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得这个奖我很惶恐。我没有尽我最大的努力，因为眼睛、腿脚限制。我的工作大家协力做的居多。我今天能够获得国家如此大奖，我觉得我只能尽有生之力，把后面的同志能带多少带多少，带到科学研究的正路上去。”
　　 ——吴征镒
　　
　　2008年1月8日，我国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获得了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患有严重眼疾、耳背、腿脚不便……92岁的吴征镒因身体原因，几乎已经足不出户。获奖后，淡泊名利的他婉拒了很多媒体的采访。
　　吴征镒，我国著名植物分类学、植物区系地理学、植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植物资源研究的权威学者，在从事植物学研究的70年生涯中，为现代植物学在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植物学走向世界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吴征镒用科研成果告诉我们，中国的高等植物到底有多少种，正是这位可敬的植物学家与同仁的努力，改变了中国植物由外国学者命名的历史；在这几十年中，他为了弄清中国种子植物组成的来龙去脉，揭示了中国植物的分布规律及其在世界植物区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是中国植物学家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他与其他科学家一起发起了在中国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倡议；他被同行称为“植物电脑”；他60岁时两次进西藏考察，80岁时还到台湾考察植物，如今，92岁的他仍在承担着《中华大典·生物学典》的编撰工作。
　　1955年，他是最年轻的学部委员，现在，他是最年长的中科院院士。
　　
　　绿色之缘：最爱做的事是按图索“草”，看图识“树”
　　
　　“出生于九江、长于扬州、成人于北京、立业于昆明”，时空变迁，不变的是吴征镒对一草一木的那份钟爱。
　　吴征镒对植物的痴迷，始于儿时家中的后花园。1916年，吴征镒出生于江西九江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小时候，他常常一个人在家里的大花园内玩耍，当时便被园中各种各样他尚不知名的花草树木深深地吸引住了。进花园门右拐，就是一片孟宗竹林，每到春天雨后，他就在竹林里看春笋，从刚露尖头到拔节放箨簌簌有声，也就半天的工夫，已经长得和他一样高了，这让他感到很惊奇。
　　吴征镒小学读的是家塾，那时的他已熟读四书五经。读书让他大开眼界，他觉得书里的世界比外面的世界更远、更好。
　　上初中时，吴征镒最喜欢的是自然课。生物老师讲第一堂课时，拿着一种紫红色的小花，教他们认知其茎、花瓣和花蕊等等，于是他对植物有了初步的认识和兴趣。
　　孩提的十几年间，吴征镒读的是清代吴其浚写的《植物名实图考》和日本的一些普及植物知识的图鉴，他采取了“看图识物”的办法，采集了100多份标本，按图索“草”，看图识“树”开始认识植物。
　　上高中时，他的生物教员为了鼓励他热爱植物的热情，专门为他采集的标本办了一个展览。1933年，17岁的吴征镒考取了清华大学生物系，正式开始了他的植物学生涯。
　　抗日战争开始后，他随校南迁至昆明，之后长期在西南联大任助教，这期间，他根据所能收集到的模式标本照片、植物学文献，写成近3万张植物卡片。
　　1958年，吴征镒怀着对云南这个“植物王国”的向往和热爱，又举家从北京迁至昆明。他的这一举动得到了中科院领导的首肯。从此，吴征镒扎根在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开始了“立志立题、殚精竭虑、上下求索”的科研生涯。
　　当时，许多人不理解他的这一做法，有人认为他可以走另外一条仕进之途，因为他是经历过学生运动的共产党员，解放初期任北京市军管会高等教育处副处长，担任过中科院机关党支部首任书记，后又一直担任中科院植物所副所长，完全可以担任更重要的管理职务。但是，吴征镒选择的仍然是他从年轻时代就选定了的专业科研之路，他专注热望的依然是植物学。
　　
　　


　　钟情植物：一生只做一件事情
　　
