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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引文分析有助于评判学术研究的品质与影响力。文章对《中国行政管理》与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5个邻近学科顶尖期刊的相互引用情况（2000-2019年）进行定量分析，探讨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自主性、开放性和学术影响力。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公共管理学对邻近学科的引用强度较高，但这些邻近学科对公共管理学科的引用强度并不显著。这表明公共管理学科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力总体偏弱，而受到其他学科的影响较大。这种贡献与汲取的不对称性，意味着中国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品质有待提升，学术影响力亟待增强。中国公共管理学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为关涉公共事务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场域，对其他学科的影响也日益增强。在巩固学科独立地位的同时，如何强化本学科对其他学科的知识输出，是未来学科建设需要特别关注的重大问题。
关键词： 公共管理;引文分析;跨学科影响;学术共同体
一、问题的提出
公共管理学①自19世纪末期兴起以来，一直奉行一种拿来主义的倾向，故而被称为一门“借来的学科”（borrowing discipline）[1]。以公共管理學公认的三大理论支柱——政治-行政二分法、理性官僚制、科学管理原理——为例，政治-行政二分法发源于政治学，理性官僚制来自社会学，科学管理原理则植根于管理学。翻阅大多数公共管理学说史教材或著作，特别是那些以人物或流派为写作单元的学说史，常常将某些主要定位于其他学科领域的学者囊括其中，如政治学的古德诺（Frank Goodnow）、林德布鲁姆（Charles Lindblom）等，社会学的韦伯（Max Weber）、默顿（Robert Merton）等，管理学的泰罗（Frederick Taylor）、法约尔（Henri Fayol）等，经济学的诺斯（Douglass North）、布坎南（James Buchanan）等，以及心理学的马斯洛（Abraham Maslow）、麦格雷戈（Douglas McGregor）等[2][3][4]。
中国公共管理学也不例外。自20世纪80年代恢复重建以来，我们的领域不断引进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中国公共管理实践。与此同时，相关学科也不断将研究触角伸入我们的学科领域，使得我们的研究议题常常被其他学科所覆盖[5]。从我们耳熟能详的专业术语中，可以看到中国公共管理学大量吸收了政治学等邻近学科的研究成果，如源自政治学的“职责同构”、经济学的“压力型体制”“晋升锦标赛”和“行政发包制”、社会学的“运动式治理”“技术治理”等概念，纷纷被吸纳进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中[6]。
从积极的意义来看，这一现象体现了公共管理学兼收并蓄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品格，通过从邻近学科大量吸收有益养分，极大地推动和丰富了自身的学科发展和知识累积[7]。但从消极的意义来看，这使得公共管理学成为一种没有明确边界、缺乏自我认同的学科，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由于公共管理学科所关心的议题集中于国计民生，其他社会科学——如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也会“挤”进公共管理“领地”并形成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相形之下，公共管理学对这些议题的研究反而难以企及上述“入侵者”的研究深度，研究品质难以赢得其他学科同行的尊重，常常被贬低为社会科学大家庭中的“二等公民”[8]。
其二，公共管理学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个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累积性知识基础。这也导致公共管理领域出现了达布尼克（Melvine Dubnick）所说的一种难堪局面：一些主要从事政府研究的学者并不认同自己是公共管理共同体的成员，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是政治学者、研究官僚制的社会学家、政策分析师、社会心理学家，等等;他们甚至不愿意在公认的公共管理期刊上发表论文[9]。
毋庸讳言，一个缺乏自我认同的学科，难以赢得学界同行的尊重。中国公共管理学也面临同样的认同困境。今天的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由五个原分属于不同门类、不同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组建而成，这五个缺乏学术渊源的二级学科至今仍然缺乏共同的学术规范和学科归属感[10]。公共管理学如何才能摆脱认同危机进而提升学科地位呢？从实践角度看，公共管理学要想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就必须能够有效地反映当前公共管理实践的真实世界，提供解决当前现实中公共问题的有效方案。“如果我们不能对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做出建设性的贡献的话，我们作为一个领域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11]要想对公共管理实践有所禆益，公共管理学科就必须提升自身的研究品质[12]。
如何评判一门学科的研究品质？无非是看这门学科的自主性、累积性、对实践的解释力，及其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力[13]。从这个角度讲，判断研究品质的尺度，不是公共管理学在多大程度上吸纳了其他学科的专业知识，而在于面对复杂的公共问题，公共管理学做出了怎样的理论贡献，以及它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向其他学科领域输出公共管理理论、知识或话语。本文旨在以引文分析（citation analysis）为研究视角，以中国公共管理学的顶尖期刊《中国行政管理》与邻近学科的顶尖期刊的相互引用为研究对象，聚焦中国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品质，探讨其是不是一门“借来的”学科，以及它是否有能力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输出知识。
二、引文分析：一个研究视角
