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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郝梦龄，字锡九。河北藁城人，先后入陆军军官小学、保定军官学校学习。抗日战争时期，任卫立煌部中央兵团中将前线总指挥。1937年10月l6日，在山西大白水前线忻口会战中壮烈殉国。后被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上将。为纪念郝梦龄的功勋，武汉的汉口北小路改名为“郝梦龄路”。1938年3月12日，在延安召开的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中国共产党高度评价了郝梦龄抗日殉国的精神。2014年8月，郝梦龄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抗日英烈名录。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70个春秋，为了赢得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父亲郝梦龄和千百万同胞先后在这场战争中为中华民族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一个人要爱国家，爱百姓，要不爱财，不怕死！”父亲的这句话虽历80余载，依然字字清晰如昨。“我爱你们，但更爱国家。”父亲虽早已在1937年10月16日的忻口会战中殉国，但他永远挺拔地活在我的心中。
慈父之情，刻骨铭心
在我的印象中，出生后一直在老家与母亲、祖父、外祖父生活在一起。记得有一天，村里来了一个高大魁梧的人，后面跟着几个随从，村里人招手让我过去，指着那个大块头的人对我说：“小英子，你快过去，那个人是你父亲，你父亲回来了。”我一听便跑进自家堂屋，见有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就一下爬到他的膝上，搂住他的脖子。那人很高兴地搂着我问旁边的人：“这是哪家的孩子，长得蛮逗人疼的。”大家都笑了起来，说：“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得自家人，这是你的女儿小英子，出生这么大了还没有见过你呢！”我认真地看了一眼对方，小声地叫了一声“爸爸”。因为我是家中的第一个孩子，当父亲第一次听到有人叫“爸爸”，这个驰骋疆场的硬汉子，忍不住流下了眼泪，随即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在家从来没有待过五天以上，每次打完仗后，但凡稍有空隙，都是匆匆回家小住几日，便赶回部队。他与别的当官的不同，从来没有在乡亲们面前耀武扬威地摆过架势，每次回来离村子还有十几里路，他就脱下军装，换上便装，并命令勤务兵也换上便装。沿途不论遇到哪位乡亲，总以叔、伯、兄弟相称，十分亲热。有一次回家探亲的路上，遇到一个捡粪的老人，老人见汽车开过来，一下摔倒了。父亲连忙下车扶起老人，帮他拍去身上的土，老人一看说：“哎呀，是郝军长啊！”父亲问：“您老不碍事吧？”老人连说：“没事没事，我是看见这个大东西（指汽车）心里一发慌摔倒的。”这件小事，父亲却很在意，回村后又专程带上食品去看望老人。老人以后逢人就提这件事，对我父亲不胜感激。而父亲从那以后，为了让乡亲们不害怕，回家小住时，再也没坐过小汽车，改为骑马。
父亲和我们待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恐怕不到一年，最长的一次是1930年，那时父亲在郑州当警备司令，由于时局相对平静，他便把一家人接到郑州，大约团聚了几个月时间，那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时光。父亲好像也格外珍惜这一段来之不易的和亲人团聚的日子，不管到哪里，只要可能，就尽量带上我，闲暇之时，他总是牵着我的手散步。一边散步一边给我讲故事，讲得最多的是岳母刺字和苏武牧羊，也讲文天祥、史可法等历史人物。那时的父亲，不再是一位威严的军人，而是一位慈祥的父亲。
父亲对我非常疼爱，尤其舍得给我买书。记得当时中华书局出版了一套影印《藏经》木刻本，全国只发行100套，价钱很贵，他毫不犹豫地给我买了一套。许多历史书籍，家中也都有。父亲自己也很爱看书，一本《孙子兵法》，被他数次圈点，密密麻麻，很多历史掌故他都能一一道来。父亲常教育我：“人生在世，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
