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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没有任何赢家的悲剧
9月23日上午10时，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539号，五六位婴儿家长排着队，在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三鹿集团或三鹿）门口，等着退掉以往购买的奶粉。
天气阴沉沉的，“三鹿集团”四个金字暗淡无光。公司门口放着一张桌子，三四名穿蓝色工作服的三鹿职工，面无表情地接待着退货者。在9月11日工厂被贴上封条后，数千名三鹿集团职工多数赋闲， 少部分职工无奈地忙于接收退货。
一位65岁的老职工抹着眼泪站在公司门外。这位曾经在三鹿工作了31年的老人，比普通职工更加难以接受三鹿集团面临的灾祸。他和老伴，还有儿子、儿媳、女儿，一家五口都先后在三鹿集团工作。2002年，他们全家还凑了40万元参股三鹿集团。如今，这笔钱极有可能随企业的破落而无影无踪。他们不知道未来在哪里。
此时此刻，从石家庄北行至行唐县，沿途几乎每个村落都能闻到扑鼻的牛奶香味。拥有13.1万头奶牛、数量居全国第三的养奶牛大县行唐，由于三鹿停产，原奶无人收购，奶农们如今只能将鲜奶倒在沟渠。不少村民表示，如果一个月内还是没有乳业公司来收奶，他们会选择将奶牛卖掉。甚至，“价格要是不好，就杀掉”。
同在此时此刻，在全国各地，还有许许多多因食用三鹿奶粉而致病的孩子在痛苦地呻吟。
这是一出没有任何赢家的悲剧。
奶站祸端
近些年奶站往鲜奶里添加东西是公开的秘密，只是现在他们才知道这种白色粉末叫三聚氰胺。“只要打一个电话，就有人把这东西送到你家里”
9月17日，因认定三鹿集团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曾带领三鹿这家知名企业前行21年的前董事长田文华作为负责人被警方刑拘。年届66岁的她，将面对严苛的刑事处罚。
部分员工如今对田文华的评价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三鹿集团在她手上曾达到辉煌的最高峰，现在则被带入死亡地带。
工商资料显示，三鹿集团2007年底总资产为16.19亿元，总负债为3.95亿元，净资产为12.24亿元。在2005年得到新西兰恒天然集团8.64亿元注资后，三鹿集团的财务状况相当健康，负债率不到30％。
但是，这个中国奶业的龙头企业，奶粉销量连续11年排名全国第一的公司，自两周前被查出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以来，企业形象瞬间崩塌，目前要面对超过1万吨的奶粉退赔，以及1万多名患儿的巨额医疗费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现金流已断的三鹿集团濒于破产。
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从目前官方公布的情形看，三鹿集团似乎是一个被中间商奶站算计的无辜者。
早在9月12日，石家庄市政府即宣布，三鹿集团所生产的婴幼儿“问题奶粉”，是不法分子在原奶收购过程中添加了三聚氰胺所致。
三聚氰胺，一种无味的白色单斜晶体化学物质，分子式显示其含氮量高达66％。近几年，这种化学物质屡被不法者加入动物饲料和人类食品，以提高蛋白质含量。
三聚氰胺得以冒充蛋白质，原因是当前国际上通行的“凯氏定氮法”，即通过测量含氮量，计算食物或饲料中蛋白质含量。蛋白质主要成分是氨基酸，含氮量通常不到30％，但三聚氰胺含氮量高达66％。因此，在饲料或食品中添加这种化学物质，含氮量立即大幅上升，从而使其蛋白质含量“虚高”（参见本期“三聚氰胺溯源”）。
