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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一生中最为重大的转折点，它将李世民一举推上了权力的巅峰。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个骨肉相残的悲剧事件无疑也使他背上了一个沉重的道德包袱——终其一生，李世民也未能真正摆脱“玄武门之变”留下的心理阴影。
“玄武门之变”：多少秘密在其中
公元626年7月2日（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李世民在皇宫北门——玄武门外伏杀自己的一兄一弟太子李建成及齐王李元吉，逼父亲唐高祖李渊逊位于他，史称“玄武门之变”。
关于“玄武门之变”的来龙去脉，历史上有三部官修史书《旧唐书》《新唐书》及《资治通鉴》（下称三史书）皆有记载。其中《旧唐书》是五代后晋时根据唐代官方史料所撰。当时社会动荡不安，根本没有条件对史料作辨伪甄别就仓促成书，一向不被认为是信史。也因此才有了宋代重修唐史，在《旧唐书》的基础上，增益非官方记载，此为《新唐书》。而《资治通鉴》在前两书的基础上又有补订增损。但总而言之，三书基本是以唐代官方史料为基础的。唐代关于“玄武门之变”前前后后的官方记载，基本集中在《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这两本《实录》正是在李世民干预下修成，按近代学者章太炎说法：“太宗即立，惧于身后名，始以宰相监修国史，故两朝《实录》无信辞。”（《书唐隐太子传后》）由此，三史书关于初唐历史的记载，其真实性也不免大打折扣。
虽然皇上有命，史官不得不“为尊者隐，为贤者讳”，但秉笔直书一向是史官们的理想追求，事关脑袋的安危，不能明着对抗，就来暗的，其中一个高招，就是用“曲笔”，故意留下自相矛盾的记载，让后人从中发现被“隐”掉和“讳”去的事实。而《新唐书》及《资治通鉴》的作者明知唐朝官方记载不可盡信，所以，尽管引用的各种来源不同的说法不无矛盾之处，也尽量保留，大概也是为了让后人可从中推求出真相的端倪。
李世民一生中最想隐瞒的历史
关于“玄武门之变”，正因三史书记载十分隐晦含糊，致使事变真相千年迷离。为此，史学界曾进行了长期努力，试图明辨究竟，至今已有了较为可信的说法。
李世民作为一代杰出封建政治家、开创大唐帝国新气象的创业之君，又干了弑兄逼父为礼法所不容的无父无君之事。他必然不会疏忽身后之事，也肯定惧怕自己的秽迹被记录史册，传之后世。关于修改史实之事，史料对此稍有透露：贞观十三年，李世民问褚遂良：“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遂良曰：庶己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这段颇为精彩且意味深长的对话，真实地再现了李世民内心的担忧。后来，李世民又向房玄龄表达了相同的愿望，在含蓄地解释了自己想要观史的堂皇理由之后，不容分说地要房玄龄“撰录进来”。房不敢怠慢，诚惶诚恐之余，急忙与其他史官“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
史料篡改的关键，正在于将李世民的对手从李渊变成了李建成、李元吉，关键点放在了三兄弟在玄武门的肉搏战，完全抹杀了政变真正关键，在于突袭并挟制李渊与政事堂诸宰相，把李渊为了保命被逼传位写成了完全自主的主动传位。
李世民之所以要抹去自己逼父篡位的记载，正因按专制帝制的标准，他的真实行径肯定是十恶不赦、大逆不道之事，更无以教化子孙万民，所以为后世计，才非改不可。
“玄武门之变”是皇储之争的必然结果
历史上类似“玄武门之变”兄弟阋于墙、家族相残的事情并不鲜见。较早的显例就有西汉文景之治时期吴楚七国之乱，文帝、景帝接连诛杀七国同姓弟侄的事件。
其实，无论是汉初与同姓诸王的斗争，还是唐初与李建成集团的斗争，都不应仅仅将其视作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如果放远来看，这实际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严峻问题。
中国走向大一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早在战国末哲学家邹衍提出的“五德终始”说和“大九州”说，稍晚成书的《吕氏春秋》，都对即将来临的大一统持积极态度，其中《吕氏春秋·八览》中“大一统”思想尤为突出。它们为秦朝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李世民亲自导演的“玄武门之变”。如果用“大一统”的历史观来观照，用李世民后来在《贞观政要》里所表达出的人本主义情怀来观照，是不是可以说李世民所代表的正是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走向，是一种生气勃勃的、活泼开放的社会发展潮流；而李建成所代表的则与之相反——这从兄弟俩所依靠的、或者说背后支撑他的政治集团（站在李建成背后的主要是士族集团，李世民背后则主要为庶族集团）就可看出。
至于司马光、顾祖禹等对李世民“不顾亲”、“不知义”的批评，其实遵循的是正名分、反僭乱、明纪纲的陈腐古礼，不足为凭。因为历史上类似“玄武门之变”那样僭越礼数的大事件发生得并不少。远者如被李世民力逼退位的李渊，不就是以臣子身份取代隋恭帝而为唐高祖的吗？近者如司马光们本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所导演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闹剧（从孤儿寡妇手中篡夺了后周的江山，建立宋朝），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打着“从母命”的幌子从亲侄子手中僭夺继承权。
