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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张元龙当过木匠，做过纤夫，扛过麻包。一九七九年以内蒙古文科第一的成绩考入南开大学。毕业后进入内蒙古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视连续剧《阿霞》、《党员金柱有点忙》、电影《党员二愣妈》等农村题材的影视片。其中《党员二愣妈》获得飞天一等奖，斯琴高娃获得终身成就奖，小品演员黄宏获得金鹰奖。十年的时间，他获得了金鹰、飞天、华表、金穗、文华和“五个一工程”在内的十六次大奖，还四次获得飞天奖。
2007年4月末，张元龙从锡林郭勒草原外景地回到呼和浩特。54岁的男人了，身体已经微微发胖，眼睛里有疲惫，眼神却依旧温和，脸颊上是两片草原人特有的高原红。
2007年3月，他的都市情感剧《离婚官司》刚刚杀青，4月就开始了《大路朝天》的前期准备。五一假期对他来说，就是这场大戏的开始。他说：“我已经耽误了九年的时间，没有时间再休息了……我那样钟情于农村题材的电影，是因为我熟悉那里的生活。每次站到烂土堆上，我的感觉马上就来了。二愣妈、金柱、红荞、阿霞……他们的喜怒哀乐让我觉得亲切，我说他们的故事时就像在说我自己。一个人骨子和血液里的东西是永远无法改变的，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农民。”
不是大人狠心，是生活要求你必须这样
张元龙的家在敕勒川上。他特别热爱自己的家乡，7岁的时候，作为家中老大的张元龙白天上学，晚上为生产队放马。太阳落山的时候，他就和十几个小伙伴跃上马背，四五百匹蒙古马声势浩荡，在他们的驱赶下风一般奔向草原。
到了草原，马安静了，孩子们却撒起欢来。他们摔跤，赛马，玩累了就躺在草原上，美美地睡起觉来。半夜醒来，马儿在身旁安静地吃草，河水在哗哗地流淌，头顶是草原的夜空，或繁星满天，或圆月朗朗，梦一样美。
13岁的时候，张元龙小学毕业，考进了县里的中学。也在这一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书念不成了，本村一个很有名望的老木匠看张元龙机灵，就收他做了徒弟。张元龙跟着师傅走了很多地方，除了周围的县市，他们还到宁夏、甘肃、陕西等地揽活。别的徒弟需要三年才能出师，心灵手巧的他，第二年就出师了。
木匠生涯，扩大了他的人生半径，让一个13岁的少年见识了更多的乡土民风和人情世故。2002年，张元龙在山西拍戏，第一次见到了鲁班庙。他在众人不解的目光里对着鲁班像深深地鞠了一躬，他心里清楚，能走到今天，木匠这个职业对他的陶冶和历练太重要了。
1970年秋天，张元龙的父亲从大卡车上掉下来，后脑勺着地落下了残疾。17岁的他回到家里，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夏天他到黄河上给人拉纤，非常辛苦。有一次，船行到河中央，船帮忽然进水了，大浪打过来，他们把棉袄脱下仍堵不住漏洞，只好跪在船上，把船上的货一袋袋扔进水里，才捡回了一条命。
冬天黄河水结冰了，张元龙就跟村里的伙伴去沙漠捡骆驼粪。鸡叫时分，张元龙跟伙伴们穿过结冰的黄河到对面的毛乌素沙漠。黄河的冰厚达三尺，有的地方因为冰层挤压形成了很宽的裂缝，当地人称“亮子”。黑暗中有的伙伴一不小心踩到“亮子”就掉进去喂了鱼。
每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张元龙和伙伴们已经捡满了两担的骆驼粪。三四十里的路，一开始感觉担子很轻，越走就变得越重，最后扁担就像扣到了肉里……
