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2016年起，中国有了自己的“航天日”：每年4月24日。选择这一天有特殊的指向意义——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从此成为世界上第5个发射卫星的国家。
新加坡《民报》当年报道说：“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天外飞来的音波（乐曲《东方红》），不但震荡了举世的人心，也使美、苏两国闻之相顾失色。”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十年里，中国科研人员以自力更生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威胁、封锁与孤立。发射“东方红一号”，连同之前的发射第一枚近程导弹、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一起成为外界评判中国从此跻身“核与空间大国”的标志性事件。
但是中国航天事业的起步，要追溯的时间更早。1956年10月8日，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钱学森任首任院长。两年后，中国开始兴建第一个运载火箭发射场。
自从包括钱学森在内的一批留洋科学家艰难归国后，美国人对中国科技的发展动向便更加密切关注。1960年1月，美联社、《纽约时报》、“美军东京远东广播网”共同引述了一项美国情报人员的预测：中国将在两年之内发射人造卫星、拥有原子弹。文章还引用一些美国科学家的话表示，任何一个国家都能成为一个空间大国，只要它具备“决心成为空间大国的意志，才智，某些制造火箭的技术能力”，而这三样，中国全有。
1958年10月，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正式组建。当时国家财政十分困难，党和政府舉全国之力来建设国内第一个综合导弹试验靶场。就拿（酒泉发射）中心的这条铁路来说，当时就投入了5960万元，而当年全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才370多亿元。
同年，毛泽东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中国科学院开始了人造卫星的规划工作。法新社报道称，1960年，中国即研制出首枚火箭。不过，由于条件不够，科技人员缺乏基础理论知识，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征程并没有外媒描述的那么快。1964年6月，东风二号中近程导弹发射试验成功;4个月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上空爆炸成功;1967年6月，中国氢弹试验爆炸成功……一系列的技术进展，为发展人造卫星奠定了基础。
这些技术上的突飞猛进，也令美国官员们感到震惊。他们曾向“美军东京远东广播网”表示，“无论如何不会相信赤色中国的工业能力已接近于制造卫星和火箭的程度了”。1964年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的消息传至华盛顿，中国核爆炸对打破美苏核垄断和核讹诈的意义已是不争的事实。
约翰逊因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而不得不中断竞选活动，赶回华盛顿向美国全国发表了电视演说，但就在他声称美国在当地“有防御义务”的亚非各国，却是一片为中国核爆喝彩之声。“正在为反对美帝国主义核威胁政策进行着斗争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通过中国核试验成功，受到无限鼓舞。”日本亚非团结委员会理事长坂本德松说道。巴基斯坦《黎明报》随后也表示，“大多数亚洲国家对中国拥有核力量并没有感到不安，相反，对一个亚洲伙伴的伟大成就感到自豪”。当1970年“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成功发射后，法新社评价称，“在原子和空间方面的成就，最雄辩地证明了一个国家达到的工艺水平之高。”在外媒眼中，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跻身“核与空间大国”行列。
伴随着“两弹一星”带来的自信与激励，中国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继续取得历史性突破。1975年11月26日，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11月29日，完成预定任务后，卫星成功返回，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返回式卫星技术的国家。“这一成就的重要性在于，从此中国拥有了自己的战略侦察手段，可以为中国的战略导弹确定目标，并能监视别国的军事部署和调动情况，还能检查中国自己军事目标的伪装情况，军事上的价值无法替代。”新加坡《联合早报》评价道。
1976年年底，中国又发射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并重申坚决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法新社引用“观察家们”的话直言，继续进行空间计划可能同中国实现国防系统现代化的工作有直接关系。这有助于火箭技术继续取得进展。火箭是核力量的重要部分。共同社也称，从1975年7月至1976年12月，中国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连续发射了5颗卫星。这一情况表明中国正在把巨大的力量集中在这方面，而且已经达到发射实用卫星的程度。文章把“发射卫星技术的稳定与实用化”，同中国已经获得核弹的成绩相结合，得出了“中国的导弹已经达到用于实战阶段”的结论。
这些成果在中国历经十年“文革”的背景下颇为来之不易。新中国成立20多年后，尽管西方媒体普遍肯定了中国令人吃惊的科技与军事进步，但中国科学家却对国家整体实力的发展有着清醒的认知。
