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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头市紧靠京杭大运河，自古交通便利，商业发达，史书载：“运河南通江湖，北达京师，川产广产之运输，海货洋货之兴贩，泊头实当其冲”。清中期以后，在运河漕运和贸易中，在南方发展起来的雕版印刷业，也扎根泊头。最近，在中国近代印刷史研究会召开的学术年会上，泊头的雕版印刷历史规模和技术传承得到了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泊镇被誉为近代雕版印刷重镇。
泊镇是泊头市的前身，在清道光年间就有雕印出版书籍，至民国年间，出版印刷堂号达十几家之多。而且著名的善成堂还在这里设立了分号。各堂号所印书籍，除子、史、经、集外，易、卜、星、相、医以及纸牌、神像、庄票、家谱、经卷、买卖杂字等应有尽有。目前各堂号都存有实物，仅聚元堂所见书籍就达50余种，上千册之多，而且还有铜版、木活字本。从目前掌握情况来看，近代泊镇的雕印大部分属坊肆刻书。整个清代坊间刻书就全国来说是比较兴盛的，从地区分布上，初期以南方城市，苏州、杭州、上海、广州、南昌、成都等地最多，如苏州著名的扫叶山房，席氏创办并经营至清末。清末北方的书坊、书肆集中于北京，而又以琉璃厂一带书坊、书肆最为密集。清代的雕版印刷，无论是官刻、私刻和坊刻，大都集中在南方沿海地域和长江两岸，魏隐儒先生所著《中国古籍印刷史》称：“道光以后直到清末，书坊集中地区，有以南北两京和苏、扬二州为中心”。其次如上海、杭州、武昌、成都、南昌、福州、长沙等大城市，而北方则仅有北京、天津两地较为著名，且北京、天津又是全国著名的大都市。而名气不大，依临运河的泊头小镇，却从道光年间一直到上世纪40年代，其雕版印刷业不断强大，一百多年来一直延续发展，且形成了一定规模。
道光三年，泊镇同元堂刻印出版《试贴青云集注释》四册四卷，此为泊镇所印现存最早的线装古籍。道光辛丑年（1841）间，周家刻字铺曾印《慈幼新年》二百本，此书为交河县进士原任广西平乐县知县苏元符出资印刷，书前版记为：“板存交河县泊镇周家刻字铺，刷印装订白毛边纸，每部京线二百文”。该书装帧大方，字圆笔正，印刷精良。周家书铺历代相传一百多年，到咸丰年间，有了自己的堂号“聚元堂”。聚元堂刻有《精选杂字》、《四体千字文》、《左传易读》、《奎壁诗经》等买卖用书和启蒙读物上百种，到宣统元年该堂还印刷出版了《万事联珠》活字本。在聚元堂之前，泊镇的堂号还有三元堂、裕元堂等堂号。同治年间，全国著名的书坊之一善成堂在泊镇设立分号，善成堂为四川傅氏咸丰年间创办的，总号设在重庆市，以后，陆续在全国各大城镇设立分号，规模较大的四川成教、江西南昌、湖北沙市、汉口、山东济南、东昌、直隶泊镇和北京，这8家分号其中7家现在均为地级以上城市，有的还成为了今天的省会，惟有泊镇是县级小城。而且从各种资料上看，泊镇善成堂分号的设立，当早于北京，因为在相关书刊资料上每每几家分号排名时，泊镇总是排在北京之前。过去堂号的排名大都按规模大小或成立时间早晚来设定，由此来看泊镇分号的设立：一是早于北京；二是规模大于北京。善成堂分号在泊镇的设立，可见泊镇当时在北京雕印的规模和地位。同治年后，泊镇又相继设立了树德堂、聚仁堂、聚文堂、树信文局等，使泊镇形成了一个雕版印刷业群体。
泊头近代雕印除具备“速售牟利”、“四部皆备”、“多有独创”等大众坊刻同时代特点之外，还具有自己明显的特色。