河北省副省长杨崇勇在事发后告诉《财经》记者，警方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交待，最早在2005年4月，就有奶站在向三鹿集团供应的奶源中添加三聚氰胺。由于三聚氰胺微溶于水的特性，不法分子通过加热，再加入其他化工原料，促进三聚氰胺的溶解。
河北省公安厅公布了奶站添加三聚氰胺的更多细节。多名被抓获的奶站经营者交待，奶站大多是在向三鹿集团供货之前，将三聚氰胺用水稀释溶解，然后倒入原奶中；添加多少，视奶质不同情况以及三鹿集团检测指标而定，也没有固定配方。
由警方调查可知，在养牛大省河北民间，向奶站贩卖三聚氰胺甚至已形成网络。9月16日被抓的苏某交待，他从2007年2月起至2008年7月，以平均200元左右的价格，共计购进三聚氰胺200袋左右（每袋20公斤），全部卖给了其他奶站，卖出价为每袋218元。
河北省多个地方的奶农告诉《财经》记者，最近两年，奶站往鲜奶里添加东西是公开的秘密。只是现在他们才知道这种白色粉末叫三聚氰胺。“只要打一个电话，就有人把这东西送到你家里”。
失控的内检
“第一车间”失控始末
事件曝光后，三鹿集团最初的表态，完全把责任推给原奶收购环节。但据《财经》记者目前的采访调查，即使奶站掺假千真万确且罪无可赦，也不意味着三鹿只是一个简单的受害者。
采访中，不少奶农和业内人士表示不能相信，三鹿集团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对原奶在收购环节被掺有三聚氰胺毫不知情。有奶农表示，三鹿集团奶源部有几百人，全体员工数千人，他们中间许多人老家就在农村，到村里走一走就能听到风声。
在三鹿集团的相关宣传资料中，奶源基地被称为企业的“第一车间”。对牛奶奶源质量，三鹿原本有一套非常严苛的标准，在2005年前基本能严格执行。但事实表明，这个“第一车间”近年来完全失控。
一个解释是，这些年来，中国奶业的无序扩张、行业内的恶性竞争，使得三鹿集团因成本压力放弃了对奶站的约束，对原奶的检测标准也流于形式。
据《财经》记者了解，如今庞大的三鹿集团，最初起源于1956年在石家庄市郊的18家奶牛、奶羊户共45名社员组成的“幸福乳业生产合作社”。
在中国乳业发展之初，各乳品企业各自依托一个大中型城市，奶源来自自设的牧场，基本没有农户散养奶牛。三鹿也不例外。1986年，三鹿集团在全国首创“奶牛下乡，牛奶进城”模式；即将企业牧场“送”给郊区农户，农户则用牛奶分期付款，最终取得奶牛所有权。
就在这个模式开始推广之时，田文华于1987年成为三鹿集团总经理。她看到当时中国各大城市的牛奶无法向市民敞开供应，购奶要凭“奶票”，迅速意识到这是三鹿的机遇。她提出方针——大干、快上、多养牛、多产奶。于是，“奶牛下乡，牛奶进城”模式在田文华手中被迅速推进。
两年间，大部分奶牛“下乡”。1988年，此模式得到国家体改委和畜牧部门肯定，很快在全国推广。由农户散养奶牛为乳企供奶的中国乳源模式自此开始。
这个模式的优点，是乳品企业不需支付奶牛养殖成本，不需支付牧场扩大时庞大的征地成本，却可依靠“人民战争”将奶源产量迅速放大。后来，中国其他一些乳品企业在起步初期，也不约而同选择了与三鹿同样的路径。
不断壮大的三鹿从1993年起，先后选择河北唐山市第二乳品厂、承德华宁乳业公司、石家庄市红旗乳品厂等十几家公司进行联营。所谓联营，实质上主要就是三鹿向上述资不抵债或接近资不抵债的地方国有企业注入品牌，实现控股或参股。据知情人士介绍，联营真正投入的现金很少。
此类联营除三鹿集团有低成本扩张需要，很多也源于三鹿与各级政府关系良好。这种联营在三鹿内部被形象地称为“牌子和奶源”的结合：“三鹿有牌子没产量，没奶源；地方小乳品厂有产量，有奶源，但没牌子”。这种低成本、粗放式联营为三鹿带来了数年的繁华，也给未来留下隐患。