学术研究是一项具有协作性和累积性的事业，现有的研究通常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日积月累发展起来的，而现有的研究又为后人的研究开辟了道路。这种传承和积累，最明显的表现莫过于学术著述之间的相互引用，具体的体现就是一篇论文、一本书的参考文献。对那些学术圈外的非专业读者来说，学术论文的引用、注释和参考文献可能是一种不必要的装饰物甚至是冲淡主题的累赘，但对学术共同体来说，“引文与参考文献的体制化惯例绝非小事一桩”[14]。首先，它“在根本上体现着学术发表的公正性，而此公正性的确大大促进了知识的进步”[15]，因而，引文的作用，不仅是向学术前贤致敬的一种方式，更是学术积累的必然要求，是确定学术成果在学术史中位置的重要尺度。其次，“引证、引文和脚注的有无正是表明一个文件是否严肃的标志，你可以仅仅通过增加或减少引证而把一个事实转变成想象，或者把一个想象转变成事实”[16]。一般来说，通过引用，引用者和被引用者就结成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一个共同的“攻守同盟”，若有人试图攻击一篇包含丰富引用的学术论文，他就必须“削弱每一篇被他引证的其他论文，或者至少将被威胁着必须这么做”[17]。 正是因为引文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引文分析才得以被确立为国际上评价学术著述乃至学术期刊影响力的通行方法[18]。所谓引文分析，就是运用统计、比较、归纳概括等具体方法，对学术著述或学术期刊的引用或被引用情况加以科学研究，以揭示其数量特征、内在规律、发展趋势的一种分析方法[19]。通过分析学术期刊所刊载的论文被引用的情况，我们大体可以评判该期刊的学术水平与基本质量。一般来说，某一期刊所刊论文被引用的篇数与频次越多，就表明该刊的质量越高、在学术界的影响力越大。我们可以有各种指数来评价一个学科的凝聚力和研究品质，但学界公认，该学科领域顶尖专业期刊的刊文质量，往往能够“精确地”（虽然“不能完整地”）反映该学科的研究品质[20]。换言之，对某一学科领域顶尖期刊文献引用情况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较好地评判该学科的研究品质。
如何通过引文分析来评判某一学科的影响力？如何使之可操作化呢？在今天的学术界，学科间的知识流动已然成为一种常见现象。从流向上看，知识流动可以分为流入和流出。不同学科间相互影响，彼此渗透，每一学科既有知识流入，也有知识流出。学科知识的流入是通过吸收、借鉴和应用其他学科的知识，推动本学科的发展;学科知识的流出则是通过本学科知识向其他学科的溢出、扩散和渗透，促进其他学科的发展。通过不同学科知识向本学科领域的流入，可推导这些学科对本学科的影响程度;通过本学科知识向其他学科的流出，可推断本学科对其他学科的影响程度。如今，某一学科通过引入、应用和整合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促进自身的发展已然成为学科创新的常见途径，某一学科通过向其他学科输出理论和方法则成为该学科扩大学术影响力的必然选择[21]。
文献引用是知识流动过程的具象反映，不同学科间复杂的知识流动可被简化为文献间的引用关系。引文分析可以用来评判一篇论文、一个期刊乃至一个学科的学术影响力;借助文献引用，可以反映知识在学科之间的流向，据此可以判断本学科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力，以及其他学科对本学科的影响力。进一步地，鉴于学科领域顶尖期刊的引领性作用与示范性意义，这种学科间关系可被简化为不同学科领域顶尖期刊间的相互引用关系。借助引文关联和网络化的图谱形式，有助于我们形象地描绘学科发展过程中的学术流派、演进路径和热点前沿[22]。简言之，对这种相互引用关系的分析有利于我们判断某一学科的凝聚程度及其与邻近学科间的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关系。本文重点考察《中国行政管理》与邻近社会科学领域顶尖期刊的相互引用情况，以期恰当地反映和评估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学术影响力。
如何确定哪些学科是公共管理学的邻近学科呢？罗森布鲁姆（David Rosenbloom）的研究给了我们以明确的启示。他认为，公共管理学可以从政治学、法学和管理学三条路径加以研究，而这三个母学科奠定了公共管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特色[23]。但是，对美国主流期刊的引文分析显示，公共管理学与法学之间的联系渐行渐远，很难说它们为今天的公共管理学提供了学科基础[24]。国外同行的引文分析研究表明：公共管理学大量吸收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反过来却没有对这些学科产生明显影响。比如，管理学对公共管理学产生越来越多的影响，这可能同“新公共管理”运动有关;而公共管理学则未受到管理学的关注，这使其就像“孤岛”或夜航的游船一样[25]。政府是早期管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但是现在却让位于企业，而公共管理学自身则故步自封[26]。
和美国公共管理学一样，中国公共管理学也是一个多学科杂糅的研究领域。杨立华对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史的分析显示，它可以被视为政治学、法学和管理学三者交融的，是三个主要相关学科之间动态平衡和整合的科学[27]。除了上述三个学科，中国公共管理学还深受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影响。社会学是各类社会科学的母学科，中国社会学也是恢复最早的学科之一，对中国公共管理学有着深远的影响。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的影响较大，以至于人们惊呼“经济学帝国主义”。鉴于上述五个学科的影响及其与公共管理学科的传统关系，本文侧重探讨公共管理学与它们的相互影响。
三、数据与方法
我们参照拉彭斯（J. A. Laponce）的做法，基于期刊的学科归属性而不是基于作者本人的学科归属性来统计学科的影响力：如果一位经济学者（如周黎安）在政治学期刊（如《政治学研究》）上发表论文，我们在统计时将其视为政治学领域的贡献，而不视其为经济学领域的贡献[28]。国外公共管理学界的引文分析，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因此可视之为一种通行的分析策略[29]。
关于学科文献的来源期刊，我们广泛征求了各学科的专家意见，在此基础上，分别选取了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的五本中文顶尖期刊，依次为《管理世界》《经济研究》《政治学研究》《社会学研究》和《法学研究》。为了在一个较长周期探究学科之间相互影响的演变趋势，本文的考察时间跨越刚刚过去的20年，即2000年1月至2019年12月各期刊的全部文獻。
选定期刊之后，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检索并下载上述期刊发表的文献数据和历年被引情况。下载的数据包含参考文献信息，下载时间为2020年1月1-6日。我们提取各个期刊文献数据中的参考文献信息，分别统计《中国行政管理》和上述5本期刊的参考文献数量。
