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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多的时间,本科学电子商务的小林一直想在上海创业:今天想租个自行车摊,明天又想开网店。但是一直没有成功。借住在求职旅社的他为了解决生计问题,最近正盘算着如果再找不到工作,就去摆摊卖炸鸡柳。小林算了一笔账:炸鸡柳成本低,一份鸡柳卖5元,成本就两元。如果一天有100个人买,就能赚300元,这可比打工强多了。
小林就是被称为“待业大学生”中的一员。根据媒体的报道,这个群体的人数已达百万。许多人在谈起他们时总喜欢用消沉、失落这样的字眼。也有一些人认为,待业大学生群体是亟待治理的“社会负担”,其存在不仅影响了人们对高等教育投资的信心,而且构成潜在的社会风险。
从去年9月到今年3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文化与社会专业2007级研究生李源源用半年时间,选取2007和2008届普通高校已经毕业离校的、至少3个月未与用人单位正式签约、无稳定工作岗位和收入来源的群体,在上海地区发出2400份问卷,收回2129份有效问卷,对46人进行个案访谈,并用3个月完成这份名为《告别徊徨:待业大学生群体生存状态研究——基于上海的实证调查》的调研报告。
调研结果与社会对待业大学生的刻板印象不同,李源源说:“社会应消除对待业大学生的刻板印象,全社会要重新认识待业大学生群体,‘毕业—待业—就业’的过程是高校毕业生生命历程中正常的社会化途径。”
六成被调查对象认为自身能力不足导致就业难
在待业大学生群体与社会的关联上,有人认为大学生的待业问题是一个与社会总体发展看起来十分矛盾的问题。
但研究发现,待业大学生群体对社会结构的破坏程度要远远低于人们的预期。
调查显示,待业大学生对就业难问题持十分理解的态度。在“您认为下列最符合您对社会理解”的调查中,73.8%的待业大学生认为当前社会公平程度“一般”;在“大学生就业难,您认为谁的责任最大”中,52.5%的待业大学生选择了“个人”;在对就业难问题的看法上,59.3%的人认为“自身能力不足”是导致就业难的原因。
同时,对高等教育满意度的调查数据显示,1.3%的人“非常满意”,14.7%的人“满意”,“一般”的比例为55.9%,“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比例分别是24.0%和4.0%。
除此之外,调查还关注了待业大学生与他人相处的近期状况。选择“待人接物温和而有礼貌”的占55.2%,“主动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的占26.6%,“看很多事情不顺眼”的占14.9%,“与他人发生言语或肢体冲突”的仅占3.3%。
李源源认为,受高等教育的影响,待业大学生十分看重个人对社会的义务和责任,他们与高等教育培养体制之间也并未呈现紧张态势。所以,与其他“失业群体”相比,待业大学生对社会更显宽容。
不足一成的待业大学生认为自己属于社会精英
在社会舆论中,人们普遍认为眼高手低是他们拒绝工作的重要理由。
然而,调查显示,在自我角色的认知上,63.8%的人认为自己介于精英与普通劳动者之间,28.8%的人认为自己是普通劳动者的一员,仅有7.4%的人认为自己属于社会精英。
报告认为,待业大学生并不认同“精英”和“普通劳动者”二元思维下的角色划分,他们更乐意接受两种角色之间的状态。
在薪酬待遇上,48.5%的人愿意接受1001~2000元的工资收入,这远远低于上海市发布的2009年毕业生指导工资:大专、本科、研究生依次是2237元、3000元、4634元,甚至呈现“廉价低估”的现象。
而待业大学生对个人发展空间的需求则十分强烈,且将个人的专业特长作为个体向上流动的主要优势。在“您转换工作的原因”的问卷调查中,47.1%的待业大学生是因为“原有工作不能发挥专长”,占据影响因素的首位。
人们往往认为个人不努力是造成大学生“失业”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待业期间,他们心理承受能力相对较弱,失业问题引起的焦虑、恐惧以及群体事件、犯罪等现象已凸显其心理健康问题。因此,待业大学生被视为亟须治理的“社会负担”。
但在“最能体现目前状态的”问卷调查中,最能体现待业大学生生存现状的是“积极向上”。其次才是奔波劳碌、前途渺茫等。
报告认为,待业大学生并不拒绝辛苦、薪酬较少、职业声望较低的工作岗位,他们主要追求的是个人向上发展的空间。
超四成的待业大学生对用父母的钱感到惭愧
研究发现,待业大学生在经济上处于“半独立”状态,有57.5%的待业大学生依赖家庭经济的支持。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已暗示待业大学生是“啃老族”。那么“啃老”的原因是责任感的缺失吗?
