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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矛盾遍存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在我国走入改革深水区、社会断裂时期的当下，丛生的社会矛盾更亟待解决。当下中国社会流动和贫富差距加剧着阶层矛盾；互联网平台成为社会矛盾聚集的新平台。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需要唯有辨别各类矛盾的类型与成因，结合我国的国情与中国问题，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创新机制，从规范公权力，多元化治理的手段和正确引导舆论尤其网络舆论三个方面入手，才能从根本上破除旧有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与改革前行。
关键词：社会矛盾 ；阶层矛盾；互联网治理；网络舆情；机制体制创新
一、总论
有人类社会就有社会矛盾。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社会矛盾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其内在成因、性质、特点和发展规律都各不相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就是近一二十年，中国处于社会矛盾的高发期，也是一些非对抗性矛盾演化为对抗性矛盾的突发期。[1]
在中国现实社会和学术界当中，社会矛盾是一个使用频度很高的词语。然而，并非社会中的所有矛盾都是社会矛盾。社会矛盾普遍存在的，且是社会一种普遍的常态现象。学者陆学艺指出：“从社会各个方面测量，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尚处于工业化社会的初期阶段。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表现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这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短板。”[2]
近年来，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成绩的背后伴随着一系列堪待解决的问题，人口、环境、医疗、就业、教育等领域都呈现出了错综复杂的盘根之状，要解决现存诸多社会问题，要从鳞次栉比的社会矛盾入手。
社会矛盾是指社会群体、阶层、组织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通常是由资源占有或者利益分配的不均以及意识形态、价值观等差异造成的，通常表现为一方对另一方的负面情绪，并会因负面情绪而采取的一定形式的外显行为。从法律意义上看，社会矛盾往往表现为纠纷和争议。当前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数量增多，参与主体多元化、有组织化，表达方式极端化、暴力化、网络化等特征，而纠纷化解渠道不畅，过分依赖行政手段的纠纷解决方式，加大了纠纷解决难度，给社会稳定带来更大压力。[3]
二、我国社会矛盾类型及成因
在我国，当下的社会矛盾虽呈现出了复杂多样的趋势，然社会矛盾并非时下特征而是古已有之，伴随社会发展与制度改革，旧的矛盾不断克服，新的矛盾也在产生。
1.阶层矛盾加剧
马克思提出，阶级矛盾即不同阶级之间因经济、政治以及其他方面的利益和要求不同而产生的矛盾。这是阶级产生以来出现的一种社会矛盾。各个阶级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由于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因而有着不同的利益和要求，形成各种阶级矛盾。阶级矛盾古已有之，如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的矛盾是奴隶社会的主要矛盾，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1）社会流动与群体焦虑。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孔飞力在著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就曾形象描述过普通民众之间蕴含的社会矛盾：“在1768年的许多叫魂事件中，外来性几乎自始至终是叫魂大恐慌的导火线。”[4]
人们对异乡人、外来者到来的恐慌和不安18世纪乾隆年间就可见一斑，线下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人口流动成为不可避免的当代社会一大特征，而此所带来的阶层分化和矛盾冲突成为社会发展中极堪解决的问题之一。
（2）贫富差距与隐形冲突。另一方面，贫富差距的极度悬殊或成为当下现状及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在我国，“先富与共富”政策的实施、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健全、税收制度的不合理、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以及不平等竞争的存在等因素导致了当下问题频生的矛盾现状。
收入差距过大，财富过于集中，不仅会给经济发展造成相当的威胁；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贫富的两极分化，社会财富的畸形集中，也必将导致社会的不安定。社会不公正与不平等会使人们逐渐失去国家凝聚力，大量人口资源闲置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足以威胁社会的长治久安。
2.互联网技术与社交媒体为群体冲突赋值
2015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8.8%。移动商务类应用发展迅速，互联网应用向提升体验、贴近经济方向靠拢。截至2015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94亿，较2014年12月增加3679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由2014年12月的85.8%提升至88.9%[5]。数据显示，互联网已深入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互联网因为信息的海量化碎片化，虚假性误导性以及用户的匿名化，成为抒发不满和表达对抗的主要渠道。网络暴力、媒介审判、人肉搜索成为现下社会矛盾的新现象，网络成为矛盾汇集的沃土，如果对网络传播机制缺乏必要、深入的了解，对网络事件不具备正确的应对举措，网络矛盾终将显现成为社会矛盾。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应用的迅速升温，固然与技术本身的进步有关，其实更与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有莫大关联，特别是在矛盾多发的社会转型和利益调整期，互联网日益成为民众表达利益诉求、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平台之一。这也是中国互联网的作用之一，谈论中国互联网，便不能离开公民权利的时代背景。
