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颜家沟的一个书香世家，爷爷曾担任甘肃省教育厅厅长。父亲水天明曾是兰州大学外语系的一名教授，母亲原为兰州一家邮局的职员，可是在1959年，由于爷爷被划分为“右派”，母亲受及牵连，成了新中国第一代“下岗女工”。此后母亲一直没有工作，家里全靠父亲一人支撑。
　　父母共育有四个子女，分别是大哥水恒进、姐姐水宁宁、我及弟弟水均益。在四个子女中，姐姐、我及弟弟水均受过高等教育，现在事业有成。只有哥哥水恒进成了父母心中永远的痛。由于受家庭出身的牵连，哥哥在“文革”中受过严重刺激，身体一直有病，因而他只读到中学毕业，便在兰州市某无线电厂当了一名工人，现已下岗。哥哥未娶，一直与父母同住，对哥哥，我和水均益从小就有一个共同的情结：那就是若干年后，将会接过父母手中的接力捧，终身侍奉哥哥。
　　我出生于1954年，水均益比我小九岁，尽管我们之间年龄相差很大，但水均益从小就跟我特别亲，他总是像个“小跟屁虫”似的跟着我，我学画画，他也学画画，我去游泳，他也去，我养了4只鸽子，他也跟着养了三十多只。水均益生性比较好强，虽然他跟着我做这做那，但他每件事都想着要比我做得好。这种不服输的精神也用在了他的学习上，初中毕业时，他以高分考上了甘肃省重点中学师大附中，这时，我也参加了工作，在兰州铁四中任教。这样一来，我们兄弟在一起玩耍的时间便不多了。
　　1978年9月，全国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考取了上海外国语学院，从此便开始了和弟弟聚少离多的日子。在读大学的四年间，因为路途遥远，家中经济一直很拮据，我很少回家，水均益正在读高中，他经常给我写信，说很想念我。 1981年1月，禁不住思念之苦的弟弟，独自从兰州乘火车来上海看我。在火车站接到弟弟后，他立马扑上来抱着我说：“哥，我好想你!”看着当年的“小跟屁虫”已经长成男子汉了，我百感交集。那天晚上，我这个穷学生掏光了身上所有的钱，一脸豪气地请弟弟在当时上海最有名气的“斯美佳”大排挡海吃了一顿。
　　1982年，我毕业后分配到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工作，此时的水均益已是兰州大学英语专业的高材生。1985年，水均益以年级第一名的好成绩从兰州大学毕业，被分到了北京新华总社。刚到新华社时，由于对工作中的困难预料不够，在现实与理想发生冲突时，他一度产生了想回兰州的想法。我知道这一情况后，马上告诉了姐姐，我们姐弟俩分别给他写信，劝他不要被一时的困难吓倒。在我和姐姐的合力劝说下，水均益安定了情绪，并迅速扭转了局面。在后来的新华社驻外记者考试中，他名列前茅。有幸被派往新华社中东分社工作。这为他后来在央视当主持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后水均益总是对人说，他今天的成功除了社会的关心和组织的照顾外，离不开兄长和姐姐的鼓励。
　　当弟弟在事业上越走越／顷的时候，我的生活和事业却陷入了低谷。这一切都缘于我书生意气太重，因而在单位始终得不到重用，职称问题也一直没能解决。那一段日子，我一直处于懊恼、绝望的边缘、天空，心情自然也是灰色的。远在北京的水均益所说了我的状况后，多次打来电话安慰我，他一再鼓励我说：“凡事要想开点，不要太注重个人得失。”弟弟的话的确抚慰了我那颗浮躁的心。 1997年5月，水均益利用到荆州出差的机会，特地和崔永和一道来武汉看我。
　　那一次，弟弟为了表示对我工作的支持，专门到我所在的大学给学生们做了一场报告，当我看到弟弟在讲台上神采飞扬，侃侃而谈，而台下学生欢呼雀跃，掌声如潮时，我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我想，我有这样一个出色的弟弟，自己有什么理由不振作精神，投入到工作中去呢?
　　我开始慢慢地从低谷中爬了出来。1997年8月，一直关注着我的弟弟专门邀请我们一家去北京玩。在北京的那几天里，水均益哪怕再忙，也要陪我们到北京的名胜古迹转一转。有一天，水均益和媳妇带我们一家去圆明园参观。弟弟是平板脚，走路很吃力，可他还是有说有笑地陪我们参观了一个又一个景点，后来实在走不动了，便笑着对我们说：“让丽华好陪你们转吧，我需要休息一会儿。”说着，他就坐在了一张石凳上，等我们回到约好的地点时，弟弟居然躺倒在石凳上呼呼大睡了，看着他憨睡的样子，我笑着摇摇头说“还是我从前的那个淘气小弟，一点也不像个名人!”