我们按照每5年进行一次分组，统计各个期刊的被引用次数。基于期刊论文之间的相互引用记录，我们计算出期刊之间引用关系的相对强度指数，这是一个能够恰当地反映期刊之间的相互影响力的指标。最后，我们绘制了期刊互引网络图，以便更直观地反映期刊之间的相互影响力。
四、结果分析
6本期刊在各个时间段内的发文数量与平均被引次数见表1。《中国行政管理》的论文发表数量最多，其次是《管理世界》和《经济研究》，而其他三本期刊的论文数量较少。从论文的平均被引次数来看，《经济研究》的表现最抢眼，其次是《管理世界》和《社会学研究》，而《中国行政管理》最低。 表1 各期刊的发文数量与平均被引次数
本文主要关注这些期刊之间的互引情况，因此表2报告了过去20年期刊互引的绝对数。可以看到期刊自引的情况是最多的，表明每个期刊所代表的学科以学科内部交流为主，其次才是引用其他期刊并和其他学科对话。《中国行政管理》对其他五本期刊的引用次数逐年递增，对《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管理世界》的引用较多，而较少引用《经济研究》和《法学研究》。反过来看，《中国行政管理》被其他期刊的引用较少，引用最多的是《管理世界》，其次是《政治学研究》和《法学研究》，而《经济研究》和《社会学研究》则引用较少。
表2 期刊之间的引用情况统计
注：每一列为该刊发表的论文中引用其他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按5年为一个时间段进行统计。例如，a为2000-2004年《经济研究》发表的论文引用《管理世界》发表的论文数量。
为了消除被引期刊发文数量的多少对引用次数的影响，我们引入相对引用指标，反映某一期刊对其他期刊的引用次数除以被引期刊在同一时段内的发文数量，具体见表3。相对引用强度使我们可以纵横比较不同期刊之间的引用与被引用情况，从而更好地评估每本期刊的学科地位。矩阵对角线的右上角代表各个期刊被其他期刊引用的情况，而左下角则是各个期刊引用其他期刊的情况，这使我们可以看到各个期刊在知识流入和流出方面的非对称性，比如《管理世界》对其他期刊的知识输出比输入更强，而《法学研究》则恰恰相反。
表3 各个时段期刊之间的引用强度共线矩阵
《中国行政管理》对其他期刊的引用强度随时间在递增，但是不同学科差异明显。2000-2004年，它对其他期刊的引用较少，引用强度都不超过0.1。2005-2009年，它对《政治学研究》的引用强度超过0.1，对其他期刊的引用仍然较弱。2010-2014年，它对《社会学研究》的引用强度（0.23）反超《政治学研究》（0.17）。2015-2019年，它对《社会学研究》的引用强度达到了0.8，而《政治学研究》仅为0.58，《管理世界》和《经济研究》均首次超过0.1。但是，它对《法学研究》的引用强度自始至终都没有超过0.1，最高在2015-2019年达到0.08。
其他期刊对《中国行政管理》的引用强度也随时间而逐渐增多，表明公共管理学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增强了。2000-2004年，5份期刊对它的引用强度都较低，最高的《管理世界》为0.016，其次是《政治学研究》的0.01。2005-2009年，《政治学研究》最高（0.03），其次是《管理世界》（0.0085）。2010-2014年，仍然是《政治学研究》最高（0.048），《管理世界》第二（0.016）。2015-2019年，《政治学研究》为0.046，《管理世界》提高到0.023，《法学研究》（0.0058）和《社会学研究》（0.01）也都大幅提升。
6本期刊之间引用关系的相对强度可以构造引用强度共线矩阵（各个时段的引用强度共线矩阵见表3），将共线矩阵导入可视化软件Gephi，绘制各个时段相互引用的共线网络图，以此展示期刊之间的相互影响。图1中节点的大小为该刊论文在该时段内的平均被引次数，而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两刊之间的相对引用强度。
对图1加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同其他期刊相比，《管理世界》与《经济研究》之间的联系是最密切的，相互引用强度也是最大的。这可能同经济学与管理学不分家有关，也同《管理世界》设有宏观经济论坛等专栏有关。相对来说，《法学研究》同其他期刊的互引关系最弱，表明法学是相对独立、自成一体的一门学科。
其次，从纵向维度来看，近年来《中国行政管理》与《政治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等期刊的互引关系越来越强，在2015-2019年成为图中的主要连线之一。这意味着公共管理学同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学缘关系密切，而同管理学、经济学和法学的联系较弱。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行政管理》在图中的点最小，也意味着公共管理学在整个社会科学知识版图中的影响力有待提升。
五、结论与讨论
公共管理学通常被认为是一门“借来的学科”，这种看法对学科的发展是一柄双刃剑：它既体现了学科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也可能使其深陷认同危机。但是，这样一种判断停留于经验感知层面，缺乏充分的证据支持，也缺乏对多学科之间相互影响的学理分析。本文通过引入引文分析方法，对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同其邻近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探讨了这样一个研究问题：公共管理学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向其他学科领域输出公共管理理论与知识？
通过对2000-2019年公共管理学与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学科顶尖期刊的论文互引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得出如下基本结论：中国公共管理学对邻近学科的引用强度较高，但这些邻近学科对公共管理学科的引用强度并不显著。这表明公共管理学科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力总体偏弱，而受到其他学科的影响较大。这种贡献与汲取的不对称性，意味着中国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品质有待提升，学术影响力亟待增强。
