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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确定的是，城市变化之快，让人难以想像。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三观能在瞬间崩塌，一直认为的老好人忽然就面目可憎，温文尔雅的邻居怎么就抢了我心爱的女朋友。
“过去的所作所为我分不清好坏，过去的光阴流逝我记不清年代，我曾经认为简单的事情现在全不明白，我忽然感到眼前的世界并非我所在。” 崔健在《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里怒吼：“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
我们都像被按了快进键那样生活，直到有一天生活变成越来越睡不着的夜，突如其来的疲惫，身体莫名的疼痛，和一日不如一日的记性。似乎每一个都市人都被“成功”所裹挟。
于是，心里浮躁的都市人都愿意到乡下去走走，他们对看到的乡村生活极尽赞美之词：这里的空气多么清新，这里的流水多么干净，这里人们多么淳朴。
原来，我们想要的不过是最简单的东西：清新的空气，干净的水，诚信的生活，和充满希望的生活态度。这些，在很久以前，我们能轻而易举获得，如今却变成了奢侈品。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我们在安徽的乡村走了一圈，慢慢被这里的文化所吸引，也正是因为，这些都是我们慢慢在缺失的东西。
学习态度
车子开入安徽境内之后，文化的气息便扑面而来。
白墙黑瓦，马头翘角的徽派建筑风格，给人大气的感觉，可真正吸引人的，却是隐藏在这些建筑中的小细节。家家户户院落里种的花花草草，大门口不假他人之手的对联，堂中间挂着的山水画，所散发的文化气息让人如沐春风。
这是老祖宗给安徽留下来的文化底蕴。
安徽自古以来就重视教育。曾经采访过歙县下面一个叫雄村的自然村。这个村因在清乾隆和道光年间，出了曹文植和曹振镛父子两个尚书，而被称为“父子尚书”，尤其是儿子曹振镛更一度官拜太子太傅，道光帝特旨钦赐紫韁，图形紫光阁，列功臣中。因此，歙县雄村又有“宰相故里”之称。
而这个望族的辉煌就是从一个私人书院开始的。曹堇饴，当时著名的盐商，他在弥留之际，将两个儿子曹干屏、曹映青叫到床前，嘱咐他们一定要在雄村建一个曹家的私人书院。
这个占地3亩S形的建筑群从乾隆二十年破土动工，一直到乾隆二十四年完工。包括曹文植、曹振镛在内的54名举人在他们幼年的时候，都曾经在这里留下了朗朗书声。
在这样重视教育的氛围下，安徽出现了很多学者。其中以朱熹为代表，他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与其门人创立的新安学派，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新的高峰，不仅长期影响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而且广泛影响日本、朝鲜、越南、东南亚各国乃至西方世界。
哪怕到了现在，“耕读传家”的思想在安徽仍然得到重视。他们对文化的热爱直接体现在了生活中。据说，在安徽的大部分农村，哪怕是上了岁数的老人，也很少有不识字的，他们中有很多写的一手好毛笔，甚至，他们会要求自己的后代们去学习这些传统文化。
反观我们，这种学习的态度确已经很少见了。
前不久，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第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刚刚发布。这其中，2012年我国国民对个人阅读量评价中，只有1.3%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量很多，7.1%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量比较多，有38.5%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量一般，53.1%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量很少或比较少。