《财经》记者发现，相比三鹿在石家庄的总厂，三鹿旗下联营企业大多厂房破旧，设备简陋。在石家庄下属的行唐县，需要在郊外一条破烂不堪的砂石路上行走20余分钟才能到达行唐三鹿有限公司。这家三鹿控股51％的工厂破旧得让人不敢相信，更像上世纪80年代县城里的锅炉厂。
尽管外界对三鹿式扩张有种种质疑，但三鹿集团靠着此类扩张，在2001年前，将河北省大多数市县的乡村变成了自己的奶源地。在2003年前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三鹿一直是河北省惟一的乳业巨头。全省的奶牛养殖业几乎围绕三鹿乳业的扩张而展开。
当然，这种低成本、粗放式扩张最终为其带来了麻烦。尤其是奶源质量控制问题。散养奶牛模式下奶源异常分散，仅河北省目前就有数千个奶站，几乎每个县都有上百个。这就形成了“奶农—奶站—乳企”的奶源供应模式。各散户奶农的奶都通过奶站最终被集中至三鹿各家工厂。
这种模式只能适应中国乳企还都各自偏于一隅的时代。乳企在一地独大时，是买方市场，各个私人奶站都有求于乳企；奶站送来的奶如果不合格，三鹿甚至可以当场倒掉。这种较强的控制权一直持续到2005年前后。
2005年前后，随着新兴乳企如伊利、蒙牛等强势崛起，河北省奶源争夺出现白热化，奶源由买方市场进入卖方市场，奶站与乳企话事权易位。在实际运作中，三鹿等乳企事实上再也无法像过去一样严格监管奶站，这是巨祸最终酿成的部分原因。
行唐县一位参与奶站经营的村民告诉《财经》记者，蒙牛、伊利来行唐收奶，奶价一般比三鹿奶价每公斤贵0.10元甚至0.20元，但其化验程序复杂，相对比较严格。而行唐三鹿乳业有限公司价低标准也低，蒙牛、伊利不收的鲜奶，一般就卖给三鹿。
石家庄正定县是田文华的老家，是典型的三鹿奶源地。不少奶农证实，近三四年，他们从未因牛奶不合格被退奶。再好的奶牛，每年当气温超过30摄氏度后出现不合格奶也是常事，但这样的奶居然也没有被退掉。
三鹿内部人士认为，在标准过于严格就收不到奶的情况下，三鹿放低标准也是无奈之举。但业内人士认为，在“奶源大战”格局中，三鹿降低了鲜奶收购标准，并对牛奶掺杂使假不予追究，等于是放纵奶站掺假。
无奈显然不是放弃标准的理由，也不能用来为由此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开脱。
270余天瞒报
试图“危机公关”的应该不止三鹿集团一方
2008年9月16日，河北省政府宣布，派驻四路调查组进入三鹿集团，从生产流程等环节彻查“三鹿奶粉事件”。
《财经》记者获悉，田文华被警方刑拘后，三鹿集团数位分管产品质量、奶源的副职和中层接连被警方传唤。三鹿集团的相关财务账目也被调查组查阅。
知情者称，调查组正在调查三鹿集团内部资料上有无购买三聚氰胺的记录。但到目前为止，尚无证据证明三鹿集团在生产环节中自行添加了三聚氰胺。
不过，即使三鹿集团确实未在生产环节添加三聚氰胺，即便三鹿集团高层在2008年6月中旬之前确实不知三聚氰胺为何物，三鹿集团在事件处理过程中的瞒报，也违反了基本的商业伦理。
国务院调查组公布的信息显示，三鹿集团2007年12月即接到患儿家属投诉。但从9月11日至调查组日前公布结果，三鹿集团相关负责人均称从2008年3月起才接到患者投诉。三鹿集团内部人士向《财经》记者承认，集团质量部门真正行动起来调查奶粉质量的时间，是在2008年3月。这或许可以说明，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接到消费者投诉后并没有引起三鹿集团内部的重视。