值得关注的是,从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来看,待业大学生有着强烈的经济独立和家庭反哺意识。数据显示,在“您最想实现的愿望”中,34.9%的人渴望尽快能独立,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这一点在“对父母的心情”调查中可以得到佐证,42.5%的待业大学生认为“还在用父母的钱,感到很惭愧”。
对此,李源源认为,由于待业的处境,家庭成为待业大学生“不得不”依赖的主要对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待业大学生独立意识和家庭责任感缺失。相反,待业大学生试图利用家庭给予的最基本的经济支持,通过积极、主动寻求岗位的方式来实现个人的经济独立性,从而回报家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待业大学生的求职动因来源于其对家庭的责任感。
在很多人看来,“待业”是一种无奈的状况或处境。然而,调查发现,大学生毕业未就业,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对生活方式的一种主动选择和尝试。由此,自愿性、选择性失业现象也便产生。
调查发现,还有一部分待业大学生成为“隐性就业者”,游离于就业体制之外,从事各种兼职工作。在这些人看来,这种在无规章制度束缚下的兼职行为,不仅能提供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而且还能带来较为丰厚的收入。因而,这种游离状态恰恰是他们所追寻甚至享受的生活方式。
待业大学生希望社会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综上所述,李源源得出的结论是:待业大学生是富含人力资源潜力的群体。
“待业大学生群体一旦被人们所重新认识,则极易在低成本的制度建设和安排中,迅速转化为宝贵的人力资源。”李源源表示,消除已有的对待业大学生群体的刻板印象,重新认识、理解和支持待业大学生,是激活待业大学生人力资源潜能的首要步骤。
为此,她呼吁政府职能部门尊重待业大学生的群体特征,重视专门制度和服务。比如建立专门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努力降低待业大学生的生存成本和求职风险,这是维护待业大学生尊严,消除负面认识的制度保障。
其次,由于待业大学生对现行就业扶持政策认知度较低,因此相关部门应在就业扶持政策的宣传方面更多涉及这个群体。比如在招聘会现场设立专门的政策宣传咨询服务台;重视网络宣传力度,如鼓励知名求职网站及时转载相关政策。
此外,李源源还呼吁,社会舆论应重新认识该群体,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在调研的过程中,我发现待业大学生对我的研究寄予了一定的期望,他们希望社会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希望有人能关注他们。我现在感觉我做的事情太少了。”李源源打算日后有机会在博士阶段的学业中,继续对大学生就业问题进行更为细化的研究。
(来源:《中国青年报》)
小林就是被称为“待业大学生”中的一员。根据媒体的报道,这个群体的人数已达百万。许多人在谈起他们时总喜欢用消沉、失落这样的字眼。也有一些人认为,待业大学生群体是亟待治理的“社会负担”,其存在不仅影响了人们对高等教育投资的信心,而且构成潜在的社会风险。
从去年9月到今年3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文化与社会专业2007级研究生李源源用半年时间,选取2007和2008届普通高校已经毕业离校的、至少3个月未与用人单位正式签约、无稳定工作岗位和收入来源的群体,在上海地区发出2400份问卷,收回2129份有效问卷,对46人进行个案访谈,并用3个月完成这份名为《告别徊徨:待业大学生群体生存状态研究——基于上海的实证调查》的调研报告。
调研结果与社会对待业大学生的刻板印象不同,李源源说:“社会应消除对待业大学生的刻板印象,全社会要重新认识待业大学生群体,‘毕业—待业—就业’的过程是高校毕业生生命历程中正常的社会化途径。”
六成被调查对象认为自身能力不足导致就业难
在待业大学生群体与社会的关联上,有人认为大学生的待业问题是一个与社会总体发展看起来十分矛盾的问题。
但研究发现,待业大学生群体对社会结构的破坏程度要远远低于人们的预期。
调查显示,待业大学生对就业难问题持十分理解的态度。在“您认为下列最符合您对社会理解”的调查中,73.8%的待业大学生认为当前社会公平程度“一般”;在“大学生就业难,您认为谁的责任最大”中,52.5%的待业大学生选择了“个人”;在对就业难问题的看法上,59.3%的人认为“自身能力不足”是导致就业难的原因。
同时,对高等教育满意度的调查数据显示,1.3%的人“非常满意”,14.7%的人“满意”,“一般”的比例为55.9%,“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比例分别是24.0%和4.0%。
除此之外,调查还关注了待业大学生与他人相处的近期状况。选择“待人接物温和而有礼貌”的占55.2%,“主动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的占26.6%,“看很多事情不顺眼”的占14.9%,“与他人发生言语或肢体冲突”的仅占3.3%。