印刷工业变革时期，固守传统。泊头传统雕印发展兴旺的这个时期，正是西方印刷术传入中国并在相当范围内，取代中国传统印刷技术与印刷工业变革的时期。1840年到1911年，是近代印刷技术传入和初步发展的阶段，此时由于外国侵略者的入侵，五口通商口岸开放，外国人与中国贸易的不平等，东北沿海和沿长江出现的买办经济，促进了这些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时期，沿海较发达城市开始引进西方印刷机械与器材，并用于报纸、刊物等印刷品的生产。 同治初年，武英殿印刷工厂失火，烧毁大量存版，此时清政府正处在对外赔款，对内战争之时，无力恢复此印刷工地。因之，各地特别是东南沿海经济发展地区坊刻和私家刻书一时盛行。19世纪70年代美国人办起了点石斋书局，以石印方法印刷《康熙字典》，原有木雕版，在江南已被现代版石印取代。清末，皇家印刷厂自光绪十六年（1891年）也开始用石印印制《古今图书集成》、《新军训练操法》等书。至宣统时期，所出各书都已用铅字排印了。与此同时，各地印刷资料、出版宫报等，也开始舍弃传统雕版印刷术，逐渐改用铅、石印替代。早在1878年，福建就出现了石印报纸，清政府同年在天津建立铅字和石印的北洋官书局。正是中国印刷史上由传统雕印向铅、石印更替的主要时期，泊镇的传统雕印在西风渐进中却没有受到影响，而是进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
雕印机构（堂号）多。所谓多，是相对而言的，泊镇晚清只是一个不足万人的小镇，可雕印机构就有同元堂、三元堂、善成堂、聚元堂、聚仁堂、树德堂、常家书铺、聚源书铺、聚文堂文局、树信书局以及此前周家刻字铺11家，另还有泊镇崇记石印局、恒华石印局，这仅是目前所见留存有实物的。当时的泊镇区，分布在运河两岸不足一华里长，19家出版堂号遍布全镇，这在北方大商埠中也很少见。尤其是著名的善成堂，其分号都设在大都市，但同时也选择了泊镇，可见当时泊镇在北方雕印业中肯定具有相当地位，若不然，著名的善成堂绝不会在泊镇设立分号。
雕印工艺较精。从泊镇各个堂号所印书籍比较而言，比其它北方地区的坊印要精美。首先善成堂所印书籍字正体圆，用墨均匀，装订上乘。而且，还曾为国民政府印刷《交河县志》，承担了官刻的任务。其次是聚元堂，所印古籍仅次于善成堂。目前该堂号所印书籍存世量最大。值得一提的是，该堂还印有铜板和木活字版书籍，宣统元年聚元堂镌印了活字本《万事联珠》。清代，各地衙门、书院、官书局，大都备有木活字，浙江、江苏、安徽、江西等地也曾用木活字排印家谱，北方用木活字印刷书籍相对较少。有时可能受经济的影响，有的书籍较为粗劣一些。总之，泊镇各堂号所有书籍，无论是在刻工工艺，还是在雕印装帧，至少比天津、东昌等地书籍好些。
堂号持续时间长。这其中不少堂号都经历了从清朝到民国两个朝代，有的到解放前夕还在继续从事雕印印刷，经营时间都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聚元堂如果从周家刻字铺算起，经历了至少150多年的历史。善成堂从同治年落户泊镇直到民国六年还在印制《交河县志》。从目前掌握资料来看，最晚的堂号聚源书铺民国二十六年印有《孙氏家谱》。
实物存世量大。目前，据泊头藏书爱好者统计，所见的这十几家堂号、书局从清道光到民国二十六年，所刻书籍达100多个品种，近2000余册。仅聚元堂所见刻印古籍就有53种之多。河北、山东、山西、辽宁、京津等地的收藏爱好者都在当地见到或购买过泊镇刻印的书籍，天津图书馆还藏有泊镇刻印的《四书备旨》等古籍。
泊镇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雕版印刷，不仅出版机构多，印刷物品种繁杂，而且持续时间长，在当时，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以至成了北方的雕版印刷重镇，泊头雕印兴旺发达的原因所在：