事后，三鹿集团内部人士承认，他们查出三聚氰胺的时间与国务院调查组公布结果一致，均为2008年6月。而直到8月2日，他们才向石家庄市政府报告。由此至少可以肯定，三鹿集团在近两个月的时间内明知自己生产的奶粉中含三聚氰胺，且三聚氰胺可能致人伤害，还在继续生产和对外销售。这触犯了中国《刑法》第144条，“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规定。9月17日，警方正是据此条款将田文华刑事拘留。
按此条款，如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犯罪嫌疑人可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致人死亡，刑责最高甚至可以判处死刑。
“作为企业董事长，她能方便地了解到消费者所有的投诉内容，在6月查出是三聚氰胺后，她应该知道事件的严重性。但在保护企业利益、个人利益还是保护受害婴幼儿利益的问题上，她没掂量清楚。”一位三鹿内部人士认为。
一系列事实表明，在8月2日向石家庄市政府报告前，田文华曾经试图力挽狂澜，救活自己工作了40年的企业。7月1日起，三鹿集团停止生产慧幼牌婴幼儿奶粉。这种规格的奶粉400克一袋，零售价仅18元，被业内认为连本钱都不够。
随后，三鹿集团紧急购进三聚氰胺检测仪器，试图就此堵上奶源漏洞。大概就在8月6日前后，该仪器投入使用。这或许是事后三鹿首次宣布召回奶粉时，只召回8月6日以前生产的奶粉的缘由。
与此同时，三鹿派到各地的销售人员到医院探望病患。但在安抚患儿家属的同时，却不承认患儿之病由三鹿奶粉导致。直至9月初事发前，三鹿还坚持此种说法，认为患儿生病与其生活环境等有关，而三鹿奶粉的质量是合格的。
“三鹿高层试图通过隐瞒一段时间，待市场完全将三聚氰胺奶粉消化后，这场危机也许能过去。”一位内部知情人士说。但事态愈来愈严重，无法再隐瞒，三鹿最终于8月2日向石家庄市政府做了报告。
事实上，四年前安徽阜阳“大头奶粉”事发不久，有关媒体公布阜阳市45家不合格奶粉企业和伪劣奶粉“黑名单”中，三鹿奶粉赫然在列。
此后，三鹿集团火速展开危机公关，多方斡旋。不久，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对婴儿奶粉产品质量专项抽查结果中，三鹿集团又被列于国内30家具有健全的企业质量保证体系的奶粉生产企业名单的首位。
时隔四年，面对多位肾结石婴儿家属和医生提出的质疑，三鹿集团一开始仍然试图再做一次危机公关。然而，历史已经不可能重演。
试图“危机公关”的应该不止三鹿集团一方。9月22日，国务院调查组最终认定此次事件各方的瞒报责任：
——三鹿集团从2007年12月起，在长达八个月的时间内未向政府报告，直至8月2日才上报石家庄市政府。
——8月2日至9月8日长达38天中，石家庄市委、市政府未就三鹿牌奶粉问题向河北省委、省政府做过任何报告，也未向国务院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报告，违反了有关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报告的规定。
——河北省副省长杨崇勇表示，河北省政府在9月9日接到石家庄市政府的书面报告以后，即派人对此事进行查证，“这花去了一天时间”。未在两小时内报告也有一定责任。
在共计长达270余天的瞒报中，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继续被婴幼儿食用，所产生的肾结石病患由于医院无法及时确定病因，病情逐日加重，最终造成至少四名患儿死亡。三鹿“毒奶粉”之祸触目惊心，但这仅是此次“三鹿门”的开端。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事件暴露出的政府职能部门监管之弊该如何反思，中国产品质量监管体系应如何重建？
