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宇同志在重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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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为巩固后方,把关东军增加到七十万。四十万布防于东北边境,三十万加紧进攻东北抗日联军。
  抗联第一路军杨靖宇司令员把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于各山林区,跟敌人展开了“麻雀战”。
  1939年秋,我们这支部队在杨司令直接指挥下,在那尔轰设伏,一举歼灭了正在换防的敌军一个连。敌人十分恼火。不久,日军纠集了十几万人,再次对我军进行冬季大“讨伐”。我们的处境更加艰难,部队经常爬冰卧雪,不时只能以大雪覆盖着的冻错草等充饥。但在杨司令的巧妙安排下,敌人到处扑空,还是抓不住我们。1940年2月的一天,杨司令带领我们直属队的少部分同志准备越过草案派濛江以东的大森林,去联系部队,中途因被叛徒告密,陷入了日军的重重包围。杨司令带着我们左冲右突,日夜鏖战,始终没能甩开敌人。
  2月,山里正是最冷的时候。大树冻得啪啪直响,粗大的树干都裂了缝。我们踏着三尺多深的积雪,又走了一夜,刚刚离敌人远了一点儿,恰好又落了一场小雪,把我们的脚印盖上了。天亮以后,杨司令对我们说:“好了,老天给我们‘卖蹈子’,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吧!”在一个密林旁的山沟里,我们驻下了。这里靠近一个大木帮,有几千伐木工人,山道上来往行人很多,树林里炊烟缭绕,很容易混过敌人耳目。这时候,我们的帐篷、火炉全丢了,地上的雪又很深,连一块休息的空地都找不到。幸好我们还有斧头和锯,就动手砍树枝,在雪地上打铺。杨司令是最爱看书的,每到一个地方,我们把一切布置好以后,他就看书,有时到吃饭的时候还不放下书本。可是,现在再没有书好读了,他坐下来就和同志们一块儿讲笑话。
  这几天,他得了重感冒,身体很不好。我把一条小皮褥子铺在树枝上,又找了截木头当枕头。他连身上的枪也没卸,就躺下来,用力翻转了几下,把身下的树枝压平坦了,便高兴地向我说:“还不坏,很舒服!你们也抓紧时间睡一会儿,养足了神,好跟敌人斗。”
  等我醒来,见杨司令正坐在火旁,一边烤鞋,一边看着自己的棉裤纳闷儿。我忙过去一看,糟糕!原来是我替他弄的那堆火,烧着了他身下的树枝,把他的棉裤烧了两个碗口大的洞。我再看看他那双不像样儿的鞋子,心里很不是滋味。原来杨司令脚大,穿鞋需要特大号的。现在根据地被破坏,被服厂也没有了,又买不到那么大的,我们只好用破布条子替他编打成朝鲜族式样的草鞋,凑合着穿。经过行军打仗,踏冰踩雪,现在只剩下不多几根布条子了。于是,我连忙脱下自己的破棉袄,撕下一块白色的里子布,先比着杨司令棉裤上烧的那两个洞撕开,准备补棉裤用,接着就动手把他那双草鞋又拧巴拧巴。鞋子弄好了,就帮他补棉裤。杨司令缝缝补补也不外行,一会儿工夫,我俩就把棉裤补上了。他用手摸着缝补的地方,微笑着说:“你看,我的本领还不错吧!”
