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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前所未有、规模空前的中国知识界“新年问梦”活动,在胡愈之的导演下正式拉开了序幕。
1932年8月,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聘请著名作家、出版家胡愈之来主编创刊近三十年、久负盛名的《东方杂志》。
《东方杂志》是发表过鲁迅著名小说《祝福》的阵地。因时局纷扰,于“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期间一度停刊,如今正是百废待兴的时期。胡愈之深知其中的分量,他于10月16日正式接手后,便开始绞尽脑汁筹划1933年的新年特刊。
半个月后,一场前所未有、规模空前的中国知识界“新年问梦”活动,在胡愈之的导演下正式拉开了序幕。
一封征稿信
1932年10月底,上海已入深秋,落叶纷飞,寒意阵阵,但身处其间的胡愈之与这个深陷内忧外患的民族一样,常常夜不能寐。几度犹疑之后,他终于在一个安静的夜晚奋笔疾书,完成了一封即将发给全国各界知名人士的征稿信。
胡愈之在征稿信中说:“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沉闷的空气窒塞住每一个人,大家只是皱眉叹气挨磨自己的生命。先生,你也应该有同样的感觉吧?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出路了吗?我们绝不作如此想。固然,我们对现局不愉快,我们却还有将来,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接着,他为1933年的新年之梦设计了两个问题: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能实现的)
这封信于11月1日由上海寄往全国各地,共计400多份。到规定的截止日期12月5日,共收到回信160多份。
244个“梦想”
经过了近一月的来信整理、文字编辑后,1933年元旦出版的《东方杂志》(总第三十卷第一号)以83页的篇幅刊出142人的244个“梦想”。
这142个“回梦人”中包括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巴金、茅盾、俞平伯、郁达夫、陶孟和、顾颉刚、冰心、周作人、林语堂、叶圣陶、施蛰存等大批在近现代史上享受盛誉的文化名人。
在这244个梦中,“有甜梦,又有苦梦;有好梦,又有恶梦;有吉梦,又有噩梦;有奇梦,又有妖梦;有夜梦,又有白日梦”(胡愈之语)。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知识分子通过“梦想”这一共同话语,展开了从现实到理想的追寻、从现在到未来的展望。
冰心做的是“世界大同梦”:“我梦见一个没有国界、没有民族、没有阶级区别的大同世界。”
林语堂的梦则寄托了战乱时期对和平的向往:“我不希望有全国太平的天下,只希望国中有小小一片的不打仗,无苛捐,换门牌不要钱,人民不必跑入租界而可以安居乐业的干净土。”
施蛰存做的是“强盛中国梦”:“一个太平的国家,富足,强盛。中国人走到外国去不被轻视,外国人走到中国来,让我们敢骂一声‘洋鬼子’——现在是不敢骂的。”
巴金与老舍的梦则充满了黯淡与失望。巴金说:“在现在的这种环境中,……只能够使我做噩梦……那一切所谓中国的古旧文化遮住了我的眼睛,使我看不见中国的未来。”老舍则说:“我对中国将来的希望不大,在梦里也不常见着玫瑰色的国家。”
画中的“梦想”
由于“回梦人”几乎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胡愈之在兴奋的同时又倍感失落,他说:“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工人及商店职员,应该不至于没有幻想。可是现实对于他们的压迫太大了,整天的体力的疲劳,使他们只能有梦魇,而不能有梦想。即使有一些梦想,他们也绝没有用文字描写的能力和闲暇。这实在可以算是最大的国耻啊!”
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个特殊人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描绘出了普通百姓的“梦想”。在142位“回梦人”之外,漫画家丰子恺利用自己的艺术特长,以漫画的形式为此次“问梦”活动增添了一丝亮色。他一共画了五幅漫画,分别是《母亲的梦》《黄包车夫的梦》《建筑家之梦》《老师之梦》《投稿者的梦》。
在漫画《母亲的梦》中,丰子恺画了一个年轻的母亲手拿管子往孩子的肚脐喂食,孩子养得白白胖胖的;在《黄包车夫的梦》中,辛劳的黄包车夫突然长出了四条腿,一路飞奔。而这次《东方杂志》特刊封面也是出自丰子恺之手,画了一个儿童在水盆里洗刷地球仪上中国的污垢,无疑是大有深意。
没有寄出的“梦想”
这些“回梦人”中没有鲁迅,因为身为胡愈之老师的他拒绝“痴人说梦”。但作为新文化运动导师的胡适并没有拒绝,他的梦是这样的:“我梦想一个理想的牢狱,我在那里面受十年或十五年的监禁。在那里面,我不许见客,不许见亲属,只有星期日可以会见他们。可是我可以读书,可以向外面各图书馆借书进来看,可以把我自己的藏书搬一部分进来用……”
然而,或许是胡适自己的放弃,或许是由于好友王云五的最后反对,胡适并没有寄出自己的文章,后来人们在胡适遗稿中,发现了一篇名为《为〈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栏所写的应征答案》的文章,曾专门记述了当年的事实。
也许是为了纪念自己曾经的梦想,也许是渴望为当时暗淡的现实照进一丝理想的光亮,1935年和1937年,胡适曾两次以《新年的梦想》为话题发表专栏文章。
但此时,胡愈之已不再是“梦”的导演了。1933年3月,编完《东方杂志》第30卷第4号,胡愈之便被迫离开了商务印书馆。他因“梦想”而接手《东方杂志》,又因“梦想”而丢失这块有影响的言论阵地。晚年时,当他想起陶孟和在其征文中所说的“梦想是人类最危险的东西”一语,不禁长叹唏嘘。