我们的研究同时表明：首先，中国公共管理学最初是一门“借来的学科”，但近20年它的发展较为强劲，在同其他学科的对话和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力也在逐渐增强。同美国公共管理学一样，中国公共管理学在其起步阶段，也面临同其他学科的联系不够并深受其他学科非对称影响的问题。[30][31]但随着时间的变化，学科的独立性显著增强，这反映在《中国行政管理》对自身发表的论文的引用次数远超过对其他学科期刊的引用次数。当然，其他5个学科也呈现类似的特征，表明尽管跨学科研究日益流行，但是学科边界仍然是相对清晰的。当一个学科的内部对话日益频繁，并拥有了自身的术语或行话时，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学科开始走向成熟，开始确立起自身的身份认同。就此而言，中國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地位是清晰的和明确的，我们不应忽视它在过去几十年的迅猛发展及其成绩。 其次，公共管理学同其他学科的联系日益紧密，这既反映在公共管理研究的成果越来越多地被其他学科所引用，也反映在公共管理学者较多引用其他学科的研究。公共管理研究对象的公共属性吸引其他学科的注目，公共管理研究成果也渗透和影响其他学科，这表明公共管理学日趋呈现包容、开放和跨学科的色彩。这同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定位是相吻合的，也反映了这个学科有可能为更多的跨学科研究提供栖息地。
最后，中国公共管理学同政治学和社会学走得更近，同管理学和法学这两个被视为公共管理学母学科的学科联系不大，同经济学的联系也较弱。这一发现与美国公共管理学科有着明显的差异，后者与法学和政治学的联系紧密，并因为管理主义的兴起而越来越受到管理学的影响。中国公共管理学脱胎于政治学，并深受组织社会学、农村治理和地方政府等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影响，这使其同这两个学科的联系较强且日益增强。我们的研究表明，管理学、法学、经济学对公共管理学的影响可能被高估了。
本文的研究也留下了两点值得思考的空间：第一，如何平衡公共管理学同其他学科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是学科自觉与身份认同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M. Planck）曾说，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分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32]。实践问题也是一体的，具有共享性，并不单独属于某一学科。今天中国的社会科学各领域，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时代课题：如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问题则呈现学科化的态势，具有专业性，每一学科都以其独特的视野来探索问题而在学科体系中赢得一席之地。公共管理学以公共组织及其制度发展为研究对象，但无论是组织问题，还是制度问题，从来都不属于公共管理学的专利品。如果我们过分强调学科的界限，就会限制我们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视野和想象力。这就要求我们打破学科界限，回到问题本身，以问题导向重构我们的研究。我们也必须反思：公共管理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该不该有自己的边界？如何确定自己的边界？如何才能对这些共享的问题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呢？
第二，尽管引文分析已被普遍用于评价学术期刊、学术论文乃至学科的影响力，但必须指出，引文分析只是评价学科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维度而不是全部，其本身存在着一定的局限[33]。此外，学术界引用行为本身的规范性也有待加强。这种不规范性通常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一些引证可能是错误的引用，或者被引者本身就属于误引;二是一些被引用的著述可能与被引者的主旨毫无关系，它们之所以被引用，仅仅是为了引用而引用;三是一些引文之所以被引用，是因为引用者个人或文章所发表期刊希望表明一种态度，或者只是为了表明一种联盟关系，表明作者与哪些作者群体相一致，类似于“例行公事”[34]。我们期待未来的研究可以从引文分析展开更多探讨，并通过学者调查等其他角度来丰富我们对公共管理学科的认识。
注释：
①公共管理学在学科名称上一直存有争议。依据学科发展与建制的不同阶段，该学科分别有行政学、行政管理学、公共行政学和公共管理学等不同名称，但在英文中都是“Public Administration”，限于主旨，本文不加区分地使用行政学、公共行政学和公共管理学这几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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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Public Administration A Borrowed Discipline
——A Citation Analysis of Leading Journals in Social Science
Yan Changwu / Zhang Liwei / Ma Liang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we use citation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links between Public Administration （PA） journals and that of five sister disciplines from 2000 to 2019， including political science， jurisprudence， economics， sociology， and busin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PA could not be seen as a borrowed discipline. The impacts of PA on other disciplines are weak， and its link with other disciplines are not equivalent. We find that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PA and its sister disciplines have been increasing in the past decades， and its links with political science and sociology are strongest.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PA is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discipline， and its impacts on other disciplines have been improving over time. Given its relatively independent niche in social sciences， it is critical for PA to boost its intellectual impacts on other disciplines.
