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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之源
回朔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战争从来没有所谓的偶然
野火狼烟祸患起，寰球兵戈倭寇残，侵我河山，生灵涂炭。干城焦土干城骨，一寸前沿一寸血。家国恨，共抗法西斯，齐心结。
法西斯，一个人类文明曾经的梦魇。战争，一段全世界人民惨痛的记忆。
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单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拉开了世界反西斯战争的序幕。14年艰苦抗战，3500万军民伤亡，1000多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的间接经济损失，歼灭日军150多万人。中国的持久抗战，牵制和消耗日本的大量军力，打破了德日意法西斯意图瓜分世界的图谋，有力支援和协同配合了世界各国的反法西斯战争，推动了世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
今天，我们纪念和平，今天，我们也要铭记战争的罪恶之源，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1921年10月27日这一天，四个日本军人在德国巴登巴登的温泉浴室里，密谋着一件他们认为可以改变世界的大事。他们分别是日本驻俄国使馆武官永田铁山、驻瑞士使馆武官小烟敏四郎，以及参谋本部外派部员冈村宁次。这三位的学弟，日本陆军大学第27期毕业生东条英机。这位未来的日本首相，甲级战犯，这时候正在浴室的门口把门，因为这三位正在进行一次密谈，这次谈话关系到未来日本的国家命运。就在这一天，几个人达成了一个共识，对内要共同打破藩阀独大的局面，实现国家军事力量的现代化。对外要解决满蒙问题，所谓满蒙，指的是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这几个人在这一天谈出的结果，就是后来被称作现代日本军国主义真正宣言书的“巴登巴登密约”。根据冈村宁次后来的日志记载，“巴登巴登密约”的主要内容是：日本应该实行“军主政从”，确立军部的政治支配地位，换句话说，就是由军部来控制国家政权，推行他们的法西斯政策。所以它被认为是日本军队法西斯运动的起点。这个日本赖以发动侵略战争的军阀集团，后人把他称为昭和军阀集团。在日本近代史上，巴登巴登集团之所以占有那么重要的地位，全都是因为在他们的背后有天皇在挺他。
1919年3月，墨索里尼在米兰建立了“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党”，也就是在同一年，希特勒加入“德意志工人党”，在党内推行“德国法西斯主义”，即后来的“纳粹主义”。不管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还是德国纳粹主义，二者同样鼓吹种族优劣、武力强权、国家领袖意志至上，对内实行极端专制的恐怖统治，对外狂热地进行侵略扩张。而在日本，鼓吹和推行法西斯主义的主要是日本军部，更具有军事专制独裁色彩，所以被称为“日本军国主义”，而且，他们把天皇奉为“人间之神”，所以日本军国主义比德意法西斯主义更具有“迷信狂热”和“封建色彩”。1921年11月，裕仁顶替病重的大正天皇，当上了摄政王。1922年新年刚过，裕仁就在皇宫的东侧的宫廷气象台，开设了“大学寮”。他聚集了一批少壮派军官给他们讲大和民族主义、大亚细亚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
在这讲授这些课程的老师就是在当时被称作“日本法西斯精神领袖”的大川周明！他用的教材就是《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日本的太阳旗，应当成为全人类的阳光。”在这部大纲里，作者北一辉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立场来看待中国的“排日运动”，并且他开始把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法西斯思想结合在一起。1922年，由日本皇室出版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日本皇宫的大学寮，北一辉疯狂鼓吹的“国土狭小的国家，对外扩张合理”。这样的侵略理论和他的法西斯政纲不久在日本遭遇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之后，很快就派上了用场。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明治天皇即位不久，便提出了对外侵略扩张的所谓“大陆政策”，明确规定了对外扩张的五个步骤：第一步，首先征服中国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第三步，征服满蒙地区，也就是中国东北和蒙古；第四步征服中国内地；第五步，征服整个世界。
1927年，在戒备森严的外务省官邸，一个自日本建国以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专门研究对华政策战略的“东方会议”开场了冲心议题重点围绕在所谓的“满蒙政策”，也就是如何解决满蒙问题。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起草了一份直呈天皇的秘密奏章《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这就是后来那份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田中义一在这份奏章里，全面地阐述了日本对华政策的计划和步骤。这份奏折把日本侵华，乃至日本侵吞整个亚洲以及世界规划得那么的具体那么的详细。而且，在《时事月报》公布了《田中奏折》不到两年，日本就发动了侵华战争，而且在其后的侵略战争中，它的方向、步骤、过程与《田中奏折》几乎完全吻合。此时的日本，其实已经不在意国际舆论怎么看它，它料定，国际社会除了口头上的“正义”，不会对国力越来越强的日本有任何实质性的惩罚。日本侵吞中国的野心是不可逆转的，需要的只是借口。
1928年6月4日，沈阳城外皇姑屯方向一声巨响，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的列车，被日本关东军炸为两截。暗地策划、炮制了皇姑屯事件的就是河本大作，关东军高级参谋，大佐军衔。自皇姑屯事件以后，日本国内由军方，甚至军方的个别人左右的国内政治事件，就不断地发生。“下克上”成了日本政治军事领域的常态，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为了侵略扩张，军队可以无法无天，完全凌驾于政府之上，这就是军国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之一）。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用这种扭曲的体制，获得了随意行动的特权。
皇姑屯事件后的第二年，经济危机席卷世界，日本脆弱的经济结构根本无力对抗，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对外贸易锐减，中小型企业大批倒闭，失业人数激增。日本国内矛盾日益尖锐，工人运动、农民斗争不断爆发，日本统治者没有振作经济的锦囊妙计，本能地想到通过战争来转移危机、刺激经济。当战争成为国策时，关东军处心积虑的准备，终于派上用场。此时的中国，已经被视为可以任意宰割的羔羊，日本忍不住口水，放不下屠刀。日本也注意到了中国人的自强历程，也发现睡狮在觉醒，所以他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那就是晚打不如早打，要趁着中国羽翼还不丰满时就打，打断中国的民族复兴历程，打断中国人的精神脊梁。 1931年9月，北温带秋高气爽，这是甲午战争以来，中日最后一个和平的秋天。
该来的一定会来，中国即将承受14年的民族苦难。
苦难之后，这个民族会升起，而制造苦难的人，终将坠入深渊。
两个民族，在1931年9月18日这一天，踏上了两种命运的起点。
暗夜星火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最黑暗时期点燃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希望火种
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日本关东军按照预定计划，以42包小型黄色炸药，炸毁了距东北军驻地北大营较近的柳条湖南满铁路一段路轨，并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后，日军以爆炸声为信号，分别进攻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和沈阳城。到9月19日凌晨，日军完全占领了北大营。到9月19日6时30分，日军仅用了5个多小时，便占领了沈阳城。这就是日本武装侵华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蒋介石正在“督剿”中央红军的途中，他喋喋不休地大声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才能御侮”。因为他认定“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蒋介石的“安内”，主要是他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还有就是国民党党内军内的异己势力，“攘外”主要是对付日本，但是，在全国还没有统一之前对日本主要是谋求妥协。英、美、法这些国家对日本采取了绥靖政策，这就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越来越嚣张，使得中国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独自抵抗日本的侵略。
九一八事变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已经诞生10年，虽然还没有完全成熟，却已经经过了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风雷历练。《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这是处在地下状态的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依然血雨腥风时发出的第一个抗日宣言。传单在东北各地秘密传阅，火种在东北汉子们胸膛里燃烧。宣言揭露了九一八事变的真相：“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