　　吴征镒一生与草木结缘，在中国植物学家中，吴征镒是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发表和参与发表的植物新分类群（新种和新属）达1766个。他的学术生涯也被认为是现代植物学在中国本土化和中国植物学走向世界的一个缩影。
　　历时45年编纂完成的鸿篇巨制《中国植物志》80卷126册，是三代植物学家集体工作的结晶，其中有2/3的卷册是由吴征镒1987年担任主编后最终完成的。
　　学术界曾普遍公认，吴征镒对中国植物学界的贡献有三个方面：一是基本摸清了中国植物的家底；二是阐述了中国植物的来龙去脉；三是回答了中国植物资源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理论问题并用于指导实践。即使是植物学的门外汉，单想想我国的基本国情——地大物博，就可以掂出这三大贡献的分量了。
　　中国植物到底有多少种？80卷126册的《中国植物志》给出了明确答案：301科，3409属，31155种植物。《中国植物志》的编撰是高等植物多样性研究的基础性科学工程，是目前世界上已出版的植物志中种类最多的一部，而吴征镒完成了全套约2/3的编研任务。吴征镒于1938年至1947年间，经过野外考察、模式标本照片和对文献的比较研究，所完成的一套3万多张的中国植物卡片，成为《中国植物志》编著中最基础、最重要的材料之一。此外，他还积极推动了国际合作，其英文和修订版《Flora of China》的出版在国际植物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大大提高了我国植物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
　　关于中国植物的来龙去脉问题。吴征镒通过对当时中国种子植物已知约3300属的分布格局的研究，创造性地将其划分为15个分布区类型和31个变型，结合大陆漂移学说，在进化的背景下，分析了每种分布区类型形成发展的过程和历史渊源，揭示了中国植物的分布规律和中国植物在世界植物区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他首次提出：“在中国植物区系和东南亚植物，特别是印度支那半岛植物区系之间，有较长的和更相似的历史背景，在北纬20°～40°之间的中国西部、西南部和印度支那地区，最富于特有的古老科属。这些从第三纪古热带植物区系传下来的成分，可能是东亚植物区系的核心，而这一地区正是这一区系的摇篮，也许甚至是北美和欧洲植物区系的发源地。”后来，许多研究不断证明了吴征镒这一论点的正确性。
　　在此基础上，吴征镒首次提出了世界种子植物科分布区类型的划分方案，将其划分为18个大的分布区类型。这是世界上至今为止对植物分布现象和规律最为全面和完整的分析，显示了中国植物区系地理学派的研究特色。1956年，吴征镒和钱崇澍、陈昌笃在区系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植被分区”理论，该原创性的区划，成为后来全国综合自然区划、农林区划和国土整治的重要科学基础。
　　研究植物的最终目的是保护和利用植物资源，保护和利用却又是一对很容易矛盾的概念。吴征镒在科研实践过程中，突出了“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科学理念。1956年，吴征镒便前瞻性、战略性地向国家提出在云南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建议。截至2006年底，全国共建立各种类型、不同级别的自然保护区2395个。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对于保护我国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1983～1988年，吴征镒组织了3个研究所的力量集体编著出版了《新华本草纲要》(上、中、下册)，计2278页，含植物药(由菌藻至种子植物)约6000种。此专著的特点是按近代植物分类系统中的科排列中草药，每个重要科前均有总论，叙述和讨论全科药用植物种类、成分、疗效三者及其相互关系，该专著获1993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吴征镒从1979年开始陆续发表的《中国植物区系的分区问题》等多篇论文，进一步丰富了上述学术思想。他把植物区系的地理成分和发生成分联系起来，把连续分布和间继分布视为一个统一体，其见解之新颖，再一次引起了国内外植物学界的重视。