这样的苦，张元龙却都忍受了下来。那时候大人小孩都为了活着挣扎，不是大人心狠，是生活要求你必须这样。张元龙说，现在想起那几个掉进“亮子”的伙伴，我依然觉得心酸。我和弟弟在黄河上滚爬了那么多年却没有喂鱼，真是命大。
走出考场，从丈夫变成了父亲
后来，张元龙给三叔写信，想让三叔帮自己在城里找份临时工。三叔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大学生，在集宁教外语。三叔说，家里是很苦，但你还是应该多看点书，我觉得国家不能永远这样不要文化，不要人才。多学点知识总有一天会有用的。
20岁的时候，张元龙听说呼和浩特糖厂招工，于是他从家乡赶到呼市，成了一名火车装卸工。60吨的车皮，两个装卸工在4个小时内卸完，从车门到糖垛50米，背上200斤的糖包，来来回回就要跑上几百趟。一天下来，人都累得成了一摊泥。线上甩进新车皮，值班员吼破嗓子也叫不动一个人，只有用凉水向铺炕上泼去，才能把倒在铺炕上处于昏迷状态的那些装卸工弄起来。一个人累到极致的时候，不是想吃，不是想喝，只是想睡。张元龙说，我们都练成了一边背着200斤重的糖包飞奔，一边还能耷拉着眼皮打瞌睡的本领。
即使这样的情况下，张元龙也没有忘记三叔的话。下雨或放假的时候，别人都在睡觉，打扑克，他就躺在自己的铺上看书。他看的是三叔留在家里的那一大箱子书，中学课本、天文地理、章回武侠，无所不包，这些书伴着张元龙度过了枯燥的打工时光。
带来的书看完了，张元龙就自己找东西看。当时的装卸工们爱吃一种“焙子”的烧饼，一买就是一大摞。张元龙发现包“焙子”的纸竟是报纸裁成的。为了得到这些纸片，他主动担起帮大伙儿买“焙子”的任务。张元龙没事就看那些纸片，三寸见方的小纸片他读得津津有味，看完了还猜测被裁去的部分。他觉得，自己的想象力很大程度是在那时候锻炼出来的。
1979年夏天，张元龙到内蒙古师大附中的徐老师家做家具。一个学生向徐老师请教问题，记得他当时的问题是：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背景是什么？徐老师还没来得及回答，旁边的张元龙就说了出来。徐老师大为惊诧，问他什么学历，他老老实实地回答：小学。徐老师更惊讶了，小学毕业就懂这么多？小伙子，你该去参加高考的。张元龙说，人家那么多高中生，我可不敢想。徐老师说，你可以试一下，来我班上补习吧。
仿佛生命里有一个东西突然被唤醒了，张元龙决定听老师的话，去试试。他偷偷跟工友调了班，晚上卸货，白天去师大附中补习。那20多天，张元龙每天早上七点多下班，衣服都来不及换，就骑车赶往城市另一头的学校。因为路太远，上午的第一节课张元龙从没有赶上过。他不好意思走进去，就站在窗户下听老师讲课，等下课了再趁乱进去。教室最后一排有个凳子，那就是他的座位。
高考那天，大雨如注。张元龙把临产的妻子送到医院，匆匆赶往考场。等走出考场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一个父亲。
参加完考试的张元龙又回到糖厂正常上班。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自己要考大学的事，他怕考不上别人笑话，也怕丢了工作。突然有一天，徐老师来找他了，大声喊着他的名字，一见他就把自行车扔到地上激动地说，成绩出来了！
张元龙以当年自治区文科第一的成绩被南开大学中文系录取。
三叔曾跟我说，人这一辈子好多时候就像坐车，赶上就赶上了，赶不上就落下了。提前做好准备，你可以等车，不要让车等你。张元龙说，如果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贵人存在的话，那么三叔和徐老师就是我生命里的贵人，是他们改变了我的人生。
9年的冷板凳