一是历史文化发达的延续。泊头文化历史悠久，早在汉代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他尽搜文化典籍，振复儒学。从广大民间收集各种书籍，每得一部好书，必命人抄写一份送还书主，将真本留下，并赐给献书人以金帛，四面八方有学问之人，纷纷前来献书，以致所搜集之书，与朝廷存书数量相等。这些书无处存放，他就专门修建了日华宫，在宫内设馆数十座，广招天下饱学之士，在馆内校勘、整理收购来的书籍，使一度失传的四书五经得以保留下来，日华宫一时成为全国儒学研究中心。日华宫的旧址，就在今天的泊头市富镇严家铺。五代时期，首开官方印书之先河的冯道，也是泊头市境人，他“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不但组织文人就所塾经书抄写校对，而且还组织工匠刻印。冯道是古代泊头人，他所用文人、所用工匠不否认会是同乡亲朋。明朝，今泊头市王武镇李冀北村人冯时雍，为弘治乙丑年进士，历任监察御史、海道副使、苑马寺卿、湖广右布政使，因他景仰汉代儒学家董仲舒，自己捐田12亩，在泊头镇大运河南七里口兴建书院，并命名为“董子书院”。一时间，为当地培养大批学子。清代，交河县苏氏一门，考取进士5名，举人21名，贡生30多人，道光年间进士苏元符，出资请周家刻字铺印刷《慈幼新书》，发放给百姓。正是这块土地上文风盛行，文人的荟萃，甚至出资与印刷，才使雕印坊刻兴旺起来。
二是雕印技术历史的传承。中国历史上官方印书开始的创始人冯道，字可道，后唐长兴三年以诸舛缪，倡议校定《九经》，并组织刻印。范文澜先生指出“这是历史上官方印书开始。”冯道世事十一君、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余年，自号长乐老，封瀛王。后唐王明宗采纳了冯道的建议，“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经石本各以所业本经广为抄写，仔细看读，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请依所印刻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整个刻印工作，到公元953年才全部完成，冯道等人所刻书“雕为印板，流布天下”。流布四方，冯道籍贯为泊头市（原交河人），所用文人抄写者、所有工匠雕印者，不乏有当地人。“广布天下”不仅仅是古籍，而且还有雕印技术，所以，从五代时期，泊头一带就应有从事雕印的工匠，并将其做为一门技艺，一代一代传承下来。
三是优越地理位置的影响。泊头地处京杭大运河西岸，大运河北达京师，南抵余杭，这里“轮船辐辏，舟车络绎，交通便利”。自运河开通后，泊头水运一直很发达，南方货物一般以泊头为终点，而北方货物则聚于泊头后转运南方。大运河由南向北，而居运河岸边的南方城市杭州、无锡、扬州等地，雕印业一直十分发达，在漕运和贸易中，也同时进行着文化的传播，雕印技术很自然在这个交通重镇扎下了根。
