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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郢：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兴起了一股“国学热”，学术界对此争论也很大，你们二位对此有何看法？
刘绪贻：现在一般提到的国学，广义的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宋明的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的骈文、唐宋的诗词、元曲、明清的小说以及历代史学等一套完整的体系。狭义的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和学术。
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的国学，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在中国的历史上起过了作用，它孕育过了汉唐的盛世，同化过了统治中国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曾经统治了中国，但最终被中国国学所同化），甚至到了清朝还孕育出了康乾盛世，这是国学的作用。
但是，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文明生化出了民主、科学、法治，建造出了坚船利炮，生产出了多样的、物美价廉的商品，这些东西逐渐输出到了全世界。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鸦片战争爆发，文艺复兴中的西方文化或者说西学逐渐与中国国学接触，中国国学在西方新的文化面前，在与西方文化的接触和斗争中屡战屡败，使得中国几致亡国。
刘道玉：狭义上的国学是兴起于二十世纪初，而盛行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八十年代出现了“寻根热”，九十年代掀起了国学热。到底什么叫国学？至今仍然没有统一准确的界定。但是，一个叫邓实的国粹派，在1906年撰文给国学下了一个定义：“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现在新国学派的人，似乎继承了邓实的观点，把医学、戏剧、书画、星相和数术等都包括进去了，这显然不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把本来早已明确界定的各有关学科，牵强附会地拉扯到国学的范畴，这也未免太霸道了吧！
刘绪贻：的确，国学并没有统一的定义，真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虽然传统意义上的国学在中国历史上起过作用，但是文艺复兴以后，随着西方文化侵入、控制了全世界，中国国学渐居颓势。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叫做容闳的人，他知道为什么中国当时文化老是屡战屡败，他到美国留学后，就想要改变这个局面。他说服了当时的曾国藩，派了一批十几岁的孩子到美国去学习，想让他们完全学习西方的文化来挽救中国。他想填补中国的缺点。我在一篇文章中谈了这个故事。容闳是洋务运动的参与者，曾任清政府留学事务所副总监，他倡导派一批幼童到美国留学。他知道中国人受传统文化影响很深，是不容易摆脱的，所以想把这些年纪不大的孩子，住在美国人的家庭中，使他们完全融入西方文化之中。但是，当时以国学作为统治思想的清朝政府，担心这些孩子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就脱离了忠君的思想，怕他们将来不能够为清朝服务。所以在派遣之初就和容闳讲明，也派遣了国学的教师一同来到美国。他们采取平时住在美国人家里，但定期集合的方式，在每次集合时让这些小孩要向着北京磕头，这和容闳的思想完全是对立的。后来，清政府越来越担心，结果又找国学思想顽固的人来参加这些活动。去的那个人和这些学生见面的时候，学生由于受了西方的影响，根本不跟他磕头。他见到学生连头都不磕。就大声喊叫糟糕了，不得了了，认为这些学生学成后也不会为清朝服务，所以就将学生召回了。其中，有几个学生不愿意回来，后来在美国很有成就。但是那些回来的学生，由于受到国学思想的荼毒，成就比较少。除了建造了第一条中国人自己修建铁路的詹天佑等少数人之外，多数的人后来就平平碌碌泯然众人了。那些回国的学生，西服脱了，穿长袍马褂，回过头来学国学。这是一个例子，在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他们认识到国学不行了，要学西方的民主科学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但是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刘道玉：我这个学自然科学的人，也感受到了“国学热”的味道，不少大学都成立了国学院，世界八十多个国家建立了近三百所孔子学院。我曾经请教过不少著名的文史学者，他们都不认同国学的提法。儒学作为一门传统文化，是应当有其适当的地位，但是国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不存在的、不符合学科的定义，是人为编造出来的。实际上，热衷于国学的人并不多，他们也很心虚，争论起来总是给对方戴大帽子，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某些人之所以声嘶力竭地倡导国学，只不过是捞取学术资源而已。