潜心看书的人已经不多了，而这其中关注传统文化的更少。新华书店里畅销书排行榜永远都会有诸如《卡耐基成功之道》《人性的弱点》这类成功学的书，少了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从容不迫的态度，那么功利地读书，会不会觉得生活索然无味了很多呢？
契约精神
与成功学图书相似的，文化市场上还充斥着《做人不能太老实》《做人要有心机》《做人要有手腕》《跃龙门》《大明帝国之夜来风雨》等各种各样的厚黑学说和反映心机权谋的图书和影视剧。
很显然，这些文化作品并没有让我们获得快乐，反而使得社会上权谋盛行，人人自危。究其根源，则是因为它们都是违背契约精神的，当我们的权益无法获得契约的保障时，安全感降低，人自然也就不快乐了。
而徽商则早在上百年前，就用自己的成功，告诉过我们契约精神的重要性。
徽商之所以能成为传统十大商帮之一，首先跟徽文化的熏陶是有关系的。徽文化博大精深，例如徽派建筑是全中国最具地方特色的标志性建筑，徽州“三雕”（木雕、砖雕、石雕）为其中的精华。在黄山脚下的古村落西递和宏村，村里的“蹄形水”水循环再利用系统设计，让联合国官员感叹，想不到400年前中国农村已有如此先进的理念。而徽商发迹之后，会主动反哺家乡的政治、经济、文化。
其次，徽商在中国商业舞台雄踞300余年，不仅富甲天下，更因其诚实守信的商业道德、儒贾互济的商业理念而闻名。
他们用一种叫契约文书的东西，把这种精神写了下来。这种契约文书，是徽州社会生产生活活动的历史的、真实的、原始而未经文字加工的直接见证，更是徽商契约精神的证明。
从已发现的大量徽州文书情况来看，和其它地域契约文书相比较，徽州文书又具有数量大（现存至少在50万份以上）、密度高、时间早（最早的有一千多年前的文书），跨时长（从宋代以下元、明、清、民国、各个朝代都有）、连续性归户性强、涉面广（几乎在社会生产生活各个方面都有相关的徽州文书），不可再生性（毁灭一件就少一件）等特点。徽州文书绝大多数书写在各种纸上，也有极少数写在绢帛上，刻在砖石上。
正是在这种精神下，徽州出现了很多历史上有名的商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就是徽州人王茂荫，还有胡雪岩、王致和、张小泉等，在各自领域都很有建树。
徽商全国理事会秘书长韩新东说，他们的经商理念，如诚信经营、契约精神、创新精神等等，都能代表中国传统商业文明的核心精髓。
而这也是现代商业文明所需要慢慢构建的。
踏实为人
除了其契约精神之外，徽商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中很多都是在走出安徽之后才得到发展的。老徽商中，胡雪岩的主要成就在浙江，而新徽商中，比亚迪老总王传福的事业则在深圳。
徽商们带着安徽商人的精神，走南闯北。而在安徽，还有另外一拨人，与之一起，能在全国各地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那便是安徽保姆。尤其是黄山地区，在江浙沪打工的保姆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来自这里。
一类是功成名就的企业家，一类是在城市中从事辛苦服务业的保姆，他们本没有可比性，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他们的身上，我们能容易总结出共同点，那便是踏实。
曾经有人总结过全国各地保姆的特点，北京的保姆个个都像马大姐一样热心，上海的保姆最会精打细算，而安徽的保姆则就是踏实。
在北方人看来，安徽属于南方，而在南方人看来，安徽属于北方。因为，安徽人兼具南北两方人的特点，豪爽而细腻。
总有一些被豪爽而细腻的安徽保姆“教育”到的都市人。这些都市人比谁都焦虑，频繁地尝试着各种方法以期改变自己的现状，听到同龄人成功的消息反应比谁都强烈，然后自言自语“该干点什么了”。
看着80后富豪榜，有人从几千元到过亿身家不过用了几年时间，有人年收入过百万烧自己的钱心安理得玩着自己的理想。紧迫感就这么油然而生。于是，我们那么努力工作，拼命加班，连玩都那么用劲。
直到有天，看到家中那个最平凡不过的安徽农村妇女把豪爽的性格运用到生活的大智慧中去，她们对生活的要求不高，只要平凡幸福就行。而在具体的生活小细节中，则把细腻发挥得游刃有余。