　　


　　1983年，吴征镒发表了题为《太平洋洲际间断分布的意义》(英文)的重要论文，并与王荷生合作完成了《中国自然地理——植物地理》(上册)，深入地论证和阐述了自己的学术创见。他认为，中生代以前的世界还是一块完整的大陆，以后古地中海海底扩张，大陆分成了两部分，即古南大陆和古北大陆。地壳造山运动将位于古北大陆的云南和西藏抬起，形成现在的滇藏高原。因此，中国植物区系中有三大成分，即古南大陆区系、古北大陆区系和古地中海区系。而中国西南部是这些区系成分发生和发展的关键地区。
　　其后，吴征镒又把地理成分和发生成分的研究联系起来，对青藏高原地区历次考察的资料进行分析论证，充实了中国植物区系的研究。他认为：“以云南为主的我国西南地区，可能是古北大陆、古南大陆和古地中海三大区系的交汇点。青藏高原植物区系虽具有过渡于泛北极、印度马来、东亚三者之间的性质，但有其独立发展的较年轻的历史和相当数量的特征属种，这是在高原强烈隆起、植物寒旱化过程中发生的。”
　　这些论点让植物地理成分和区系发生成分珠联璧合，从植物分类——植物地理——植物资源学的结合点上，创立了一整套新研究体系。这一工作为国内外植物学界所瞩目，对中国植物区系的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橡胶曾是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封锁禁运的重点物资。根据国家需求，受周恩来总理的重托，吴征镒多次率队深入云南南部实地考察，和罗宗洛、李庆逵院士等一起，从植物地理学、植物生理学和土壤学等角度解决了我国大面积种植橡胶的技术问题，为在北回归线以北山地开辟橡胶宜林区提供了可行性依据，为满足当时国家的战略需求做出了重大贡献，如今海南和西双版纳已经成为我国的橡胶基地并成为区域经济的重要支柱。
　　
　　“植物电脑”：中国植物的“活词典”
　　
　　吴征镒被中外同行誉为中国植物的“活词典”。同事和身边的学生、助手都形容他博闻强记、博古通今。编《中国植物志》时，他脑子里记得文献的出处，在手稿里写个人名注上年代，助手去查对应文献时，往往一丝不差。
　　即使是在80多岁高龄的时候，以“吴征镒”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和著作，都是由他亲自执笔，对此吴征镒丝毫不含糊。论著的编辑和梳理工作，一般由他的学生承担。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李德铢是吴老培养的第一批博士，李德铢对老师自是钦佩有加，“吴老师的字非常小，他的一页字的容量往往能顶我们三四页的容量，我们编辑的时候，有不懂的地方就去请教吴先生，随便一个植物名词的索引书名、作者、年代，他都会记得非常清楚、准确。包括大多数植物的拉丁名字，吴老师都能很轻松地就能写出来。”
　　有人会问，这种超人的记忆力和洞察力是天生的吗？在昆明标本馆的资料室里，人们找到了答案。在标本馆馆长彭华的引领下，来访者看到了吴征镒1938年至1947年3万多张卡片中的一部分。随便拿出一张，前面是标本照片或图示，背面密密麻麻写着该植物的基本资料。吴征镒的字的确很小，英文字母个个小如喜蛛。正是这些植物身份证为日后的《中国植物志》的编写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这3万余张卡片，都是吴征镒10年间在标本馆对照文献资料、标本照片，结合野外经验，边考察、边记录、边整理的结果。时至今日，研究所的学生们要想查查资料，依然会用到这些卡片。
　　为此，他被中外同行誉为中国植物的“活词典”、“植物电脑”。以下几个小故事让人惊讶：
　　在前联邦德国参加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坐在高速行驶的汽车上，他能一眼就辨认出路旁的植物。只有细微区别的，也能分辨出来。当地的专家们惊叹道，这种奇迹般的观察力，若不是他在植物分类学上的坚实功底，简直是不可思议。
　　在日本广岛等大大小小的自然保护区，同行们惊奇地发现，这位第一次到日本的中国学者，居然能把大部分植物辨认出来。他们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当时有人问吴征镒，他笑着说，有95%是因为看文献，另外的5%是根据分类学的基础理论推断出来的。