1983年张元龙大学毕业。那时候的大学生是真正的天之骄子，他们班的学生没毕业就都被北京各个部门要了。当时的内蒙古人大常委会主任在中央电视台呼吁，号召学子们回乡建设草原，张元龙就回到了内蒙古，分配到自治区党委。一段时间后，张元龙发觉自己不适合这样的地方，因为他的梦想不是政治，而是艺术。正好内蒙古电影制片厂要人，还解决家属的户口和住房问题，权衡之下，他来到了电影制片厂。
进了制片厂，张元龙才发觉自己想得太简单了。电影厂关系更是复杂，就连一个烧锅炉的，父亲都是处长。电影厂蒙古族人居多，干部百分之九十是蒙古族人，他们之间因为联姻又结成一个“死结”。在当时被认为是名利场的电影厂，一个没有根基和背景的外来人，想在这个圈子里进入主流几乎是不可能的。
名牌高校毕业的汉族小伙儿张元龙成了游弋在这个圈外的飞蛾，他没有想到，自己的文凭在这里也无形中成了别人的压力。有9年的时间，张元龙无片可拍，很多时候，他只有自己蹲在屋子里看《三国演义》。张元龙很愤懑，他的同学几乎在以每半年一个台阶的速度前进，可他却在这里自生自灭，浪费着一个男人生命里最好的年华。他甚至想离开，可是他走了，妻子和女儿怎么办？他憋闷得厉害，却又无可奈何。
有一天老厂长莫尔吉夫找到张元龙，说，我明年就要退了，想给你一个机会。电影厂有拍片时留下的大量余片，你能不能剪辑成一个完整的电影？如果你能干成就留在电影厂，也许将来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导演。
张元龙一字一句地对老厂长说，你放心吧，我能。
张元龙把散落在仓库、走廊甚至厕所内的电影余片找到，长段短段洗干净，再一一整理好。冬天，他独自在放映厅看这些片段，记住片子中每个镜头的内容及拍摄的场景、情节。放映厅没有暖气，房子又大，手冻出了大口子，洇出了血，他都没有觉察。
临近年关，张元龙把所有的余片烂记于心，根据现有的片段整理成故事。春节过后，内蒙古的春天同样寒冷，他再一次钻进放映厅，把编好的故事按照自己的想法剪辑，想尽办法处理其中的镜头。春节过后一上班，张元龙把《泪洒科尔沁》放在了老厂长的办公桌上。90分钟的放映结束后，举座哗然。文化厅的领导感慨道，我看张元龙不花国家一分钱的《泪洒科尔沁》，不比投资上千万元的任何一部差。
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张元龙才有了做导演的资格。由于《泪洒科尔沁》是中国电影史上唯一一部不花钱的电影，他不但当上了导演，还升了职。别人晋级是初级容易高级难，而张元龙是初级9年，中级3年，副高1年半，高级1年。
第五代半导演，半吊子的半
幸运再一次来临。由于张元龙在讨论电影剧本《灰色的猎场》时，提出了很独特的见解，分管艺术的郁杰厂长，把这个剧本编辑的名分安在了张元龙的头上。当时，他还不知道郁杰和该剧作者江浩是多年的好友，更不知道远在北京的田壮壮很快就要来内蒙古拍这个戏。
五月，田壮壮来了。导演介入，标志着张元龙的编辑工作告一段落。可能是缘分未尽，厂里居然又派张元龙到这个摄制组做场记，以提高文学部秀才们的“电影”意识。由于年龄只比田壮壮小一岁，毕业只比田壮壮晚一年，所以张元龙这个场记在整个摄制过程中很不本分，经常口无遮拦，当面褒贬田壮壮对每段戏的处理好还是不好，田壮壮也乐得听他说，非得拽他跟自己住在一个蒙古包里胡吹乱侃，甚至，他仗着和田壮壮的深情厚谊，有次在田壮壮没到现场的情况下，竟然对摄影师吕乐和侯咏吆喝，我看别等了，咱们先拍吧。而这两位日后名震江湖的小弟兄，竟然就会搂机子开拍。
田壮壮老损张元龙“火红的太阳冉冉升起”，而张元龙则挖苦田壮壮每天在蒙古包里脱得一丝不挂，双手托腮作“思想者”状，思考什么呢，思考今天晚上能不能再弄一碗羊肉吃吃吧……
