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在古典经济学家眼中，资源是经济体增长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匮乏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和一些自然资源丰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长期出现增长缓慢甚至停滞现象大量出现，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怀疑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致于有经济学家提出资源“诅咒”了经济的增长。文章通过分析认为，资源诅咒是不成立的，制度因素才是经济增长的阻碍因素，因此与其说是资源诅咒，不如说是制度诅咒。
关键词：资源诅咒；制度诅咒；形成机理
在产生“资源诅咒”的概念之前，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强调自然资源对一国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他们认为有无充足的自然资源支持是农业社会以及工业社会持续增长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大多数经济学基础理论教科书几乎都告诉初学者，经济主体只能在社会生产可能曲线上或以下做出选择，这亦强调资源的重要性。然而，事实上众多自然资源丰裕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却十分缓慢。从17世纪的西班牙，到19世纪和20世纪的俄罗斯，再到二战后的尼日利亚、委内瑞拉、一些海湾石油国等，这些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与同时期其他国家相比明显缓慢（SachsandWarner，1997）。相反，一些资源贫乏的国家，如17世纪的荷兰、19世纪的瑞士、日本以及二次世界大战后的NIE（NewIndustryEconomics，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却都表现出了强劲的增长态势。人们有理由怀疑，丰富的自然资源是否是对经济增长的“诅咒”？
一、概念的提出
在传统农业经济（种植业、畜牧业、渔业、采掘业等）占主导的时期，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是呈正相关的。虽然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传统农业对促进一国的经济增长十分缓慢，却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资源诅咒在传统农业社会并不成立的。自18世纪产业革命以来，分工与贸易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增长，促使经济增长的推动力由第一产业转到了第二、第三产业，特别是工业上，农业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力量开始越来越微弱，导致现在人们一提到经济增长就立即想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而对农业促进经济增长忽略不计，“资源诅咒”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资源诅咒”的思想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出现了。Prebisch和Singer通过实证分析，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解释资源出口国家贫困化增长的原因。他们发现，以初级产品为主要出口品的国家在面临不断贸易恶化的状况时，不得不出口更多的初级产品以换取更多的工业品，从而大量贸易利益为发达国家所占有。这一思想被称为“普雷维什-辛格假说”。“资源诅咒”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Auty（1993）的《丰富的资源与经济增长》，其基本涵义为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反而比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经济增长得更慢。美国经济学家Sachs和Warner（1995）研究了世界上71个国家1970-1989年自然资源状况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Sachs和Warner以自然资源丰裕度、市场开放度、投资、经济制度等为主要变量，检验一国的经济增长与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之间的相关性。其研究结论是，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确实存在相关性，但却是一种负相关性，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与地区，经济增长反而慢于自然资源稀缺的国家与地区。
二、资源诅咒的形成机理
关于资源诅咒形成的原因，一些学者从社会学角度出发，认为“轻易得到的富裕会导致懒惰”（Bodin，1576），还有从政治学角度分析了资源诅咒的政治传导机制Gelb（1988）和Auty（1990），认为资源丰裕的国家比资源贫乏的国家更容易出现寻租行为，寻租行为的存在使众多资源丰裕的国家与腐败、官僚化、市场残缺等现象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了一起。Sala-i-Martin和Subramanian（2003）通过对尼日利亚的考察发现，寻租行为致使该国的腐败问题相当严重。Angrist和Kugler（2008）则强调丰裕的自然资源反而导致更频繁的政治和军事冲突，从而发生所谓的“资源诅咒”。
