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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每个有追求的规模企业中，几乎都有一个“500 强”梦。那是美国的《财富》
杂志为代表的西方主要财经媒体评出来的、全球顶级企业的代名词，也是上个世纪中国启
动改革开放后西方各种思潮涌进国门在企业界留下的一个梦想标杆。
它曾经离中国企业显得那么遥远。1999 年，财富全球论坛首次在中国上海举办，500强的200 多位CEO 们批次进入中国。那时的中国除台湾、香港各有一家上榜外，内地仅有9 家央企跻身。当时的民营企业更是家底“薄”得可怜：海外收入只占不到4% 的华为营业收入只有120 亿元人民币（14.5 亿美元）；四年后收购IBMPC 业务的联想集团收入110 亿港元（当时相当于103 亿人民币，12.4 亿美元）；现在是中国民企百强之首的苏宁只有58.8 亿（7.1 亿美元）……
因此，国内众多企业难有底气与这些500 强比肩。一些能够入会出席的企业家自豪之
余战战兢兢、完全是一副要拜见自己偶像的粉丝心态。要知道，当年全球营业收入最高的
是美国的GE——1766 亿美元，几乎相当于中国内地前8 家入围的央企的总和，可谓富可
敌国；同样在那一年，微软以6189 亿美元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这比半年后中国统
计出来的沪深两市总市值43141 亿人民币还要多（1999 年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8.2795
元人民币兑换 1 美元）！
但接下来的14 年里，《财富》全球论坛却“傍”上了中国，与腾飞的中国经济结下
不解之缘，举办的7 场全球论坛中竟有3 场在中国举行。500 强的CEO 们争相谈论这个市场，期待自己的公司与这个全球经济增长引擎挂钩。与此同时，中国的国有企业在经历上个世纪朱镕基主导的改革后、在政府的大力支持（近十年，中央政府在实行分税改革后的财力
更日益雄厚）和向国际资本开放的双重影响下，财富暴长，营业收入在500 强的名单上不
断抬升，名单数量亦急剧增多。2013 年7 月公布的最新名单中，中国的上榜企业再创新高，
达到了95 家（含港台），其中的九成、以及前十名中有三家来自中国的国有控股企业。
因此，在2005 年在中国举行的财富全球（北京）论坛（中国第三场）上，中国的企
业家们已经开始底气十足地与500 强的CEO 们平等交流“中国与新的亚洲世纪”。这些
国家扶植的、具有垄断性质的企业也成为国际资本逐猎的对象，几家一度成为全球市值前
十（甚至最高）的公司。相形之下，中国的民营企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13 年工商联
公布的全国民企500 强中，排名第一位的苏宁2012 年营收2327 亿元（相当于373 亿美元），比1999 年增长了近40 倍；排名第二、三位的联想与华为也在2000 亿以上（分别为2266亿、2202 亿，比1999 年增长了29 和18 倍），这比中石化的11.7 倍及最赚钱的工商银行6.6 倍的增长速度（1999 至2012 年）相比依然引人瞩目——尽管自2003 年以来的近10 年间有着所谓“国进民退”的时代背景。它显示出中国民营企业汹涌向前的成长力量。
1999 年的《财富》杂志的确富有远见地抓住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列车。仅仅过了14 年
的时间就有中国的近百家企业入围500 强榜单，以至于有人曾预言，照目前这样的速度发
展下去，2015 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排行榜第一大国……现在的中国企业可以离“世界500
强”如此之近，后者所引发的神秘感和自豪感正迅速消失，相反，中国企业界对于这一榜单的不断反思更为惹人关注。
首先，财富世界500 强（ Fortune Global 500）其实本身并无“强”意，它是指美国《财富》杂志每年评选的全球最大500 家公司的排行榜，它是以公司的营业额为基准进行排名的。原意是全球最大500 家公司，但在中国被通俗地叫成了“世界500 强”。 尽管它是评估全球大型公司的最权威、最知名的榜单，尽管收入在其编辑们看来是“衡量增长和成功最可靠、最有证明力、也最有意义的指标”，但仅凭这一指标评选的标准还是单薄。毕竟，大公司未必是“强公司”。相比之下，《商业周刊》把市值作为主要依据会更有民意；《福
布斯》综合考虑年销售额、利润、总资产和市值更显严谨。只不过，《福布斯》的500 强排名不包括美国公司，而《商业周刊》的排名仅限于发达国家，他们都不够全球视野，也没有《财富》的营销工作做得有力。中国过去的几十年里企业都期望做大做强，潜意识中认为大企业就一定强，或者强企业一定在大的基础之上，但现在这种观念正在改变。
其次，如果一个企业的业务范围仅局限在单一国家（母国）——尽管这个国家市场容量足够大，那么这个企业也难以称得上是“强”企业。尽管我们可以将人民币换算成美元，但企业的经营能力是无法按汇率换算的。我们有太多的企业“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业务局限在中国市场。这是中国企业的一大隐忧。提升自身跨国的经营能力和跨文化管理水平，正成为未来几十年必须且亟需面对的征途，特别是在中国经济正日益放缓、消费不振的形势下，否则，目前规模再大的企业也无法笑得长久。