往事已矣，来者可鉴。■
本刊实习记者李鹏对此文亦有贡献
9月23日上午10时，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539号，五六位婴儿家长排着队，在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三鹿集团或三鹿）门口，等着退掉以往购买的奶粉。
天气阴沉沉的，“三鹿集团”四个金字暗淡无光。公司门口放着一张桌子，三四名穿蓝色工作服的三鹿职工，面无表情地接待着退货者。在9月11日工厂被贴上封条后，数千名三鹿集团职工多数赋闲， 少部分职工无奈地忙于接收退货。
一位65岁的老职工抹着眼泪站在公司门外。这位曾经在三鹿工作了31年的老人，比普通职工更加难以接受三鹿集团面临的灾祸。他和老伴，还有儿子、儿媳、女儿，一家五口都先后在三鹿集团工作。2002年，他们全家还凑了40万元参股三鹿集团。如今，这笔钱极有可能随企业的破落而无影无踪。他们不知道未来在哪里。
此时此刻，从石家庄北行至行唐县，沿途几乎每个村落都能闻到扑鼻的牛奶香味。拥有13.1万头奶牛、数量居全国第三的养奶牛大县行唐，由于三鹿停产，原奶无人收购，奶农们如今只能将鲜奶倒在沟渠。不少村民表示，如果一个月内还是没有乳业公司来收奶，他们会选择将奶牛卖掉。甚至，“价格要是不好，就杀掉”。
同在此时此刻，在全国各地，还有许许多多因食用三鹿奶粉而致病的孩子在痛苦地呻吟。
这是一出没有任何赢家的悲剧。
奶站祸端
近些年奶站往鲜奶里添加东西是公开的秘密，只是现在他们才知道这种白色粉末叫三聚氰胺。“只要打一个电话，就有人把这东西送到你家里”
9月17日，因认定三鹿集团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曾带领三鹿这家知名企业前行21年的前董事长田文华作为负责人被警方刑拘。年届66岁的她，将面对严苛的刑事处罚。
部分员工如今对田文华的评价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三鹿集团在她手上曾达到辉煌的最高峰，现在则被带入死亡地带。
工商资料显示，三鹿集团2007年底总资产为16.19亿元，总负债为3.95亿元，净资产为12.24亿元。在2005年得到新西兰恒天然集团8.64亿元注资后，三鹿集团的财务状况相当健康，负债率不到30％。
但是，这个中国奶业的龙头企业，奶粉销量连续11年排名全国第一的公司，自两周前被查出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以来，企业形象瞬间崩塌，目前要面对超过1万吨的奶粉退赔，以及1万多名患儿的巨额医疗费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现金流已断的三鹿集团濒于破产。
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从目前官方公布的情形看，三鹿集团似乎是一个被中间商奶站算计的无辜者。
早在9月12日，石家庄市政府即宣布，三鹿集团所生产的婴幼儿“问题奶粉”，是不法分子在原奶收购过程中添加了三聚氰胺所致。
三聚氰胺，一种无味的白色单斜晶体化学物质，分子式显示其含氮量高达66％。近几年，这种化学物质屡被不法者加入动物饲料和人类食品，以提高蛋白质含量。
三聚氰胺得以冒充蛋白质，原因是当前国际上通行的“凯氏定氮法”，即通过测量含氮量，计算食物或饲料中蛋白质含量。蛋白质主要成分是氨基酸，含氮量通常不到30％，但三聚氰胺含氮量高达66％。因此，在饲料或食品中添加这种化学物质，含氮量立即大幅上升，从而使其蛋白质含量“虚高”（参见本期“三聚氰胺溯源”）。