1932年8月,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聘请著名作家、出版家胡愈之来主编创刊近三十年、久负盛名的《东方杂志》。
《东方杂志》是发表过鲁迅著名小说《祝福》的阵地。因时局纷扰,于“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期间一度停刊,如今正是百废待兴的时期。胡愈之深知其中的分量,他于10月16日正式接手后,便开始绞尽脑汁筹划1933年的新年特刊。
半个月后,一场前所未有、规模空前的中国知识界“新年问梦”活动,在胡愈之的导演下正式拉开了序幕。
一封征稿信
1932年10月底,上海已入深秋,落叶纷飞,寒意阵阵,但身处其间的胡愈之与这个深陷内忧外患的民族一样,常常夜不能寐。几度犹疑之后,他终于在一个安静的夜晚奋笔疾书,完成了一封即将发给全国各界知名人士的征稿信。
胡愈之在征稿信中说:“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沉闷的空气窒塞住每一个人,大家只是皱眉叹气挨磨自己的生命。先生,你也应该有同样的感觉吧?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出路了吗?我们绝不作如此想。固然,我们对现局不愉快,我们却还有将来,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接着,他为1933年的新年之梦设计了两个问题: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能实现的)
这封信于11月1日由上海寄往全国各地,共计400多份。到规定的截止日期12月5日,共收到回信160多份。
244个“梦想”
经过了近一月的来信整理、文字编辑后,1933年元旦出版的《东方杂志》(总第三十卷第一号)以83页的篇幅刊出142人的244个“梦想”。
这142个“回梦人”中包括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巴金、茅盾、俞平伯、郁达夫、陶孟和、顾颉刚、冰心、周作人、林语堂、叶圣陶、施蛰存等大批在近现代史上享受盛誉的文化名人。
在这244个梦中,“有甜梦,又有苦梦;有好梦,又有恶梦;有吉梦,又有噩梦;有奇梦,又有妖梦;有夜梦,又有白日梦”(胡愈之语)。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知识分子通过“梦想”这一共同话语,展开了从现实到理想的追寻、从现在到未来的展望。
冰心做的是“世界大同梦”:“我梦见一个没有国界、没有民族、没有阶级区别的大同世界。”
林语堂的梦则寄托了战乱时期对和平的向往:“我不希望有全国太平的天下,只希望国中有小小一片的不打仗,无苛捐,换门牌不要钱,人民不必跑入租界而可以安居乐业的干净土。”
施蛰存做的是“强盛中国梦”:“一个太平的国家,富足,强盛。中国人走到外国去不被轻视,外国人走到中国来,让我们敢骂一声‘洋鬼子’——现在是不敢骂的。”
巴金与老舍的梦则充满了黯淡与失望。巴金说:“在现在的这种环境中,……只能够使我做噩梦……那一切所谓中国的古旧文化遮住了我的眼睛,使我看不见中国的未来。”老舍则说:“我对中国将来的希望不大,在梦里也不常见着玫瑰色的国家。”
画中的“梦想”
由于“回梦人”几乎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胡愈之在兴奋的同时又倍感失落,他说:“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工人及商店职员,应该不至于没有幻想。可是现实对于他们的压迫太大了,整天的体力的疲劳,使他们只能有梦魇,而不能有梦想。即使有一些梦想,他们也绝没有用文字描写的能力和闲暇。这实在可以算是最大的国耻啊!”
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个特殊人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描绘出了普通百姓的“梦想”。在142位“回梦人”之外,漫画家丰子恺利用自己的艺术特长,以漫画的形式为此次“问梦”活动增添了一丝亮色。他一共画了五幅漫画,分别是《母亲的梦》《黄包车夫的梦》《建筑家之梦》《老师之梦》《投稿者的梦》。
在漫画《母亲的梦》中,丰子恺画了一个年轻的母亲手拿管子往孩子的肚脐喂食,孩子养得白白胖胖的;在《黄包车夫的梦》中,辛劳的黄包车夫突然长出了四条腿,一路飞奔。而这次《东方杂志》特刊封面也是出自丰子恺之手,画了一个儿童在水盆里洗刷地球仪上中国的污垢,无疑是大有深意。
没有寄出的“梦想”
这些“回梦人”中没有鲁迅,因为身为胡愈之老师的他拒绝“痴人说梦”。但作为新文化运动导师的胡适并没有拒绝,他的梦是这样的:“我梦想一个理想的牢狱,我在那里面受十年或十五年的监禁。在那里面,我不许见客,不许见亲属,只有星期日可以会见他们。可是我可以读书,可以向外面各图书馆借书进来看,可以把我自己的藏书搬一部分进来用……”
然而,或许是胡适自己的放弃,或许是由于好友王云五的最后反对,胡适并没有寄出自己的文章,后来人们在胡适遗稿中,发现了一篇名为《为〈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栏所写的应征答案》的文章,曾专门记述了当年的事实。
也许是为了纪念自己曾经的梦想,也许是渴望为当时暗淡的现实照进一丝理想的光亮,1935年和1937年,胡适曾两次以《新年的梦想》为话题发表专栏文章。
但此时,胡愈之已不再是“梦”的导演了。1933年3月,编完《东方杂志》第30卷第4号,胡愈之便被迫离开了商务印书馆。他因“梦想”而接手《东方杂志》,又因“梦想”而丢失这块有影响的言论阵地。晚年时,当他想起陶孟和在其征文中所说的“梦想是人类最危险的东西”一语,不禁长叹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