洁身自好，不徇私情
父亲对家人的要求尤其严格，母亲多年带着家人随父亲辗转各地，靠租房过日子。在武汉居住时，母亲曾看中现在蔡锷路上一幢两层的小洋房，房主开价要一万块钱现洋。母亲向父亲开口要钱，却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父亲说：“军人应以四海为家，如果你们走到一处便购置一处房产，我贪恋小家，岂不是误了国家？！”就这样，最终未能购置一处房产。
一次，一位朋友送了母亲一副象牙麻将，母亲极为喜爱。父亲知道后，叫母亲立马物归原主，但母亲没有照办。一天，母亲正在家中与亲友玩这副麻将，被父亲碰到，他发了很大脾气，并当即将麻将扔到厨房付之一炬。从那以后，母亲再也不敢收受别人的任何礼品了。
在父亲的部队里，纪律十分严明，一不准纳妾狎妓，二不准吸毒赌博，但不免还是有以身试法之人。有一个姓贾的旅长，因抽大烟而被革职。我嫡亲的叔爷，当时任师部军械处处长，他偷偷地买了一个小老婆。父亲知道后，毫不留情地下令对他以军法治罪，开除其军籍，永不录用。事后这位叔爷来家苦苦求情，我祖父和母亲看不过眼，都劝父亲看在亲属的面上放他一马，让他保证永不再犯就行了。但父亲坚决不允，他对叔爷说：“在家里你是我的叔叔，我以长辈待您;但在军队，您是我的部下，如果我今天放过了您，那我以后还怎么管理我的军队呢？我不能徇私情啊！”就这样，父亲给了他一些钱，将他遣返回乡。
父亲对下级，对家乡慷慨万分。上级只要犒赏馈赠，他都按职按级论功行赏分给下级官兵，老家办学堂盖校舍，购书籍、器材他都慷慨解囊，这让家乡的乡亲们念念不忘。1985年我回家乡时，家乡人挖出了埋在地下的一尊郝将军的瓷像。他们对我说：“家乡人都忘不了郝军长，为此烧了这尊瓷像纪念他。‘文化大革命’时怕遭人破坏埋到地下，现在郝军长的后人回来了，我们就赠送给你们吧。”这尊瓷像一直珍藏在我家中。
抗日决心，壮志凌云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时任国民革命军第9军军长的父亲正在应召去四川陆军大学学习的途中。得知消息，他立即自重庆返回部队，请求北上抗日。
他在报告中说：“我是军人，半生光打内战，对国家毫无利益。现在日寇要灭亡中国，我们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们应该去抗战，应该去与敌人拼。” 经过再三上书请缨，国民政府批准他率部北上。
父亲在北上抗日出发之前，已下定以死报国的决心。父亲经过武汉时，回来与家人告别。那天起床后，母亲告诉我：你爸爸一夜没睡，写了撕，撕了又写，不知在写什么东西。我拉开抽屉，发现一封信，上面写着：留给慧英儿，二十七年拆阅。
我那时候年纪小，才15岁，不懂事。晚上父亲一回来，我就拿着信问他，为什么要到明年看？说着就要拆信。父亲不说话，一把夺过去，我和他抢来抢去，那封信最后被他撕掉，丢进痰盂里。
父亲出去后，我把痰盂抱进厕所，捞出那些纸片用水冲过后，拼出信上的内容：“此次北上抗日，吾已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等要听母亲的调教，孝顺汝祖母。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是没有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留于慧英、慧兰、荫槐、前楠、荫森五儿，父留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五日。”这是一封遗嘱。我顿时泪如雨下。全家人哭成一团，不想让他走。但父亲决心已定。
父亲与家人告别，对儿女们说：“我爱你们，但更爱我们的国家。现在敌人天天在屠杀我们的同胞，大家都应该去杀敌。如果国家亡了，你们也没有好日子过了。”
此时，平津失陷，日军先占领察哈尔后又夺河北中部，直逼山西。父亲接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军令后，一刻都不想耽误，星夜赶往山西前线，我送别父亲时的情景历历在目。
1937年9月17日下午，父亲前往火车站。我们家离车站很近，父亲前面走，我后面就跟着去了。他要走了，我想悄悄再看一看他。
到火车站，全都是兵，黑压压的一大片，我看了一眼父亲，心想父亲要走了，我要好好看看他。但是在父亲的脸上，我没有看出他有丝毫的犹豫或畏惧，我看到的是即将奔赴战场的军人所透露出的决心与气势。