经济学家对于“资源诅咒”的解释更为多样化，但概括而言，“资源诅咒”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在于丰裕的自然资源通过某种机制“挤出”了其他生产性的组织或经济活动。Matsuyama（1992）将整个经济分成农业和制造业两个部门，由于制造业具有“干中学”的性质，如果一国中的制造业被更多体现资源优势的初级产业所挤出，那么该国的经济增长就会下降。Sachs和Warner（1995，1997，1999）提出了“荷兰病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来解释这种现象。在荷兰病增长模型中，一个国家有三个部门：可贸易的自然资源部门、可贸易的非自然资源部门以及不可贸易的部门。自然资源禀赋越大，对不可贸易产品的需求就越大，从而分配给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和资本就越少。这导致了制造业的萎缩以及不可贸易部门的扩张。但是由于初级品的价格低于制造业，再加上许多国家对初级品进口的保护政策，从而导致自然资源丰裕国家的经济发展反而出现停滞。然而，恰恰正是制造业及其具有的正外部效应，才是长时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和必要基础；制造业普遍缺乏、经济活动集中于初级产品生产的资源国也就必然摆脱不了增长乏力的困境。
Sachs和Warner（2001）进一步检验了自然资源丰裕程度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即丰裕的自然资源主要通过挤出促进经济增长的活动来阻碍经济增长。资源诅咒的间接传导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首先，由于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使得当地居民的收入显著提高，从而使人们忽视良好的经济管理、社会平等以及有效率的政府机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这也导致人们产生一种错误的安全感，并减弱人们对投资、高级劳动力和推动经济增长策略的需要。其次，本币升值会损害制造业并且导致出口结构向资源密集型产品倾斜。结果，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往往会面临制造业和其他非原材料产品出口的减少，而这些产品都具有技术溢出和“干中学”的特征（Gylfason2001）。再次，自然资源也会吸引潜在的创新者在资源部门工作从而挤出企业活动和创新行为，造成资金从研发部门向初级产品部门的转移。
已有的文献大部分都是从跨国角度讨论“资源诅咒”是否成立，而Papyrakis和Gerlagh（2006）则将对“资源诅咒”这一现象的考查进一步延伸到同一国家内的不同地区。通过分析他们发现，在美国，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主要通过挤出教育投入这一传导途径来减缓经济增长的速度。扩张的初级品生产部门不需要高水平劳动力，从而造成整个地区对教育的投资不足，导致经济增长的减退。
但是，一些经济学家并不同意“资源诅咒”的假说。Habakkuk（1962）就认为美国的丰裕自然资源有助于解释它在19世纪赶超英国。Sala-Martin（1997）的研究发现初级产品占总出口的比重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负效应，而GDP中采掘业的比重则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可见，选取不同的自然资源丰裕程度的指标往往会得到不一致的结论。
以徐康宁等的《中国区域经济的“资源诅咒”效应：地区差距的另一种解释》为重要开端，中国的经济学家亦开始关注“资源诅咒”假说是否在中国出现。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主要从中国地区层面和中国典型地区进行实证研究。徐康宁、王剑等利用29个省份在1995至2003年间的面板数据，发现在中国的省际层面“资源诅咒”是成立的。胡援成、肖德勇以1999-2004年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同样验证了资源诅咒的现象在中国省际层面存在。而方颖等在《福兮祸兮：中国存在“资源诅咒”吗？》一文中，利用95个地级市或地级以上的城市的横截面数据进行了检验。他们的“检验结果表明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无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资源诅咒’的假说在中国城市层面上不成立”。典型的地区研究以山西省为代表，大多的研究都表明，山西陷入了资源诅咒的陷阱。
三、资源诅咒的悖论——制度诅咒
纵观上述解释产生资源诅咒的各种机制可以看出，自然资源本身对一国或一个地区来说是巨大的财富，自然资源根本不是“诅咒”经济增长的原罪。通常情况下，茫茫的沙漠和荒凉的戈壁里成长不出一个强大的经济体，没有适合的自然资源就没有经济发展。另外，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经济依然高度发达，并没有出现“资源诅咒”。
恰恰相反，之所以出现所谓资源诅咒的情况，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出现资源诅咒地区的经济文化或制度缺陷。通常建立在基督教文明和资本主义精神基础上的对自由主义的倡导和对个人的尊重，形成了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这种文化和制度激励人们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最大限度激发个人的智慧以创造更多的财富，对成功的追求和对未知的探索等等。反观那些中了所谓资源诅咒的国家和地区，正是由于缺乏资本主义精神的土壤和机制。一些资源丰富的海湾石油国家，如沙特阿拉伯，皇室过着奢华的生活，人民的收入水平高，生活安逸。该国的收入来源大部份靠的是出口原油，没有建立起世界一流或先进的石油化工产业，更不用说建立起其他高新技术产业，经济的增长基本上依赖于原油的出口。因此，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依赖于外部对石油的需求量，依赖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经济易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被别国左右，尽管有石油卡特尔组织OPEC，但是国际原油的定价权却依然被美国等国操纵就是明证。至于像荷兰这样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出现了“荷兰病”，陷入了资源诅咒的怪圈，可以解释为太多的易得的原油财富，导致失去了产业升级的激励。因为，荷兰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不存在明显缺陷，因此“荷兰病”持续的时间比较短暂，经过纠正、调整，荷兰经济步入健康发展之路。