  我们忙着搞饭吃的时候,杨司令就跟从二路军来的“交通”谈起话来。他拿着那支三色铅笔,聚精会神地往小本上记着,有时若有所思地问两句话,有时在雪地上画画,打着手势,发出爽朗的笑声。我心想:一个胜利的战斗部署,大概又在杨司令胸中形成了。记得杨司令讲过,1936年春天,我们第一军也遇到过日军的包围。紧跟在我们屁股后的,是东边道“剿共总司令”邵本良。我们天天走,他们天天追,整整把敌人拖了一个多月。当敌人精疲力竭的时候,杨司令在本溪东面的赛马集突然来了个“回马枪”,一下子吃掉了邵本良一千多人马……
  这时,岗上突然响了一枪,发现敌人了。杨司令站起来看看,挥着手向我们说:“快进林子。”森林是我们的老家,一人林子,敌人就没办法了。同时,因天黑看不清,和我们遭遇的又不是敌人的大部队,他们也摸不清我们的虚实,所以,我们一打,他们也就不追了。这次我和警卫班副班长朱文范在后边掩护。等我俩跟上来时,杨司令一见面就问:“后边还有人没有?”我说:“别人没见,只见着了二路军的‘交通’。他的胯骨被打伤了,叫我不要管他,快找你。”杨司令一听,责备我们说:“这就不对了,快,快去把他找回来!”
  于是派了两个人去找“交通”,我砍树枝生火。烤火,只能取暖,一天没吃东西,实在饿得不行。我拿出背袋里仅有的一块苞米干粮递给杨司令,要他烤烤吃。他两手放在火上,看了我一眼说:“就这一点儿干粮,搞碎煮汤大家喝吧!”
  他从来都是和大家同甘共苦,我只得按照他的嘱咐去做。可是,身边连个罐头盒子都没有,用什么煮呢?我忽然想起山坡上有一片锅铁,虽然只能煮几茶缸子水,但总比没有强,就跑去把它找来。我用草擦了擦铁锈,装上雪,放在火上煮。雪化了,又把那块苞米干粮掰碎放进去。这时候,他们把“交通”背回来了。我们十多个人,围着火堆,用一只小铜勺轮着喝那点儿苞米干粮煮的稀汤。小铜勺从这个人手里,传到那个人手里,谁也不愿意多喝一口,都想让杨司令多喝一点儿。可是,杨司令只喝了两勺,就又把勺子送给了“交通”。这时,“交通”向杨司令说:“为了整个部队,你们不要再带我了。我的伤很重,把我留下吧。”起初杨司令不肯,最后见他实在不走,我们的任务又急,就决定把他暂时留下。派几个同志在一个隐蔽处专门搭了一个小棚,把他安置好,还叫我们设法搞些干粮给他留下。然后,杨司令对“交通”说:“同志,你安心在这里隐蔽几天,等我们联系上部队,马上就派人来接你。”“交通”紧紧地握住杨司令的手:“司令,你走吧,祝你们快联系上部队,快取得胜利……”
  杨司令挨个儿看我们的脸,大概是觉得我们有些忧郁吧,他就像平时那样镇静沉着,满怀信心地鼓励我们说:“你们看见过海吗?——革命就好比海潮,有时高,有时低。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就‘围剿’我们的红军,可是红军却越‘剿’越多。敌人是搞不过我们的。”他略微提高了点儿声音说:“就是我们这几个人牺牲了,还有人继承革命的事業。革命,总是要成功的!”他这番话,使我们每个人都感到浑身是劲儿。是的,不管敌人多么疯狂,只要坚持斗争到底,革命就一定胜利!
  烤了一阵儿火,喝了几口汤,我们都有了点儿精神。杨司令站起来,搓着两手说:“暖和过来了,走,趁黑天翻过山去。”   到处是敌人的岗哨,到处是敌人燃起的篝火。我们在大雪中转到了半夜,也没有翻过一个小山岭去。这时候,不知谁低着声向杨司令说:“趁天不亮,还不如往回走呢。”杨司令对下级从来不动火,可是这回他像是生气了,严肃地说:“为什么要往回走?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要紧呢,还是联系部队的任务要紧?”是啊,我们这些当战士的,有时候只是想到司令的安全,却忘了司令这次出来的任务!
  绕了一夜,天亮时又绕到一个木帮旁边。木帮的工人已经开始工作了,森林里响着一片“叮叮当当”的伐木声。杨司令听见声音,向我说:“去,向工人们买些多余的干粮来。”
  我和朱文范二人一同下山。走出不远,是一条林中大道,一些伐木工人正往山上走。我俩站在路旁和他们说:“我们是抗联的战士,现在没有吃的,把你们的干粮卖给我们一点儿吧!”工人们惊讶地看着我俩,听说抗联同志在山里,立刻有的给一块苞米干粮,有的给个高粱面饼,转眼的工夫,就凑了几十斤吃的。我俩心里很高兴,暗暗自语:“敌人想消灭我们,想割断我们和人民的联系,这是完全办不到的。有人民的支持,我们就能坚持下去!”