忻口是日军从晋北通向太原的最后一道防线。1937年9月底，日军在平型关遭八路军115师重创后全线撤退，集结在代县附近，准备拿下忻口，直取太原。
1937年10月4日夜，父亲率部抵达忻口。当夜，他在布防前召集营以上军官讲话时说：“此次抗战是民族战争，胜则国存，败则国亡，所以只许胜，不许败。军人的天职是保国卫民，现在民不聊生，国将不国，就是我辈军人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实感可耻……现在大敌当前，我决心与全体官兵同生死，共患难，并肩战斗。”
10月10日凌晨，中国军队在前沿阵地与敌人接火，守军击退了日军的装甲车、坦克，并烧毁了日军的汽车。
当日，39岁的父亲在忻口前线写下阵中日记：“今日为‘国庆’纪念日，回忆先烈缔造国家之艰难，到现在华北将沦落日人之手，我们太无出息，太不争气。”
10月11日拂晓，日军第5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派5000名步兵，以飞机、重炮、坦克作掩护，连续猛攻忻口西北侧南怀化阵地。当时援助忻口的军队大部还在途中，父亲即到前沿阵地指挥。在敌人飞机、大炮轰炸时，父亲指挥部队躲入掩蔽处，待炮火一停，马上出击，用步兵武器狠狠打击日军。双方多次展开白刃肉搏，近距离互掷手榴弹。
面对强大的敌人，父亲带的都是临时集结的人马。而且有一些部队还未赶到。但父亲反复强调，“人人都应抱定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的决心与敌拼杀”。
10月12日，南怀化被日军占领，敌我双方在忻口西北、南怀化东北高地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日军在我阵地进行肆无忌惮的狂轰滥炸，造成我方平均每日伤亡1000多人，最激烈时一天伤亡达数千人。但第9军官兵顽强阻击敌人，每天争夺战多达十几次。
父亲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往日见伤兵多爱惜，此次专为国牺牲，乃应当之事。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如再退却，到黄河边，兵即无存，哪有长官？此谓我死国活，我活国死。”
10月15日，父亲早饭后仍在第一线督战。当天夜里，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增派七个旅交父亲指挥，由正面袭击，左右两侧同时出击策应，以期夹击敌人。他最后一次写日记：“10月16日凌晨两点，对南怀化之总攻打响。”
16日凌晨，中国军队分数路扑向日军阵地。时任父亲参谋处长的李文沼回忆：这时敌已发现我军动向，机枪小炮一齐射来，我请他进指挥所洞内休息。郝军长说，“我在前线督战是自己的任务，是自己的本分，岂能畏缩不前？”
官兵们再三劝阻，父亲只是说：“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
凌晨5时，父亲率领第54师师长刘家麒、独5旅旅长郑廷珍等将领继续带兵前冲。日军溃退以猛烈火力掩护逃跑。此时父亲等将领已深入敌人散兵之前，终不幸腰部连中两弹殉国。
父亲年仅39岁的生命就此壮烈地定格。
忠魂永在，万古流芳
父亲殉国后，士兵在其衣袋里，发现一封尚未发出的致友人信：“余受命北上抗敌，国既付以重任，视我实不薄，故余亦决不惜一死以殉国，以求民族生存。此次抗战，誓当以沙场为归宿。”
10月24日，父亲的灵柩由太原运至武汉。1937年11月16日武汉各界举行公祭，后以国葬仪式将父亲遗体安葬在武昌，一万多人参加了葬礼。
随同灵柩一同抵达武汉的还有父亲写的第二封遗书《与妻书》，这封装在小箱子里的遗书写于在忻口战役打响前一天。书中，父亲对母亲说：“余自武汉出发时，留有遗嘱与诸子女等。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我即牺牲后，只要国家存在，诸子女教育当然不成问题。别无所念……倘吾牺牲后，望汝好好孝顺吾老母及教育子女，对于兄弟姐妹等亦要照抚。故余牺牲亦有荣。为军人者，对国际战亡，死可谓得其所矣！书与纫秋贤内助，拙夫龄字。双十节于忻口。”
1937年12月6日，国民政府追赠父亲为陆军上将。蒋介石写下祭文：“矫矫郝君，一军独领，身先士卒，纵横驰骋。”