其实，资源诅咒并不局限在自然资源领域。人力、资本等源源同样也有可能陷入诅咒的陷阱。劳动力廉价丰富的地区亦很有可能陷入诅咒。20世纪60、70年代的韩国和台湾地区，经济起飞初级阶段也是依靠丰富的廉价劳动力积累原始资本的。后经过成功的产业转型、提升，从而避免陷入劳动力诅咒的陷阱。中国大陆地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依靠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将大陆变成了“世界工厂”。如果我们仅仅乐意停留在制造中心的地位，则很可能陷入劳动力诅咒的陷阱。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政府和社会早意识到要进行产业转型，努力发展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培养创新型产业。
四、结论
自然资源绝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这样的忠告早在各国发展的起步阶段就已经由刘易斯提出。拥有丰富自然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并不一定会得到增长；反之，资源匮乏的国家或地区，在经济日益开放，信息和运输日益发达，成本降低的情况，依然可以得到飞速的发展，日本，以色列，韩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就是很好的例子。因此只有合理地利用、管理自然资源，并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其他方面同时努力，资源才能起到支持增长的作用。然而，在刘易斯50年之后的研究表明，大部分资源国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等人亦指出，自然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四个轮子”之一，其他三个即人力资源、资本和技术。值得注意的是萨缪尔森等在其《经济学》中介绍经济增长的自然资源时，特别强调“在当今世界上，自然资源的拥有量并不是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总之，与其说是资源的诅咒，还不如说是制度诅咒。资源是客观存在的财富，没有理由成为制度缺陷的替罪羊。
参考文献：
1、张景华.自然资源是“福音”还是“诅咒”:基于制度的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08(1).
2、李明利,诸培新.自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述评[J].生态经济,2008(9).
3、程志强.资源诅咒假说:一个文献综述[J].财经问题研究,2008(3).
4、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7版)[M].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关键词：资源诅咒；制度诅咒；形成机理
在产生“资源诅咒”的概念之前，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强调自然资源对一国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他们认为有无充足的自然资源支持是农业社会以及工业社会持续增长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大多数经济学基础理论教科书几乎都告诉初学者，经济主体只能在社会生产可能曲线上或以下做出选择，这亦强调资源的重要性。然而，事实上众多自然资源丰裕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却十分缓慢。从17世纪的西班牙，到19世纪和20世纪的俄罗斯，再到二战后的尼日利亚、委内瑞拉、一些海湾石油国等，这些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与同时期其他国家相比明显缓慢（SachsandWarner，1997）。相反，一些资源贫乏的国家，如17世纪的荷兰、19世纪的瑞士、日本以及二次世界大战后的NIE（NewIndustryEconomics，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却都表现出了强劲的增长态势。人们有理由怀疑，丰富的自然资源是否是对经济增长的“诅咒”？
一、概念的提出
在传统农业经济（种植业、畜牧业、渔业、采掘业等）占主导的时期，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是呈正相关的。虽然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传统农业对促进一国的经济增长十分缓慢，却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资源诅咒在传统农业社会并不成立的。自18世纪产业革命以来，分工与贸易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增长，促使经济增长的推动力由第一产业转到了第二、第三产业，特别是工业上，农业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力量开始越来越微弱，导致现在人们一提到经济增长就立即想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而对农业促进经济增长忽略不计，“资源诅咒”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资源诅咒”的思想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出现了。