　　当我的事业刚刚有所起色的时候，父亲病了!那是2000年12月，父亲因患严重的心肌梗塞，生活垂危被送进了医院。那时，水均益身为《东方时空》的编导兼主持人，工作非常繁忙，可他却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每隔2至3天，就乘飞机回兰州看望父亲，有几次是当日下午来，连夜又返回北京。
　　 2001年1月10日是父亲做手术的日子，我们兄弟姊妹四人赶回兰州，那一次，为了随时关注父亲的手术情况，水均益第一次利用了自己的名人特权，一直守在了观察室里，观看了手术的全过程。父亲手术成功了，全家人都松了一口气。为了安慰家人，水均益作东，请全家及亲戚们到一家酒楼吃饭，水均益本是一个坚强的人，但是在这次的饭桌上，谈及父母的养育之恩时，他竟泣不成声，他说：“我也算是一个名人，但出名这么多年，在物质上我没有过多孝敬父母，父母在我心中的地位是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的，这次我一定要尽点孝心。”父亲的手术费是弟弟出的，
　　2004年7月30日，我们最敬爱的父亲水天明离开了人世。尽管这四年以来，父亲一直都处于病痛中，但他的辞世仍令我们全家感到突然。之前因为害怕水均益担误工作，父亲每每在弟弟打电话询问他的病情时，他总是朗朗地回答：“不要紧，我就是肠胃不好。”值得安慰的是，在父亲的弥留之际，他终于见到了令他骄傲的小儿子，父亲轻轻地握住了弟弟的手，留下了最后一句话：“明天我要吃碗揪面片。”这句再平常不过的一句话，令在场的兄弟姊妹几乎肝肠寸断，弟弟更是紧紧地握住了父亲的手，痛哭失声……
　　因为水均益是父亲最钟爱的小儿子，也因为水均益的事业成就，在我们四个兄弟姐妹之中是最大的，他是我们全家的骄傲，所以我们全家一致推举水均益来为父亲撰写悼词。
　　弟弟用了整整一个晚上来写这篇千余字的悼词。我相信这是他一生中最难写的，也是阳饱含深情的一篇文章。那一晚，也是我生命中最难以忘怀的一晚，因为我亲眼目睹了弟弟是如何写就这篇悼词的。他刚落笔时，已是满含热泪，接下来他是边写边读边哭，每一个字都充满了爱，浸满了泪水，初稿写完之后，信笺已湿了一大片。弟弟又开始了朗读，读一遍他就哭一遍，然后又逐句修改，我不知道弟弟到底将这彷悼词读了多少遍，直到他的泪水流干了，不哭了，才定稿。这一晚，我感觉弟弟将他一生的泪水都流尽了。
　　2004年8月4日，父亲的葬礼在兰州华林山火葬场怀远堂举行，在水均益的要求下，我们全家人均着黑装，庄重地出现在众人面前。在哀乐声中，弟弟开始深情地怀念慈父，他说：“今天站在这里是我一生中最痛苦，也是最难忘的一个时刻。我的父亲，41年前，他给了我生命。41年来，他养育了我，他帮助我长大，他使我领悟了人生的真谛，他是我生命中最大的财富……”
　　弟弟在悲痛中度过了他20多天，终于到了他返京的日子，临行前，他把全家人聚集在一起，专门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在会上，他提出要把78岁的老母亲和身体不好的大哥水恒进接到北京去照顾。弟弟的提议令我们异常感动。的确，爸爸走后，只剩下母亲和哥哥在兰州相依为命，而他们每月的生活费只有100元，这还是哥哥的低保工资。我和姐姐原准备将母亲、哥哥接到武汉和深圳轮流照顾，因为我们的工作，相对要轻松有规律些，我们从未想到要将母亲和哥哥托付给水均益，毕竟他的工作压力太大，而且实在太忙，可弟弟以他的收入要好过我和姐姐为由，坚持要将他们接到北京。母亲执意不从，弟弟急了，他拉着母亲的手，说：“妈，您若不去北京，我就把央视的工作辞了，回兰州照顾您，我不是随便说说的，在我心中，母亲的健康比之工作更重要，如果您不去北京，我就这样做!”弟弟这番重若千金的话，“砸”得母亲老泪纵横，“砸”得我和哥姐泪湿衣襟。
　　是啊!这就是我的弟弟，不管他的事业有多么辉煌，个人名声有多大，亲情永远放在他的首位。
　　就这样，母亲和哥哥被水均益带到了北京。因为母亲习惯了城区的生活，而弟弟的住房则在郊区，为了让母亲过得更舒心些，弟弟特地在央视附近租了一套住房给母亲和哥哥单独住，并为他们请了保姆。只要他人在北京，每天下班后，水均益都会带着媳妇和女儿去看母亲和哥哥，让母亲尽享天伦之乐。
　　水均益对父母有着一颗谆谆的孝心，对兄姐也有着一种最真最深的情谊。这么多年来，哥哥姐姐只要哪家有困难，他都会豪不吝啬地伸出援助之手，而这其中，他们对我的援助是最多的。
　　在纷纷扰扰中度过了2004年的水均益，日子终于宁静了下来。作为哥哥，我希望弟弟能活得真实活得自我，也是我对弟弟最大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