她们在干活的空闲看点小书，把被主人丢在阳台上自生自灭的植物照顾得生机勃勃，然后告诉可能比自己还要小几岁的雇主，生活踏实一点，那颗浮躁的心自然就会安宁一点的。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三观能在瞬间崩塌，一直认为的老好人忽然就面目可憎，温文尔雅的邻居怎么就抢了我心爱的女朋友。
“过去的所作所为我分不清好坏，过去的光阴流逝我记不清年代，我曾经认为简单的事情现在全不明白，我忽然感到眼前的世界并非我所在。” 崔健在《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里怒吼：“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
我们都像被按了快进键那样生活，直到有一天生活变成越来越睡不着的夜，突如其来的疲惫，身体莫名的疼痛，和一日不如一日的记性。似乎每一个都市人都被“成功”所裹挟。
于是，心里浮躁的都市人都愿意到乡下去走走，他们对看到的乡村生活极尽赞美之词：这里的空气多么清新，这里的流水多么干净，这里人们多么淳朴。
原来，我们想要的不过是最简单的东西：清新的空气，干净的水，诚信的生活，和充满希望的生活态度。这些，在很久以前，我们能轻而易举获得，如今却变成了奢侈品。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我们在安徽的乡村走了一圈，慢慢被这里的文化所吸引，也正是因为，这些都是我们慢慢在缺失的东西。
学习态度
车子开入安徽境内之后，文化的气息便扑面而来。
白墙黑瓦，马头翘角的徽派建筑风格，给人大气的感觉，可真正吸引人的，却是隐藏在这些建筑中的小细节。家家户户院落里种的花花草草，大门口不假他人之手的对联，堂中间挂着的山水画，所散发的文化气息让人如沐春风。
这是老祖宗给安徽留下来的文化底蕴。
安徽自古以来就重视教育。曾经采访过歙县下面一个叫雄村的自然村。这个村因在清乾隆和道光年间，出了曹文植和曹振镛父子两个尚书，而被称为“父子尚书”，尤其是儿子曹振镛更一度官拜太子太傅，道光帝特旨钦赐紫韁，图形紫光阁，列功臣中。因此，歙县雄村又有“宰相故里”之称。
而这个望族的辉煌就是从一个私人书院开始的。曹堇饴，当时著名的盐商，他在弥留之际，将两个儿子曹干屏、曹映青叫到床前，嘱咐他们一定要在雄村建一个曹家的私人书院。
这个占地3亩S形的建筑群从乾隆二十年破土动工，一直到乾隆二十四年完工。包括曹文植、曹振镛在内的54名举人在他们幼年的时候，都曾经在这里留下了朗朗书声。
在这样重视教育的氛围下，安徽出现了很多学者。其中以朱熹为代表，他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与其门人创立的新安学派，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新的高峰，不仅长期影响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而且广泛影响日本、朝鲜、越南、东南亚各国乃至西方世界。
哪怕到了现在，“耕读传家”的思想在安徽仍然得到重视。他们对文化的热爱直接体现在了生活中。据说，在安徽的大部分农村，哪怕是上了岁数的老人，也很少有不识字的，他们中有很多写的一手好毛笔，甚至，他们会要求自己的后代们去学习这些传统文化。
反观我们，这种学习的态度确已经很少见了。
前不久，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第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刚刚发布。这其中，2012年我国国民对个人阅读量评价中，只有1.3%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量很多，7.1%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量比较多，有38.5%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量一般，53.1%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量很少或比较少。