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号召中国工农劳苦民众，一致动员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陆海空军滚出中国！
中共地下党紧急会议上，罗登贤代表中共满洲省委做出了一个重要举措，那就是抽调有力干部到农村去，除原就在东北义勇军工作的周保中、李延禄、李兆麟等人以外，还相继派出省委军委书记杨林、杨靖宇到南满，军委书记赵尚志到巴彦，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到东满，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到汤原，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们成为威震敌胆的抗日英雄。
九一八事变以后，没有撤走的东北军部分官兵和东北的老百姓自发地组成了各种名号的抗日武装，这些抗日力量被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
中国东三省的抗日志士是一群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中国人，他们在拿起大刀或长枪的那一天，就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了东三省的土地。他们呼啸山林，在一片又一片雪原上奔袭；他们四处出击，袭击日伪据点；他们没有给养供应，没有弹药支援，没有衣被御寒，没有药品疗伤，兵力兵器和关东军相比都处于绝对劣势，但他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中国的土地，要靠中国的血来捍卫，只要还有一个中国人在抵抗，这个民族就没有被征服！
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八女投江——抗日联军的八位女战士被关东军包围，她们砸碎枪支，手挽手走进冰冷的乌斯混河去，宁可葬身波涛，也不向侵略者低头。其中年龄最大者二十三岁，最小的年仅十三岁。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杨靖宇——这位抗联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冰天雪地之中，四面合围之下，共产党员杨靖宇身陷重围，孤身力战，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赵一曼——这位女共产党人、巾帼英雄，因战斗负伤被捕，在法西斯的酷刑之下坚贞不屈。
1932年1月28日23点30分，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指挥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向驻守在闸北的中国第19路军第156旅发动袭击，第19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抵抗，震惊中外的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然而，日本海军陆战队没有想到，九一八事变没有在上海重演，坚决抵抗的中国军队令日军举步维艰。
事实证明，只要中国人愿意拼命，日军就得赔上性命，而中国人不缺乏拼的勇气，但日本却没有足够的命来奉陪，单是一个小小的凇沪之战，日军就打得如此地吃力，就更不用说要征服淞沪背后辽阔的国土和四万万中国人！
淞沪硝烟未散，华北狼烟又起。1932年2月，日本完成对中国东北三省的占领，按照其既定国策，又将侵略矛头指向华北。中国军队在长城各主要关口与日军展开激烈的争夺，特别是在喜峰口、罗文峪战斗中，中国第二十九军主力与日军第十四混成旅激战数日，双方来回拉锯，一场又一场的肉搏战竟使日军的飞机和火炮无法发挥威力。
日本侵略军迷信他们先进的武器装备，迷信他们的武士道精神，他们狭隘的岛国思维，根本不懂一个伟大民族的胸怀，不了解中国人在苦难中进发力量的传统，不了解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的古老格言。
1935年下半年，随着侵华日军制造华北事变的步伐加快，华北的局势在急剧地恶化，北平城内一片人心惶惶，政府的达官贵人忙着携带家眷逃跑，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也开始往南运，各个大学里面在传言很快就要搬迁了。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的组织和影响下，北平学生联合会决定在12月9日发动全市学生举行抗日救国请愿游行。在这次运动中，很多爱国学生遭到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学生被捕者数十人，受伤者300余人。尽管遭到军警的阻拦，但大规模的游行仍旧持续数天之久。一二九运动，霹雳响彻平津，风雷席卷全国。山雨欲来风满楼。侵略者蠢蠢欲动，抵抗者蓄势待发，古老中国，乌云压城，浩浩中华，哀兵必胜。
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由于国内外一切主张团结抗日的人们的强烈要求，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这场由爱国将领发起的兵谏，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让中华民族驶人团结御侮、一致对外的车道。
193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关于西安事变问题的报告中指出：“西安事变给国民党以大的刺激，成为它转变的关键，逼着它结束十年的错误政策，结束十年内战，而内战的结束也就是抗战的开始。”
种下仇恨，收获反抗。从九一八开始，日本军国主义者鲸吞与蚕食并用，战争手段与经济侵略并举，种族灭绝与文化毁灭同行，试图粉碎中国人的抵抗意志，攫取祖先传给我们的土地，其结果却是用巨大的外来压力，把中国人从一盘散沙压迫成了血肉长城。
历史期待一声枪响，那是被压迫民族解放的号角，也是侵略者走向覆灭的丧钟。
同仇敌忾
国共两党面对民族危亡 兄弟联手，共御外侮
1937年7月7日19时30分，驻丰台日军在卢沟桥挑衅性军事演习。深夜零时许，日军借口演习时失踪一名士兵，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国晋察当局拒绝。日军仍坚持要求派兵入城，双方交涉之际，7月8日5时30分，日军突然炮轰宛平城，中国守军第29军被迫进行自卫还击。面对500多日军的突然猛攻，守卫卢沟桥的70多名中国官兵用步枪、机枪和手榴弹顽强阻击。最后子弹打光了，他们用大刀与敌人进行了白刃战。第二天黎明到来之时，乌云密布。七十多名中国官兵的遗体，血迹斑斑的散落在永定河边的沙坎上，一双双死不瞑目的眼睛望着灰蒙蒙的天空，日军暂时占领卢沟桥。
为了夺回阵地，第29军219团组成突击队，在青纱帐的掩护下，沿着永定河向铁路桥靠近，然后突然向日军发起冲锋。突击队员们没有开枪，而是使用了西北军最著名的大砍刀。其中一位年仅十九岁的突击队员，连续砍杀了十三名日本兵，同时生擒了一名。瓢泼大雨中，一个中队的日军几乎全部被砍倒在铁路桥上。在日军随后的反扑中，一个连的中国军人除四人幸存外，其余全都捐躯。
1935年11月中旬，林育英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陕北，然后他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要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个会开了九天，1935年12月25日，会议作出了决议，这就是《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我们的任务，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卢沟桥其实有两声枪响。第一枪是侵略者打响的，第二枪是抵抗者打响的，有了这第二枪，卢沟桥七七事变就不再是第二个九一八事变。在背负国耻、忍辱偷生6年后，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开始了。这个时候距离希特勒法西斯德国入侵波兰还有两年时间，整个欧洲笼罩着一片绥靖主义的阴云，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中国已经开辟了。
1937年8月上旬，应国民党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同国民党继续谈判。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日军直接威胁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此时，蒋介石终于下定了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合作抗日的决心。1937年8月22日、8月2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先后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标志着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
按照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日军在占领平津后，从1937年8月初至12月，日军调集重兵，沿平绥、平汉和津浦铁路沿线展开战略进攻，实施华北会战。为了挽救华北危局，八略军未等改编就绪，奉命挺进华北抗日前线，8月下旬至9月下旬，八路军总部率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先后从陕西三原和富平地区誓师出征。9月25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115师，取得了平型关大捷，歼灭了坂垣征四郎率领的日军精锐第5师团第21旅团和师团辎重部队各一部共千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火炮1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主动歼敌的第一个大胜利，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继太原失守后，昆山、南京、定远、蚌埠等一系列战略要地相继被日军占领。在南京，日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1938年3月，为迅速实现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连贯南北战场，日军决定以南京、济南为跳板，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3月中旬，沿津浦铁路南犯的日本第2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向台儿庄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指挥下拼死抗敌，在经历了近20天的惨烈战斗之后，中国军队歼灭日本濑谷支队大部，坂本支队一部，共计一万余人，而中国参战部队伤亡失踪7500人。