四是商业贸易繁荣的需要。正因为有了便利的交通条件，所以才带来了泊镇商业的繁荣兴旺和发达。《南皮县志》云：“运河开通后，运输便利，尤其发达商业，就泊头镇一处而言，两岸商贾云集，为数百里所未有。”清朝中期，泊镇就有私营工业作坊160余家，境内外商人借运河之便，开设粮局、商行、会馆，南方的稻米、丝绸、漆器、陶瓷、茶叶各种商品迭次运来泊头，转销河北中、北部广大地区。铸造、烘炉、编织、酿造、制糖、糕点、水果、纺织、印染、竹器、草纸、染纸、盐店、茶庄、布匹、鞋袜、裁缝、首饰、书铺、装裱等五花八门。民国初期，“两岸殷实，商号不下千余家”。1910年，天津商务总会在泊镇10个行业设立了分会，入会的商号达100多家。商业的繁荣和日常交易的需要，带动了刻印业，如《买卖杂字》等书籍的应时而生。另外五行八作的齐全，纸张、油墨等材料的方便，也促使了刻字行业向雕印业发展转化。
五是原材料的优势，雕刻印书所用木板，多为梨枣之木，而泊头是著名的梨枣之乡，从汉代种植以来，千百年来无论种植面积，还是梨枣品种之多，都属国内之首。据民国《交河县志料》记载：“交河梨枣出产最多，而梨尤为本县之特产，总额在百万斤以上。以全县各村几乎不有梨行矣……故交河梨驰名遐尔。”雕印材料最上乘者为梨木、枣木，交河全县几乎村村都有梨行，原料丰实，随手可得，又不讲成本，所以使雕印业很方便地发展起来。
（作者单位：泊头市政法委）
泊镇是泊头市的前身，在清道光年间就有雕印出版书籍，至民国年间，出版印刷堂号达十几家之多。而且著名的善成堂还在这里设立了分号。各堂号所印书籍，除子、史、经、集外，易、卜、星、相、医以及纸牌、神像、庄票、家谱、经卷、买卖杂字等应有尽有。目前各堂号都存有实物，仅聚元堂所见书籍就达50余种，上千册之多，而且还有铜版、木活字本。从目前掌握情况来看，近代泊镇的雕印大部分属坊肆刻书。整个清代坊间刻书就全国来说是比较兴盛的，从地区分布上，初期以南方城市，苏州、杭州、上海、广州、南昌、成都等地最多，如苏州著名的扫叶山房，席氏创办并经营至清末。清末北方的书坊、书肆集中于北京，而又以琉璃厂一带书坊、书肆最为密集。清代的雕版印刷，无论是官刻、私刻和坊刻，大都集中在南方沿海地域和长江两岸，魏隐儒先生所著《中国古籍印刷史》称：“道光以后直到清末，书坊集中地区，有以南北两京和苏、扬二州为中心”。其次如上海、杭州、武昌、成都、南昌、福州、长沙等大城市，而北方则仅有北京、天津两地较为著名，且北京、天津又是全国著名的大都市。而名气不大，依临运河的泊头小镇，却从道光年间一直到上世纪40年代，其雕版印刷业不断强大，一百多年来一直延续发展，且形成了一定规模。
道光三年，泊镇同元堂刻印出版《试贴青云集注释》四册四卷，此为泊镇所印现存最早的线装古籍。道光辛丑年（1841）间，周家刻字铺曾印《慈幼新年》二百本，此书为交河县进士原任广西平乐县知县苏元符出资印刷，书前版记为：“板存交河县泊镇周家刻字铺，刷印装订白毛边纸，每部京线二百文”。该书装帧大方，字圆笔正，印刷精良。周家书铺历代相传一百多年，到咸丰年间，有了自己的堂号“聚元堂”。聚元堂刻有《精选杂字》、《四体千字文》、《左传易读》、《奎壁诗经》等买卖用书和启蒙读物上百种，到宣统元年该堂还印刷出版了《万事联珠》活字本。在聚元堂之前，泊镇的堂号还有三元堂、裕元堂等堂号。同治年间，全国著名的书坊之一善成堂在泊镇设立分号，善成堂为四川傅氏咸丰年间创办的，总号设在重庆市，以后，陆续在全国各大城镇设立分号，规模较大的四川成教、江西南昌、湖北沙市、汉口、山东济南、东昌、直隶泊镇和北京，这8家分号其中7家现在均为地级以上城市，有的还成为了今天的省会，惟有泊镇是县级小城。而且从各种资料上看，泊镇善成堂分号的设立，当早于北京，因为在相关书刊资料上每每几家分号排名时，泊镇总是排在北京之前。过去堂号的排名大都按规模大小或成立时间早晚来设定，由此来看泊镇分号的设立：一是早于北京；二是规模大于北京。善成堂分号在泊镇的设立，可见泊镇当时在北京雕印的规模和地位。同治年后，泊镇又相继设立了树德堂、聚仁堂、聚文堂、树信文局等，使泊镇形成了一个雕版印刷业群体。