Keywords： Public Administration; Citation Analysis; Interdisciplinary Impact; Intellectual Community
（責任编辑 王玉）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特色行政学的发展及其话语体系建构研究”（18BZZ066）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20-3-13
作者简介：颜昌武 男 （1974- ） 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张立伟 男 （1987- ） 山东大学国际创新转化学院副研究员
马 亮 男 （1984- ）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通讯作者
关键词： 公共管理;引文分析;跨学科影响;学术共同体
一、问题的提出
公共管理学①自19世纪末期兴起以来，一直奉行一种拿来主义的倾向，故而被称为一门“借来的学科”（borrowing discipline）[1]。以公共管理學公认的三大理论支柱——政治-行政二分法、理性官僚制、科学管理原理——为例，政治-行政二分法发源于政治学，理性官僚制来自社会学，科学管理原理则植根于管理学。翻阅大多数公共管理学说史教材或著作，特别是那些以人物或流派为写作单元的学说史，常常将某些主要定位于其他学科领域的学者囊括其中，如政治学的古德诺（Frank Goodnow）、林德布鲁姆（Charles Lindblom）等，社会学的韦伯（Max Weber）、默顿（Robert Merton）等，管理学的泰罗（Frederick Taylor）、法约尔（Henri Fayol）等，经济学的诺斯（Douglass North）、布坎南（James Buchanan）等，以及心理学的马斯洛（Abraham Maslow）、麦格雷戈（Douglas McGregor）等[2][3][4]。
中国公共管理学也不例外。自20世纪80年代恢复重建以来，我们的领域不断引进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中国公共管理实践。与此同时，相关学科也不断将研究触角伸入我们的学科领域，使得我们的研究议题常常被其他学科所覆盖[5]。从我们耳熟能详的专业术语中，可以看到中国公共管理学大量吸收了政治学等邻近学科的研究成果，如源自政治学的“职责同构”、经济学的“压力型体制”“晋升锦标赛”和“行政发包制”、社会学的“运动式治理”“技术治理”等概念，纷纷被吸纳进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中[6]。
从积极的意义来看，这一现象体现了公共管理学兼收并蓄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品格，通过从邻近学科大量吸收有益养分，极大地推动和丰富了自身的学科发展和知识累积[7]。但从消极的意义来看，这使得公共管理学成为一种没有明确边界、缺乏自我认同的学科，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由于公共管理学科所关心的议题集中于国计民生，其他社会科学——如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也会“挤”进公共管理“领地”并形成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相形之下，公共管理学对这些议题的研究反而难以企及上述“入侵者”的研究深度，研究品质难以赢得其他学科同行的尊重，常常被贬低为社会科学大家庭中的“二等公民”[8]。
其二，公共管理学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个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累积性知识基础。这也导致公共管理领域出现了达布尼克（Melvine Dubnick）所说的一种难堪局面：一些主要从事政府研究的学者并不认同自己是公共管理共同体的成员，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是政治学者、研究官僚制的社会学家、政策分析师、社会心理学家，等等;他们甚至不愿意在公认的公共管理期刊上发表论文[9]。
毋庸讳言，一个缺乏自我认同的学科，难以赢得学界同行的尊重。中国公共管理学也面临同样的认同困境。今天的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由五个原分属于不同门类、不同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组建而成，这五个缺乏学术渊源的二级学科至今仍然缺乏共同的学术规范和学科归属感[10]。公共管理学如何才能摆脱认同危机进而提升学科地位呢？从实践角度看，公共管理学要想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就必须能够有效地反映当前公共管理实践的真实世界，提供解决当前现实中公共问题的有效方案。“如果我们不能对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做出建设性的贡献的话，我们作为一个领域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11]要想对公共管理实践有所禆益，公共管理学科就必须提升自身的研究品质[12]。
如何评判一门学科的研究品质？无非是看这门学科的自主性、累积性、对实践的解释力，及其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力[13]。从这个角度讲，判断研究品质的尺度，不是公共管理学在多大程度上吸纳了其他学科的专业知识，而在于面对复杂的公共问题，公共管理学做出了怎样的理论贡献，以及它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向其他学科领域输出公共管理理论、知识或话语。本文旨在以引文分析（citation analysis）为研究视角，以中国公共管理学的顶尖期刊《中国行政管理》与邻近学科的顶尖期刊的相互引用为研究对象，聚焦中国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品质，探讨其是不是一门“借来的”学科，以及它是否有能力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输出知识。
二、引文分析：一个研究视角