三、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亟待体制创新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说：“在复杂的事务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居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不管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6] 从性质上看，我国当前凸显的社会矛盾大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从总体上说是根本利益一致的非对抗性矛盾，坚决防止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矛盾，需要采用经济、民主、综合等的处理方式。[7]
1.规范公权力：公平公开是准则
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在风暴的时代尘嚣已久。但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的特性却可以阻挡任何一种狂热。没有这样一个应急的锚碇，中国就会在风暴中急剧偏航。[8]但千年腐朽是政治制度也不可避免的留下了盘根错节的贻害吞噬阻挠着我国当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使得社会前进之路举步维艰。
国学大师钱穆曾说：“我们讲政治制度，有一些确实是制度，有一些只能叫做事件或法术。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共的，而法术则是出之于私。”；“不论蒙古也好，满洲也好，他们都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照理皇帝是一国元首，他该获到全国民众之拥护，不该在全国民众里另有一批专门拥护此政权的（皇帝的同部落，即满洲人）。这样的政权便是私政权，基础便不稳固。”[9]
孔子也曾有云：不患贫而患不均。在社会前进的路途中，公平规范的治理，是脱去官僚腐朽镣铐的第一步，尽管“干群矛盾”和“官民冲突”并不是数量最多的社会矛盾，却是对立最尖锐、对政权和社会稳定影响最大、也最难预防和化解的社会矛盾。[10]官民的阶层冲突隐含着人民政治文化生活最基本最迫切的需求。2015十一期间的青岛大虾时间之所以在网络以及社会上掀起舆论狂潮，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基于民众对政府面对民事纠纷和投诉事件，选择规避责任、怠于履行、信息封锁的作为强烈不满而导致的爆发性后果。
2.多元化治理
对历史厚重绵长的大国而言，体系是难以撼动的盘根。中枢管理被官僚习气所掣肘，更是中央集权难以避免的结果。中枢的大厦坐落在无数暧昧所叠砌的基础之上，必须找出自己的多元行政管理办法以适应多样社会矛盾。
在调节理念上要从“人治之治”转向“法治之治”；在调节路径上要从“非制度化”转向“制度化”；在调节手段上要从 “单一的行政控制”转向“多元的治理方式”。健全公共体制机制，扩大社会参与，推动社会利益关系的平稳关系。随着政府渐次从市场“淡出”，企业办社会的能力消退及减弱，社会权力结构由政府一元，变为“政府—市场—社会”三元，第三部门在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此，我们有必要为社会组织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进一步发挥第三部门的社会整合作用，预防、缓解、化解影响稳定的社会矛盾。[11]
3.增强舆论引导能力
传播学奠基人拉斯韦尔指出，大众媒介具有环境检测的社会功能。而网络时代的到来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更便于舆情的检测与把控，另一方面也成为诸多事件频发的重灾区。传统的社会舆情存在于民间，存在于大众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的街头巷尾的议论之中，前者难以捕捉，后者稍纵即逝，舆情的获取只能通过社会明察暗访、民意调查等方式进行，获取效率低下，样本少而且容易流于偏颇，耗费巨大。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大数据技术的日趋成熟，大众往往以信息化的方式发表各自看法，网络舆情更便捷收集和捕获。
在此基础之上，应完善建立一套网络舆情应对的机制，从组织结构、技术保障、日常维护三个角度入手，建立网络信息的发布和网络舆情导向平台，对涉及政府官员的违法乱纪行为，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民生问题，涉及社会收入分配资源分布以及突发性事件等议题进行舆情议题设置，及时、全面、有效的引导网络舆情，避免及减少网络冲突的形成。
总的来说，社会矛盾遍存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我国走入改革深水区、社会断裂时期的当下，丛生的社会矛盾更亟待解决。唯有辨别各类矛盾的类型与成因，结合我国的国情与中国问题，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创新机制，才能从根本上破除旧有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与改革前行。
注释：
[1]邓伟志：《论社会矛盾》，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7月第16卷第4期.
[2]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建设》，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前言.
[3]马怀德：《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治本之策：规范公权力》，本文系中国法学会十大专项研究规划《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法律问题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4][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51页.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门户网站：http：//www.cac.gov.cn/2015-07/23/c_1116018119.htm。访问日期2016年1月1日.
[6]《矛盾论》，载《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20 页.
[7]王伟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载《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3期.
[8][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91页.
[9]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43页.
[10]马怀德：《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治本之策：规范公权力》，本文系中国法学会十大专项研究规划《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法律问题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11]刘中起、风笑天：《走向多元治理化解：新形势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新探索》，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 1期.