在摄制组的后期制作即将结束的前一天，田壮壮拽住张元龙，说，我觉得片子结尾的时候，是不是把扎撒的内容交代一下。张元龙说，不能太实，实了就成产品说明书了。田壮壮说，是不能太实，但也不能太虚。张元龙抓过一个烟盒，撕开，在上面写下，悠悠大漠，苍天在上，愿吾臣民，恪守本性……成吉思汗。田壮壮把这破纸片看了半天，最后憋出一句来，就它吧。
张元龙戏称，本来自己和田壮壮是同龄同辈人，但是由于给田壮壮当了回场记，把辈分也给混低了，第五代半，半吊子的半。
当张元龙拍的《党员二愣妈》获得飞天一等奖之后，江浩从香港发来电报，报文：他妈的，上帝这个老东西终于睡醒了。
我的戏里没有“潜规则”
生活的苦难磨砺出张元龙旁人无法想象的韧性。拍《党员金柱有点忙》的时候，制片方的一位领导非要让一个与自己有点瓜葛的女演员任主演，但女演员的气质和剧中主角的气质相差甚远，张元龙拒绝了。片子拍出来，那位领导终于找到报一箭之仇的机会。20集的本子被压缩成了12集，就是这12集还要被砍掉两集，所有被认为是“戏眼”和”“戏扣”的精华部分都被砍掉了。张元龙找制片方解释，这一段为什么不能删，这个扣为什么不能少。说不通，张元龙又拉上主演黄宏，变换场合和时间，锲而不舍接着谈。有一天在剧组正争执不下，一位场记出于善意劝张元龙，不行就算了吧，反正咱也拍完了，尽到心了，何苦难为自己呢？忍了半个多月的张元龙终于爆发了，作品就是自己的孩子，你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被砍成残疾，你还能算是一个影视人吗？！
终于，他凭借不放弃的劲头，争取到了自己的权益。
拍《婚姻大事》，正赶上西安最热的日子。全体演职员一个个汗流浃背，却要拍出三九严寒的感觉。头上明明骄阳如火，却要拍出大雪飞舞狂风呼啸的隆冬气氛。化肥、咸盐、白灰、黄土、塑料颗粒、锯末面子……能用的都用上了，鼓风机、大蒲扇，该使的招都使了，为的就是让观众在看电视剧时能有一份真切的冬日感受。
摄影师鲁戈后来倒在了另一部电视剧的拍摄现场，倒下去就再没有起来。张元龙常常闭上眼睛想鲁戈，他太年轻了，才36岁。他实在是太累了，如果一天能睡四五个小时，也不至于死。
张元龙说，拍片子就像把自己放到大锅里煮。煮出一盆子，倒掉，再煮下一盆子，就这么没完没了地熬煮下去，所有影视工作者的生命就这么年复一年地熬煮下去，直到死。
编辑 / 海 宁
2007年4月末，张元龙从锡林郭勒草原外景地回到呼和浩特。54岁的男人了，身体已经微微发胖，眼睛里有疲惫，眼神却依旧温和，脸颊上是两片草原人特有的高原红。
2007年3月，他的都市情感剧《离婚官司》刚刚杀青，4月就开始了《大路朝天》的前期准备。五一假期对他来说，就是这场大戏的开始。他说：“我已经耽误了九年的时间，没有时间再休息了……我那样钟情于农村题材的电影，是因为我熟悉那里的生活。每次站到烂土堆上，我的感觉马上就来了。二愣妈、金柱、红荞、阿霞……他们的喜怒哀乐让我觉得亲切，我说他们的故事时就像在说我自己。一个人骨子和血液里的东西是永远无法改变的，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农民。”
不是大人狠心，是生活要求你必须这样
张元龙的家在敕勒川上。他特别热爱自己的家乡，7岁的时候，作为家中老大的张元龙白天上学，晚上为生产队放马。太阳落山的时候，他就和十几个小伙伴跃上马背，四五百匹蒙古马声势浩荡，在他们的驱赶下风一般奔向草原。
到了草原，马安静了，孩子们却撒起欢来。他们摔跤，赛马，玩累了就躺在草原上，美美地睡起觉来。半夜醒来，马儿在身旁安静地吃草，河水在哗哗地流淌，头顶是草原的夜空，或繁星满天，或圆月朗朗，梦一样美。
13岁的时候，张元龙小学毕业，考进了县里的中学。也在这一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书念不成了，本村一个很有名望的老木匠看张元龙机灵，就收他做了徒弟。张元龙跟着师傅走了很多地方，除了周围的县市，他们还到宁夏、甘肃、陕西等地揽活。别的徒弟需要三年才能出师，心灵手巧的他，第二年就出师了。