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中，高度评价父亲“给了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父亲牺牲时年仅39岁，当时我还是一个初中学生。父亲离开我们已经78年了，但他的名字总被人们记起，他形象更加伟岸挺拔。我深切地感受到，为民族解放捐躯者，人民永远怀念他们。父亲竭诚报国的铮铮誓言一直鼓舞着我们为祖国、为人民努力工作。（编辑 韩冬梅）
（作者是郝梦龄之女）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70个春秋，为了赢得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父亲郝梦龄和千百万同胞先后在这场战争中为中华民族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一个人要爱国家，爱百姓，要不爱财，不怕死！”父亲的这句话虽历80余载，依然字字清晰如昨。“我爱你们，但更爱国家。”父亲虽早已在1937年10月16日的忻口会战中殉国，但他永远挺拔地活在我的心中。
慈父之情，刻骨铭心
在我的印象中，出生后一直在老家与母亲、祖父、外祖父生活在一起。记得有一天，村里来了一个高大魁梧的人，后面跟着几个随从，村里人招手让我过去，指着那个大块头的人对我说：“小英子，你快过去，那个人是你父亲，你父亲回来了。”我一听便跑进自家堂屋，见有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就一下爬到他的膝上，搂住他的脖子。那人很高兴地搂着我问旁边的人：“这是哪家的孩子，长得蛮逗人疼的。”大家都笑了起来，说：“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得自家人，这是你的女儿小英子，出生这么大了还没有见过你呢！”我认真地看了一眼对方，小声地叫了一声“爸爸”。因为我是家中的第一个孩子，当父亲第一次听到有人叫“爸爸”，这个驰骋疆场的硬汉子，忍不住流下了眼泪，随即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在家从来没有待过五天以上，每次打完仗后，但凡稍有空隙，都是匆匆回家小住几日，便赶回部队。他与别的当官的不同，从来没有在乡亲们面前耀武扬威地摆过架势，每次回来离村子还有十几里路，他就脱下军装，换上便装，并命令勤务兵也换上便装。沿途不论遇到哪位乡亲，总以叔、伯、兄弟相称，十分亲热。有一次回家探亲的路上，遇到一个捡粪的老人，老人见汽车开过来，一下摔倒了。父亲连忙下车扶起老人，帮他拍去身上的土，老人一看说：“哎呀，是郝军长啊！”父亲问：“您老不碍事吧？”老人连说：“没事没事，我是看见这个大东西（指汽车）心里一发慌摔倒的。”这件小事，父亲却很在意，回村后又专程带上食品去看望老人。老人以后逢人就提这件事，对我父亲不胜感激。而父亲从那以后，为了让乡亲们不害怕，回家小住时，再也没坐过小汽车，改为骑马。
父亲和我们待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恐怕不到一年，最长的一次是1930年，那时父亲在郑州当警备司令，由于时局相对平静，他便把一家人接到郑州，大约团聚了几个月时间，那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时光。父亲好像也格外珍惜这一段来之不易的和亲人团聚的日子，不管到哪里，只要可能，就尽量带上我，闲暇之时，他总是牵着我的手散步。一边散步一边给我讲故事，讲得最多的是岳母刺字和苏武牧羊，也讲文天祥、史可法等历史人物。那时的父亲，不再是一位威严的军人，而是一位慈祥的父亲。
父亲对我非常疼爱，尤其舍得给我买书。记得当时中华书局出版了一套影印《藏经》木刻本，全国只发行100套，价钱很贵，他毫不犹豫地给我买了一套。许多历史书籍，家中也都有。父亲自己也很爱看书，一本《孙子兵法》，被他数次圈点，密密麻麻，很多历史掌故他都能一一道来。父亲常教育我：“人生在世，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
洁身自好，不徇私情
父亲对家人的要求尤其严格，母亲多年带着家人随父亲辗转各地，靠租房过日子。在武汉居住时，母亲曾看中现在蔡锷路上一幢两层的小洋房，房主开价要一万块钱现洋。母亲向父亲开口要钱，却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父亲说：“军人应以四海为家，如果你们走到一处便购置一处房产，我贪恋小家，岂不是误了国家？！”就这样，最终未能购置一处房产。