时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于1977年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被合众国际社等外媒转引。在这篇文章里，钱学森既承认了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呼吁学习外国技术的必要性，同时也向外界表明决心：中国一定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新加坡《民报》当年报道说：“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天外飞来的音波（乐曲《东方红》），不但震荡了举世的人心，也使美、苏两国闻之相顾失色。”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十年里，中国科研人员以自力更生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威胁、封锁与孤立。发射“东方红一号”，连同之前的发射第一枚近程导弹、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一起成为外界评判中国从此跻身“核与空间大国”的标志性事件。
但是中国航天事业的起步，要追溯的时间更早。1956年10月8日，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钱学森任首任院长。两年后，中国开始兴建第一个运载火箭发射场。
自从包括钱学森在内的一批留洋科学家艰难归国后，美国人对中国科技的发展动向便更加密切关注。1960年1月，美联社、《纽约时报》、“美军东京远东广播网”共同引述了一项美国情报人员的预测：中国将在两年之内发射人造卫星、拥有原子弹。文章还引用一些美国科学家的话表示，任何一个国家都能成为一个空间大国，只要它具备“决心成为空间大国的意志，才智，某些制造火箭的技术能力”，而这三样，中国全有。
1958年10月，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正式组建。当时国家财政十分困难，党和政府舉全国之力来建设国内第一个综合导弹试验靶场。就拿（酒泉发射）中心的这条铁路来说，当时就投入了5960万元，而当年全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才370多亿元。
同年，毛泽东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中国科学院开始了人造卫星的规划工作。法新社报道称，1960年，中国即研制出首枚火箭。不过，由于条件不够，科技人员缺乏基础理论知识，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征程并没有外媒描述的那么快。1964年6月，东风二号中近程导弹发射试验成功;4个月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上空爆炸成功;1967年6月，中国氢弹试验爆炸成功……一系列的技术进展，为发展人造卫星奠定了基础。
这些技术上的突飞猛进，也令美国官员们感到震惊。他们曾向“美军东京远东广播网”表示，“无论如何不会相信赤色中国的工业能力已接近于制造卫星和火箭的程度了”。1964年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的消息传至华盛顿，中国核爆炸对打破美苏核垄断和核讹诈的意义已是不争的事实。
约翰逊因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而不得不中断竞选活动，赶回华盛顿向美国全国发表了电视演说，但就在他声称美国在当地“有防御义务”的亚非各国，却是一片为中国核爆喝彩之声。“正在为反对美帝国主义核威胁政策进行着斗争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通过中国核试验成功，受到无限鼓舞。”日本亚非团结委员会理事长坂本德松说道。巴基斯坦《黎明报》随后也表示，“大多数亚洲国家对中国拥有核力量并没有感到不安，相反，对一个亚洲伙伴的伟大成就感到自豪”。当1970年“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成功发射后，法新社评价称，“在原子和空间方面的成就，最雄辩地证明了一个国家达到的工艺水平之高。”在外媒眼中，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跻身“核与空间大国”行列。
伴随着“两弹一星”带来的自信与激励，中国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继续取得历史性突破。1975年11月26日，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11月29日，完成预定任务后，卫星成功返回，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返回式卫星技术的国家。“这一成就的重要性在于，从此中国拥有了自己的战略侦察手段，可以为中国的战略导弹确定目标，并能监视别国的军事部署和调动情况，还能检查中国自己军事目标的伪装情况，军事上的价值无法替代。”新加坡《联合早报》评价道。
1976年年底，中国又发射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并重申坚决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法新社引用“观察家们”的话直言，继续进行空间计划可能同中国实现国防系统现代化的工作有直接关系。这有助于火箭技术继续取得进展。火箭是核力量的重要部分。共同社也称，从1975年7月至1976年12月，中国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连续发射了5颗卫星。这一情况表明中国正在把巨大的力量集中在这方面，而且已经达到发射实用卫星的程度。文章把“发射卫星技术的稳定与实用化”，同中国已经获得核弹的成绩相结合，得出了“中国的导弹已经达到用于实战阶段”的结论。
这些成果在中国历经十年“文革”的背景下颇为来之不易。新中国成立20多年后，尽管西方媒体普遍肯定了中国令人吃惊的科技与军事进步，但中国科学家却对国家整体实力的发展有着清醒的认知。
时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于1977年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被合众国际社等外媒转引。在这篇文章里，钱学森既承认了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呼吁学习外国技术的必要性，同时也向外界表明决心：中国一定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