参考文献：
[1]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九州出版社，2012.
[2] 【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M]，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
[3] 刘中起、风笑天：走向多元治理化解：新形势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新探索[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1.
[4] 李培林等，中国社会和谐稳定报告[C]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12版1第1卷1，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
关键词：社会矛盾 ；阶层矛盾；互联网治理；网络舆情；机制体制创新
一、总论
有人类社会就有社会矛盾。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社会矛盾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其内在成因、性质、特点和发展规律都各不相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就是近一二十年，中国处于社会矛盾的高发期，也是一些非对抗性矛盾演化为对抗性矛盾的突发期。[1]
在中国现实社会和学术界当中，社会矛盾是一个使用频度很高的词语。然而，并非社会中的所有矛盾都是社会矛盾。社会矛盾普遍存在的，且是社会一种普遍的常态现象。学者陆学艺指出：“从社会各个方面测量，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尚处于工业化社会的初期阶段。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表现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这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短板。”[2]
近年来，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成绩的背后伴随着一系列堪待解决的问题，人口、环境、医疗、就业、教育等领域都呈现出了错综复杂的盘根之状，要解决现存诸多社会问题，要从鳞次栉比的社会矛盾入手。
社会矛盾是指社会群体、阶层、组织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通常是由资源占有或者利益分配的不均以及意识形态、价值观等差异造成的，通常表现为一方对另一方的负面情绪，并会因负面情绪而采取的一定形式的外显行为。从法律意义上看，社会矛盾往往表现为纠纷和争议。当前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数量增多，参与主体多元化、有组织化，表达方式极端化、暴力化、网络化等特征，而纠纷化解渠道不畅，过分依赖行政手段的纠纷解决方式，加大了纠纷解决难度，给社会稳定带来更大压力。[3]
二、我国社会矛盾类型及成因
在我国，当下的社会矛盾虽呈现出了复杂多样的趋势，然社会矛盾并非时下特征而是古已有之，伴随社会发展与制度改革，旧的矛盾不断克服，新的矛盾也在产生。
1.阶层矛盾加剧
马克思提出，阶级矛盾即不同阶级之间因经济、政治以及其他方面的利益和要求不同而产生的矛盾。这是阶级产生以来出现的一种社会矛盾。各个阶级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由于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因而有着不同的利益和要求，形成各种阶级矛盾。阶级矛盾古已有之，如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的矛盾是奴隶社会的主要矛盾，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1）社会流动与群体焦虑。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孔飞力在著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就曾形象描述过普通民众之间蕴含的社会矛盾：“在1768年的许多叫魂事件中，外来性几乎自始至终是叫魂大恐慌的导火线。”[4]
人们对异乡人、外来者到来的恐慌和不安18世纪乾隆年间就可见一斑，线下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人口流动成为不可避免的当代社会一大特征，而此所带来的阶层分化和矛盾冲突成为社会发展中极堪解决的问题之一。
（2）贫富差距与隐形冲突。另一方面，贫富差距的极度悬殊或成为当下现状及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在我国，“先富与共富”政策的实施、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健全、税收制度的不合理、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以及不平等竞争的存在等因素导致了当下问题频生的矛盾现状。
收入差距过大，财富过于集中，不仅会给经济发展造成相当的威胁；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贫富的两极分化，社会财富的畸形集中，也必将导致社会的不安定。社会不公正与不平等会使人们逐渐失去国家凝聚力，大量人口资源闲置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足以威胁社会的长治久安。
2.互联网技术与社交媒体为群体冲突赋值
2015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8.8%。移动商务类应用发展迅速，互联网应用向提升体验、贴近经济方向靠拢。截至2015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94亿，较2014年12月增加3679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由2014年12月的85.8%提升至88.9%[5]。数据显示，互联网已深入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互联网因为信息的海量化碎片化，虚假性误导性以及用户的匿名化，成为抒发不满和表达对抗的主要渠道。网络暴力、媒介审判、人肉搜索成为现下社会矛盾的新现象，网络成为矛盾汇集的沃土，如果对网络传播机制缺乏必要、深入的了解，对网络事件不具备正确的应对举措，网络矛盾终将显现成为社会矛盾。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应用的迅速升温，固然与技术本身的进步有关，其实更与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有莫大关联，特别是在矛盾多发的社会转型和利益调整期，互联网日益成为民众表达利益诉求、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平台之一。这也是中国互联网的作用之一，谈论中国互联网，便不能离开公民权利的时代背景。
三、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亟待体制创新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说：“在复杂的事务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居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不管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6] 从性质上看，我国当前凸显的社会矛盾大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从总体上说是根本利益一致的非对抗性矛盾，坚决防止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矛盾，需要采用经济、民主、综合等的处理方式。[7]