一次，一位朋友送了母亲一副象牙麻将，母亲极为喜爱。父亲知道后，叫母亲立马物归原主，但母亲没有照办。一天，母亲正在家中与亲友玩这副麻将，被父亲碰到，他发了很大脾气，并当即将麻将扔到厨房付之一炬。从那以后，母亲再也不敢收受别人的任何礼品了。
在父亲的部队里，纪律十分严明，一不准纳妾狎妓，二不准吸毒赌博，但不免还是有以身试法之人。有一个姓贾的旅长，因抽大烟而被革职。我嫡亲的叔爷，当时任师部军械处处长，他偷偷地买了一个小老婆。父亲知道后，毫不留情地下令对他以军法治罪，开除其军籍，永不录用。事后这位叔爷来家苦苦求情，我祖父和母亲看不过眼，都劝父亲看在亲属的面上放他一马，让他保证永不再犯就行了。但父亲坚决不允，他对叔爷说：“在家里你是我的叔叔，我以长辈待您;但在军队，您是我的部下，如果我今天放过了您，那我以后还怎么管理我的军队呢？我不能徇私情啊！”就这样，父亲给了他一些钱，将他遣返回乡。
父亲对下级，对家乡慷慨万分。上级只要犒赏馈赠，他都按职按级论功行赏分给下级官兵，老家办学堂盖校舍，购书籍、器材他都慷慨解囊，这让家乡的乡亲们念念不忘。1985年我回家乡时，家乡人挖出了埋在地下的一尊郝将军的瓷像。他们对我说：“家乡人都忘不了郝军长，为此烧了这尊瓷像纪念他。‘文化大革命’时怕遭人破坏埋到地下，现在郝军长的后人回来了，我们就赠送给你们吧。”这尊瓷像一直珍藏在我家中。
抗日决心，壮志凌云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时任国民革命军第9军军长的父亲正在应召去四川陆军大学学习的途中。得知消息，他立即自重庆返回部队，请求北上抗日。
他在报告中说：“我是军人，半生光打内战，对国家毫无利益。现在日寇要灭亡中国，我们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们应该去抗战，应该去与敌人拼。” 经过再三上书请缨，国民政府批准他率部北上。
父亲在北上抗日出发之前，已下定以死报国的决心。父亲经过武汉时，回来与家人告别。那天起床后，母亲告诉我：你爸爸一夜没睡，写了撕，撕了又写，不知在写什么东西。我拉开抽屉，发现一封信，上面写着：留给慧英儿，二十七年拆阅。
我那时候年纪小，才15岁，不懂事。晚上父亲一回来，我就拿着信问他，为什么要到明年看？说着就要拆信。父亲不说话，一把夺过去，我和他抢来抢去，那封信最后被他撕掉，丢进痰盂里。
父亲出去后，我把痰盂抱进厕所，捞出那些纸片用水冲过后，拼出信上的内容：“此次北上抗日，吾已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等要听母亲的调教，孝顺汝祖母。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是没有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留于慧英、慧兰、荫槐、前楠、荫森五儿，父留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五日。”这是一封遗嘱。我顿时泪如雨下。全家人哭成一团，不想让他走。但父亲决心已定。
父亲与家人告别，对儿女们说：“我爱你们，但更爱我们的国家。现在敌人天天在屠杀我们的同胞，大家都应该去杀敌。如果国家亡了，你们也没有好日子过了。”
此时，平津失陷，日军先占领察哈尔后又夺河北中部，直逼山西。父亲接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军令后，一刻都不想耽误，星夜赶往山西前线，我送别父亲时的情景历历在目。
1937年9月17日下午，父亲前往火车站。我们家离车站很近，父亲前面走，我后面就跟着去了。他要走了，我想悄悄再看一看他。
到火车站，全都是兵，黑压压的一大片，我看了一眼父亲，心想父亲要走了，我要好好看看他。但是在父亲的脸上，我没有看出他有丝毫的犹豫或畏惧，我看到的是即将奔赴战场的军人所透露出的决心与气势。
忻口是日军从晋北通向太原的最后一道防线。1937年9月底，日军在平型关遭八路军115师重创后全线撤退，集结在代县附近，准备拿下忻口，直取太原。
1937年10月4日夜，父亲率部抵达忻口。当夜，他在布防前召集营以上军官讲话时说：“此次抗战是民族战争，胜则国存，败则国亡，所以只许胜，不许败。军人的天职是保国卫民，现在民不聊生，国将不国，就是我辈军人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实感可耻……现在大敌当前，我决心与全体官兵同生死，共患难，并肩战斗。”
10月10日凌晨，中国军队在前沿阵地与敌人接火，守军击退了日军的装甲车、坦克，并烧毁了日军的汽车。