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充分体现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誓死御敌，决心为保卫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英雄气概。
全国抗战前后，对于全国抗战的进程和前途，国内舆论中的“亡国论”和“速胜论”相当盛行。毛泽东全面地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提出并论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既不会“亡国”也不能“速胜”，而是必将经历三个阶段，那就是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以及战略反攻阶段。尤其是战略相持阶段，对于水深火热的中国来说，它将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也将是一个“最重要的过程”，但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根据李宗仁秘书程思远的回忆，周恩来把《论持久战》的中文印发版本交给了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后来又由白崇禧转给了蒋介石。他们部表示赞赏，白崇禧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思想概括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军，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 《论持久战》中文版本印出来以后，有一次党内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提出，应该再翻译成英文版本，传播到国外去，这样可以让更多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让全世界的反法西斯力量结成更紧密的同盟。
毛泽东虽然身在中国西北黄土沟壑的窑洞里，却从一开始就把抗日战争放在国际格局下来考量。历史证明，他对国际形势的研判是科学的。1938年10月，严冬即将到来，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毛泽东《论持久战》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深入敌后，先后开辟了晋察冀、晋绥、山东、华中、苏南、苏北、鄂豫皖、琼崖等多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并且积极开展民主政权建设，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日军卧榻之旁，这些带有鲜明中国特点的地理概念，逐渐成为日军军用地图上抹不去的壁垒，躲不过的障碍，挣脱不掉的绞索。
“驻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这首诗，是敌后游击战某个瞬间的定格。战士冬天穿单衣，足见抗日军民有多苦；夜夜杀倭贼，足见战斗的韧眭。日本人当然不会坐视后院点起火，他们即将转过身来，用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战争手段，来绞杀中国人的抵抗意志，摧毁中国人的抵抗力量。苦难，在等待着那些铁骨铮铮的战士和坚韧不屈的百姓。魔鬼制造了一个炼狱，但最终万劫不复的，一定是魔鬼自己！
铜墙铁壁
中国共产党的敌后抗战与人民战争将日军主力牵制
首相、外相、海相、陆相、藏相，这是法西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一次秘密会议，它就是1936年8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所谓五相会议，就是由日本首相牵头，会同几个关键的大臣一起开会，研究国家走向，制定国策。冠冕堂皇的文字，宣告的是无比贪婪的野心。从此“南北并进”向外扩张就成了日本的国策。他们这是打算要把大半个世界，全部霸为己有。
所谓“北进”，是指日本企图通过中国，向苏联远东地区扩张，将其纳入“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占领为其殖民地；而“南进”，则是指日本打算通过中国，向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扩张，将这一大片区域，全部占为己有。无论是“北进”，还是“南进”，都是“通过中国”。
1938年6月，日军孤注一掷，大举调兵，先后投入武汉作战的兵力，达25万余人之多。日军大本营陆军部认为，“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占领了汉口，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地区的联系，并可能产生两党的分裂”。
然而，武汉会战中，侵华日军没有看到他们图谋的“两党分裂”。为了抵御民族大敌，国共两党进一步加强合作。早在徐州会战前，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了保卫武汉的任务，并派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一批领导干部到武汉工作，以加强统一战线，动员和组织各界民众配合国民党军队的保卫武汉作战。
攻打武汉，日军其实曾经策划过不同的进攻路线，但最终定下来的是这两条：一是沿长江西上，南北两岸同时进攻；另一条，是走大别山北路向西夹攻武汉。
在今天的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室，仍然保存着相当数量的二战时期日本军方档案。在这些档案里就有当时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制定的攻打武汉的方案。当时的进攻路线是以一个军沿平汉线南下，另一个军沿长江西上会攻武汉。但是这样一个方案最终无力实施。
因为要实现这一方案，侵华日军需要大量调用华北方面军的主力部队。但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开辟的广阔敌后抗日战场，牢牢牵制住了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使日本陆军主力根本无力抽身。
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贯彻执行“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方针，一面深入敌后，一面动员群众，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歼灭日军和伪军5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1.2万余支，收复大片国土，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在战略上有力配合了国民党军队，迟滞了日军的战略进攻。
鲁西北名震一方的抗日老英雄范筑先本是国民党专员，1937年10月下旬，日军逼近黄河北岸，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并任聊城县长的范筑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留在鲁西北地区组织群众进行抗日，并接受中共鲁西北特委建议，将各地武装和地方民团收编为抗日游击队，先后建立了20多个县的抗日政权和5万人的抗日武装。
范筑先在鲁西北实行开明抗日，他的部下既有国民党人，也有共产党人。范筑先说，我是良心抗战，谁真心抗战我就拥护谁。范筑先曾亲笔给毛泽东和朱德写信，希望中共能派人来鲁西北助他抗日。当时，毛泽东从延安派来二十多名陕北公学毕业的青年加入范筑先的抗日武装。
开辟敌后战场，就盘活了全国抗战这盘棋。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作战失利造成的不利局面，慢慢地被扭转了。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敌后战场逐渐地上升为全国抗战的主要战场。
1937年的南京，日本人竟然将自己的惨无人道，视作“谈判的砝码”。日军占领南京后不久，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文磨发表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摆出一副只凭军事手段，就能打垮中国的姿态。然而，武汉会战后，日本放弃单纯依靠武力征服的方针。1938年11月3日，近卫文磨又发表了一个声明，一改“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姿态，鼓吹“东亚新秩序”。实际上，这个声明的发表，标志着日本侵华战略开始转向“政治攻势为主，军事打击为辅”，诱使国民政府，对日妥协。而这一切，让蒋介石政府再一次摇摆不定。1940年春夏之间，国民政府表现出了全国抗战以来最严重的动摇。然而，就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百团大战1
1940年8月20日至1941年1月24日，八路军在彭德怀指挥下，发起对日大规模攻势，覆盖了整个华北地区的主要交通线，参战的八略军有105个团。百团大战仅前三个半月期间，就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日军还有自动投诚者47人，摧毁据点2993个，破坏铁路达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桥梁213座。 华北民众在百团大战中，不仅是八路军的情报员，还是服务员、战斗员和日军各种设施的破坏员。当时，日军铁道线上的铁轨，往往刚刚铺好，转眼间就会出现在八路军后方兵工厂的炼炉里。