李源源认为,受高等教育的影响,待业大学生十分看重个人对社会的义务和责任,他们与高等教育培养体制之间也并未呈现紧张态势。所以,与其他“失业群体”相比,待业大学生对社会更显宽容。
不足一成的待业大学生认为自己属于社会精英
在社会舆论中,人们普遍认为眼高手低是他们拒绝工作的重要理由。
然而,调查显示,在自我角色的认知上,63.8%的人认为自己介于精英与普通劳动者之间,28.8%的人认为自己是普通劳动者的一员,仅有7.4%的人认为自己属于社会精英。
报告认为,待业大学生并不认同“精英”和“普通劳动者”二元思维下的角色划分,他们更乐意接受两种角色之间的状态。
在薪酬待遇上,48.5%的人愿意接受1001~2000元的工资收入,这远远低于上海市发布的2009年毕业生指导工资:大专、本科、研究生依次是2237元、3000元、4634元,甚至呈现“廉价低估”的现象。
而待业大学生对个人发展空间的需求则十分强烈,且将个人的专业特长作为个体向上流动的主要优势。在“您转换工作的原因”的问卷调查中,47.1%的待业大学生是因为“原有工作不能发挥专长”,占据影响因素的首位。
人们往往认为个人不努力是造成大学生“失业”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待业期间,他们心理承受能力相对较弱,失业问题引起的焦虑、恐惧以及群体事件、犯罪等现象已凸显其心理健康问题。因此,待业大学生被视为亟须治理的“社会负担”。
但在“最能体现目前状态的”问卷调查中,最能体现待业大学生生存现状的是“积极向上”。其次才是奔波劳碌、前途渺茫等。
报告认为,待业大学生并不拒绝辛苦、薪酬较少、职业声望较低的工作岗位,他们主要追求的是个人向上发展的空间。
超四成的待业大学生对用父母的钱感到惭愧
研究发现,待业大学生在经济上处于“半独立”状态,有57.5%的待业大学生依赖家庭经济的支持。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已暗示待业大学生是“啃老族”。那么“啃老”的原因是责任感的缺失吗?
值得关注的是,从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来看,待业大学生有着强烈的经济独立和家庭反哺意识。数据显示,在“您最想实现的愿望”中,34.9%的人渴望尽快能独立,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这一点在“对父母的心情”调查中可以得到佐证,42.5%的待业大学生认为“还在用父母的钱,感到很惭愧”。
对此,李源源认为,由于待业的处境,家庭成为待业大学生“不得不”依赖的主要对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待业大学生独立意识和家庭责任感缺失。相反,待业大学生试图利用家庭给予的最基本的经济支持,通过积极、主动寻求岗位的方式来实现个人的经济独立性,从而回报家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待业大学生的求职动因来源于其对家庭的责任感。
在很多人看来,“待业”是一种无奈的状况或处境。然而,调查发现,大学生毕业未就业,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对生活方式的一种主动选择和尝试。由此,自愿性、选择性失业现象也便产生。
调查发现,还有一部分待业大学生成为“隐性就业者”,游离于就业体制之外,从事各种兼职工作。在这些人看来,这种在无规章制度束缚下的兼职行为,不仅能提供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而且还能带来较为丰厚的收入。因而,这种游离状态恰恰是他们所追寻甚至享受的生活方式。
待业大学生希望社会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综上所述,李源源得出的结论是:待业大学生是富含人力资源潜力的群体。
“待业大学生群体一旦被人们所重新认识,则极易在低成本的制度建设和安排中,迅速转化为宝贵的人力资源。”李源源表示,消除已有的对待业大学生群体的刻板印象,重新认识、理解和支持待业大学生,是激活待业大学生人力资源潜能的首要步骤。
为此,她呼吁政府职能部门尊重待业大学生的群体特征,重视专门制度和服务。比如建立专门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努力降低待业大学生的生存成本和求职风险,这是维护待业大学生尊严,消除负面认识的制度保障。
其次,由于待业大学生对现行就业扶持政策认知度较低,因此相关部门应在就业扶持政策的宣传方面更多涉及这个群体。比如在招聘会现场设立专门的政策宣传咨询服务台;重视网络宣传力度,如鼓励知名求职网站及时转载相关政策。
此外,李源源还呼吁,社会舆论应重新认识该群体,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在调研的过程中,我发现待业大学生对我的研究寄予了一定的期望,他们希望社会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希望有人能关注他们。我现在感觉我做的事情太少了。”李源源打算日后有机会在博士阶段的学业中,继续对大学生就业问题进行更为细化的研究。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