模上有着较大的合作空间。
　　《财经界》：“一带一路”战略推出后，得到沿线国家的普遍认可，甚至还未进入真正的实施阶段就已经得到很多国家的欢迎。但也有来自国际上的质疑，比如您提到的产业合作，就有“中国转移过剩产能”的声音，您对此怎么看？
　　肖金成：先从产业合作看，认为中国产能过剩本身就是一种误解，事实上我国的产能并不过剩，也不落后。一国的产能不只是为了满足国内需求，而是包括国际需求。国际经验早已表明，产业合作的实质是出于结构调整的需要，是为了满足输入国的需求以使其加快工业化进程。去年年底，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产能合作第一次对话就确定了16个早期收获项目和63个前景项目清单，涉及钢铁、水泥、平板玻璃、能源、电力、矿业、化工等领域。不仅如此，哈方还提出希望在食品、轻纺、家具、建材、农业、旅游等领域开展产业合作。 　　不过，值得重视的是，国际合作中应平衡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发展工业必然会给环境带来一定的影响，中国在这方面已有深刻的教训，所以，在与沿线国家产业合作的过程中，不仅输出资本与产业，更要在输出先进技术与发展经验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
　　国内各省都是核心支点
　　《财经界》：今年3月份，政府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重点圈定了包括新疆、福建两个核心区在内的18个省。这样的划分是不是说我国其他省份就不需要参与了？
　　肖金成：这样的划分的确造成了一定的误解，被点到名的省份觉得受到重视，没点到的感觉受到冷落或被遗忘了。事实上，对于“一带一路”这样一个国际区域合作战略，需要各省的共同参与，此次之所以在《愿景与行动》中有这样一个区域划分，并不是说谁重要、谁不重要，而仅仅体现了一些省区的区位优势。
　　比如，新疆和八国接壤，尤其与中亚五国联系非常紧密，丝绸之路经济带从新疆出境，沿途有很多国际大通道，地理位置很重要，所以具有非常明显的区位优势。福建也是如此，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占据重要的地理位置，沿海港口很多，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对外贸易港。
　　因此，区位重要性决定了其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重要性。区位优势还体现在国际次区域合作（即相邻国家地区和地区之间，或是相邻国家的地区和相邻国家之间的合作）方面，新疆和中亚五国以及东北地区和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和朝鲜韩国外蒙的合作，云南、广西等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相邻地区的合作都属于这一范畴。
　　除了区位优势之外，非核心区其实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国际区域合作，与核心区几无差异。《愿景与行动》中已经明确指出未来合作的重点方向，如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农业及能源等相关产业的合作，以及促进投资与贸易的便利化等，这些合作内容与区位并没有太大关系。以产业合作为例，核心区的企业可以参与，非核心区省份的企业只要具备国际市场竞争力，同样也能通过“一带一路”这一国际合作架构扩大对外贸易。
　　其实，这也是“一带一路”的另一层含义，在国内开辟一个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过去，我们的国际合作主要在国家层面，地方层面开展得不是很充分，现在则把各个省份都纳入其中，让大家都成为推动对外开放的重要角色，共同承担起推动国际合作的重任。
　　《财经界》：过去，中国“走出去”不外乎到国外并购企业、收购矿山、搞资源性开发和工程承包等方式，那么，在“一带一路”这一新的国际区域合作架构中，我们需要如何创新合作模式？
　　肖金成：最重要的是要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未来，我们生产的产品不仅欧美国家需要，发展中国家更加需要，而从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看，他们普遍面临资本短缺的状况，目前已在筹建亚投行、设立了丝路基金，希望借此满足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存在巨大缺口的资本需求。比如修铁路，不应仅限于以前的劳务输出，更应该提供贷款和技术，帮他们搞设计和规划。也就是说，应由原来仅仅是劳务层面的合作，转向投资、技术、产业等全方位的合作。
　　此外，要尽快帮他们改善投资环境。现在，沿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受基础设施、人才、经验等因素所限，吸引外资的能力非常欠缺，而在这方面，中国也曾走过一段很艰难的路，才积累了一些颇有成效的经验。比如，通过建设特区、经济开发区和工业园区这样的载体来吸引外资，最终推动产业的发展与创新。
　　所以，借鉴中国建设开发区的经验，可以通过政府层面的沟通，先让我们的园区“走出去”，与沿线国家签订共建园区的合作协议，将来再通过贸易或其他方式进行补偿。这样的合作，不仅能帮助他们有足够的资金来改善投资环境，也会带动中国更多的企业“走出去”参与到园区的建设，在帮助沿线国家引进外资的同时，也大大降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
　　企业是未来合作的主体
　　《财经界》：就您目前所了解的信息，中国目前对于“一带一路”的实施进入什么阶段？中国企业什么时候可以大规模“走出去”？
　　肖金成：当前，大的国际合作框架已经搭就。截至目前，已有60多个国家参与发起筹建亚投行，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也已设立。
　　我个人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可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阶段。短期是指从今年起3年内，把国际合作的框架初步搭建起来，签订各个层面的合作协定，国家层面主导的如基础设施、园区建设等重大项目确定并开始实施，这其实也是一个准备和实施的过渡阶段。
　　中期是指2018-2025年，在这个阶段，国际合作框架已经搭建完成，国家层面的重大项目也已竣工完成，开始启动以企业为主体的全面合作。
　　2025年后则进入长期合作阶段，中国与沿线国家建立起更加稳固的互信关系，成为互助共赢的共同体。
　　从这个时间表上可以判断，短期和中期加起来十年时间，也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关键阶段，而当国家层面的合作完成以后，就是企业全面发力、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切入点。
　　《财经界》：作为推动“一带一路”的主体力量，企业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肖金成：企业走出去，一是要有雄厚的实力。因为国际舞台上高手如云，加上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没有足够的实力根本无法抵挡无处不在的投资风险;二是企业的产品能满足国际市场不同层次的需求，东亚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印度、巴基斯坦需要的产品一定具有不同的档次;三是要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量，不断增加商品自身的价值。过去，我国很多企业都处于产业链的末端，靠订单来生产，实际上是为别人代工，未来“走出去”的企业应体现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不过，还有一点值得强调，企业成为未来“一带一路”上的重要角色，并不是说政府可以完全放手。作为引导者，政府应尽可能优化国际合作环境，以降低企业“走出去”的风险，比如协助企业了解所投资国家的政策、法律;在金融上给予必要的支持;提高企业产品技术的研发能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