百团大战就是在世界法西斯侵略势力最嚣张的时候，在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时候，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主动积极打的一场大仗，它的战略意义非常重要。在军事上，它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逼得日军不得不从正面战场上抽调进一步的兵力，来应付八路军。在政治上，这次主动出击声势浩大，这对那些主张对日妥协退让的人，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都等于是敲响了警钟。
在惨烈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人一手在战场上搏杀，一手在根据地建设。八路军、新四军辗转腾挪，抓住一切有利战机，打击侵略者，当日军用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战争手段，都无法打垮中国抵抗者时；当他们前有太平洋战场，后有中国战场时；当他们的资源越来越无法支撑战争时，他们内心的恐惧和绝望，是无以言表的。
一些当时留下来的影像，不但记录了一个普通村庄抗击侵略的铮铮铁骨，也铭记着中国共产党军队与群众的血肉之情。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建设，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有了持久抗战的依托，战争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从根据地源源不断的涌出。以根据地为依靠的八路军、新四军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在战斗中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壮大，正如毛泽东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人民！”
最残酷的斗争，锻造着最坚强的革命政党，洗礼着最坚韧的人民。
浴血苦战
中国军民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奋起展开对侵华日军的反“扫荡”斗争
每当夜幕陶临，就会有这样一支神秘的部队出没在铁道线上，他们就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游击队。他们在这扒铁轨，让敌人无路可走。
扒铁路就得拆铁轨，这是敌后游击队常用的方式。铁轨一拆，就破坏了日军的铁道交通线，帮助八路军实现打击日伪军的战略目标。游击队员们经常开玩笑说，他们是“扒路军”，那么这些铁轨扒下来又运到哪儿去呢？它们又能做什么用呢？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解决弹药问题，1938年9月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各游击根据地都必须尽量建立小兵工厂，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而我们所说的那些敌后游击队扒下来的铁轨其实就是送到后方兵工厂，为八路军制造手榴弹和地雷提供了原料。建立兵工厂，原材料固然重要，但真正难得的是科技和工程人才。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有无数知识精英想投笔从戎，中国共产党人为他们创造了一个不拿枪也照样报国杀敌的机会。
侵华日军在华北的作为，有它深远的历史原因。日本军队在长期军国主义、皇国主义的教育下，将极端的暴力作为最有效的征服方式，将统治东亚民族视作理所当然的事情。与德国纳粹如出一辙，日本军国主义在种族优越论的理论下，将他们所认为的“低劣”民族视为可以随意宰割的动物。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日本知道要想迅速地战胜中国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所以调整了对华战略。他们的如意算盘是，承认国民政府的存在，以此为诱饵，来诱使国民政府对日妥协。具体的做法就是在正面战场上减少正面进攻，而把作战的重点转向了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时候的国民政府虽然还是主张继续抗战，在国共关系上出现倒退。为防止中共“坐大”，竟然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
国民党的政策调整，对国共两党关系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产生了严重深远的负面影响，连续制造摩擦直至发展到掀起反共高潮。在抗战的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总共掀起三次反共高潮，袭击八路军，杀害共产党干部，其中最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莫过于“皖南事变”。1937年10月12日，经国共谈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长江南北坚持抗日游击战争。1941年1月4日8万国民党军包围伏击9000新四军，至1月14日，新四军除2000多人突围外，其余6000多人大部分牺牲，一部被俘，军长叶挺在谈判时被扣押，政委项英被叛徒杀害。1月17日，蒋介石宣布新四军“叛变”，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
皖南事件爆发后，国内外一片震惊，全国人民担心合作抗战的局面会就此瓦解。面对抗战以来最严重的分裂危机，中共中央秉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既要反击顽固派进攻，又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月20日，中共中央宣布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新四军政委。侵华日军打算乘新四军在苏中、苏北立足未稳之际，进行“扫荡”。1941年7月10日，侵华日军集结了约5万人，分四路合击盐城，而此时新四军仅有两个师约2万人驻守苏北，盐城岌岌可危。
面对侵华日军的“扫荡”，新四军早有准备，不但及时转移了新四军军部和盐城内的百姓，还有效地利用地形和武器跟日寇打起了游击。经过半年的反“扫荡”作战，日军始终无法从新四军手中夺取根据地的产盐区。新四军不仅保住了老根据地，还开辟和巩固了苏中、苏北新根据地，在长江以北站稳了脚跟，和华北、山东的八路军遥相呼应，将侵华日军一半以上的兵力死死拖住。
蒋介石心里很清楚，日军之所以只集结了约12万左右的兵力，那是因为日军的相当一部分主力被中国抗日军民死死地拖在了敌后战场，如果说在最后阶段日军能够从华北的“扫荡”日军中抽出相当的兵力来增援的话，那么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中国战场上，日军的接连失利，直接导致了日本近卫内阁的倒台，这已经是近卫内阁的第三次倒台。近卫文唐在辞职时表示，自己对这场战争已经没了信心。正是中国军民决绝的抵抗，让资源贫乏的日本不得不寻找打破僵局的新突破口。1941年10月18日，战争狂人东条英机宣誓就任日本首相，身兼陆军大臣、内务大臣，日本军国主义终于撕下最后一片民主政治的遮羞布，赤裸裸地组建了彻底的军阀政权。由于和美国的矛盾不可调和，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同时进攻东南亚和中国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1941年12月8日，也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侵华日军第23军便由广州向香港发动进攻。为配合英美积极打击日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第4战区攻击广州方面的日军，策应香港英军作战，并以第5、第6、第66军分别由广西、四川向云南集结，准备人缅直接援助英军作战。为牵制中国军队作战，日军发动了第三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29日，日军第11军第3师团迅速向长沙发起进攻。1942年1月4日，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采取了“后退决战”的“天炉战法”，先诱敌深入，后包围反击。第三次长沙会战，共毙伤日军5万余人，俘日军139人。在美、英军队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接连失利的形势下，第三次长沙会战缓解了太平洋战场盟军的压力，鼓舞了士气，同时为盟国“先欧后亚”提供了战略支撑。
此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烽火燃遍了欧洲、亚洲和非洲。中国战场，成为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中国军民的持久抗战，让日军大量兵力陷在中国这个巨大的泥潭中。从战略大局来看，日军面临两个两线作战。一个是在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间两线作战，另一个是在中国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线作战。八路军及华北抗日军民在度过1941、1942两年最困难时期后，趁日军兵力空虚，又获得了恢复和发展，直至最后大反攻的来临。
反击不可能是一路高歌、气势如虹，即便是到了这个阶段，日军的装备依然远远强于敌后抗日军民。每一寸被收复的土地，都浸染着烈士的鲜血。但大势已经非常明朗：日军龟缩在城市和据点内，除了偶尔集中兵力去屠杀乡村，已经无所作为。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很少能俘虏日军，但是从1943年之后，日军俘虏越来越多。因为中国军民战斗力更强了，也因为日军越来越消沉了。虽然日本还有能力取得豫湘桂战役那样的局部胜利，但它总体上的败亡，已经不可避免。太阳旗上的太阳，要日薄西山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注定是日本法西斯的坟场。
