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关注民国时期第三大政党——“中国青年党”之研究的台北学者比较看重该党创办的各类报刊与当事人的著述文字，旧刊新版，投入颇多，却明显地忽略了寻找有关当事人的家属与知情者的重要性，良为憾事。自从数年前接受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之建议，重点关注该所特藏的青年党档案，笔者就在追寻青年党的创党首脑曾琦的两个嫡孙与该党后来居上的领导人左舜生的子女散落天涯的踪迹，甚至还惊动过年逾八旬的台湾知名作家——左舜生的干女儿琼瑶女士。后来，我借助于微信的便捷，再次委托美、加两地师友以及国内各界，对左舜生的子孙之下落作最后一轮搜索。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美利坚的新冠疫警持续发酵之际，彼岸友人传来年近耄耋的左氏之五子宗楷、六子宗权与幼女宗机依然健在之佳音。
　　人算不如天算。新冠疫警的翅膀扇动着地球村，全球化的第一轮挫折不迟不早，就在今年春夏之交不期而至。倘若不是中美关系突然吃紧与航程受阻，今夏的暑期我就该穿梭于加州与德克萨斯州、内华达州之间。

一

　　百年之前的五四运动既是有助于催生中国共产党之诞生的重大事件，也是天下华人特别看重的历史符号，其重要性实不亚于此前由孙、黄发起的辛亥革命。每隔十年的逢十之庆，都有一批多学科的学者投入其中，催生新论乃至新著，去年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时就是如此。有关五四运动的历史文献与当事人的追忆，还有后世学人之研讨文集或分头论述，这三类文本为数不少，然而，与“中国青年党”人有关的“五四”资料汇编或著述篇章多呈缺席之状。
　　试以数学家出身的青年党干将之一魏嗣銮（时珍）的尴尬为例。
　　魏嗣銮（1895—1992），字时珍，四川蓬安人，第一个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深造的中国留学生、数学与物理学博士，最早向国内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学者之一。与青年党创党头目曾琦是中学同窗，也是另一位创党骨干何鲁之（巴黎大学历史学博士）的妹夫。负笈越洋之前，他曾是“少年中国学会”的沪上骨干，《少年中国》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文理兼通，不仅大张五四精神中的科学大旗，得心应手地评论西方自然科學的成果与方法，还将中、西二学互证，对孔、孟儒学与人生等问题发表长篇专论，引发罗家伦等人的讨论。
　　魏氏学成回国后，先是受聘为本科母校同济大学的教授，一年之后转返巴蜀故里，长期担任四川大学数学系教授，继杨叔明、何鲁之之后，兼任“中国青年党”四川省党部主任，蜚声巴蜀。
　　以后，政治运动不断，魏氏屡经冲击，却难断喜欢思考和书写之故习，还一度悄悄提笔，撰述《我的回忆》，忽被妻女发现，苦苦劝其吸取教训，勿再用白纸黑字惹祸累家。基于此，他的回忆就没写完。
　　就是这个十分珍贵的回忆残篇，魏氏在谈及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的同窗时，列举亲近的李劼人、王光祈、周玄等五人，也丝毫不敢提及青年党之党魁曾琦之名。而在当年“少年中国学会”筹备期间，魏氏写给四位发起人曾琦、王光祈、周玄、张梦九的信函里，就把曾琦列为首位。曾琦的个人档案还保留着魏氏的其他信件，政海沉浮，互相牵挂。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魏氏求学上海同济大学时，正值北京的五四运动波及上海。此君不仅是“少年中国学会”的沪上骨干，还作为同济大学的两个学生干部之一，出席过上海学生联合会的筹备会议，返校创办“自觉会”，且与学友们编辑《自觉周报》，带头撰文，此类出色的“五四”经历均已载入同济大学的校史。他的个人回忆却只字未提，仅用年表的格式写下寥寥三行求学同济之履历：
　　至上海入同济医工学院，1913年，时方十八岁;
　　上海同济大学电机科预科卒业;1918年，时二十三岁;
　　同王光祈赴德留学，1919年，时二十四岁。
　　当事人魏嗣銮连本可大书特书的“五四”佳话都是闭口不谈，怎不令人扼腕叹息。但仔细一想，又在情理之中。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倘若如实地书写自己在同济与沪上“五四”风云中担当的重要角色，不仅不会有人相信，还有被斥为歪曲历史、美化自我而加重惩罚的风险。于是乎，他宁愿兴致勃勃地交代“我之情种，萌发甚早，十一二岁即已含苞”，对儿时暗恋着的对门姚家女孩菊香写出两三页来，还不惜交代年仅十三岁那年从外地上学回来度寒假，突然发现菊香不见了，就在大年初一带着四岁的弟弟，往返三十里，寻找菊香之下落，却也不愿为亲历“五四”的宏大叙事稍置一词。魏氏在《我的回忆》的结尾也说得明白：“此稿草于1970年，时在牛棚中，初欲自幼年写起，至成都解放时止。家人知此，苦劝我中辍，不得已，绝笔。吾今已老不复能写，遂终于此。”他还为其中的“苦劝”二字加注：“惧因祸株连，女儿云：‘你不惧祸，独不念我们儿孙之生存乎？’”其情也重，其言也悲。
　　就青年党而言，魏嗣銮之于“五四”亲历的自我隐没，实非特殊的个案，像左舜生、李璜那样居住港、台，以讲坛糊口，辅之以文字稿酬，有啥说啥，无所顾忌者，为数亦鲜。即便是逃离的魏氏内兄何鲁之，不也是带着败者的心病，懒得溯往，惜墨如金吗？而他就是“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的三两位关键人物之一。
　　不仅青年党当事人的书写受到子女的阻拦，即便是在前者相继作古，政治运动的喧嚣早已远去之后，许多子女依然三缄其口，讳莫如深。
　　素来重视个人资料收集的青年党创党主将曾琦于1951年因病去世于美国华盛顿之前，多年颠沛流离，能够持续保留在身的资料微乎其微。他的自订年谱就十分简单，仅以年龄、时代、踪迹、国家大事、家庭大事、本人大事六项，列表叙之。曾氏虽有戊午（1918）日记存留，弃日回国的次年记录却阙如。
　　在藏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曾琦档案里，曾氏的政论、时评、诗词的报刊文字剪报颇多，曾琦本人均已按年、月、日排序整理，还分别自撰主题词，从“民国元年前后在川执笔各报”一档开始，有关剪报在民国元年的7月18日成都《民国新报》一至四版之后，直接跳到民国十三年10月10日《醒狮》周报创刊号，其中留下为期十二年的欠缺，也未见1918—1920年创刊于上海的《救国日报》之剪报文章。青年党党籍的台北历史学家沈云龙先生致力于该党乃至整体之近世国史资料的搜集与付梓，不遗余力，享誉史坛，然就该党的“五四”专题而言，亦抱无米难炊之憾。沈云龙先生于1987年撒手尘寰之前，竟未曾找到创党领袖曾琦当年影响及于五四运动的名作《国体与青年》一书，便是一例。