　　在“文革”中，他凭记忆完成的著作听来让人动容。“文革”期间，那时他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力，去了昆明郊区黑龙潭参加劳动，白天，他在锄地时记下看到的各种植物，晚上回来后就悄悄地写出来，进行归类。就这样完成了9万字的《昆明黑龙潭地区田间杂草名录》。
　　当时，各种科研著作的出版几乎停止，但“赤脚医生”使用的中草药小册子还有出售。他偶然得到一本后，就请同志们帮他收集其他中草药的小册子，就这样，在“劳动改造”的那几年里，他一边摘抄小册子上的内容，一边凭着惊人的记忆力，把新中国的中药、草药五千多种，按低等向高等的演化次序编出了详细的目录。
　　


　　在编写《新华本草纲要》目录时，吴征镒把植物名称和中草药名称统一起来，并把它们与古代医书及植物学有关书籍中的记载联系起来进行考证。在考证中，他发现了很多名不见经传、或在经传中已经失传的中草药植物，当时没有条件去查资料、查书籍、对标本，他就凭记忆先写下来。令人惊讶的是，他凭着记忆考证、记录的这些中草药，日后有条件时查对，竟很少有错误。
　　1983年，吴征镒到英国考察，来到大英博物馆。英国人安排请中国植物学家鉴定清朝时期驻华的英国大使在中国采集的一些至今未能鉴定的标本。
　　吴征镒用放大镜认真观察了标本，然后用流利的英语说出了每一种植物的拉丁学名，它们的科、属、种、地理分布、曾经记录过的文献、资源开发的意义等等。他对植物研究的精深和超群的记忆力，令英国人赞叹不已。
　　“原本山川，极命草木”，这句古话说的是要尽力探索草木的本源。吴征镒曾亲笔书写了这八个字，刻在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球场边的一块石头上。他经常对一些年轻学者讲述这八个字的意义，这也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从懵懂孩童到耄耋老者，吴征镒一辈子沉浸在他钟爱的植物学研究中，践行着“极命草木”的精神。
　　
　　“摔跤冠军”：真正“沉在下面”做学问的科学家
　　
　　如果世界上有人能说出每一种植物的名字、了解每一种植物的习性，那么吴征镒一定是其中一个。
　　如果世界上有人能听懂每一种植物的“语言”、理解每一种植物的“情感”，吴征镒也是其中一个。
　　与很多科学研究一样，植物学研究离不开野外考察。吴征镒以花甲之龄，仍一次次到西藏、新疆等地考察，喜马拉雅山的雪峰上留下了他的足迹。吴征镒曾于1975年间两次进藏，前后行程两万多公里，由于条件艰苦，在高原缺氧的气候下，他的健康受到了严重损坏，牙齿从西藏回来后完全变松了。组织安排他到青岛疗养，但一个月的疗养结束后，他却背回了两本厚厚的笔记——《西藏植物名录》和《西藏地名录》。随后，他在3年时间里又完成了《西藏植物志》的主编工作。
　　吴征镒在野外考察的时候，不看天、不看山、不看景，一路上就喜欢低着头观察植物，“只顾眼前不顾脚下”，一不留神成了植物学界的“摔跤大王”，这是因为吴征镒长了一双平脚板，走路不稳，经常会摔跟头。
　　“于是，大家给他送了个雅号叫‘摔跤冠军’。不过此摔跤非体育运动的摔跤。吴老对此满不在乎，因为摔跤还给他带来过意外收获。”昆明植物所原所长周俊院士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在文山考察，吴征镒在密林中摔了一跤，当他坐在地上的时候发现了一棵白色寄生植物，仔细一看就认出是“锡杖兰”，这是中国植物分布的新记录。
　　和吴征镒一起工作过的人都说，吴老是真正“沉在下面”做学问的科学家。他经常告诫年轻人不要总是“浮在上面”，要踏踏实实做学问。直到耄耋之年，吴征镒仍在关注着我国植物学研究的动态，与国内外有关植物学家保持着密切联系，经常与身边的助手、学生交流信息。
　　


　　1995年起，杨云珊开始担任吴老的秘书，至今已经13年了，在吴征镒眼中杨云珊就是自己的亲孙女。在杨云珊心里，吴老就是一位谦和、博学的长者，他脾气不是一般的好，从没看过他发一次脾气。她经常对来访者说，不管是家人或者学生有不对的地方，吴老从来不会大声责怪，每回都是轻声细语讲道理。
　　吴老一生坚持学习，80岁时他每日花在植物学研究上的时间不少于8小时。因为夜以继日地钻研，用眼过度导致他视力过早下降，从2000年起就基本看不清书本上的字。直至医生多次警告如果他再这样过度用眼，眼睛可能会失明，这时他才稍微注意了一些。
　　这一年多来，吴老的眼睛不行了，人站在他面前，也看不清五官。耳朵背，行动不便，但他仍坚持每天3个小时看书。但书上的字已经看不清了，必须得放大到3号字体，而且要加粗加黑。
　　吴老72岁时，因胆结石诱发急性胰腺炎，73岁那年又做了“摘胆”手术。他的生命是从死神的手里抢回来的，但他很乐观，戏称自己是“无胆英雄”。