其实，在封建时代，不论什么人当政，也不论是以什么手段上台，只要他代表的是大一统的历史潮流，实行的是“以人为本”、“以衣食为本”的大政方针，便对国家的进步、社会的繁荣、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积极的意义。
（《环球人文地理·评论版》2015年08期等）
“玄武门之变”：多少秘密在其中
公元626年7月2日（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李世民在皇宫北门——玄武门外伏杀自己的一兄一弟太子李建成及齐王李元吉，逼父亲唐高祖李渊逊位于他，史称“玄武门之变”。
关于“玄武门之变”的来龙去脉，历史上有三部官修史书《旧唐书》《新唐书》及《资治通鉴》（下称三史书）皆有记载。其中《旧唐书》是五代后晋时根据唐代官方史料所撰。当时社会动荡不安，根本没有条件对史料作辨伪甄别就仓促成书，一向不被认为是信史。也因此才有了宋代重修唐史，在《旧唐书》的基础上，增益非官方记载，此为《新唐书》。而《资治通鉴》在前两书的基础上又有补订增损。但总而言之，三书基本是以唐代官方史料为基础的。唐代关于“玄武门之变”前前后后的官方记载，基本集中在《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这两本《实录》正是在李世民干预下修成，按近代学者章太炎说法：“太宗即立，惧于身后名，始以宰相监修国史，故两朝《实录》无信辞。”（《书唐隐太子传后》）由此，三史书关于初唐历史的记载，其真实性也不免大打折扣。
虽然皇上有命，史官不得不“为尊者隐，为贤者讳”，但秉笔直书一向是史官们的理想追求，事关脑袋的安危，不能明着对抗，就来暗的，其中一个高招，就是用“曲笔”，故意留下自相矛盾的记载，让后人从中发现被“隐”掉和“讳”去的事实。而《新唐书》及《资治通鉴》的作者明知唐朝官方记载不可盡信，所以，尽管引用的各种来源不同的说法不无矛盾之处，也尽量保留，大概也是为了让后人可从中推求出真相的端倪。
李世民一生中最想隐瞒的历史
关于“玄武门之变”，正因三史书记载十分隐晦含糊，致使事变真相千年迷离。为此，史学界曾进行了长期努力，试图明辨究竟，至今已有了较为可信的说法。
李世民作为一代杰出封建政治家、开创大唐帝国新气象的创业之君，又干了弑兄逼父为礼法所不容的无父无君之事。他必然不会疏忽身后之事，也肯定惧怕自己的秽迹被记录史册，传之后世。关于修改史实之事，史料对此稍有透露：贞观十三年，李世民问褚遂良：“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遂良曰：庶己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这段颇为精彩且意味深长的对话，真实地再现了李世民内心的担忧。后来，李世民又向房玄龄表达了相同的愿望，在含蓄地解释了自己想要观史的堂皇理由之后，不容分说地要房玄龄“撰录进来”。房不敢怠慢，诚惶诚恐之余，急忙与其他史官“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
史料篡改的关键，正在于将李世民的对手从李渊变成了李建成、李元吉，关键点放在了三兄弟在玄武门的肉搏战，完全抹杀了政变真正关键，在于突袭并挟制李渊与政事堂诸宰相，把李渊为了保命被逼传位写成了完全自主的主动传位。
李世民之所以要抹去自己逼父篡位的记载，正因按专制帝制的标准，他的真实行径肯定是十恶不赦、大逆不道之事，更无以教化子孙万民，所以为后世计，才非改不可。
“玄武门之变”是皇储之争的必然结果
历史上类似“玄武门之变”兄弟阋于墙、家族相残的事情并不鲜见。较早的显例就有西汉文景之治时期吴楚七国之乱，文帝、景帝接连诛杀七国同姓弟侄的事件。
其实，无论是汉初与同姓诸王的斗争，还是唐初与李建成集团的斗争，都不应仅仅将其视作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如果放远来看，这实际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严峻问题。
中国走向大一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早在战国末哲学家邹衍提出的“五德终始”说和“大九州”说，稍晚成书的《吕氏春秋》，都对即将来临的大一统持积极态度，其中《吕氏春秋·八览》中“大一统”思想尤为突出。它们为秦朝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李世民亲自导演的“玄武门之变”。如果用“大一统”的历史观来观照，用李世民后来在《贞观政要》里所表达出的人本主义情怀来观照，是不是可以说李世民所代表的正是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走向，是一种生气勃勃的、活泼开放的社会发展潮流；而李建成所代表的则与之相反——这从兄弟俩所依靠的、或者说背后支撑他的政治集团（站在李建成背后的主要是士族集团，李世民背后则主要为庶族集团）就可看出。
至于司马光、顾祖禹等对李世民“不顾亲”、“不知义”的批评，其实遵循的是正名分、反僭乱、明纪纲的陈腐古礼，不足为凭。因为历史上类似“玄武门之变”那样僭越礼数的大事件发生得并不少。远者如被李世民力逼退位的李渊，不就是以臣子身份取代隋恭帝而为唐高祖的吗？近者如司马光们本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所导演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闹剧（从孤儿寡妇手中篡夺了后周的江山，建立宋朝），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打着“从母命”的幌子从亲侄子手中僭夺继承权。
其实，在封建时代，不论什么人当政，也不论是以什么手段上台，只要他代表的是大一统的历史潮流，实行的是“以人为本”、“以衣食为本”的大政方针，便对国家的进步、社会的繁荣、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积极的意义。
（《环球人文地理·评论版》2015年08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