二

　　相比之下，左舜生的自述情况无疑要好一些。
　　还在1951年，卜少夫主编的《新闻天地》周刊特约左舜生撰述近三十年来的经历，其中就包括“五四”前后的岁月。卜氏的督促成就了左舜生《近三十年见闻杂记》一书的问世。
　　不惟如此，基于左氏率性的才情、广泛的人脉、丰富的阅历与多元的影响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口述史计划也把左列为该所重点访问的四位旅港人士之一，特派年轻的研究人员Julie Lien-ying How（即夏连荫，商务印书馆原总经理夏翠芳之孙女）负责访谈、录音，并翻译成英语。访谈于1961年1月2日至12月29日在香港进行，工作语言为普通话，每星期一次，每次二至三小时。由How小姐转译的英文基本上保留了当初对话的情景与内容。《近三十年见闻杂记》一书中已有的部分，该访谈更翔实，品评更放开，还有一些内容乃此书付之阙如。访谈结束第二年，左舜生还应哥大东亚学院之邀，作为期四个月的学术访问，其丰富的访美日程与口述史的追述，都保留在左氏四年之后发表的《略记旅美四个月的一些实感》一文中。
　　难能可贵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珍本手稿图书馆口述档案部还保留了近九十分钟的访谈录音，诚可谓“历史的声音”，弥足珍视。今年年初，承蒙哥大图书馆珍本手稿图书馆口述档案部黄颖文馆员的鼎力相助，笔者得以耳闻左舜生的长沙普通话，先听为快，感到亲切，谨此深谢。
　　综合有关资料可知，筹备于五四运动之前、成立于运动之后的“少年中国学会”实乃当时最为重要的青年社团，其推进“五四”之功，理当载入史册。左舜生虽然不是发起和筹备该学会的七名成员之一，仅在筹备大半年之后加入其中，却以其过人的才具与敢作敢为的担当，后来居上，颇受会员器重。“少年中国学会”之中心之所以由北京转移至南京，就是因为左氏谋职在宁，稍后他返沪应聘，出任中华书局新书部主任，学会之重心随之再转。过分强调个人的作用，在认知王国固然具有一定的冒险性，但只要史料存在，论据确凿，当无大碍，事实胜于雄辩。当“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期间，王光祈与曾琦航德、法之后，左舜生受二友之托，全力支撑，其角色重于王、曾。
　　左舜生深得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伯鸿之信任，出任为期十年的中华书局新书部主任，以其勤勉的阅读与编写，跻身于中国近代史学科的拓荒者之列，还肩负着“少年中国学会”中心转移之后的全盘拓展之任，秉持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精神，在编者、作者、讀者的三方互动中探索新路，推进上海滩的新文化建设，兼理青年党的党务。这位年轻的出版家的身上深深地刻着“五四”精神的烙印，不惟对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胡适等文化巨匠敬慕有加，抑且对屡败屡战的民国元勋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锷等深怀敬意，无比怀念。孙中山病逝之后，左氏曾一度设想加入国民党，报效国家，他相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可以救当时的中国。只因“我不认识适当的人介绍我入党，就放弃了这个想法”。他也常被“少年中国学会”中的好友恽代英、邓中夏等邀请，用笔名给《向导周报》和《中国青年》撰写文章。
　　平心而论，赏识左氏才华的除了不希望他辞退的陆费伯鸿，还有国民党政要如黄郛、蒋百里、蒋介石、陶希圣等，还有淡视政事的学人如梁实秋、方东美、罗香林等，遑论那些喜欢听他娓娓讲述近代史课程的各校学子，他的一生从未寂寞过。
　　左舜生自认“极为看重友谊”，但并不等于说不重视是非与原则，而是相反，公私鲜明。他因撰一短文，说为当年华北局势说了与众不同的实话，无意中得到蒋介石的拜把兄长黄郛的重视，黄则把他推荐给蒋。当蒋氏第二次约他面晤时，他才动身成行，却并未欣喜若狂。蒋氏亦视左为人才，还破例邀左在中央政治学校做党外研究教授，还催他马上就去，不必挨到新学期，左对蒋的这份“知遇之恩”并非无动于衷，但并不等于说他会欣赏蒋氏主导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更不用说屈从。
