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 我赶上历史事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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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妻子周桂琴的话说,王立这辈子都在跟美国打交道。
  1950年代,全国流行学俄语,他在北京外国语学校学了英语。1960年代,朝鲜战争双方仍在板门店开军事停战委员会会议,他做了7年翻译和速记,谈判对手是美国人。1970年代,基辛格访华、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他亲身参与打开中美关系的重大事件。1980年代,担任中国驻美大使馆参赞,1990年代,担任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又见证了中美关系的波澜起伏。
  1995年退休后,王立并没有闲下来。外交部把一批从世界各地回来的资深外交官返聘到政策研究室,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他名列其中,承担美国部分。“这对我有很多好处。过去有好多事情我亲身经历了,但不一定都了解。这时候呢,档案可以借到办公室来,只要说我是政研室的,马上可以借到。随时看随时换,把来往关系、人物材料都看了。”
  他们收集的材料从1949年一直到1999年,书却只出了3卷,写到1978年,第4卷因为涉及敏感人物被搁置了。他们觉得可惜,又通过北京出版社出了一部《新中国外交50年》,比官方版更为完整。不久这个写作班子也解散了。
  王立个人出了3本书:《波澜起伏——中美关系演变的曲折历程》(1998)、《美国驻华大使传奇》(2005)、《回眸中美关系演变的关键时刻》(2008),也都是关于中美关系的。
  
  “三八线”边的7年
  王立1932年出生在山东。18岁那年,朝鲜战争爆发,他正在读高中,响应号召参加了为赴朝做准备的军事干部学校。他原名王玉堂,此时改名王立,以示离家独立。原以为很快上战场,结果这一批只有少数人去了朝鲜,大多数人进了各种学校,他被分到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英语。1954年,学校改名北京外国语学院,他是第一届毕业生,因名字笔画数少,毕业证书是001号。此时朝鲜战事已了,他进了外交部情报司(新闻司前身)。
  1960年,王立突然接到调去朝鲜开城中国人民志愿军联络处的通知。他和恋人周桂琴只好借了间房匆匆举行婚礼。新婚半个月后他奔赴朝鲜,一去就是7年。
  开城在朝鲜最南端,是当时惟一保留下旧式建筑的城市——其他城市都已被美国炸毁而重建了新楼。联络处的人大多是总参谋部的干部,王立和外交部的一个人负责翻译和会议速记,平时穿军装,也配有手枪,每晚睡前把上好子弹的手枪放在枕头下。
  他的英文速记是到开城后现学的,硬啃速记书,有空就听写《美国之音》,然后在會场实战。谈判在板门店的会场区进行。那里有几排沿军事分界线建的木板房,中间有一排是军事停战委员会会议室,会议桌正好在分界线上,双方各占一边。谈判时,常有记者和游客在窗外观望。美韩方面首席委员是美国将军,全由美国主导;朝中方面,朝鲜将军担任首席委员,另有3位朝鲜委员、1位中国委员,中国委员从不发言。一次,联络处负责人向朝鲜首席委员递了个条子,外国记者报道说中国人在会场指挥朝鲜人。事实上,自尊心很强的朝鲜人根本不可能接受中国的指挥,中国也并没有这种意图。
  双方的发言都很长,朝方尤擅长篇大论,有几次,会开了八九个小时,中间不能吃饭,上厕所也很不方便,美国记者遂称之为“膀胱战”。美方往往撑不住而建议休会。朝方先系统地再谴责一次美方的违约行径,然后同意休会。会后,翻译和记录人员要在有限时间内整理记录、打字校对、装订成册。一次记录尚未脱手,下次会议又要开始筹备了。此外,他们还要记录由波兰、捷克、瑞士、瑞典4国组成的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例会。
  在朝7年,王立只回国休过两次假,所以1964年妻子来探亲时他兴奋莫名。去附近的朴源瀑布游玩,他们见到一处泉水。当地人称妇人喝了泉水必能怀孕,同行者皆一饮为快。一个月后周桂琴果然怀孕。他们为孩子取名朝华,纪念中朝友谊。
  “文革”爆发后,中朝分歧有所增加,朝鲜限制中国驻平壤大使馆宣传毛泽东思想。在朝鲜的中国人越来越少,电报员也被调回了国内。留在开城的人不会发电报,急中生智,找了两本不容易买到的旧词典,一本放在大使馆,一本留在联络处。王立每天跟大使馆通电话,告知买了多少钱多少数量的蔬菜、水果或其他开销。根据这些数字找到词典对应页码行数的字,凑起来便成了一份密电。
  1967年夏,他又收到一份“账单”,翻字典凑成了下面这句话:“请即调王立同志回国,轮换同志另告。”
  他终于可以回国了。
  