  正要回林子,又看见走来一个工人。他穿着棉衣,披着件黑布面的破羊皮袄,走得满头流汗。我看到他的羊皮袄,忽然想到:上次战斗因为我担任掩护,未来得及收拾杨司令的东西,他仅有的一条毯子、一条皮褥子、一件皮大衣全丢掉了。昨天晚上司令咳嗽得很厉害,这样冷的天,他怎能受得住呢?想着,我就和那位工人商量,请他把皮袄卖给我。这工人听说我们是抗联的,开始因怕没了皮袄回去被人怀疑,有些犹豫,但想了一下,马上把皮袄脱下来递给我说:“同志,你们为老百姓吃苦受冻,拿去穿吧!什么买呀卖的!”
  可是我们不能白要,我硬塞给他十来块钱,就转身跑了。
  杨司令坐在火旁一堆木头上,正和大家说话。见我和朱文范回来,高兴地说:“啊!搞了这么多吃的!这太好了!”可是当他看见小皮袄后,脸就沉了下来。望着我问:“哪里弄来的?”我对他说:“向工人买的。”他这才不那样看我了。开始他不穿,要我送给伤员。最后趁他转脸说话的工夫,我硬把小皮袄给他披在身上。这天晚上,我们转移到新的地方,隐蔽了下来。
  在这个地方驻了两天。敌人包围得很紧,飞机整天在头上转,打机枪,撒传单,扔炸弹,情况十分紧急。有的同志愁眉不展,不知如何是好。晚上,我们围着火堆,看着跳动的火苗,心事重重,不声不语。杨司令见我们满面愁容,就像往常那样笑着说:“饿了吧,给你们点儿‘精神食粮’好吗?”“精神食粮”,就是革命故事。杨司令有的是,讲起来有声有色,很感动人。不止一次,在困难的环境中它使我们忘掉了寒冷和饥渴,在紧张的战斗中使我们奋勇地战胜敌人。现在他又要讲了,我们赶紧围上去。火在“噼噼啪啪”地烧着,火光照着杨司令那坚毅、沉静、长满胡须的脸。我们的感情随着他的话起伏着,激动着。时而似乎跟着他几次进出于敌人的监狱,经受着法庭严刑的考验;时而又仿佛回到土地革命时期,看到他在鄂豫皖根据地和农民一起轰轰烈烈地闹革命。接着他讲到他和同志们在白色恐怖下,进行地下斗争的英勇事迹;又讲到他来到东北之后,亲自领导抗日联军第一军从小到大的经过……这一切像以往一样,使斗争的烈火在每个人的心里烧得更旺。我们都情不自禁,低声而有力地唱起杨司令亲手写的战歌:
  山河欲裂,7YY.隆隆,大炮的响声,
  帝国主义宰割中朝民族的象征……
  崛起呀!中朝民众,万万不能再憩梦;
  既有血,又有铁,只待去冲锋……
  鬼子的飞机就在我们头顶上,可是杨司令似乎什么也没听见一样,还是那样谈笑风生。他发现地上有一张敌人飞机扔下的传单,我捡起来递给他,他看了后轻蔑地笑了笑,团了几下,丢到火堆里去了。
  森林里有日本伐木队的骡马,夜晚我们派出两个人,搞来了一匹马和一匹骡子。为了迷惑敌人,当晚我们就把马放了,骡子留下杀吃了。几年来,饥一顿,饱一餐,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吃过蘸水的棉花套子。肠胃里早就有了病,哪里经得起这白水煮的骡子肉!到了晚上,大家都拉了肚子,再也吃不下了。第二天杨司令叫我们烤着吃,果然,烤的比煮的好。
  又走了一两天,晚上敌人又围上来了。我们利用有利地形,从次日太阳出山,一直打到天擦黑。这次战斗我们损失不小:有的胳臂负了伤,有的手掌穿了个洞,还有的被打掉了一个拇指,我的大腿也负了伤。