　　左舜生从抗日救国的全局出发，一手推进青年党与国民党的合作。源于“五四”的民主与科学精神是他主张与蒋合作的前提，也是他的政治底线，并未考虑过个人的进阶，对蒋的赏识作了冷处理。例如，陈布雷奉蒋之托，深夜来车，接他叙谈，要他负责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务，还把许多文件交给他，他却以另有党籍为由，予以婉拒，毫不心动。
　　国民参政会不仅是左舜生向蒋介石提议设置的议政平台，也是他以常驻会员之身份认真投入之所在，几乎每一次会议都能听到他慷慨激昂的发言，毫不客气地批评国民党的专制独裁。他始终服膺于青年党在《建党宣言》中所昭示的：“本党之宗旨：言乎对外，则以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为旗帜，……至于对内，则以推倒祸国殃民之军阀，实现全民政治为信条。”在回答How小姐的访谈时，他也直言自己理解的国家主义很简单，就是“爱国主义”，反对把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的利益之上，此言既针对青年党自身，也针对蒋介石把持的国民党。由他起草和邀集张君劢、章伯钧共同领衔的《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而利抗战案》，其观点之鲜明、论证之完整，可望长存于史册。正因为左舜生要求结束训政、推行宪政的态度坚决，对口喊宪政实则阻碍的蒋介石与国民党多次针锋相对地予以批评，蒋介石就很恼火。国民党当局在酝酿宪政实施筹备会的组织成员方案时，蒋介石就想把左舜生、李璜同章伯钧一道排除在外。负责提名的王世杰提醒蒋氏：“以上诸人不足予固深知，但抗战以来，政府措施为社会所不满者甚多，给此种人以发言机会，无形中亦可以减少社会怨气”，他才勉强让步。
　　至于1947年之后，左舜生之所以愿意入阁，还选择一个既没有多少油水还费力不讨好的农林部，不为别的，他想赓续他所敬重的乡贤宋教仁曾经肩负的农林使命。

三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左舜生赴台停留了四个月，就转身撤退，长期客居香港，宁愿自吃苦头，开杂货店，然后卖文授课，也不找国民党台湾当局讨饭。旅港谋生的过程，也是左舜生期待“五四”的民主、科学精神得以延续的过程。他相继创办《自由报》和《联合早报》，重拾健笔，以自由学人的身份，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与台湾建设，并不在意蒋介石委任的所谓“总统府国策顾问”、“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头衔，故遭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长期监视。当他的政见同调雷震以自由之声锒铛入狱时，他依然不顾蒋介石曾经给予的“知遇之恩”，奋笔疾书，为雷案伸张正义。1969年左氏病逝时，蒋介石以“总统”名义例行公事，送挽幛，颁褒扬令，委派专人致祭，其官样文章一点也不少。然当笔者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查阅那一个月的《蒋介石日记》，想知道蒋氏对左氏之死葬有何私下的反应时，他却置若罔闻，只字未提。
　　若就历史研究而言，过程却往往比结果更重要。大江东去，万涓归海，翻开五四运动整整百年的历史画卷，倘若以“五四”时期的“民主”、“科学”精神来观照“五四”青年们为之奋斗的人生轨迹与万里神州的日新月异，以及今人可以锦上添花的前行方向与空间，则不难发现，百年来的家国进步可能也包含着湘籍书生左舜生的一丝脚印与劳绩，其政治角色与书生悲剧亦不无认真研究、批判与回味之价值。
　　在哥大图书馆幸存的左舜生的口述录音里，还保留着左氏脱口背诵和逐句解读的和友之作《踏莎行》：
　　软水温山，丹枫白露，
　　渔舟点点神州路。
　　谁言游子竟忘归，
　　归帆总被秋风误。
　　浊酒休停，闲愁休诉，
　　欢娱共把秃龄驻。
　　从头收拾好家居，
　　思量未必他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