Prebisch和Singer通过实证分析，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解释资源出口国家贫困化增长的原因。他们发现，以初级产品为主要出口品的国家在面临不断贸易恶化的状况时，不得不出口更多的初级产品以换取更多的工业品，从而大量贸易利益为发达国家所占有。这一思想被称为“普雷维什-辛格假说”。“资源诅咒”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Auty（1993）的《丰富的资源与经济增长》，其基本涵义为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反而比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经济增长得更慢。美国经济学家Sachs和Warner（1995）研究了世界上71个国家1970-1989年自然资源状况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Sachs和Warner以自然资源丰裕度、市场开放度、投资、经济制度等为主要变量，检验一国的经济增长与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之间的相关性。其研究结论是，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确实存在相关性，但却是一种负相关性，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与地区，经济增长反而慢于自然资源稀缺的国家与地区。
二、资源诅咒的形成机理
关于资源诅咒形成的原因，一些学者从社会学角度出发，认为“轻易得到的富裕会导致懒惰”（Bodin，1576），还有从政治学角度分析了资源诅咒的政治传导机制Gelb（1988）和Auty（1990），认为资源丰裕的国家比资源贫乏的国家更容易出现寻租行为，寻租行为的存在使众多资源丰裕的国家与腐败、官僚化、市场残缺等现象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了一起。Sala-i-Martin和Subramanian（2003）通过对尼日利亚的考察发现，寻租行为致使该国的腐败问题相当严重。Angrist和Kugler（2008）则强调丰裕的自然资源反而导致更频繁的政治和军事冲突，从而发生所谓的“资源诅咒”。
经济学家对于“资源诅咒”的解释更为多样化，但概括而言，“资源诅咒”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在于丰裕的自然资源通过某种机制“挤出”了其他生产性的组织或经济活动。Matsuyama（1992）将整个经济分成农业和制造业两个部门，由于制造业具有“干中学”的性质，如果一国中的制造业被更多体现资源优势的初级产业所挤出，那么该国的经济增长就会下降。Sachs和Warner（1995，1997，1999）提出了“荷兰病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来解释这种现象。在荷兰病增长模型中，一个国家有三个部门：可贸易的自然资源部门、可贸易的非自然资源部门以及不可贸易的部门。自然资源禀赋越大，对不可贸易产品的需求就越大，从而分配给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和资本就越少。这导致了制造业的萎缩以及不可贸易部门的扩张。但是由于初级品的价格低于制造业，再加上许多国家对初级品进口的保护政策，从而导致自然资源丰裕国家的经济发展反而出现停滞。然而，恰恰正是制造业及其具有的正外部效应，才是长时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和必要基础；制造业普遍缺乏、经济活动集中于初级产品生产的资源国也就必然摆脱不了增长乏力的困境。
Sachs和Warner（2001）进一步检验了自然资源丰裕程度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即丰裕的自然资源主要通过挤出促进经济增长的活动来阻碍经济增长。资源诅咒的间接传导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首先，由于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使得当地居民的收入显著提高，从而使人们忽视良好的经济管理、社会平等以及有效率的政府机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这也导致人们产生一种错误的安全感，并减弱人们对投资、高级劳动力和推动经济增长策略的需要。其次，本币升值会损害制造业并且导致出口结构向资源密集型产品倾斜。结果，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往往会面临制造业和其他非原材料产品出口的减少，而这些产品都具有技术溢出和“干中学”的特征（Gylfason2001）。再次，自然资源也会吸引潜在的创新者在资源部门工作从而挤出企业活动和创新行为，造成资金从研发部门向初级产品部门的转移。
已有的文献大部分都是从跨国角度讨论“资源诅咒”是否成立，而Papyrakis和Gerlagh（2006）则将对“资源诅咒”这一现象的考查进一步延伸到同一国家内的不同地区。通过分析他们发现，在美国，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主要通过挤出教育投入这一传导途径来减缓经济增长的速度。扩张的初级品生产部门不需要高水平劳动力，从而造成整个地区对教育的投资不足，导致经济增长的减退。
但是，一些经济学家并不同意“资源诅咒”的假说。Habakkuk（1962）就认为美国的丰裕自然资源有助于解释它在19世纪赶超英国。Sala-Martin（1997）的研究发现初级产品占总出口的比重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负效应，而GDP中采掘业的比重则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可见，选取不同的自然资源丰裕程度的指标往往会得到不一致的结论。