  突围出来后,我们便在一个地方隐蔽下来。由于怕敌人飞机发现,不能生火,大家只好坐在木头上休息。這时我们还有七个人。借着雪夜的光亮,我们看到杨司令高大魁伟的身躯,迈着健壮有力的步子来回踱着。从他那有节奏的脚步声中,可以感觉到,压在他肩上的重任和他那坚韧刚毅的性格。他不时停下来,凝视着山林的深处,一声不响。最后,他忽然转过身来,把我叫到跟前:“黄生发!”说着掏出他的小本撕了一页,匆匆写好后交给我,说:“你和几个负伤的同志顺来路往回走,去找陈政委送信,告诉他这边的情况,请他采取措施策应一下。我带两个同志继续设法去找部队。”他想了想,又叮嘱我:“回去的时候,你记着,去找那个‘交通’,一定要把他带走。”他又交代了将来会面的地点、暗号。说完,从衣兜里掏出一块大烟放在我手里,说:“带着这个,同志们伤口疼的时候好吃。”
  我一听司令说这话,立刻感到眼圈一阵热,恨不能扑到他怀里大哭一场。可是这时候,处境十分险恶,为了执行送信的任务,也只得服从命令。眼看要离开跟随了几年的杨司令,我眼睛里憋满了眼泪。我把捡来的一块苞米干粮,偷偷地交给一个同志,千叮万嘱地和他说:“你要好好照顾司令,我不能跟他去了。这块干粮,你看他什么时候饿了,就烤给他吃吧……”
  我和刘福太同志等共四个伤号一一和杨司令握手告别。杨司令两眼闪着慈母般的光辉,最后告诉我们说:“要坚定,机智。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我们走出几步,就回头看看杨司令。他一直站在一块山石上目送着我们。我们走出了很远,他还站在那里,向我们扬着手。再往前走几步回头看时,一株挺拔的高大苍松,遮住了他的身影……
  我们在大雪覆盖的森林里,爬了四五天。在一天晚上,终于冲出了重围,找到了陈政委。
  不幸的是,在我们回到部队以后不久,便听到了杨司令牺牲的消息。我们哭了半天,都悲恸得饭菜难下。原来他和我们分手后,在大森林里转战了四个昼夜,最后跳出了敌人的层层包围。但是,由于四天四夜未进粒米,饿了吃树皮草根,渴了抓把雪,饥饿使他走不动了。正在这时,身边仅有的两个警卫员,在下山搞粮途中遇到坏人,相继牺牲。杨司令独自转战在密林中。一天,在江保安村西南三道崴子森林里,因有坏人告密而被敌人的森林警察发现,杨司令身负重伤。几十倍的敌人包围住他一个人,枪声不断,“抓活的!”“快投降吧!”的号叫声不绝于耳。杨司令倚着一棵古树,两手握着两支短枪,英勇地抗击着敌人。
  大雪在飘,寒风在啸,杨司令的脚下弹壳落满一层。从日出打到中午,他一个人几次击退了敌人的攻击。最后终因寡不敌众,杨司令壮烈殉国。
  据说,日军当时曾把杨司令的腹部剖开,在他的肠胃里只发现有草根和树皮,没有一粒粮食。人们暗暗地传颂着:“共产党都是这样坚强的人,他们是吃着草根、树皮抗日的啊!”
  杨靖宇司令牺牲以后,我们第一路军,高呼着杨靖宇同志的名字,高唱着他写的战歌,配合着二、三路军继续战斗。
  作者简介:黄生发,出生于1920年,辽宁新宾人。为杨靖宇的警卫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吉林省建设厅副厅长,第二轻工业局副局长。1993年逝世。
  原载《解放军报》2020年8月28日
  美术插图:曲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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