木匠生涯，扩大了他的人生半径，让一个13岁的少年见识了更多的乡土民风和人情世故。2002年，张元龙在山西拍戏，第一次见到了鲁班庙。他在众人不解的目光里对着鲁班像深深地鞠了一躬，他心里清楚，能走到今天，木匠这个职业对他的陶冶和历练太重要了。
1970年秋天，张元龙的父亲从大卡车上掉下来，后脑勺着地落下了残疾。17岁的他回到家里，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夏天他到黄河上给人拉纤，非常辛苦。有一次，船行到河中央，船帮忽然进水了，大浪打过来，他们把棉袄脱下仍堵不住漏洞，只好跪在船上，把船上的货一袋袋扔进水里，才捡回了一条命。
冬天黄河水结冰了，张元龙就跟村里的伙伴去沙漠捡骆驼粪。鸡叫时分，张元龙跟伙伴们穿过结冰的黄河到对面的毛乌素沙漠。黄河的冰厚达三尺，有的地方因为冰层挤压形成了很宽的裂缝，当地人称“亮子”。黑暗中有的伙伴一不小心踩到“亮子”就掉进去喂了鱼。
每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张元龙和伙伴们已经捡满了两担的骆驼粪。三四十里的路，一开始感觉担子很轻，越走就变得越重，最后扁担就像扣到了肉里……
这样的苦，张元龙却都忍受了下来。那时候大人小孩都为了活着挣扎，不是大人心狠，是生活要求你必须这样。张元龙说，现在想起那几个掉进“亮子”的伙伴，我依然觉得心酸。我和弟弟在黄河上滚爬了那么多年却没有喂鱼，真是命大。
走出考场，从丈夫变成了父亲
后来，张元龙给三叔写信，想让三叔帮自己在城里找份临时工。三叔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大学生，在集宁教外语。三叔说，家里是很苦，但你还是应该多看点书，我觉得国家不能永远这样不要文化，不要人才。多学点知识总有一天会有用的。
20岁的时候，张元龙听说呼和浩特糖厂招工，于是他从家乡赶到呼市，成了一名火车装卸工。60吨的车皮，两个装卸工在4个小时内卸完，从车门到糖垛50米，背上200斤的糖包，来来回回就要跑上几百趟。一天下来，人都累得成了一摊泥。线上甩进新车皮，值班员吼破嗓子也叫不动一个人，只有用凉水向铺炕上泼去，才能把倒在铺炕上处于昏迷状态的那些装卸工弄起来。一个人累到极致的时候，不是想吃，不是想喝，只是想睡。张元龙说，我们都练成了一边背着200斤重的糖包飞奔，一边还能耷拉着眼皮打瞌睡的本领。
即使这样的情况下，张元龙也没有忘记三叔的话。下雨或放假的时候，别人都在睡觉，打扑克，他就躺在自己的铺上看书。他看的是三叔留在家里的那一大箱子书，中学课本、天文地理、章回武侠，无所不包，这些书伴着张元龙度过了枯燥的打工时光。
带来的书看完了，张元龙就自己找东西看。当时的装卸工们爱吃一种“焙子”的烧饼，一买就是一大摞。张元龙发现包“焙子”的纸竟是报纸裁成的。为了得到这些纸片，他主动担起帮大伙儿买“焙子”的任务。张元龙没事就看那些纸片，三寸见方的小纸片他读得津津有味，看完了还猜测被裁去的部分。他觉得，自己的想象力很大程度是在那时候锻炼出来的。
1979年夏天，张元龙到内蒙古师大附中的徐老师家做家具。一个学生向徐老师请教问题，记得他当时的问题是：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背景是什么？徐老师还没来得及回答，旁边的张元龙就说了出来。徐老师大为惊诧，问他什么学历，他老老实实地回答：小学。徐老师更惊讶了，小学毕业就懂这么多？小伙子，你该去参加高考的。张元龙说，人家那么多高中生，我可不敢想。徐老师说，你可以试一下，来我班上补习吧。