以徐康宁等的《中国区域经济的“资源诅咒”效应：地区差距的另一种解释》为重要开端，中国的经济学家亦开始关注“资源诅咒”假说是否在中国出现。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主要从中国地区层面和中国典型地区进行实证研究。徐康宁、王剑等利用29个省份在1995至2003年间的面板数据，发现在中国的省际层面“资源诅咒”是成立的。胡援成、肖德勇以1999-2004年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同样验证了资源诅咒的现象在中国省际层面存在。而方颖等在《福兮祸兮：中国存在“资源诅咒”吗？》一文中，利用95个地级市或地级以上的城市的横截面数据进行了检验。他们的“检验结果表明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无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资源诅咒’的假说在中国城市层面上不成立”。典型的地区研究以山西省为代表，大多的研究都表明，山西陷入了资源诅咒的陷阱。
三、资源诅咒的悖论——制度诅咒
纵观上述解释产生资源诅咒的各种机制可以看出，自然资源本身对一国或一个地区来说是巨大的财富，自然资源根本不是“诅咒”经济增长的原罪。通常情况下，茫茫的沙漠和荒凉的戈壁里成长不出一个强大的经济体，没有适合的自然资源就没有经济发展。另外，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经济依然高度发达，并没有出现“资源诅咒”。
恰恰相反，之所以出现所谓资源诅咒的情况，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出现资源诅咒地区的经济文化或制度缺陷。通常建立在基督教文明和资本主义精神基础上的对自由主义的倡导和对个人的尊重，形成了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这种文化和制度激励人们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最大限度激发个人的智慧以创造更多的财富，对成功的追求和对未知的探索等等。反观那些中了所谓资源诅咒的国家和地区，正是由于缺乏资本主义精神的土壤和机制。一些资源丰富的海湾石油国家，如沙特阿拉伯，皇室过着奢华的生活，人民的收入水平高，生活安逸。该国的收入来源大部份靠的是出口原油，没有建立起世界一流或先进的石油化工产业，更不用说建立起其他高新技术产业，经济的增长基本上依赖于原油的出口。因此，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依赖于外部对石油的需求量，依赖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经济易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被别国左右，尽管有石油卡特尔组织OPEC，但是国际原油的定价权却依然被美国等国操纵就是明证。至于像荷兰这样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出现了“荷兰病”，陷入了资源诅咒的怪圈，可以解释为太多的易得的原油财富，导致失去了产业升级的激励。因为，荷兰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不存在明显缺陷，因此“荷兰病”持续的时间比较短暂，经过纠正、调整，荷兰经济步入健康发展之路。
其实，资源诅咒并不局限在自然资源领域。人力、资本等源源同样也有可能陷入诅咒的陷阱。劳动力廉价丰富的地区亦很有可能陷入诅咒。20世纪60、70年代的韩国和台湾地区，经济起飞初级阶段也是依靠丰富的廉价劳动力积累原始资本的。后经过成功的产业转型、提升，从而避免陷入劳动力诅咒的陷阱。中国大陆地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依靠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将大陆变成了“世界工厂”。如果我们仅仅乐意停留在制造中心的地位，则很可能陷入劳动力诅咒的陷阱。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政府和社会早意识到要进行产业转型，努力发展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培养创新型产业。
四、结论
自然资源绝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这样的忠告早在各国发展的起步阶段就已经由刘易斯提出。拥有丰富自然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并不一定会得到增长；反之，资源匮乏的国家或地区，在经济日益开放，信息和运输日益发达，成本降低的情况，依然可以得到飞速的发展，日本，以色列，韩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就是很好的例子。因此只有合理地利用、管理自然资源，并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其他方面同时努力，资源才能起到支持增长的作用。然而，在刘易斯50年之后的研究表明，大部分资源国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等人亦指出，自然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四个轮子”之一，其他三个即人力资源、资本和技术。值得注意的是萨缪尔森等在其《经济学》中介绍经济增长的自然资源时，特别强调“在当今世界上，自然资源的拥有量并不是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总之，与其说是资源的诅咒，还不如说是制度诅咒。资源是客观存在的财富，没有理由成为制度缺陷的替罪羊。
参考文献：
1、张景华.自然资源是“福音”还是“诅咒”:基于制度的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08(1).
2、李明利,诸培新.自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述评[J].生态经济,2008(9).
3、程志强.资源诅咒假说:一个文献综述[J].财经问题研究,2008(3).
4、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7版)[M].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