1.规范公权力：公平公开是准则
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在风暴的时代尘嚣已久。但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的特性却可以阻挡任何一种狂热。没有这样一个应急的锚碇，中国就会在风暴中急剧偏航。[8]但千年腐朽是政治制度也不可避免的留下了盘根错节的贻害吞噬阻挠着我国当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使得社会前进之路举步维艰。
国学大师钱穆曾说：“我们讲政治制度，有一些确实是制度，有一些只能叫做事件或法术。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共的，而法术则是出之于私。”；“不论蒙古也好，满洲也好，他们都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照理皇帝是一国元首，他该获到全国民众之拥护，不该在全国民众里另有一批专门拥护此政权的（皇帝的同部落，即满洲人）。这样的政权便是私政权，基础便不稳固。”[9]
孔子也曾有云：不患贫而患不均。在社会前进的路途中，公平规范的治理，是脱去官僚腐朽镣铐的第一步，尽管“干群矛盾”和“官民冲突”并不是数量最多的社会矛盾，却是对立最尖锐、对政权和社会稳定影响最大、也最难预防和化解的社会矛盾。[10]官民的阶层冲突隐含着人民政治文化生活最基本最迫切的需求。2015十一期间的青岛大虾时间之所以在网络以及社会上掀起舆论狂潮，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基于民众对政府面对民事纠纷和投诉事件，选择规避责任、怠于履行、信息封锁的作为强烈不满而导致的爆发性后果。
2.多元化治理
对历史厚重绵长的大国而言，体系是难以撼动的盘根。中枢管理被官僚习气所掣肘，更是中央集权难以避免的结果。中枢的大厦坐落在无数暧昧所叠砌的基础之上，必须找出自己的多元行政管理办法以适应多样社会矛盾。
在调节理念上要从“人治之治”转向“法治之治”；在调节路径上要从“非制度化”转向“制度化”；在调节手段上要从 “单一的行政控制”转向“多元的治理方式”。健全公共体制机制，扩大社会参与，推动社会利益关系的平稳关系。随着政府渐次从市场“淡出”，企业办社会的能力消退及减弱，社会权力结构由政府一元，变为“政府—市场—社会”三元，第三部门在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此，我们有必要为社会组织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进一步发挥第三部门的社会整合作用，预防、缓解、化解影响稳定的社会矛盾。[11]
3.增强舆论引导能力
传播学奠基人拉斯韦尔指出，大众媒介具有环境检测的社会功能。而网络时代的到来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更便于舆情的检测与把控，另一方面也成为诸多事件频发的重灾区。传统的社会舆情存在于民间，存在于大众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的街头巷尾的议论之中，前者难以捕捉，后者稍纵即逝，舆情的获取只能通过社会明察暗访、民意调查等方式进行，获取效率低下，样本少而且容易流于偏颇，耗费巨大。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大数据技术的日趋成熟，大众往往以信息化的方式发表各自看法，网络舆情更便捷收集和捕获。
在此基础之上，应完善建立一套网络舆情应对的机制，从组织结构、技术保障、日常维护三个角度入手，建立网络信息的发布和网络舆情导向平台，对涉及政府官员的违法乱纪行为，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民生问题，涉及社会收入分配资源分布以及突发性事件等议题进行舆情议题设置，及时、全面、有效的引导网络舆情，避免及减少网络冲突的形成。
总的来说，社会矛盾遍存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我国走入改革深水区、社会断裂时期的当下，丛生的社会矛盾更亟待解决。唯有辨别各类矛盾的类型与成因，结合我国的国情与中国问题，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创新机制，才能从根本上破除旧有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与改革前行。
注释：
[1]邓伟志：《论社会矛盾》，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7月第16卷第4期.
[2]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建设》，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前言.
[3]马怀德：《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治本之策：规范公权力》，本文系中国法学会十大专项研究规划《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法律问题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4][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51页.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门户网站：http：//www.cac.gov.cn/2015-07/23/c_1116018119.htm。访问日期2016年1月1日.
[6]《矛盾论》，载《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20 页.
[7]王伟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载《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3期.
[8][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91页.
[9]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43页.
[10]马怀德：《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治本之策：规范公权力》，本文系中国法学会十大专项研究规划《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法律问题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11]刘中起、风笑天：《走向多元治理化解：新形势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新探索》，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 1期.
参考文献：
[1]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九州出版社，2012.
[2] 【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M]，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
[3] 刘中起、风笑天：走向多元治理化解：新形势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新探索[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1.
[4] 李培林等，中国社会和谐稳定报告[C]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12版1第1卷1，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