仿佛生命里有一个东西突然被唤醒了，张元龙决定听老师的话，去试试。他偷偷跟工友调了班，晚上卸货，白天去师大附中补习。那20多天，张元龙每天早上七点多下班，衣服都来不及换，就骑车赶往城市另一头的学校。因为路太远，上午的第一节课张元龙从没有赶上过。他不好意思走进去，就站在窗户下听老师讲课，等下课了再趁乱进去。教室最后一排有个凳子，那就是他的座位。
高考那天，大雨如注。张元龙把临产的妻子送到医院，匆匆赶往考场。等走出考场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一个父亲。
参加完考试的张元龙又回到糖厂正常上班。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自己要考大学的事，他怕考不上别人笑话，也怕丢了工作。突然有一天，徐老师来找他了，大声喊着他的名字，一见他就把自行车扔到地上激动地说，成绩出来了！
张元龙以当年自治区文科第一的成绩被南开大学中文系录取。
三叔曾跟我说，人这一辈子好多时候就像坐车，赶上就赶上了，赶不上就落下了。提前做好准备，你可以等车，不要让车等你。张元龙说，如果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贵人存在的话，那么三叔和徐老师就是我生命里的贵人，是他们改变了我的人生。
9年的冷板凳
1983年张元龙大学毕业。那时候的大学生是真正的天之骄子，他们班的学生没毕业就都被北京各个部门要了。当时的内蒙古人大常委会主任在中央电视台呼吁，号召学子们回乡建设草原，张元龙就回到了内蒙古，分配到自治区党委。一段时间后，张元龙发觉自己不适合这样的地方，因为他的梦想不是政治，而是艺术。正好内蒙古电影制片厂要人，还解决家属的户口和住房问题，权衡之下，他来到了电影制片厂。
进了制片厂，张元龙才发觉自己想得太简单了。电影厂关系更是复杂，就连一个烧锅炉的，父亲都是处长。电影厂蒙古族人居多，干部百分之九十是蒙古族人，他们之间因为联姻又结成一个“死结”。在当时被认为是名利场的电影厂，一个没有根基和背景的外来人，想在这个圈子里进入主流几乎是不可能的。
名牌高校毕业的汉族小伙儿张元龙成了游弋在这个圈外的飞蛾，他没有想到，自己的文凭在这里也无形中成了别人的压力。有9年的时间，张元龙无片可拍，很多时候，他只有自己蹲在屋子里看《三国演义》。张元龙很愤懑，他的同学几乎在以每半年一个台阶的速度前进，可他却在这里自生自灭，浪费着一个男人生命里最好的年华。他甚至想离开，可是他走了，妻子和女儿怎么办？他憋闷得厉害，却又无可奈何。
有一天老厂长莫尔吉夫找到张元龙，说，我明年就要退了，想给你一个机会。电影厂有拍片时留下的大量余片，你能不能剪辑成一个完整的电影？如果你能干成就留在电影厂，也许将来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导演。
张元龙一字一句地对老厂长说，你放心吧，我能。
张元龙把散落在仓库、走廊甚至厕所内的电影余片找到，长段短段洗干净，再一一整理好。冬天，他独自在放映厅看这些片段，记住片子中每个镜头的内容及拍摄的场景、情节。放映厅没有暖气，房子又大，手冻出了大口子，洇出了血，他都没有觉察。
临近年关，张元龙把所有的余片烂记于心，根据现有的片段整理成故事。春节过后，内蒙古的春天同样寒冷，他再一次钻进放映厅，把编好的故事按照自己的想法剪辑，想尽办法处理其中的镜头。春节过后一上班，张元龙把《泪洒科尔沁》放在了老厂长的办公桌上。90分钟的放映结束后，举座哗然。文化厅的领导感慨道，我看张元龙不花国家一分钱的《泪洒科尔沁》，不比投资上千万元的任何一部差。