第三，国有企业占据“财富500 强”的绝大多数只能证明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而非公司能力），它们是金融、能源、钢铁、地产、汽车以及中国邮政为代表的行业垄断者，占据着体制、政策和国家期望的优势，如果依据严格的反垄断法，许多企业将面临被拆分的命运；如果依照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实施的“国民待遇”政策，在同一市场环境下，它们基本上无法与许多跨国公司甚至一些民营企业进行竞争，因为在他们的经营基因中，基本没有市场这个词汇（只有市长），即使它们的触角已经遍及全球，但那只是在获取生产资料和资源而已。
第四，民营企业将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真正主角。尽管目前排名依然靠后，但中国的民营企业已开始引起全球关注。华为2012 年2202 亿的销售收入中，海外已占66%，成为首屈一指的全球电信设备制造商；2003 年收购了IBM PC 业务的联想在国际市场越战越勇，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个人电脑供应商；还有，中国的吉利集团和双汇等已经或正在全球上演更多的中国传奇。这些具备实力的民营企业尽管可能还未在《财富》的名单之中，但不久的将来，在资本力量的驱动下，它们将在全球不断展现出真正的“中国力量”：他们会快速熟悉国际规则，掌握跨文化的管理技巧，并娴熟地依托科技与创新的力量与全球消费者进行沟通。
第五，尽管500 强是全球经济的风向标，但它只是一个表征而已，真正创造历史的反而是那些藉藉无名的中小企业。著名经济学家赫尔曼·西蒙教授就发现，除了众所周知的世界500 强企业，全球最优秀的企业更多是一些闷声发大财的行业冠军企业。这些企业的市场份额占世界第一或第二；同时，公司年销售收入一般都不超过10 亿美元；他们的社会知名度往往都很低，被称为“隐形冠军”（Hidden Champions）。他们不像大型企业一样占据整个行业，并极力在产业链上游、下游进行纵向延伸；努力将这个产品销售到全球、应用到无数行业中去。德国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它之所以在西方金融危机中率先复苏、在经济竞争力（ 世界经济论坛9 月4 日在日内瓦公布了2013 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德国经济竞争力在国际的排名有所提升，从第6 位晋升到第4 位） 上连续第二年领先于美国，中小企业可谓建立奇功。因此，在做大与做强之间，做强其实当是企业首选，一个国家更是无法仅靠几家大型企业在世界经济中呼风唤雨。
杂志为代表的西方主要财经媒体评出来的、全球顶级企业的代名词，也是上个世纪中国启
动改革开放后西方各种思潮涌进国门在企业界留下的一个梦想标杆。
它曾经离中国企业显得那么遥远。1999 年，财富全球论坛首次在中国上海举办，500强的200 多位CEO 们批次进入中国。那时的中国除台湾、香港各有一家上榜外，内地仅有9 家央企跻身。当时的民营企业更是家底“薄”得可怜：海外收入只占不到4% 的华为营业收入只有120 亿元人民币（14.5 亿美元）；四年后收购IBMPC 业务的联想集团收入110 亿港元（当时相当于103 亿人民币，12.4 亿美元）；现在是中国民企百强之首的苏宁只有58.8 亿（7.1 亿美元）……
因此，国内众多企业难有底气与这些500 强比肩。一些能够入会出席的企业家自豪之
余战战兢兢、完全是一副要拜见自己偶像的粉丝心态。要知道，当年全球营业收入最高的
是美国的GE——1766 亿美元，几乎相当于中国内地前8 家入围的央企的总和，可谓富可
敌国；同样在那一年，微软以6189 亿美元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这比半年后中国统
计出来的沪深两市总市值43141 亿人民币还要多（1999 年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8.2795
元人民币兑换 1 美元）！
但接下来的14 年里，《财富》全球论坛却“傍”上了中国，与腾飞的中国经济结下
不解之缘，举办的7 场全球论坛中竟有3 场在中国举行。500 强的CEO 们争相谈论这个市场，期待自己的公司与这个全球经济增长引擎挂钩。与此同时，中国的国有企业在经历上个世纪朱镕基主导的改革后、在政府的大力支持（近十年，中央政府在实行分税改革后的财力
更日益雄厚）和向国际资本开放的双重影响下，财富暴长，营业收入在500 强的名单上不
断抬升，名单数量亦急剧增多。2013 年7 月公布的最新名单中，中国的上榜企业再创新高，
达到了95 家（含港台），其中的九成、以及前十名中有三家来自中国的国有控股企业。
因此，在2005 年在中国举行的财富全球（北京）论坛（中国第三场）上，中国的企
业家们已经开始底气十足地与500 强的CEO 们平等交流“中国与新的亚洲世纪”。这些
国家扶植的、具有垄断性质的企业也成为国际资本逐猎的对象，几家一度成为全球市值前
十（甚至最高）的公司。相形之下，中国的民营企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13 年工商联