  “这家伙干这个去了”
  回国之后,王立参加了“文革”的学习班。当时外交部多数人在搞运动,做业务的倒是少数。1969年王立进入外交部美大司的业务班子。之后十多年,他见证了中美间的各项重大交往和谈判。
  周桂琴当年在外交学院学的是俄语。语言决定命运。中苏关系紧张后,俄语全无用武之地,她先是当了老师,工作地点离家比较远。为了照顾两个孩子——朝华、庆华,转到了离家近的北京市科技局系统。那些年丈夫成天加班加点,就是在家也得干到十一二点,她跟他熬夜成了习惯。
  1971年6月,王立接到一项绝密任务,对家人也不能透露行踪。他只告诉妻子完成任务后他才能回家,不要找他。周桂琴开玩笑说,放心走吧,老王,咱们家除了两件事,第一着火了,第二死人了,别的事我不找你。
  她不知道丈夫干什么去了,直到一天中午单位通知去会议室收听重大新闻播报。“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新闻。一听那个广播,哦,基辛格访华。我就想:这家伙干这个去了。”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秘密访华。王立参加的接待班子半个月前就住进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备战”。周恩来初见基辛格一行就能说出每个人的特点,令对方感到很亲切。这是因为他事先读过相关人员的材料——有些正是王立他们写出来的。3天里双方先后进行6次会谈,王立他们除参加会谈,还得连夜整理会谈简报,分送各位国家领导人。
  周恩来在会谈中一再提到尼克松几天前的讲话,基辛格对此一无所知,他们这次来中国未带通讯设备,只好向中方借阅相关的文稿。王立接到任务后,向新华社索要英文稿,新华社送来的文稿上写着“仅此一份,请用毕退还”,这是写给外交部的。后来美方人员在回忆录中就“仅此一份”质疑,说中方难道连复印机都没有。事实上,外交部当时真的一台复印机也没有。次年2月尼克松访华,双方发布《上海公报》,接待班子的人在上海找了一个印刷厂用铅字排版手工操作印出公报全文。
  
  老布什与基辛格的分别
  1980年,王立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一次,老师讲到中美关系时,问他老布什跟基辛格有什么不同。王立说,老布什见你一次就记住你了,以老朋友相称,还想办法再来见你;基辛格呢,见10次他也不认识你。
  老布什当过一年驻华联络处主任(1974-1975),1977年卸任中情局局长后以私人身份访华,王立参加了接待工作。老布什的随行者中有3位记者,他名义上虽是一介平民,眼睛却已盯住了1980年的总统大选。
  老布什在半个月内走了半个中国,其中一站是西藏。此时西藏对外开放没多久,访华团和接待人员约二十人,成了最初进入西藏的最大代表团,把当地惟一接待外宾的西藏宾馆住满了。访问西藏后他们回到重庆,坐上游船,顺江而下。当晚游船上的工作人员为美国客人表演了当时流行的忠字舞和革命歌曲,接待人员也主动献技。王立唱了一首《我骑着马儿过草原》,歌词中有两句是“啦啦啦啦……”。布什夫人芭芭拉只记住了这两句,以后见到他就说,“你是Mr.Lala。”布什夫妇也合唱了一首美国民歌,芭芭拉还写出歌词当场教他们。
  次日,船过三峡,王立翻译了李白绝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老布什夫妇听得津津有味,问山上的猴子都跑到哪里去了。
  1985年王立到中国驻美大使馆担任参赞不久,当年陪同布什夫妇游长江的人员接到邀请。王立夫妇、杨洁篪(时任使馆参赞,现为外交部长)夫妇、使馆一秘查佩君应邀到时任副总统老布什的官邸做客。大厅内已经有很多人,几乎全是当年访华团成员,其中包括已经担任美国财长的詹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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