邓贞根据北京卫视《档案》特别节目《伟大的贡献》整理
回朔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战争从来没有所谓的偶然
野火狼烟祸患起，寰球兵戈倭寇残，侵我河山，生灵涂炭。干城焦土干城骨，一寸前沿一寸血。家国恨，共抗法西斯，齐心结。
法西斯，一个人类文明曾经的梦魇。战争，一段全世界人民惨痛的记忆。
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单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拉开了世界反西斯战争的序幕。14年艰苦抗战，3500万军民伤亡，1000多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的间接经济损失，歼灭日军150多万人。中国的持久抗战，牵制和消耗日本的大量军力，打破了德日意法西斯意图瓜分世界的图谋，有力支援和协同配合了世界各国的反法西斯战争，推动了世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
今天，我们纪念和平，今天，我们也要铭记战争的罪恶之源，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1921年10月27日这一天，四个日本军人在德国巴登巴登的温泉浴室里，密谋着一件他们认为可以改变世界的大事。他们分别是日本驻俄国使馆武官永田铁山、驻瑞士使馆武官小烟敏四郎，以及参谋本部外派部员冈村宁次。这三位的学弟，日本陆军大学第27期毕业生东条英机。这位未来的日本首相，甲级战犯，这时候正在浴室的门口把门，因为这三位正在进行一次密谈，这次谈话关系到未来日本的国家命运。就在这一天，几个人达成了一个共识，对内要共同打破藩阀独大的局面，实现国家军事力量的现代化。对外要解决满蒙问题，所谓满蒙，指的是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这几个人在这一天谈出的结果，就是后来被称作现代日本军国主义真正宣言书的“巴登巴登密约”。根据冈村宁次后来的日志记载，“巴登巴登密约”的主要内容是：日本应该实行“军主政从”，确立军部的政治支配地位，换句话说，就是由军部来控制国家政权，推行他们的法西斯政策。所以它被认为是日本军队法西斯运动的起点。这个日本赖以发动侵略战争的军阀集团，后人把他称为昭和军阀集团。在日本近代史上，巴登巴登集团之所以占有那么重要的地位，全都是因为在他们的背后有天皇在挺他。
1919年3月，墨索里尼在米兰建立了“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党”，也就是在同一年，希特勒加入“德意志工人党”，在党内推行“德国法西斯主义”，即后来的“纳粹主义”。不管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还是德国纳粹主义，二者同样鼓吹种族优劣、武力强权、国家领袖意志至上，对内实行极端专制的恐怖统治，对外狂热地进行侵略扩张。而在日本，鼓吹和推行法西斯主义的主要是日本军部，更具有军事专制独裁色彩，所以被称为“日本军国主义”，而且，他们把天皇奉为“人间之神”，所以日本军国主义比德意法西斯主义更具有“迷信狂热”和“封建色彩”。1921年11月，裕仁顶替病重的大正天皇，当上了摄政王。1922年新年刚过，裕仁就在皇宫的东侧的宫廷气象台，开设了“大学寮”。他聚集了一批少壮派军官给他们讲大和民族主义、大亚细亚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
在这讲授这些课程的老师就是在当时被称作“日本法西斯精神领袖”的大川周明！他用的教材就是《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日本的太阳旗，应当成为全人类的阳光。”在这部大纲里，作者北一辉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立场来看待中国的“排日运动”，并且他开始把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法西斯思想结合在一起。1922年，由日本皇室出版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日本皇宫的大学寮，北一辉疯狂鼓吹的“国土狭小的国家，对外扩张合理”。这样的侵略理论和他的法西斯政纲不久在日本遭遇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之后，很快就派上了用场。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明治天皇即位不久，便提出了对外侵略扩张的所谓“大陆政策”，明确规定了对外扩张的五个步骤：第一步，首先征服中国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第三步，征服满蒙地区，也就是中国东北和蒙古；第四步征服中国内地；第五步，征服整个世界。
1927年，在戒备森严的外务省官邸，一个自日本建国以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专门研究对华政策战略的“东方会议”开场了冲心议题重点围绕在所谓的“满蒙政策”，也就是如何解决满蒙问题。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起草了一份直呈天皇的秘密奏章《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这就是后来那份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田中义一在这份奏章里，全面地阐述了日本对华政策的计划和步骤。这份奏折把日本侵华，乃至日本侵吞整个亚洲以及世界规划得那么的具体那么的详细。而且，在《时事月报》公布了《田中奏折》不到两年，日本就发动了侵华战争，而且在其后的侵略战争中，它的方向、步骤、过程与《田中奏折》几乎完全吻合。此时的日本，其实已经不在意国际舆论怎么看它，它料定，国际社会除了口头上的“正义”，不会对国力越来越强的日本有任何实质性的惩罚。日本侵吞中国的野心是不可逆转的，需要的只是借口。
1928年6月4日，沈阳城外皇姑屯方向一声巨响，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的列车，被日本关东军炸为两截。暗地策划、炮制了皇姑屯事件的就是河本大作，关东军高级参谋，大佐军衔。自皇姑屯事件以后，日本国内由军方，甚至军方的个别人左右的国内政治事件，就不断地发生。“下克上”成了日本政治军事领域的常态，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为了侵略扩张，军队可以无法无天，完全凌驾于政府之上，这就是军国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之一）。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用这种扭曲的体制，获得了随意行动的特权。
皇姑屯事件后的第二年，经济危机席卷世界，日本脆弱的经济结构根本无力对抗，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对外贸易锐减，中小型企业大批倒闭，失业人数激增。日本国内矛盾日益尖锐，工人运动、农民斗争不断爆发，日本统治者没有振作经济的锦囊妙计，本能地想到通过战争来转移危机、刺激经济。当战争成为国策时，关东军处心积虑的准备，终于派上用场。此时的中国，已经被视为可以任意宰割的羔羊，日本忍不住口水，放不下屠刀。日本也注意到了中国人的自强历程，也发现睡狮在觉醒，所以他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那就是晚打不如早打，要趁着中国羽翼还不丰满时就打，打断中国的民族复兴历程，打断中国人的精神脊梁。 1931年9月，北温带秋高气爽，这是甲午战争以来，中日最后一个和平的秋天。
该来的一定会来，中国即将承受14年的民族苦难。
苦难之后，这个民族会升起，而制造苦难的人，终将坠入深渊。
两个民族，在1931年9月18日这一天，踏上了两种命运的起点。
暗夜星火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最黑暗时期点燃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希望火种
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日本关东军按照预定计划，以42包小型黄色炸药，炸毁了距东北军驻地北大营较近的柳条湖南满铁路一段路轨，并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后，日军以爆炸声为信号，分别进攻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和沈阳城。到9月19日凌晨，日军完全占领了北大营。到9月19日6时30分，日军仅用了5个多小时，便占领了沈阳城。这就是日本武装侵华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蒋介石正在“督剿”中央红军的途中，他喋喋不休地大声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才能御侮”。因为他认定“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蒋介石的“安内”，主要是他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还有就是国民党党内军内的异己势力，“攘外”主要是对付日本，但是，在全国还没有统一之前对日本主要是谋求妥协。英、美、法这些国家对日本采取了绥靖政策，这就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越来越嚣张，使得中国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独自抵抗日本的侵略。
九一八事变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已经诞生10年，虽然还没有完全成熟，却已经经过了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风雷历练。《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这是处在地下状态的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依然血雨腥风时发出的第一个抗日宣言。传单在东北各地秘密传阅，火种在东北汉子们胸膛里燃烧。宣言揭露了九一八事变的真相：“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