潜心看书的人已经不多了，而这其中关注传统文化的更少。新华书店里畅销书排行榜永远都会有诸如《卡耐基成功之道》《人性的弱点》这类成功学的书，少了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从容不迫的态度，那么功利地读书，会不会觉得生活索然无味了很多呢？
契约精神
与成功学图书相似的，文化市场上还充斥着《做人不能太老实》《做人要有心机》《做人要有手腕》《跃龙门》《大明帝国之夜来风雨》等各种各样的厚黑学说和反映心机权谋的图书和影视剧。
很显然，这些文化作品并没有让我们获得快乐，反而使得社会上权谋盛行，人人自危。究其根源，则是因为它们都是违背契约精神的，当我们的权益无法获得契约的保障时，安全感降低，人自然也就不快乐了。
而徽商则早在上百年前，就用自己的成功，告诉过我们契约精神的重要性。
徽商之所以能成为传统十大商帮之一，首先跟徽文化的熏陶是有关系的。徽文化博大精深，例如徽派建筑是全中国最具地方特色的标志性建筑，徽州“三雕”（木雕、砖雕、石雕）为其中的精华。在黄山脚下的古村落西递和宏村，村里的“蹄形水”水循环再利用系统设计，让联合国官员感叹，想不到400年前中国农村已有如此先进的理念。而徽商发迹之后，会主动反哺家乡的政治、经济、文化。
其次，徽商在中国商业舞台雄踞300余年，不仅富甲天下，更因其诚实守信的商业道德、儒贾互济的商业理念而闻名。
他们用一种叫契约文书的东西，把这种精神写了下来。这种契约文书，是徽州社会生产生活活动的历史的、真实的、原始而未经文字加工的直接见证，更是徽商契约精神的证明。
从已发现的大量徽州文书情况来看，和其它地域契约文书相比较，徽州文书又具有数量大（现存至少在50万份以上）、密度高、时间早（最早的有一千多年前的文书），跨时长（从宋代以下元、明、清、民国、各个朝代都有）、连续性归户性强、涉面广（几乎在社会生产生活各个方面都有相关的徽州文书），不可再生性（毁灭一件就少一件）等特点。徽州文书绝大多数书写在各种纸上，也有极少数写在绢帛上，刻在砖石上。
正是在这种精神下，徽州出现了很多历史上有名的商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就是徽州人王茂荫，还有胡雪岩、王致和、张小泉等，在各自领域都很有建树。
徽商全国理事会秘书长韩新东说，他们的经商理念，如诚信经营、契约精神、创新精神等等，都能代表中国传统商业文明的核心精髓。
而这也是现代商业文明所需要慢慢构建的。
踏实为人
除了其契约精神之外，徽商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中很多都是在走出安徽之后才得到发展的。老徽商中，胡雪岩的主要成就在浙江，而新徽商中，比亚迪老总王传福的事业则在深圳。
徽商们带着安徽商人的精神，走南闯北。而在安徽，还有另外一拨人，与之一起，能在全国各地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那便是安徽保姆。尤其是黄山地区，在江浙沪打工的保姆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来自这里。
一类是功成名就的企业家，一类是在城市中从事辛苦服务业的保姆，他们本没有可比性，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他们的身上，我们能容易总结出共同点，那便是踏实。
曾经有人总结过全国各地保姆的特点，北京的保姆个个都像马大姐一样热心，上海的保姆最会精打细算，而安徽的保姆则就是踏实。
在北方人看来，安徽属于南方，而在南方人看来，安徽属于北方。因为，安徽人兼具南北两方人的特点，豪爽而细腻。
总有一些被豪爽而细腻的安徽保姆“教育”到的都市人。这些都市人比谁都焦虑，频繁地尝试着各种方法以期改变自己的现状，听到同龄人成功的消息反应比谁都强烈，然后自言自语“该干点什么了”。
看着80后富豪榜，有人从几千元到过亿身家不过用了几年时间，有人年收入过百万烧自己的钱心安理得玩着自己的理想。紧迫感就这么油然而生。于是，我们那么努力工作，拼命加班，连玩都那么用劲。
直到有天，看到家中那个最平凡不过的安徽农村妇女把豪爽的性格运用到生活的大智慧中去，她们对生活的要求不高，只要平凡幸福就行。而在具体的生活小细节中，则把细腻发挥得游刃有余。
她们在干活的空闲看点小书，把被主人丢在阳台上自生自灭的植物照顾得生机勃勃，然后告诉可能比自己还要小几岁的雇主，生活踏实一点，那颗浮躁的心自然就会安宁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