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正在步入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期。这个转折期的突出标志是中国正在一步步地迈向世界第二大国的台阶，而美国却越来越显示出对这个世界“领导乏力”的迹象。对比1972年中美和解和1989年世界风云变幻时期的中美关系，21世纪以来中美关系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中美关系所涵盖的内容和复杂性也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中美之间更为深入的经贸和人员交流并没有在实质上消解两国之间一直存在的战略互疑，相反却在一步步地加深。这不仅在于中美之间在政治体制、价值观念和文化传承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还在于中美之间力量对比变化的速度太快了，两国领导人和公众都还没有做好必要的思想准备。
　　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中美关系中不时出现“漂流状态”就是一种自然和必然现象了。特别是由于美国每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和可能的政党轮替，使其对华政策难以保持长期稳定，经常被美国国内的政治议程所左右。这也迫使中国领导人和战略家不得不花费相当的精力去揣测美国总统和国会的意图，去厘清哪些是美国基于大战略的考量？哪些是美国国内政治争斗的产物？这种情形进一步加剧了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中美首脑的正式和非正式会晤都是避免中美关系处于“漂流状态”的重要手段，这种措施同时还应该包括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中美关系运行中的体制化或机制化成分。
　　那么，如何定义当前正处于转折时期的中美关系，就成了我们对美政策的出发点。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抛弃任何一厢情愿的想法，认清美国政治体制的价值观导向和美国公众、媒体和领导人对中国的基本态度，在定义中美关系时保持清醒的头脑。中美可以在某些领域或某个问题上构建伙伴关系，但不可能成为全方位的或实质意义上的伙伴关系。在国际关系史上，大国博弈、两霸争雄都曾经多次上演，包括美苏冷战，但都难以和当今的中美关系相类比。中美两国规模之大、差异之大、依存之深、疑虑之深，使中美关系成为世界历史上的特例，也使中美关系成为最难按照既有国际关系知识体系定义的双边关系。
　　在竞争和共存之间寻求一种战略的平衡，是对中美两国政治家重塑一种新型大国关系的政治智慧的考验。中国在制定对美长期战略的过程中不应该忽略这样两个基本点：一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20世纪世界秩序的基础正在瓦解，不仅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而且构成当今世界各民族国家的社会基础也在重组之中，整个世界正在步入一个动荡的年代。中国需要重新定义这个世界，因而也需要重新定义中国与世界、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未来中美关系良性运转的基础是在推动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秩序的历史性转变中形成新的有别于各自与其他国家的伙伴关系。在这方面，中美两国具备相应的基础。第二，中美竞争的实质，归根结底是两个国家哪一个更能适应整个世界的转换，哪一个在现有的基础上更能应对健康发展的挑战。我们只有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坚定、执着，才能够在一个更加平等的心理基础上与美国展开竞争、寻求合作，才能持续推动中美实力的逆转。回顾历史，没有一个大国能够在一个已经固化的世界秩序和社会形态中实现崛起。整个世界正在重新洗牌。西方的模式正在失去往日的光环，不仅因为西方社会的发展面临诸多问题，更因为在一个世界每个角落、每个国家都已经卷入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西方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难以为非西方的国家所复制，人类所面临的环境和资源条件也承担不起。由此，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是推动中美关系健康发展和构建有利于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前提。
　　（作者为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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