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号召中国工农劳苦民众，一致动员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陆海空军滚出中国！
中共地下党紧急会议上，罗登贤代表中共满洲省委做出了一个重要举措，那就是抽调有力干部到农村去，除原就在东北义勇军工作的周保中、李延禄、李兆麟等人以外，还相继派出省委军委书记杨林、杨靖宇到南满，军委书记赵尚志到巴彦，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到东满，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到汤原，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们成为威震敌胆的抗日英雄。
九一八事变以后，没有撤走的东北军部分官兵和东北的老百姓自发地组成了各种名号的抗日武装，这些抗日力量被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
中国东三省的抗日志士是一群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中国人，他们在拿起大刀或长枪的那一天，就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了东三省的土地。他们呼啸山林，在一片又一片雪原上奔袭；他们四处出击，袭击日伪据点；他们没有给养供应，没有弹药支援，没有衣被御寒，没有药品疗伤，兵力兵器和关东军相比都处于绝对劣势，但他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中国的土地，要靠中国的血来捍卫，只要还有一个中国人在抵抗，这个民族就没有被征服！
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八女投江——抗日联军的八位女战士被关东军包围，她们砸碎枪支，手挽手走进冰冷的乌斯混河去，宁可葬身波涛，也不向侵略者低头。其中年龄最大者二十三岁，最小的年仅十三岁。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杨靖宇——这位抗联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冰天雪地之中，四面合围之下，共产党员杨靖宇身陷重围，孤身力战，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赵一曼——这位女共产党人、巾帼英雄，因战斗负伤被捕，在法西斯的酷刑之下坚贞不屈。
1932年1月28日23点30分，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指挥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向驻守在闸北的中国第19路军第156旅发动袭击，第19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抵抗，震惊中外的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然而，日本海军陆战队没有想到，九一八事变没有在上海重演，坚决抵抗的中国军队令日军举步维艰。
事实证明，只要中国人愿意拼命，日军就得赔上性命，而中国人不缺乏拼的勇气，但日本却没有足够的命来奉陪，单是一个小小的凇沪之战，日军就打得如此地吃力，就更不用说要征服淞沪背后辽阔的国土和四万万中国人！
淞沪硝烟未散，华北狼烟又起。1932年2月，日本完成对中国东北三省的占领，按照其既定国策，又将侵略矛头指向华北。中国军队在长城各主要关口与日军展开激烈的争夺，特别是在喜峰口、罗文峪战斗中，中国第二十九军主力与日军第十四混成旅激战数日，双方来回拉锯，一场又一场的肉搏战竟使日军的飞机和火炮无法发挥威力。
日本侵略军迷信他们先进的武器装备，迷信他们的武士道精神，他们狭隘的岛国思维，根本不懂一个伟大民族的胸怀，不了解中国人在苦难中进发力量的传统，不了解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的古老格言。
1935年下半年，随着侵华日军制造华北事变的步伐加快，华北的局势在急剧地恶化，北平城内一片人心惶惶，政府的达官贵人忙着携带家眷逃跑，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也开始往南运，各个大学里面在传言很快就要搬迁了。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的组织和影响下，北平学生联合会决定在12月9日发动全市学生举行抗日救国请愿游行。在这次运动中，很多爱国学生遭到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学生被捕者数十人，受伤者300余人。尽管遭到军警的阻拦，但大规模的游行仍旧持续数天之久。一二九运动，霹雳响彻平津，风雷席卷全国。山雨欲来风满楼。侵略者蠢蠢欲动，抵抗者蓄势待发，古老中国，乌云压城，浩浩中华，哀兵必胜。
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由于国内外一切主张团结抗日的人们的强烈要求，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这场由爱国将领发起的兵谏，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让中华民族驶人团结御侮、一致对外的车道。
193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关于西安事变问题的报告中指出：“西安事变给国民党以大的刺激，成为它转变的关键，逼着它结束十年的错误政策，结束十年内战，而内战的结束也就是抗战的开始。”
种下仇恨，收获反抗。从九一八开始，日本军国主义者鲸吞与蚕食并用，战争手段与经济侵略并举，种族灭绝与文化毁灭同行，试图粉碎中国人的抵抗意志，攫取祖先传给我们的土地，其结果却是用巨大的外来压力，把中国人从一盘散沙压迫成了血肉长城。
历史期待一声枪响，那是被压迫民族解放的号角，也是侵略者走向覆灭的丧钟。
同仇敌忾
国共两党面对民族危亡 兄弟联手，共御外侮
1937年7月7日19时30分，驻丰台日军在卢沟桥挑衅性军事演习。深夜零时许，日军借口演习时失踪一名士兵，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国晋察当局拒绝。日军仍坚持要求派兵入城，双方交涉之际，7月8日5时30分，日军突然炮轰宛平城，中国守军第29军被迫进行自卫还击。面对500多日军的突然猛攻，守卫卢沟桥的70多名中国官兵用步枪、机枪和手榴弹顽强阻击。最后子弹打光了，他们用大刀与敌人进行了白刃战。第二天黎明到来之时，乌云密布。七十多名中国官兵的遗体，血迹斑斑的散落在永定河边的沙坎上，一双双死不瞑目的眼睛望着灰蒙蒙的天空，日军暂时占领卢沟桥。
为了夺回阵地，第29军219团组成突击队，在青纱帐的掩护下，沿着永定河向铁路桥靠近，然后突然向日军发起冲锋。突击队员们没有开枪，而是使用了西北军最著名的大砍刀。其中一位年仅十九岁的突击队员，连续砍杀了十三名日本兵，同时生擒了一名。瓢泼大雨中，一个中队的日军几乎全部被砍倒在铁路桥上。在日军随后的反扑中，一个连的中国军人除四人幸存外，其余全都捐躯。
1935年11月中旬，林育英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陕北，然后他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要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个会开了九天，1935年12月25日，会议作出了决议，这就是《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我们的任务，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卢沟桥其实有两声枪响。第一枪是侵略者打响的，第二枪是抵抗者打响的，有了这第二枪，卢沟桥七七事变就不再是第二个九一八事变。在背负国耻、忍辱偷生6年后，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开始了。这个时候距离希特勒法西斯德国入侵波兰还有两年时间，整个欧洲笼罩着一片绥靖主义的阴云，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中国已经开辟了。
1937年8月上旬，应国民党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同国民党继续谈判。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日军直接威胁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此时，蒋介石终于下定了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合作抗日的决心。1937年8月22日、8月2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先后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标志着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
按照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日军在占领平津后，从1937年8月初至12月，日军调集重兵，沿平绥、平汉和津浦铁路沿线展开战略进攻，实施华北会战。为了挽救华北危局，八略军未等改编就绪，奉命挺进华北抗日前线，8月下旬至9月下旬，八路军总部率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先后从陕西三原和富平地区誓师出征。9月25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115师，取得了平型关大捷，歼灭了坂垣征四郎率领的日军精锐第5师团第21旅团和师团辎重部队各一部共千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火炮1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主动歼敌的第一个大胜利，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继太原失守后，昆山、南京、定远、蚌埠等一系列战略要地相继被日军占领。在南京，日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1938年3月，为迅速实现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连贯南北战场，日军决定以南京、济南为跳板，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3月中旬，沿津浦铁路南犯的日本第2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向台儿庄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指挥下拼死抗敌，在经历了近20天的惨烈战斗之后，中国军队歼灭日本濑谷支队大部，坂本支队一部，共计一万余人，而中国参战部队伤亡失踪7500人。