河北省副省长杨崇勇在事发后告诉《财经》记者，警方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交待，最早在2005年4月，就有奶站在向三鹿集团供应的奶源中添加三聚氰胺。由于三聚氰胺微溶于水的特性，不法分子通过加热，再加入其他化工原料，促进三聚氰胺的溶解。
河北省公安厅公布了奶站添加三聚氰胺的更多细节。多名被抓获的奶站经营者交待，奶站大多是在向三鹿集团供货之前，将三聚氰胺用水稀释溶解，然后倒入原奶中；添加多少，视奶质不同情况以及三鹿集团检测指标而定，也没有固定配方。
由警方调查可知，在养牛大省河北民间，向奶站贩卖三聚氰胺甚至已形成网络。9月16日被抓的苏某交待，他从2007年2月起至2008年7月，以平均200元左右的价格，共计购进三聚氰胺200袋左右（每袋20公斤），全部卖给了其他奶站，卖出价为每袋218元。
河北省多个地方的奶农告诉《财经》记者，最近两年，奶站往鲜奶里添加东西是公开的秘密。只是现在他们才知道这种白色粉末叫三聚氰胺。“只要打一个电话，就有人把这东西送到你家里”。
失控的内检
“第一车间”失控始末
事件曝光后，三鹿集团最初的表态，完全把责任推给原奶收购环节。但据《财经》记者目前的采访调查，即使奶站掺假千真万确且罪无可赦，也不意味着三鹿只是一个简单的受害者。
采访中，不少奶农和业内人士表示不能相信，三鹿集团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对原奶在收购环节被掺有三聚氰胺毫不知情。有奶农表示，三鹿集团奶源部有几百人，全体员工数千人，他们中间许多人老家就在农村，到村里走一走就能听到风声。
在三鹿集团的相关宣传资料中，奶源基地被称为企业的“第一车间”。对牛奶奶源质量，三鹿原本有一套非常严苛的标准，在2005年前基本能严格执行。但事实表明，这个“第一车间”近年来完全失控。
一个解释是，这些年来，中国奶业的无序扩张、行业内的恶性竞争，使得三鹿集团因成本压力放弃了对奶站的约束，对原奶的检测标准也流于形式。
据《财经》记者了解，如今庞大的三鹿集团，最初起源于1956年在石家庄市郊的18家奶牛、奶羊户共45名社员组成的“幸福乳业生产合作社”。
在中国乳业发展之初，各乳品企业各自依托一个大中型城市，奶源来自自设的牧场，基本没有农户散养奶牛。三鹿也不例外。1986年，三鹿集团在全国首创“奶牛下乡，牛奶进城”模式；即将企业牧场“送”给郊区农户，农户则用牛奶分期付款，最终取得奶牛所有权。
就在这个模式开始推广之时，田文华于1987年成为三鹿集团总经理。她看到当时中国各大城市的牛奶无法向市民敞开供应，购奶要凭“奶票”，迅速意识到这是三鹿的机遇。她提出方针——大干、快上、多养牛、多产奶。于是，“奶牛下乡，牛奶进城”模式在田文华手中被迅速推进。
两年间，大部分奶牛“下乡”。1988年，此模式得到国家体改委和畜牧部门肯定，很快在全国推广。由农户散养奶牛为乳企供奶的中国乳源模式自此开始。
这个模式的优点，是乳品企业不需支付奶牛养殖成本，不需支付牧场扩大时庞大的征地成本，却可依靠“人民战争”将奶源产量迅速放大。后来，中国其他一些乳品企业在起步初期，也不约而同选择了与三鹿同样的路径。
不断壮大的三鹿从1993年起，先后选择河北唐山市第二乳品厂、承德华宁乳业公司、石家庄市红旗乳品厂等十几家公司进行联营。所谓联营，实质上主要就是三鹿向上述资不抵债或接近资不抵债的地方国有企业注入品牌，实现控股或参股。据知情人士介绍，联营真正投入的现金很少。
此类联营除三鹿集团有低成本扩张需要，很多也源于三鹿与各级政府关系良好。这种联营在三鹿内部被形象地称为“牌子和奶源”的结合：“三鹿有牌子没产量，没奶源；地方小乳品厂有产量，有奶源，但没牌子”。这种低成本、粗放式联营为三鹿带来了数年的繁华，也给未来留下隐患。