公布的全国民企500 强中，排名第一位的苏宁2012 年营收2327 亿元（相当于373 亿美元），比1999 年增长了近40 倍；排名第二、三位的联想与华为也在2000 亿以上（分别为2266亿、2202 亿，比1999 年增长了29 和18 倍），这比中石化的11.7 倍及最赚钱的工商银行6.6 倍的增长速度（1999 至2012 年）相比依然引人瞩目——尽管自2003 年以来的近10 年间有着所谓“国进民退”的时代背景。它显示出中国民营企业汹涌向前的成长力量。
1999 年的《财富》杂志的确富有远见地抓住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列车。仅仅过了14 年
的时间就有中国的近百家企业入围500 强榜单，以至于有人曾预言，照目前这样的速度发
展下去，2015 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排行榜第一大国……现在的中国企业可以离“世界500
强”如此之近，后者所引发的神秘感和自豪感正迅速消失，相反，中国企业界对于这一榜单的不断反思更为惹人关注。
首先，财富世界500 强（ Fortune Global 500）其实本身并无“强”意，它是指美国《财富》杂志每年评选的全球最大500 家公司的排行榜，它是以公司的营业额为基准进行排名的。原意是全球最大500 家公司，但在中国被通俗地叫成了“世界500 强”。 尽管它是评估全球大型公司的最权威、最知名的榜单，尽管收入在其编辑们看来是“衡量增长和成功最可靠、最有证明力、也最有意义的指标”，但仅凭这一指标评选的标准还是单薄。毕竟，大公司未必是“强公司”。相比之下，《商业周刊》把市值作为主要依据会更有民意；《福
布斯》综合考虑年销售额、利润、总资产和市值更显严谨。只不过，《福布斯》的500 强排名不包括美国公司，而《商业周刊》的排名仅限于发达国家，他们都不够全球视野，也没有《财富》的营销工作做得有力。中国过去的几十年里企业都期望做大做强，潜意识中认为大企业就一定强，或者强企业一定在大的基础之上，但现在这种观念正在改变。
其次，如果一个企业的业务范围仅局限在单一国家（母国）——尽管这个国家市场容量足够大，那么这个企业也难以称得上是“强”企业。尽管我们可以将人民币换算成美元，但企业的经营能力是无法按汇率换算的。我们有太多的企业“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业务局限在中国市场。这是中国企业的一大隐忧。提升自身跨国的经营能力和跨文化管理水平，正成为未来几十年必须且亟需面对的征途，特别是在中国经济正日益放缓、消费不振的形势下，否则，目前规模再大的企业也无法笑得长久。
第三，国有企业占据“财富500 强”的绝大多数只能证明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而非公司能力），它们是金融、能源、钢铁、地产、汽车以及中国邮政为代表的行业垄断者，占据着体制、政策和国家期望的优势，如果依据严格的反垄断法，许多企业将面临被拆分的命运；如果依照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实施的“国民待遇”政策，在同一市场环境下，它们基本上无法与许多跨国公司甚至一些民营企业进行竞争，因为在他们的经营基因中，基本没有市场这个词汇（只有市长），即使它们的触角已经遍及全球，但那只是在获取生产资料和资源而已。
第四，民营企业将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真正主角。尽管目前排名依然靠后，但中国的民营企业已开始引起全球关注。华为2012 年2202 亿的销售收入中，海外已占66%，成为首屈一指的全球电信设备制造商；2003 年收购了IBM PC 业务的联想在国际市场越战越勇，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个人电脑供应商；还有，中国的吉利集团和双汇等已经或正在全球上演更多的中国传奇。这些具备实力的民营企业尽管可能还未在《财富》的名单之中，但不久的将来，在资本力量的驱动下，它们将在全球不断展现出真正的“中国力量”：他们会快速熟悉国际规则，掌握跨文化的管理技巧，并娴熟地依托科技与创新的力量与全球消费者进行沟通。
第五，尽管500 强是全球经济的风向标，但它只是一个表征而已，真正创造历史的反而是那些藉藉无名的中小企业。著名经济学家赫尔曼·西蒙教授就发现，除了众所周知的世界500 强企业，全球最优秀的企业更多是一些闷声发大财的行业冠军企业。这些企业的市场份额占世界第一或第二；同时，公司年销售收入一般都不超过10 亿美元；他们的社会知名度往往都很低，被称为“隐形冠军”（Hidden Champions）。他们不像大型企业一样占据整个行业，并极力在产业链上游、下游进行纵向延伸；努力将这个产品销售到全球、应用到无数行业中去。德国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它之所以在西方金融危机中率先复苏、在经济竞争力（ 世界经济论坛9 月4 日在日内瓦公布了2013 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德国经济竞争力在国际的排名有所提升，从第6 位晋升到第4 位） 上连续第二年领先于美国，中小企业可谓建立奇功。因此，在做大与做强之间，做强其实当是企业首选，一个国家更是无法仅靠几家大型企业在世界经济中呼风唤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