刘绪贻：我在2006年时写过一首打油诗：
孔孟重忠君，洛克更尊民。
如今唱尊孔，洛克是敌人。
君在空中笑，人民困下层。
究竟是为君，还是为人民？
洛克是英国人，他特别讲究民主，是民主思想的祖宗。但现在却很少有报纸杂志上介绍洛克。
从2002年开始，我对这些东西进行了一些研究，但是从历史一直研究到现实，我是看不出国学有什么任何的前途，虽然它现在很火。
目前学术界有一个共识，认为中国传统国学当中，没有产生民主、科学的任何因素，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你研究国学，无论怎么研究，都不能从国学中发展出来民主和科学。所谓一批现代新儒家，他们研究国学，他们本来是要“返本开新”，就是从原来的旧国学来开辟出民主和科学，但是这么多年，经过反反复复的研究，现在他们自己也承认，在中国的国学当中找不出来任何能够产生科学和民主的因素。所以，我是认为，国学作为一种文化传统进行科学研究是可以的，但是却不能提倡它。而且即使你提倡它，它也不会有前途。
刘道玉：我同意绪贻先生的这个结论。国学没有前途。我是学自然科学的，从儒学当中不仅找不出民主和科学的东西，而且也找不出创造或创新的因素，这是儒学的致命的缺陷。我对国学不懂，但绪贻先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大家，他有深刻的见解。1947年他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他的硕士论文是《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5月出版了这篇论文的中文版，现在又要出修订版。这说明，他的学术观点是备受欢迎的，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刘绪贻：九州出版社跟我要求要继续出这个书，但是这本书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的，还有三年的版权没有到期。于是，他们就请我说情，请他们放弃这个版权，以便再版。我找到了当时我这个书的编辑，叫做杨宗元，他现在已经是编审了，接到我的信以后，就去查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书库，这个书完全卖完了。他说这本书是他出版的书里面最喜欢的一本，不愿意将这个版权出让出来，他说我给你再版这本书，而且我还要给你稿费。
刘绪贻：现在一般提到的国学，广义的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宋明的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的骈文、唐宋的诗词、元曲、明清的小说以及历代史学等一套完整的体系。狭义的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和学术。
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的国学，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在中国的历史上起过了作用，它孕育过了汉唐的盛世，同化过了统治中国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曾经统治了中国，但最终被中国国学所同化），甚至到了清朝还孕育出了康乾盛世，这是国学的作用。
但是，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文明生化出了民主、科学、法治，建造出了坚船利炮，生产出了多样的、物美价廉的商品，这些东西逐渐输出到了全世界。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鸦片战争爆发，文艺复兴中的西方文化或者说西学逐渐与中国国学接触，中国国学在西方新的文化面前，在与西方文化的接触和斗争中屡战屡败，使得中国几致亡国。
刘道玉：狭义上的国学是兴起于二十世纪初，而盛行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八十年代出现了“寻根热”，九十年代掀起了国学热。到底什么叫国学？至今仍然没有统一准确的界定。但是，一个叫邓实的国粹派，在1906年撰文给国学下了一个定义：“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现在新国学派的人，似乎继承了邓实的观点，把医学、戏剧、书画、星相和数术等都包括进去了，这显然不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把本来早已明确界定的各有关学科，牵强附会地拉扯到国学的范畴，这也未免太霸道了吧！