《财经》记者发现，相比三鹿在石家庄的总厂，三鹿旗下联营企业大多厂房破旧，设备简陋。在石家庄下属的行唐县，需要在郊外一条破烂不堪的砂石路上行走20余分钟才能到达行唐三鹿有限公司。这家三鹿控股51％的工厂破旧得让人不敢相信，更像上世纪80年代县城里的锅炉厂。
尽管外界对三鹿式扩张有种种质疑，但三鹿集团靠着此类扩张，在2001年前，将河北省大多数市县的乡村变成了自己的奶源地。在2003年前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三鹿一直是河北省惟一的乳业巨头。全省的奶牛养殖业几乎围绕三鹿乳业的扩张而展开。
当然，这种低成本、粗放式扩张最终为其带来了麻烦。尤其是奶源质量控制问题。散养奶牛模式下奶源异常分散，仅河北省目前就有数千个奶站，几乎每个县都有上百个。这就形成了“奶农—奶站—乳企”的奶源供应模式。各散户奶农的奶都通过奶站最终被集中至三鹿各家工厂。
这种模式只能适应中国乳企还都各自偏于一隅的时代。乳企在一地独大时，是买方市场，各个私人奶站都有求于乳企；奶站送来的奶如果不合格，三鹿甚至可以当场倒掉。这种较强的控制权一直持续到2005年前后。
2005年前后，随着新兴乳企如伊利、蒙牛等强势崛起，河北省奶源争夺出现白热化，奶源由买方市场进入卖方市场，奶站与乳企话事权易位。在实际运作中，三鹿等乳企事实上再也无法像过去一样严格监管奶站，这是巨祸最终酿成的部分原因。
行唐县一位参与奶站经营的村民告诉《财经》记者，蒙牛、伊利来行唐收奶，奶价一般比三鹿奶价每公斤贵0.10元甚至0.20元，但其化验程序复杂，相对比较严格。而行唐三鹿乳业有限公司价低标准也低，蒙牛、伊利不收的鲜奶，一般就卖给三鹿。
石家庄正定县是田文华的老家，是典型的三鹿奶源地。不少奶农证实，近三四年，他们从未因牛奶不合格被退奶。再好的奶牛，每年当气温超过30摄氏度后出现不合格奶也是常事，但这样的奶居然也没有被退掉。
三鹿内部人士认为，在标准过于严格就收不到奶的情况下，三鹿放低标准也是无奈之举。但业内人士认为，在“奶源大战”格局中，三鹿降低了鲜奶收购标准，并对牛奶掺杂使假不予追究，等于是放纵奶站掺假。
无奈显然不是放弃标准的理由，也不能用来为由此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开脱。
270余天瞒报
试图“危机公关”的应该不止三鹿集团一方
2008年9月16日，河北省政府宣布，派驻四路调查组进入三鹿集团，从生产流程等环节彻查“三鹿奶粉事件”。
《财经》记者获悉，田文华被警方刑拘后，三鹿集团数位分管产品质量、奶源的副职和中层接连被警方传唤。三鹿集团的相关财务账目也被调查组查阅。
知情者称，调查组正在调查三鹿集团内部资料上有无购买三聚氰胺的记录。但到目前为止，尚无证据证明三鹿集团在生产环节中自行添加了三聚氰胺。
不过，即使三鹿集团确实未在生产环节添加三聚氰胺，即便三鹿集团高层在2008年6月中旬之前确实不知三聚氰胺为何物，三鹿集团在事件处理过程中的瞒报，也违反了基本的商业伦理。
国务院调查组公布的信息显示，三鹿集团2007年12月即接到患儿家属投诉。但从9月11日至调查组日前公布结果，三鹿集团相关负责人均称从2008年3月起才接到患者投诉。三鹿集团内部人士向《财经》记者承认，集团质量部门真正行动起来调查奶粉质量的时间，是在2008年3月。这或许可以说明，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接到消费者投诉后并没有引起三鹿集团内部的重视。
事后，三鹿集团内部人士承认，他们查出三聚氰胺的时间与国务院调查组公布结果一致，均为2008年6月。而直到8月2日，他们才向石家庄市政府报告。由此至少可以肯定，三鹿集团在近两个月的时间内明知自己生产的奶粉中含三聚氰胺，且三聚氰胺可能致人伤害，还在继续生产和对外销售。这触犯了中国《刑法》第144条，“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规定。9月17日，警方正是据此条款将田文华刑事拘留。