学术研究是一项具有协作性和累积性的事业，现有的研究通常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日积月累发展起来的，而现有的研究又为后人的研究开辟了道路。这种传承和积累，最明显的表现莫过于学术著述之间的相互引用，具体的体现就是一篇论文、一本书的参考文献。对那些学术圈外的非专业读者来说，学术论文的引用、注释和参考文献可能是一种不必要的装饰物甚至是冲淡主题的累赘，但对学术共同体来说，“引文与参考文献的体制化惯例绝非小事一桩”[14]。首先，它“在根本上体现着学术发表的公正性，而此公正性的确大大促进了知识的进步”[15]，因而，引文的作用，不仅是向学术前贤致敬的一种方式，更是学术积累的必然要求，是确定学术成果在学术史中位置的重要尺度。其次，“引证、引文和脚注的有无正是表明一个文件是否严肃的标志，你可以仅仅通过增加或减少引证而把一个事实转变成想象，或者把一个想象转变成事实”[16]。一般来说，通过引用，引用者和被引用者就结成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一个共同的“攻守同盟”，若有人试图攻击一篇包含丰富引用的学术论文，他就必须“削弱每一篇被他引证的其他论文，或者至少将被威胁着必须这么做”[17]。 正是因为引文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引文分析才得以被确立为国际上评价学术著述乃至学术期刊影响力的通行方法[18]。所谓引文分析，就是运用统计、比较、归纳概括等具体方法，对学术著述或学术期刊的引用或被引用情况加以科学研究，以揭示其数量特征、内在规律、发展趋势的一种分析方法[19]。通过分析学术期刊所刊载的论文被引用的情况，我们大体可以评判该期刊的学术水平与基本质量。一般来说，某一期刊所刊论文被引用的篇数与频次越多，就表明该刊的质量越高、在学术界的影响力越大。我们可以有各种指数来评价一个学科的凝聚力和研究品质，但学界公认，该学科领域顶尖专业期刊的刊文质量，往往能够“精确地”（虽然“不能完整地”）反映该学科的研究品质[20]。换言之，对某一学科领域顶尖期刊文献引用情况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较好地评判该学科的研究品质。
如何通过引文分析来评判某一学科的影响力？如何使之可操作化呢？在今天的学术界，学科间的知识流动已然成为一种常见现象。从流向上看，知识流动可以分为流入和流出。不同学科间相互影响，彼此渗透，每一学科既有知识流入，也有知识流出。学科知识的流入是通过吸收、借鉴和应用其他学科的知识，推动本学科的发展;学科知识的流出则是通过本学科知识向其他学科的溢出、扩散和渗透，促进其他学科的发展。通过不同学科知识向本学科领域的流入，可推导这些学科对本学科的影响程度;通过本学科知识向其他学科的流出，可推断本学科对其他学科的影响程度。如今，某一学科通过引入、应用和整合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促进自身的发展已然成为学科创新的常见途径，某一学科通过向其他学科输出理论和方法则成为该学科扩大学术影响力的必然选择[21]。
文献引用是知识流动过程的具象反映，不同学科间复杂的知识流动可被简化为文献间的引用关系。引文分析可以用来评判一篇论文、一个期刊乃至一个学科的学术影响力;借助文献引用，可以反映知识在学科之间的流向，据此可以判断本学科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力，以及其他学科对本学科的影响力。进一步地，鉴于学科领域顶尖期刊的引领性作用与示范性意义，这种学科间关系可被简化为不同学科领域顶尖期刊间的相互引用关系。借助引文关联和网络化的图谱形式，有助于我们形象地描绘学科发展过程中的学术流派、演进路径和热点前沿[22]。简言之，对这种相互引用关系的分析有利于我们判断某一学科的凝聚程度及其与邻近学科间的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关系。本文重点考察《中国行政管理》与邻近社会科学领域顶尖期刊的相互引用情况，以期恰当地反映和评估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学术影响力。
如何确定哪些学科是公共管理学的邻近学科呢？罗森布鲁姆（David Rosenbloom）的研究给了我们以明确的启示。他认为，公共管理学可以从政治学、法学和管理学三条路径加以研究，而这三个母学科奠定了公共管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特色[23]。但是，对美国主流期刊的引文分析显示，公共管理学与法学之间的联系渐行渐远，很难说它们为今天的公共管理学提供了学科基础[24]。国外同行的引文分析研究表明：公共管理学大量吸收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反过来却没有对这些学科产生明显影响。比如，管理学对公共管理学产生越来越多的影响，这可能同“新公共管理”运动有关;而公共管理学则未受到管理学的关注，这使其就像“孤岛”或夜航的游船一样[25]。政府是早期管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但是现在却让位于企业，而公共管理学自身则故步自封[26]。
和美国公共管理学一样，中国公共管理学也是一个多学科杂糅的研究领域。杨立华对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史的分析显示，它可以被视为政治学、法学和管理学三者交融的，是三个主要相关学科之间动态平衡和整合的科学[27]。除了上述三个学科，中国公共管理学还深受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影响。社会学是各类社会科学的母学科，中国社会学也是恢复最早的学科之一，对中国公共管理学有着深远的影响。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的影响较大，以至于人们惊呼“经济学帝国主义”。鉴于上述五个学科的影响及其与公共管理学科的传统关系，本文侧重探讨公共管理学与它们的相互影响。
三、数据与方法
我们参照拉彭斯（J. A. Laponce）的做法，基于期刊的学科归属性而不是基于作者本人的学科归属性来统计学科的影响力：如果一位经济学者（如周黎安）在政治学期刊（如《政治学研究》）上发表论文，我们在统计时将其视为政治学领域的贡献，而不视其为经济学领域的贡献[28]。国外公共管理学界的引文分析，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因此可视之为一种通行的分析策略[29]。
关于学科文献的来源期刊，我们广泛征求了各学科的专家意见，在此基础上，分别选取了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的五本中文顶尖期刊，依次为《管理世界》《经济研究》《政治学研究》《社会学研究》和《法学研究》。为了在一个较长周期探究学科之间相互影响的演变趋势，本文的考察时间跨越刚刚过去的20年，即2000年1月至2019年12月各期刊的全部文獻。
选定期刊之后，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检索并下载上述期刊发表的文献数据和历年被引情况。下载的数据包含参考文献信息，下载时间为2020年1月1-6日。我们提取各个期刊文献数据中的参考文献信息，分别统计《中国行政管理》和上述5本期刊的参考文献数量。
我们按照每5年进行一次分组，统计各个期刊的被引用次数。基于期刊论文之间的相互引用记录，我们计算出期刊之间引用关系的相对强度指数，这是一个能够恰当地反映期刊之间的相互影响力的指标。最后，我们绘制了期刊互引网络图，以便更直观地反映期刊之间的相互影响力。
四、结果分析
6本期刊在各个时间段内的发文数量与平均被引次数见表1。《中国行政管理》的论文发表数量最多，其次是《管理世界》和《经济研究》，而其他三本期刊的论文数量较少。从论文的平均被引次数来看，《经济研究》的表现最抢眼，其次是《管理世界》和《社会学研究》，而《中国行政管理》最低。 表1 各期刊的发文数量与平均被引次数