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充分体现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誓死御敌，决心为保卫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英雄气概。
全国抗战前后，对于全国抗战的进程和前途，国内舆论中的“亡国论”和“速胜论”相当盛行。毛泽东全面地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提出并论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既不会“亡国”也不能“速胜”，而是必将经历三个阶段，那就是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以及战略反攻阶段。尤其是战略相持阶段，对于水深火热的中国来说，它将会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也将是一个“最重要的过程”，但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根据李宗仁秘书程思远的回忆，周恩来把《论持久战》的中文印发版本交给了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后来又由白崇禧转给了蒋介石。他们部表示赞赏，白崇禧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思想概括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军，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 《论持久战》中文版本印出来以后，有一次党内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提出，应该再翻译成英文版本，传播到国外去，这样可以让更多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让全世界的反法西斯力量结成更紧密的同盟。
毛泽东虽然身在中国西北黄土沟壑的窑洞里，却从一开始就把抗日战争放在国际格局下来考量。历史证明，他对国际形势的研判是科学的。1938年10月，严冬即将到来，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毛泽东《论持久战》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深入敌后，先后开辟了晋察冀、晋绥、山东、华中、苏南、苏北、鄂豫皖、琼崖等多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并且积极开展民主政权建设，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日军卧榻之旁，这些带有鲜明中国特点的地理概念，逐渐成为日军军用地图上抹不去的壁垒，躲不过的障碍，挣脱不掉的绞索。
“驻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这首诗，是敌后游击战某个瞬间的定格。战士冬天穿单衣，足见抗日军民有多苦；夜夜杀倭贼，足见战斗的韧眭。日本人当然不会坐视后院点起火，他们即将转过身来，用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战争手段，来绞杀中国人的抵抗意志，摧毁中国人的抵抗力量。苦难，在等待着那些铁骨铮铮的战士和坚韧不屈的百姓。魔鬼制造了一个炼狱，但最终万劫不复的，一定是魔鬼自己！
铜墙铁壁
中国共产党的敌后抗战与人民战争将日军主力牵制
首相、外相、海相、陆相、藏相，这是法西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一次秘密会议，它就是1936年8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所谓五相会议，就是由日本首相牵头，会同几个关键的大臣一起开会，研究国家走向，制定国策。冠冕堂皇的文字，宣告的是无比贪婪的野心。从此“南北并进”向外扩张就成了日本的国策。他们这是打算要把大半个世界，全部霸为己有。
所谓“北进”，是指日本企图通过中国，向苏联远东地区扩张，将其纳入“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占领为其殖民地；而“南进”，则是指日本打算通过中国，向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扩张，将这一大片区域，全部占为己有。无论是“北进”，还是“南进”，都是“通过中国”。
1938年6月，日军孤注一掷，大举调兵，先后投入武汉作战的兵力，达25万余人之多。日军大本营陆军部认为，“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占领了汉口，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地区的联系，并可能产生两党的分裂”。
然而，武汉会战中，侵华日军没有看到他们图谋的“两党分裂”。为了抵御民族大敌，国共两党进一步加强合作。早在徐州会战前，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了保卫武汉的任务，并派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一批领导干部到武汉工作，以加强统一战线，动员和组织各界民众配合国民党军队的保卫武汉作战。
攻打武汉，日军其实曾经策划过不同的进攻路线，但最终定下来的是这两条：一是沿长江西上，南北两岸同时进攻；另一条，是走大别山北路向西夹攻武汉。
在今天的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室，仍然保存着相当数量的二战时期日本军方档案。在这些档案里就有当时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制定的攻打武汉的方案。当时的进攻路线是以一个军沿平汉线南下，另一个军沿长江西上会攻武汉。但是这样一个方案最终无力实施。
因为要实现这一方案，侵华日军需要大量调用华北方面军的主力部队。但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开辟的广阔敌后抗日战场，牢牢牵制住了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使日本陆军主力根本无力抽身。
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贯彻执行“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方针，一面深入敌后，一面动员群众，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歼灭日军和伪军5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1.2万余支，收复大片国土，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在战略上有力配合了国民党军队，迟滞了日军的战略进攻。
鲁西北名震一方的抗日老英雄范筑先本是国民党专员，1937年10月下旬，日军逼近黄河北岸，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并任聊城县长的范筑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留在鲁西北地区组织群众进行抗日，并接受中共鲁西北特委建议，将各地武装和地方民团收编为抗日游击队，先后建立了20多个县的抗日政权和5万人的抗日武装。
范筑先在鲁西北实行开明抗日，他的部下既有国民党人，也有共产党人。范筑先说，我是良心抗战，谁真心抗战我就拥护谁。范筑先曾亲笔给毛泽东和朱德写信，希望中共能派人来鲁西北助他抗日。当时，毛泽东从延安派来二十多名陕北公学毕业的青年加入范筑先的抗日武装。
开辟敌后战场，就盘活了全国抗战这盘棋。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作战失利造成的不利局面，慢慢地被扭转了。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敌后战场逐渐地上升为全国抗战的主要战场。
1937年的南京，日本人竟然将自己的惨无人道，视作“谈判的砝码”。日军占领南京后不久，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文磨发表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摆出一副只凭军事手段，就能打垮中国的姿态。然而，武汉会战后，日本放弃单纯依靠武力征服的方针。1938年11月3日，近卫文磨又发表了一个声明，一改“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姿态，鼓吹“东亚新秩序”。实际上，这个声明的发表，标志着日本侵华战略开始转向“政治攻势为主，军事打击为辅”，诱使国民政府，对日妥协。而这一切，让蒋介石政府再一次摇摆不定。1940年春夏之间，国民政府表现出了全国抗战以来最严重的动摇。然而，就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百团大战1
1940年8月20日至1941年1月24日，八路军在彭德怀指挥下，发起对日大规模攻势，覆盖了整个华北地区的主要交通线，参战的八略军有105个团。百团大战仅前三个半月期间，就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日军还有自动投诚者47人，摧毁据点2993个，破坏铁路达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桥梁213座。 华北民众在百团大战中，不仅是八路军的情报员，还是服务员、战斗员和日军各种设施的破坏员。当时，日军铁道线上的铁轨，往往刚刚铺好，转眼间就会出现在八路军后方兵工厂的炼炉里。
