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诗坛词疆之中能人圣手满目皆是、举不胜举，而我独爱东坡诗词，豪放中足见豁达，婉约里深隐清致。尤其最近重拾他的《蝶恋花·春景》，更是在一遍又一遍的品读之中深得其旨，仿佛与词人隔着遥远的时空进行了一场心心相惜的对话。
　　妙哉：以景自况，物我合一
　　词人的视线是从一棵杏树上开始的：凋零的杏花几近枯萎，无精打采地吊在枝干上，似乎是谁一夜之间掳去了老树曾经茂密的头发。几根赤裸裸的枝干上，稀松地挂着几只青色的杏子，小而丑陋的样子强似没有。杏树的春天已然逝去，等待它的即是种种的未知，它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忍过炽热的酷暑，更不确定自己能否挨过肃杀的寒冬，只能站在原地，静静地为美好时光哀悼和惋惜。
　　词人又何尝不是呢？“花褪残红青杏小”，一句简短的景物描写，自是在“残红”和“青杏”这一对富有冲突感的颜色对比中暗示了词人无所适从的心境。每每读到这里，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个孤独的身影——那是孑孓一身的词人，正伫立在暮春时节的杏树下，看着它尴尬的处境，也慨叹着自己过去的人生。
　　愁哉：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他天赋才情，却屡屡遭遇命运的不幸。一方面，仕途不顺，常常是有志难抒、郁郁而不得。他特立独行又不为世俗移其志，这样的秉性使得他在只允许“一言堂”的朝廷中吃尽了苦头。北宋神宗年间，作为文坛领袖的他就毫无顾忌地反对新法，并且在自己的诗文中明显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后来被当权者视为推行新政的阻力之一，就莫名其妙卷入了“乌台诗案”，这一关，就足足4个月。在他余生的仕途中，这样以“莫须有”的罪名所遭受贬谪或者折磨的经历不胜枚举，正如他自嘲所言，“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政治上的失意和奸佞小人的陷害，直接导致了他注定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一生。
　　如果说，在纷繁的政治斗争中的他就像一叶扁舟行进在茫茫大海中一样，希望渺茫但仍然一息尚存的话，那么，妻子王弗的死却真正让他丧失了最后一根稻草。王弗16岁嫁与苏轼，颇通诗书，聪明沉静，堪称苏轼的贤内助。尤其在他不得其志之时，王弗更是始终如一地侍奉在侧，终日不离。夫妻二人情深意笃，恩爱有加，一时传为佳话。因此，年仅二十七岁的王弗病逝，无疑给苏轼带来了极大的打击。所谓“哀莫大于心死”的失望，在他的《悼亡妻》中可见一斑。
　　大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晚年时代的苏轼，在饱尝过命运的辛酸和无奈之后，反而开始以豁达的胸怀面对人生的患难。在他的思想观念中，道家文化逐渐渗透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他也从中获得了极大程度的解脱。
　　具体到《蝶恋花·春景》中，“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便很好地佐证了苏轼命运更迭状态下所作出的选择。就像词作中所谈及到的，尽管春天的时光不再，昔日的“佳人”不再，但是只要胸怀一颗平常心，世间万难都会迎刃而解。与其汲汲地追索已逝的一切，不如从此轻装上阵、学着放下。
　　提及这里，很多人大多津津乐道的是“天涯何处无芳草”一句，甚至将其作为失恋者的抚慰剂，无所不用其极。结合词的下阕来看，确有与“佳人”不得相见以至相知之苦，此种解法在词意上大致也能够说得通。但是，笔者看来，苏轼愁苦的来源，远非“佳人难再得”那么简单。换言之，他的愁苦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而且是来自仕途和家庭等多个方面的。结合以上所谈苏轼的个人经历，是不难发现这一点的。因此，下阕中的“佳人”绝不仅仅只是暗指苏轼的意中人，而应该同时包括仕途中能够发现他、举荐他的“伯乐们”，甚至是生命中一切美好的、有价值的事物。这样一来，苏轼对于“佳人”的爱慕和渴求，就多少有了些对于人生意蕴的追寻和思考。
　　就后人看来，苏轼仕途不顺、知己难寻，本应该愁绪难解的。但是在这首词中，除去暮春情景的真实再现外，我们丝毫发现不了心灰意冷的颓废之感，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分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的香远益清，深入而透彻。我想，这也正是大家的思想所在，“天涯何处无芳草”，应愁而不愁，是何其旷达啊。
　　思哉：忆古观今，学会“清零”
　　圣人之所以称之为圣人，是因为身为古人，他的眼光和态度具有极高的预见性和指导性。苏轼的词作亦是如此，它们常常被我放在枕边，时时提醒我要学会忘记过去的辉煌和不幸，怀着一颗平常心继续前行。
　　是啊，一个人记忆的容量是有限的，记得的愁苦多一些，快乐就少一点；记得的过去多一些，未来就少一点。而且生命里的每一天都是新的，充满了无数的未知，就蕴育着无数的可能。既然“天涯处处尽芳草”，我们又何必叫苦不迭呢？所以，当下的我们必须学会一种“清零”的生活态度，面对磨难不退却、承受苦痛也不埋怨。
　　窗外黄昏逼临，我知道黑夜就要来临了，但是它即使再怎么嚣张猖狂，白昼总会如期而至的。于是我再一次拿起苏轼的词集，反复地品读这首《蝶恋花·春景》，同时在心里不断地告诉自己，豁达一点儿去生活吧，不念过去，不畏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