本文主要关注这些期刊之间的互引情况，因此表2报告了过去20年期刊互引的绝对数。可以看到期刊自引的情况是最多的，表明每个期刊所代表的学科以学科内部交流为主，其次才是引用其他期刊并和其他学科对话。《中国行政管理》对其他五本期刊的引用次数逐年递增，对《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管理世界》的引用较多，而较少引用《经济研究》和《法学研究》。反过来看，《中国行政管理》被其他期刊的引用较少，引用最多的是《管理世界》，其次是《政治学研究》和《法学研究》，而《经济研究》和《社会学研究》则引用较少。
表2 期刊之间的引用情况统计
注：每一列为该刊发表的论文中引用其他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按5年为一个时间段进行统计。例如，a为2000-2004年《经济研究》发表的论文引用《管理世界》发表的论文数量。
为了消除被引期刊发文数量的多少对引用次数的影响，我们引入相对引用指标，反映某一期刊对其他期刊的引用次数除以被引期刊在同一时段内的发文数量，具体见表3。相对引用强度使我们可以纵横比较不同期刊之间的引用与被引用情况，从而更好地评估每本期刊的学科地位。矩阵对角线的右上角代表各个期刊被其他期刊引用的情况，而左下角则是各个期刊引用其他期刊的情况，这使我们可以看到各个期刊在知识流入和流出方面的非对称性，比如《管理世界》对其他期刊的知识输出比输入更强，而《法学研究》则恰恰相反。
表3 各个时段期刊之间的引用强度共线矩阵
《中国行政管理》对其他期刊的引用强度随时间在递增，但是不同学科差异明显。2000-2004年，它对其他期刊的引用较少，引用强度都不超过0.1。2005-2009年，它对《政治学研究》的引用强度超过0.1，对其他期刊的引用仍然较弱。2010-2014年，它对《社会学研究》的引用强度（0.23）反超《政治学研究》（0.17）。2015-2019年，它对《社会学研究》的引用强度达到了0.8，而《政治学研究》仅为0.58，《管理世界》和《经济研究》均首次超过0.1。但是，它对《法学研究》的引用强度自始至终都没有超过0.1，最高在2015-2019年达到0.08。
其他期刊对《中国行政管理》的引用强度也随时间而逐渐增多，表明公共管理学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增强了。2000-2004年，5份期刊对它的引用强度都较低，最高的《管理世界》为0.016，其次是《政治学研究》的0.01。2005-2009年，《政治学研究》最高（0.03），其次是《管理世界》（0.0085）。2010-2014年，仍然是《政治学研究》最高（0.048），《管理世界》第二（0.016）。2015-2019年，《政治学研究》为0.046，《管理世界》提高到0.023，《法学研究》（0.0058）和《社会学研究》（0.01）也都大幅提升。
6本期刊之间引用关系的相对强度可以构造引用强度共线矩阵（各个时段的引用强度共线矩阵见表3），将共线矩阵导入可视化软件Gephi，绘制各个时段相互引用的共线网络图，以此展示期刊之间的相互影响。图1中节点的大小为该刊论文在该时段内的平均被引次数，而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两刊之间的相对引用强度。
对图1加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同其他期刊相比，《管理世界》与《经济研究》之间的联系是最密切的，相互引用强度也是最大的。这可能同经济学与管理学不分家有关，也同《管理世界》设有宏观经济论坛等专栏有关。相对来说，《法学研究》同其他期刊的互引关系最弱，表明法学是相对独立、自成一体的一门学科。
其次，从纵向维度来看，近年来《中国行政管理》与《政治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等期刊的互引关系越来越强，在2015-2019年成为图中的主要连线之一。这意味着公共管理学同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学缘关系密切，而同管理学、经济学和法学的联系较弱。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行政管理》在图中的点最小，也意味着公共管理学在整个社会科学知识版图中的影响力有待提升。
五、结论与讨论
公共管理学通常被认为是一门“借来的学科”，这种看法对学科的发展是一柄双刃剑：它既体现了学科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也可能使其深陷认同危机。但是，这样一种判断停留于经验感知层面，缺乏充分的证据支持，也缺乏对多学科之间相互影响的学理分析。本文通过引入引文分析方法，对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同其邻近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探讨了这样一个研究问题：公共管理学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向其他学科领域输出公共管理理论与知识？
通过对2000-2019年公共管理学与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学科顶尖期刊的论文互引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得出如下基本结论：中国公共管理学对邻近学科的引用强度较高，但这些邻近学科对公共管理学科的引用强度并不显著。这表明公共管理学科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力总体偏弱，而受到其他学科的影响较大。这种贡献与汲取的不对称性，意味着中国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品质有待提升，学术影响力亟待增强。
我们的研究同时表明：首先，中国公共管理学最初是一门“借来的学科”，但近20年它的发展较为强劲，在同其他学科的对话和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力也在逐渐增强。同美国公共管理学一样，中国公共管理学在其起步阶段，也面临同其他学科的联系不够并深受其他学科非对称影响的问题。[30][31]但随着时间的变化，学科的独立性显著增强，这反映在《中国行政管理》对自身发表的论文的引用次数远超过对其他学科期刊的引用次数。当然，其他5个学科也呈现类似的特征，表明尽管跨学科研究日益流行，但是学科边界仍然是相对清晰的。当一个学科的内部对话日益频繁，并拥有了自身的术语或行话时，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学科开始走向成熟，开始确立起自身的身份认同。就此而言，中國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地位是清晰的和明确的，我们不应忽视它在过去几十年的迅猛发展及其成绩。 其次，公共管理学同其他学科的联系日益紧密，这既反映在公共管理研究的成果越来越多地被其他学科所引用，也反映在公共管理学者较多引用其他学科的研究。公共管理研究对象的公共属性吸引其他学科的注目，公共管理研究成果也渗透和影响其他学科，这表明公共管理学日趋呈现包容、开放和跨学科的色彩。这同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定位是相吻合的，也反映了这个学科有可能为更多的跨学科研究提供栖息地。