　　按照每天的安排，吴老上午10点要准时喝酸奶，但是他却常常“不守时”，一进书房就舍不得离开，那废寝忘食的程度让家人和秘书不放心。无奈之下，每天到了喝酸奶的时间，只要他“不自觉”，他的家人和秘书就会守在旁边进行“监督”。
　　2007年1月,91岁高龄的吴老接受了中华大典主编任继愈的委托,担任起国家编纂的《中华大典·生物学典》的主编,并且兼任《植物学分典》主编。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副所长孙航说,当时吴老的眼疾已经很严重了,家人反对,但是他却坚定地说,“这件事我不做,谁来做?”的确,编纂这部传世大典,离不开吴老。由于编撰大典要在上万本古籍中寻找与生物学有关的资料,吴老凭借数十年的积累列出了1300多种有价值的参考书目。他还凭惊人的记忆力,对史籍中提到的各种植物进行正本清源,并一一标注了拉丁文学名。
　　半个多世纪以来，吴征镒获奖无数。他曾获得国家级一等奖、二等奖6项（其中国家发明一等奖1项），院、省级一、二等奖8项。1995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会“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996年获得求是基金会“杰出科技成就团体奖”；1999年获得“考斯莫斯国际奖”；2001年获得云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2003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会“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他还在世界赢得了广泛声誉。美国科学院院士Peter H. Raven说他是“世界上最杰出的植物学家之一，对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植物有着广博知识的真正学者”，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小渊惠三称赞他：“是中国著名植物学家，长期致力于植物物种多样性的研究，致力于敏锐的审视人类活动的植物的影响。通过这方面的工作，他取得了造福人类社会的辉煌成就。”
　　然而，吴老却“业磅礴，人淡泊”。在他所著的《九十自述》中这样写道：“我信奉的人生格言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我母亲家的堂名‘五之堂’的由来，是‘大学’中的一句儒家的话。我认为做科学研究必须经历三个境界：一是立志立题，确立科研思路；二是殚精竭虑，百折不挠；三是上下求索，终有所得。我就是在个人的志趣和应用相结合中走到了今天。”
　　


　　2004年吴征镒将自己在2003年度所获香港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奖金中的40万元人民币，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三代奖学金”，奖励基础学科方面学习成绩优秀的在校本科生或研究生。他坦言“我的能力有限，人生不过几十年，诸位还要获得比我们更长的时间，取得更大的成就。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一定要在比我们还要艰难的路上去攀登，我愿意提供肩膀做垫脚石。”
　　在获悉吴征镒荣获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他的出生地九江市470万人民为他骄傲不已。吴征镒的祖父曾任江西浔阳道尹，一百年来，吴家以“两进士，三院士，四人杰”饮誉海内外。吴老曾多次说过自己出生于江西九江，表达了浓浓的思乡之情。解放后也曾多次回到九江，并在庐山参加学术会议。尽管因为工作繁忙，吴老最近几十年一直未回九江，但九江作为出生地，在他心中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杨秘书表示，92岁的吴老也很想再回江西走一走，看一看，重温一遍年轻时的记忆，可是因为身体原因，这个心愿恐怕很难完成了，但吴老的心里永远会记得江西的父老乡亲和九江那片青山绿水。○
　　
　　责任编辑 梅 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