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导致的死亡有三个特点，一是不安宁，二是没有尊严，三是缺乏人性关怀。
　　首先，死亡是不安宁、不安详的。在常规环境下，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实际上应该受到临终关怀，但由于瘟疫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染性，使得很多患者在最后阶段，无法享受到来自亲人和家庭的关怀，很多情况下甚至最后一面都没见到，他们的死是孤独的，是不安详的；其次，死亡没有尊严，病毒感染的死亡者，长期处于医疗措施之下，处在急迫的人为干预中，一直到最后医生宣布死亡，很难遵从本人的意愿；最后缺乏人性关怀，这是因为感染瘟疫后，对死者的遗体处理是按照最大限度防止病毒扩散的方式来处理的，家人无法为逝者举行告别仪式。
　　而在这样的突发性死亡事件之中，作为失去亲人的生者，非常容易陷入死亡阴影中，逝者对于他是亲近和熟悉的，他会不断地处于鲜活的死亡场景中，这让他无法回到正常生活中，让他的生活无法持续。更严重的是，可能引起他的生活价值完全虚无化，让他失去生活的价值，失去理性。因此，失去亲人的生者需要积极地进行灾后心理重建。灾后心理重建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自我修复，自我修复就是在废墟中重建自我，重点在于找回控制感和有力感。在灾难中，我们最大的体验是失去控制，所以我们需要重建自我的秩序，恢复在生活中的掌控感。我们不妨给自己制定一个详细的行动计划，计划的内容都是我们常态下的生活。当你每天努力按计划行事，哪怕开始是强迫性的，也让自己慢慢地按照计划去做，就会对生活产生一种掌控感。这样在灾难中产生的失控感，就会慢慢地消解。
　　第二，灾难中的人最大的体验就是无力感、无助感，我們眼睁睁地看着鲜活的生命死去，但我们却什么都做不了。那么灾后，我们应该怎样让这种无力感不至于影响到未来的日常生活呢？在汶川地震中，那些家里遭遇巨大不幸的人——他们的亲人被埋在废墟之下，他们却无能为力，于是他们会更加主动地去社区帮忙，一方面他们为其他人提供了帮助，另一方面对于他们自己也是非常好的心理自我重建的一种方式。大家都知道，一个人唯有被需要的时候，他的自我价值才能实现。虽然仍旧承受和体验着巨大的痛苦、悲伤，但是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因为解决了一些问题，对方会感谢，哪怕只是一句简单的“谢谢”，但对他而言也能从中体会到一种有力感。因此让受灾的人的能力发挥到极致，调动他们去自救、去帮助别人，能够让他们体会到生命实际上是多维度的，生命有巨大的潜能。在现实生活中，可以让他们参与一些社区义务性活动，通过参与社会，关注社会，让他们感受人与人之间的联结。
　　另外，对于如何从亲人的死亡阴影中走出来，这与一般的灾后心理重建，有相似也有不同。我们首先要说明，大家必须树立一个正确观念，悲伤是正常的，没有悲伤才是不正常的，台湾地区有一句口号叫做“打开一扇窗，让悲不再伤”，就是指丧亲之后的家人，他的反应可能太强烈、太持久，而持续时间太长就会让他受到损伤。
　　那么从生死观的角度我们如何来看待呢？第一，我们要承认死亡的事实，这是一个客观事情，丧亲之后人很容易沉溺于幻想之中，隐约之中好像家人的面孔每天出现在自己眼前，因此承认死亡的事实，就是要暗示自己应该接受亲人逝去的事实。我们承认亲人逝去是一个事实，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跟亲人切断联系。我们否认这个事实的时候，当我们总是想念他，怀念他，就无法切断他跟现实生活的联系。有一个解决办法是我们把对亲人的记忆和怀念变成一种活动。比如说，大家可以以逝去的亲人作为话题，我们回忆他一些非常开心的甚至有一些搞笑的场景，这样的话已经故去的亲人就会以一种非常积极的、非常好的情绪出现在我们的思想里。虽然他去世了，但是我们会纪念他，纪念他的方式也可以多种多样，比如说现在的网上祭奠，我们可以做一些网络作品，而小孩子可以绘画，这样的过程中，悲伤慢慢地就被释放了，逝去的人变成一种美好的记忆，融入我们的生活；第二步是转移，就是转移我们的记忆和怀念，不让逝者在现实生活中跟我们的生活揉在一起，混在一块，我们把对逝者的记忆和怀念放到他的生日和忌日上；第三步就是回归常态生活，把我们的眼光投向生活本身，每个人都会发现有太多的事情要处理，分轻重缓急去处理生活工作学习中的事，让自己每天都过得非常充实。只有回到生活、回到常态，悲伤死亡的阴影才会慢慢的淡化。
　　我们每一个人一辈子都会经历无数次的生离死别，如果我们每一次都能处理好，我们的内心就会变得坚强，我们的生命就会变得有韧性。我们也会把这种韧性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所以走出死亡阴影，走出丧亲的悲伤体验，让自己回归常态，这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都是一种健康的回归，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