最后，中国公共管理学同政治学和社会学走得更近，同管理学和法学这两个被视为公共管理学母学科的学科联系不大，同经济学的联系也较弱。这一发现与美国公共管理学科有着明显的差异，后者与法学和政治学的联系紧密，并因为管理主义的兴起而越来越受到管理学的影响。中国公共管理学脱胎于政治学，并深受组织社会学、农村治理和地方政府等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影响，这使其同这两个学科的联系较强且日益增强。我们的研究表明，管理学、法学、经济学对公共管理学的影响可能被高估了。
本文的研究也留下了两点值得思考的空间：第一，如何平衡公共管理学同其他学科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是学科自觉与身份认同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M. Planck）曾说，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分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32]。实践问题也是一体的，具有共享性，并不单独属于某一学科。今天中国的社会科学各领域，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时代课题：如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问题则呈现学科化的态势，具有专业性，每一学科都以其独特的视野来探索问题而在学科体系中赢得一席之地。公共管理学以公共组织及其制度发展为研究对象，但无论是组织问题，还是制度问题，从来都不属于公共管理学的专利品。如果我们过分强调学科的界限，就会限制我们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视野和想象力。这就要求我们打破学科界限，回到问题本身，以问题导向重构我们的研究。我们也必须反思：公共管理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该不该有自己的边界？如何确定自己的边界？如何才能对这些共享的问题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呢？
第二，尽管引文分析已被普遍用于评价学术期刊、学术论文乃至学科的影响力，但必须指出，引文分析只是评价学科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维度而不是全部，其本身存在着一定的局限[33]。此外，学术界引用行为本身的规范性也有待加强。这种不规范性通常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一些引证可能是错误的引用，或者被引者本身就属于误引;二是一些被引用的著述可能与被引者的主旨毫无关系，它们之所以被引用，仅仅是为了引用而引用;三是一些引文之所以被引用，是因为引用者个人或文章所发表期刊希望表明一种态度，或者只是为了表明一种联盟关系，表明作者与哪些作者群体相一致，类似于“例行公事”[34]。我们期待未来的研究可以从引文分析展开更多探讨，并通过学者调查等其他角度来丰富我们对公共管理学科的认识。
注释：
①公共管理学在学科名称上一直存有争议。依据学科发展与建制的不同阶段，该学科分别有行政学、行政管理学、公共行政学和公共管理学等不同名称，但在英文中都是“Public Administration”，限于主旨，本文不加区分地使用行政学、公共行政学和公共管理学这几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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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Public Administration A Borrowed Discipline
——A Citation Analysis of Leading Journals in Social Science
Yan Changwu / Zhang Liwei / Ma Liang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we use citation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links between Public Administration （PA） journals and that of five sister disciplines from 2000 to 2019， including political science， jurisprudence， economics， sociology， and busin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PA could not be seen as a borrowed discipline. The impacts of PA on other disciplines are weak， and its link with other disciplines are not equivalent. We find that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PA and its sister disciplines have been increasing in the past decades， and its links with political science and sociology are strongest.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PA is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discipline， and its impacts on other disciplines have been improving over time. Given its relatively independent niche in social sciences， it is critical for PA to boost its intellectual impacts on other disciplines.
Keywords： Public Administration; Citation Analysis; Interdisciplinary Impact; Intellectual Community
（責任编辑 王玉）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特色行政学的发展及其话语体系建构研究”（18BZZ066）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20-3-13
作者简介：颜昌武 男 （1974- ） 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张立伟 男 （1987- ） 山东大学国际创新转化学院副研究员
马 亮 男 （1984- ）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