百团大战就是在世界法西斯侵略势力最嚣张的时候，在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时候，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主动积极打的一场大仗，它的战略意义非常重要。在军事上，它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逼得日军不得不从正面战场上抽调进一步的兵力，来应付八路军。在政治上，这次主动出击声势浩大，这对那些主张对日妥协退让的人，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都等于是敲响了警钟。
在惨烈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人一手在战场上搏杀，一手在根据地建设。八路军、新四军辗转腾挪，抓住一切有利战机，打击侵略者，当日军用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战争手段，都无法打垮中国抵抗者时；当他们前有太平洋战场，后有中国战场时；当他们的资源越来越无法支撑战争时，他们内心的恐惧和绝望，是无以言表的。
一些当时留下来的影像，不但记录了一个普通村庄抗击侵略的铮铮铁骨，也铭记着中国共产党军队与群众的血肉之情。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建设，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有了持久抗战的依托，战争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从根据地源源不断的涌出。以根据地为依靠的八路军、新四军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在战斗中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壮大，正如毛泽东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人民！”
最残酷的斗争，锻造着最坚强的革命政党，洗礼着最坚韧的人民。
浴血苦战
中国军民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奋起展开对侵华日军的反“扫荡”斗争
每当夜幕陶临，就会有这样一支神秘的部队出没在铁道线上，他们就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游击队。他们在这扒铁轨，让敌人无路可走。
扒铁路就得拆铁轨，这是敌后游击队常用的方式。铁轨一拆，就破坏了日军的铁道交通线，帮助八路军实现打击日伪军的战略目标。游击队员们经常开玩笑说，他们是“扒路军”，那么这些铁轨扒下来又运到哪儿去呢？它们又能做什么用呢？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解决弹药问题，1938年9月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各游击根据地都必须尽量建立小兵工厂，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而我们所说的那些敌后游击队扒下来的铁轨其实就是送到后方兵工厂，为八路军制造手榴弹和地雷提供了原料。建立兵工厂，原材料固然重要，但真正难得的是科技和工程人才。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有无数知识精英想投笔从戎，中国共产党人为他们创造了一个不拿枪也照样报国杀敌的机会。
侵华日军在华北的作为，有它深远的历史原因。日本军队在长期军国主义、皇国主义的教育下，将极端的暴力作为最有效的征服方式，将统治东亚民族视作理所当然的事情。与德国纳粹如出一辙，日本军国主义在种族优越论的理论下，将他们所认为的“低劣”民族视为可以随意宰割的动物。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日本知道要想迅速地战胜中国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所以调整了对华战略。他们的如意算盘是，承认国民政府的存在，以此为诱饵，来诱使国民政府对日妥协。具体的做法就是在正面战场上减少正面进攻，而把作战的重点转向了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时候的国民政府虽然还是主张继续抗战，在国共关系上出现倒退。为防止中共“坐大”，竟然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
国民党的政策调整，对国共两党关系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产生了严重深远的负面影响，连续制造摩擦直至发展到掀起反共高潮。在抗战的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总共掀起三次反共高潮，袭击八路军，杀害共产党干部，其中最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莫过于“皖南事变”。1937年10月12日，经国共谈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长江南北坚持抗日游击战争。1941年1月4日8万国民党军包围伏击9000新四军，至1月14日，新四军除2000多人突围外，其余6000多人大部分牺牲，一部被俘，军长叶挺在谈判时被扣押，政委项英被叛徒杀害。1月17日，蒋介石宣布新四军“叛变”，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
皖南事件爆发后，国内外一片震惊，全国人民担心合作抗战的局面会就此瓦解。面对抗战以来最严重的分裂危机，中共中央秉持“有理有利有节”原则，既要反击顽固派进攻，又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月20日，中共中央宣布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新四军政委。侵华日军打算乘新四军在苏中、苏北立足未稳之际，进行“扫荡”。1941年7月10日，侵华日军集结了约5万人，分四路合击盐城，而此时新四军仅有两个师约2万人驻守苏北，盐城岌岌可危。
面对侵华日军的“扫荡”，新四军早有准备，不但及时转移了新四军军部和盐城内的百姓，还有效地利用地形和武器跟日寇打起了游击。经过半年的反“扫荡”作战，日军始终无法从新四军手中夺取根据地的产盐区。新四军不仅保住了老根据地，还开辟和巩固了苏中、苏北新根据地，在长江以北站稳了脚跟，和华北、山东的八路军遥相呼应，将侵华日军一半以上的兵力死死拖住。
蒋介石心里很清楚，日军之所以只集结了约12万左右的兵力，那是因为日军的相当一部分主力被中国抗日军民死死地拖在了敌后战场，如果说在最后阶段日军能够从华北的“扫荡”日军中抽出相当的兵力来增援的话，那么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中国战场上，日军的接连失利，直接导致了日本近卫内阁的倒台，这已经是近卫内阁的第三次倒台。近卫文唐在辞职时表示，自己对这场战争已经没了信心。正是中国军民决绝的抵抗，让资源贫乏的日本不得不寻找打破僵局的新突破口。1941年10月18日，战争狂人东条英机宣誓就任日本首相，身兼陆军大臣、内务大臣，日本军国主义终于撕下最后一片民主政治的遮羞布，赤裸裸地组建了彻底的军阀政权。由于和美国的矛盾不可调和，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同时进攻东南亚和中国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1941年12月8日，也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侵华日军第23军便由广州向香港发动进攻。为配合英美积极打击日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第4战区攻击广州方面的日军，策应香港英军作战，并以第5、第6、第66军分别由广西、四川向云南集结，准备人缅直接援助英军作战。为牵制中国军队作战，日军发动了第三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29日，日军第11军第3师团迅速向长沙发起进攻。1942年1月4日，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采取了“后退决战”的“天炉战法”，先诱敌深入，后包围反击。第三次长沙会战，共毙伤日军5万余人，俘日军139人。在美、英军队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接连失利的形势下，第三次长沙会战缓解了太平洋战场盟军的压力，鼓舞了士气，同时为盟国“先欧后亚”提供了战略支撑。
此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烽火燃遍了欧洲、亚洲和非洲。中国战场，成为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中国军民的持久抗战，让日军大量兵力陷在中国这个巨大的泥潭中。从战略大局来看，日军面临两个两线作战。一个是在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间两线作战，另一个是在中国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线作战。八路军及华北抗日军民在度过1941、1942两年最困难时期后，趁日军兵力空虚，又获得了恢复和发展，直至最后大反攻的来临。
反击不可能是一路高歌、气势如虹，即便是到了这个阶段，日军的装备依然远远强于敌后抗日军民。每一寸被收复的土地，都浸染着烈士的鲜血。但大势已经非常明朗：日军龟缩在城市和据点内，除了偶尔集中兵力去屠杀乡村，已经无所作为。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很少能俘虏日军，但是从1943年之后，日军俘虏越来越多。因为中国军民战斗力更强了，也因为日军越来越消沉了。虽然日本还有能力取得豫湘桂战役那样的局部胜利，但它总体上的败亡，已经不可避免。太阳旗上的太阳，要日薄西山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注定是日本法西斯的坟场。
邓贞根据北京卫视《档案》特别节目《伟大的贡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