刘绪贻：的确，国学并没有统一的定义，真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虽然传统意义上的国学在中国历史上起过作用，但是文艺复兴以后，随着西方文化侵入、控制了全世界，中国国学渐居颓势。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叫做容闳的人，他知道为什么中国当时文化老是屡战屡败，他到美国留学后，就想要改变这个局面。他说服了当时的曾国藩，派了一批十几岁的孩子到美国去学习，想让他们完全学习西方的文化来挽救中国。他想填补中国的缺点。我在一篇文章中谈了这个故事。容闳是洋务运动的参与者，曾任清政府留学事务所副总监，他倡导派一批幼童到美国留学。他知道中国人受传统文化影响很深，是不容易摆脱的，所以想把这些年纪不大的孩子，住在美国人的家庭中，使他们完全融入西方文化之中。但是，当时以国学作为统治思想的清朝政府，担心这些孩子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就脱离了忠君的思想，怕他们将来不能够为清朝服务。所以在派遣之初就和容闳讲明，也派遣了国学的教师一同来到美国。他们采取平时住在美国人家里，但定期集合的方式，在每次集合时让这些小孩要向着北京磕头，这和容闳的思想完全是对立的。后来，清政府越来越担心，结果又找国学思想顽固的人来参加这些活动。去的那个人和这些学生见面的时候，学生由于受了西方的影响，根本不跟他磕头。他见到学生连头都不磕。就大声喊叫糟糕了，不得了了，认为这些学生学成后也不会为清朝服务，所以就将学生召回了。其中，有几个学生不愿意回来，后来在美国很有成就。但是那些回来的学生，由于受到国学思想的荼毒，成就比较少。除了建造了第一条中国人自己修建铁路的詹天佑等少数人之外，多数的人后来就平平碌碌泯然众人了。那些回国的学生，西服脱了，穿长袍马褂，回过头来学国学。这是一个例子，在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他们认识到国学不行了，要学西方的民主科学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但是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刘道玉：我这个学自然科学的人，也感受到了“国学热”的味道，不少大学都成立了国学院，世界八十多个国家建立了近三百所孔子学院。我曾经请教过不少著名的文史学者，他们都不认同国学的提法。儒学作为一门传统文化，是应当有其适当的地位，但是国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不存在的、不符合学科的定义，是人为编造出来的。实际上，热衷于国学的人并不多，他们也很心虚，争论起来总是给对方戴大帽子，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某些人之所以声嘶力竭地倡导国学，只不过是捞取学术资源而已。
刘绪贻：我在2006年时写过一首打油诗：
孔孟重忠君，洛克更尊民。
如今唱尊孔，洛克是敌人。
君在空中笑，人民困下层。
究竟是为君，还是为人民？
洛克是英国人，他特别讲究民主，是民主思想的祖宗。但现在却很少有报纸杂志上介绍洛克。
从2002年开始，我对这些东西进行了一些研究，但是从历史一直研究到现实，我是看不出国学有什么任何的前途，虽然它现在很火。
目前学术界有一个共识，认为中国传统国学当中，没有产生民主、科学的任何因素，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你研究国学，无论怎么研究，都不能从国学中发展出来民主和科学。所谓一批现代新儒家，他们研究国学，他们本来是要“返本开新”，就是从原来的旧国学来开辟出民主和科学，但是这么多年，经过反反复复的研究，现在他们自己也承认，在中国的国学当中找不出来任何能够产生科学和民主的因素。所以，我是认为，国学作为一种文化传统进行科学研究是可以的，但是却不能提倡它。而且即使你提倡它，它也不会有前途。
刘道玉：我同意绪贻先生的这个结论。国学没有前途。我是学自然科学的，从儒学当中不仅找不出民主和科学的东西，而且也找不出创造或创新的因素，这是儒学的致命的缺陷。我对国学不懂，但绪贻先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大家，他有深刻的见解。1947年他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他的硕士论文是《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5月出版了这篇论文的中文版，现在又要出修订版。这说明，他的学术观点是备受欢迎的，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刘绪贻：九州出版社跟我要求要继续出这个书，但是这本书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的，还有三年的版权没有到期。于是，他们就请我说情，请他们放弃这个版权，以便再版。我找到了当时我这个书的编辑，叫做杨宗元，他现在已经是编审了，接到我的信以后，就去查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书库，这个书完全卖完了。他说这本书是他出版的书里面最喜欢的一本，不愿意将这个版权出让出来，他说我给你再版这本书，而且我还要给你稿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