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张元龙才有了做导演的资格。由于《泪洒科尔沁》是中国电影史上唯一一部不花钱的电影，他不但当上了导演，还升了职。别人晋级是初级容易高级难，而张元龙是初级9年，中级3年，副高1年半，高级1年。
第五代半导演，半吊子的半
幸运再一次来临。由于张元龙在讨论电影剧本《灰色的猎场》时，提出了很独特的见解，分管艺术的郁杰厂长，把这个剧本编辑的名分安在了张元龙的头上。当时，他还不知道郁杰和该剧作者江浩是多年的好友，更不知道远在北京的田壮壮很快就要来内蒙古拍这个戏。
五月，田壮壮来了。导演介入，标志着张元龙的编辑工作告一段落。可能是缘分未尽，厂里居然又派张元龙到这个摄制组做场记，以提高文学部秀才们的“电影”意识。由于年龄只比田壮壮小一岁，毕业只比田壮壮晚一年，所以张元龙这个场记在整个摄制过程中很不本分，经常口无遮拦，当面褒贬田壮壮对每段戏的处理好还是不好，田壮壮也乐得听他说，非得拽他跟自己住在一个蒙古包里胡吹乱侃，甚至，他仗着和田壮壮的深情厚谊，有次在田壮壮没到现场的情况下，竟然对摄影师吕乐和侯咏吆喝，我看别等了，咱们先拍吧。而这两位日后名震江湖的小弟兄，竟然就会搂机子开拍。
田壮壮老损张元龙“火红的太阳冉冉升起”，而张元龙则挖苦田壮壮每天在蒙古包里脱得一丝不挂，双手托腮作“思想者”状，思考什么呢，思考今天晚上能不能再弄一碗羊肉吃吃吧……
在摄制组的后期制作即将结束的前一天，田壮壮拽住张元龙，说，我觉得片子结尾的时候，是不是把扎撒的内容交代一下。张元龙说，不能太实，实了就成产品说明书了。田壮壮说，是不能太实，但也不能太虚。张元龙抓过一个烟盒，撕开，在上面写下，悠悠大漠，苍天在上，愿吾臣民，恪守本性……成吉思汗。田壮壮把这破纸片看了半天，最后憋出一句来，就它吧。
张元龙戏称，本来自己和田壮壮是同龄同辈人，但是由于给田壮壮当了回场记，把辈分也给混低了，第五代半，半吊子的半。
当张元龙拍的《党员二愣妈》获得飞天一等奖之后，江浩从香港发来电报，报文：他妈的，上帝这个老东西终于睡醒了。
我的戏里没有“潜规则”
生活的苦难磨砺出张元龙旁人无法想象的韧性。拍《党员金柱有点忙》的时候，制片方的一位领导非要让一个与自己有点瓜葛的女演员任主演，但女演员的气质和剧中主角的气质相差甚远，张元龙拒绝了。片子拍出来，那位领导终于找到报一箭之仇的机会。20集的本子被压缩成了12集，就是这12集还要被砍掉两集，所有被认为是“戏眼”和”“戏扣”的精华部分都被砍掉了。张元龙找制片方解释，这一段为什么不能删，这个扣为什么不能少。说不通，张元龙又拉上主演黄宏，变换场合和时间，锲而不舍接着谈。有一天在剧组正争执不下，一位场记出于善意劝张元龙，不行就算了吧，反正咱也拍完了，尽到心了，何苦难为自己呢？忍了半个多月的张元龙终于爆发了，作品就是自己的孩子，你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被砍成残疾，你还能算是一个影视人吗？！
终于，他凭借不放弃的劲头，争取到了自己的权益。
拍《婚姻大事》，正赶上西安最热的日子。全体演职员一个个汗流浃背，却要拍出三九严寒的感觉。头上明明骄阳如火，却要拍出大雪飞舞狂风呼啸的隆冬气氛。化肥、咸盐、白灰、黄土、塑料颗粒、锯末面子……能用的都用上了，鼓风机、大蒲扇，该使的招都使了，为的就是让观众在看电视剧时能有一份真切的冬日感受。
摄影师鲁戈后来倒在了另一部电视剧的拍摄现场，倒下去就再没有起来。张元龙常常闭上眼睛想鲁戈，他太年轻了，才36岁。他实在是太累了，如果一天能睡四五个小时，也不至于死。
张元龙说，拍片子就像把自己放到大锅里煮。煮出一盆子，倒掉，再煮下一盆子，就这么没完没了地熬煮下去，所有影视工作者的生命就这么年复一年地熬煮下去，直到死。
编辑 / 海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