按此条款，如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犯罪嫌疑人可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致人死亡，刑责最高甚至可以判处死刑。
“作为企业董事长，她能方便地了解到消费者所有的投诉内容，在6月查出是三聚氰胺后，她应该知道事件的严重性。但在保护企业利益、个人利益还是保护受害婴幼儿利益的问题上，她没掂量清楚。”一位三鹿内部人士认为。
一系列事实表明，在8月2日向石家庄市政府报告前，田文华曾经试图力挽狂澜，救活自己工作了40年的企业。7月1日起，三鹿集团停止生产慧幼牌婴幼儿奶粉。这种规格的奶粉400克一袋，零售价仅18元，被业内认为连本钱都不够。
随后，三鹿集团紧急购进三聚氰胺检测仪器，试图就此堵上奶源漏洞。大概就在8月6日前后，该仪器投入使用。这或许是事后三鹿首次宣布召回奶粉时，只召回8月6日以前生产的奶粉的缘由。
与此同时，三鹿派到各地的销售人员到医院探望病患。但在安抚患儿家属的同时，却不承认患儿之病由三鹿奶粉导致。直至9月初事发前，三鹿还坚持此种说法，认为患儿生病与其生活环境等有关，而三鹿奶粉的质量是合格的。
“三鹿高层试图通过隐瞒一段时间，待市场完全将三聚氰胺奶粉消化后，这场危机也许能过去。”一位内部知情人士说。但事态愈来愈严重，无法再隐瞒，三鹿最终于8月2日向石家庄市政府做了报告。
事实上，四年前安徽阜阳“大头奶粉”事发不久，有关媒体公布阜阳市45家不合格奶粉企业和伪劣奶粉“黑名单”中，三鹿奶粉赫然在列。
此后，三鹿集团火速展开危机公关，多方斡旋。不久，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对婴儿奶粉产品质量专项抽查结果中，三鹿集团又被列于国内30家具有健全的企业质量保证体系的奶粉生产企业名单的首位。
时隔四年，面对多位肾结石婴儿家属和医生提出的质疑，三鹿集团一开始仍然试图再做一次危机公关。然而，历史已经不可能重演。
试图“危机公关”的应该不止三鹿集团一方。9月22日，国务院调查组最终认定此次事件各方的瞒报责任：
——三鹿集团从2007年12月起，在长达八个月的时间内未向政府报告，直至8月2日才上报石家庄市政府。
——8月2日至9月8日长达38天中，石家庄市委、市政府未就三鹿牌奶粉问题向河北省委、省政府做过任何报告，也未向国务院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报告，违反了有关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报告的规定。
——河北省副省长杨崇勇表示，河北省政府在9月9日接到石家庄市政府的书面报告以后，即派人对此事进行查证，“这花去了一天时间”。未在两小时内报告也有一定责任。
在共计长达270余天的瞒报中，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继续被婴幼儿食用，所产生的肾结石病患由于医院无法及时确定病因，病情逐日加重，最终造成至少四名患儿死亡。三鹿“毒奶粉”之祸触目惊心，但这仅是此次“三鹿门”的开端。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事件暴露出的政府职能部门监管之弊该如何反思，中国产品质量监管体系应如何重建？
往事已矣，来者可鉴。■
本刊实习记者李鹏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