当日，39岁的父亲在忻口前线写下阵中日记：“今日为‘国庆’纪念日，回忆先烈缔造国家之艰难，到现在华北将沦落日人之手，我们太无出息，太不争气。”
10月11日拂晓，日军第5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派5000名步兵，以飞机、重炮、坦克作掩护，连续猛攻忻口西北侧南怀化阵地。当时援助忻口的军队大部还在途中，父亲即到前沿阵地指挥。在敌人飞机、大炮轰炸时，父亲指挥部队躲入掩蔽处，待炮火一停，马上出击，用步兵武器狠狠打击日军。双方多次展开白刃肉搏，近距离互掷手榴弹。
面对强大的敌人，父亲带的都是临时集结的人马。而且有一些部队还未赶到。但父亲反复强调，“人人都应抱定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的决心与敌拼杀”。
10月12日，南怀化被日军占领，敌我双方在忻口西北、南怀化东北高地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日军在我阵地进行肆无忌惮的狂轰滥炸，造成我方平均每日伤亡1000多人，最激烈时一天伤亡达数千人。但第9军官兵顽强阻击敌人，每天争夺战多达十几次。
父亲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往日见伤兵多爱惜，此次专为国牺牲，乃应当之事。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如再退却，到黄河边，兵即无存，哪有长官？此谓我死国活，我活国死。”
10月15日，父亲早饭后仍在第一线督战。当天夜里，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增派七个旅交父亲指挥，由正面袭击，左右两侧同时出击策应，以期夹击敌人。他最后一次写日记：“10月16日凌晨两点，对南怀化之总攻打响。”
16日凌晨，中国军队分数路扑向日军阵地。时任父亲参谋处长的李文沼回忆：这时敌已发现我军动向，机枪小炮一齐射来，我请他进指挥所洞内休息。郝军长说，“我在前线督战是自己的任务，是自己的本分，岂能畏缩不前？”
官兵们再三劝阻，父亲只是说：“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
凌晨5时，父亲率领第54师师长刘家麒、独5旅旅长郑廷珍等将领继续带兵前冲。日军溃退以猛烈火力掩护逃跑。此时父亲等将领已深入敌人散兵之前，终不幸腰部连中两弹殉国。
父亲年仅39岁的生命就此壮烈地定格。
忠魂永在，万古流芳
父亲殉国后，士兵在其衣袋里，发现一封尚未发出的致友人信：“余受命北上抗敌，国既付以重任，视我实不薄，故余亦决不惜一死以殉国，以求民族生存。此次抗战，誓当以沙场为归宿。”
10月24日，父亲的灵柩由太原运至武汉。1937年11月16日武汉各界举行公祭，后以国葬仪式将父亲遗体安葬在武昌，一万多人参加了葬礼。
随同灵柩一同抵达武汉的还有父亲写的第二封遗书《与妻书》，这封装在小箱子里的遗书写于在忻口战役打响前一天。书中，父亲对母亲说：“余自武汉出发时，留有遗嘱与诸子女等。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为争取最后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界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我即牺牲后，只要国家存在，诸子女教育当然不成问题。别无所念……倘吾牺牲后，望汝好好孝顺吾老母及教育子女，对于兄弟姐妹等亦要照抚。故余牺牲亦有荣。为军人者，对国际战亡，死可谓得其所矣！书与纫秋贤内助，拙夫龄字。双十节于忻口。”
1937年12月6日，国民政府追赠父亲为陆军上将。蒋介石写下祭文：“矫矫郝君，一军独领，身先士卒，纵横驰骋。”
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中，高度评价父亲“给了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父亲牺牲时年仅39岁，当时我还是一个初中学生。父亲离开我们已经78年了，但他的名字总被人们记起，他形象更加伟岸挺拔。我深切地感受到，为民族解放捐躯者，人民永远怀念他们。父亲竭诚报国的铮铮誓言一直鼓舞着我们为祖国、为人民努力工作。（编辑 韩冬梅）
（作者是郝梦龄之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