泊头近代雕印除具备“速售牟利”、“四部皆备”、“多有独创”等大众坊刻同时代特点之外，还具有自己明显的特色。
印刷工业变革时期，固守传统。泊头传统雕印发展兴旺的这个时期，正是西方印刷术传入中国并在相当范围内，取代中国传统印刷技术与印刷工业变革的时期。1840年到1911年，是近代印刷技术传入和初步发展的阶段，此时由于外国侵略者的入侵，五口通商口岸开放，外国人与中国贸易的不平等，东北沿海和沿长江出现的买办经济，促进了这些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时期，沿海较发达城市开始引进西方印刷机械与器材，并用于报纸、刊物等印刷品的生产。 同治初年，武英殿印刷工厂失火，烧毁大量存版，此时清政府正处在对外赔款，对内战争之时，无力恢复此印刷工地。因之，各地特别是东南沿海经济发展地区坊刻和私家刻书一时盛行。19世纪70年代美国人办起了点石斋书局，以石印方法印刷《康熙字典》，原有木雕版，在江南已被现代版石印取代。清末，皇家印刷厂自光绪十六年（1891年）也开始用石印印制《古今图书集成》、《新军训练操法》等书。至宣统时期，所出各书都已用铅字排印了。与此同时，各地印刷资料、出版宫报等，也开始舍弃传统雕版印刷术，逐渐改用铅、石印替代。早在1878年，福建就出现了石印报纸，清政府同年在天津建立铅字和石印的北洋官书局。正是中国印刷史上由传统雕印向铅、石印更替的主要时期，泊镇的传统雕印在西风渐进中却没有受到影响，而是进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
雕印机构（堂号）多。所谓多，是相对而言的，泊镇晚清只是一个不足万人的小镇，可雕印机构就有同元堂、三元堂、善成堂、聚元堂、聚仁堂、树德堂、常家书铺、聚源书铺、聚文堂文局、树信书局以及此前周家刻字铺11家，另还有泊镇崇记石印局、恒华石印局，这仅是目前所见留存有实物的。当时的泊镇区，分布在运河两岸不足一华里长，19家出版堂号遍布全镇，这在北方大商埠中也很少见。尤其是著名的善成堂，其分号都设在大都市，但同时也选择了泊镇，可见当时泊镇在北方雕印业中肯定具有相当地位，若不然，著名的善成堂绝不会在泊镇设立分号。
雕印工艺较精。从泊镇各个堂号所印书籍比较而言，比其它北方地区的坊印要精美。首先善成堂所印书籍字正体圆，用墨均匀，装订上乘。而且，还曾为国民政府印刷《交河县志》，承担了官刻的任务。其次是聚元堂，所印古籍仅次于善成堂。目前该堂号所印书籍存世量最大。值得一提的是，该堂还印有铜板和木活字版书籍，宣统元年聚元堂镌印了活字本《万事联珠》。清代，各地衙门、书院、官书局，大都备有木活字，浙江、江苏、安徽、江西等地也曾用木活字排印家谱，北方用木活字印刷书籍相对较少。有时可能受经济的影响，有的书籍较为粗劣一些。总之，泊镇各堂号所有书籍，无论是在刻工工艺，还是在雕印装帧，至少比天津、东昌等地书籍好些。
堂号持续时间长。这其中不少堂号都经历了从清朝到民国两个朝代，有的到解放前夕还在继续从事雕印印刷，经营时间都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聚元堂如果从周家刻字铺算起，经历了至少150多年的历史。善成堂从同治年落户泊镇直到民国六年还在印制《交河县志》。从目前掌握资料来看，最晚的堂号聚源书铺民国二十六年印有《孙氏家谱》。
实物存世量大。目前，据泊头藏书爱好者统计，所见的这十几家堂号、书局从清道光到民国二十六年，所刻书籍达100多个品种，近2000余册。仅聚元堂所见刻印古籍就有53种之多。河北、山东、山西、辽宁、京津等地的收藏爱好者都在当地见到或购买过泊镇刻印的书籍，天津图书馆还藏有泊镇刻印的《四书备旨》等古籍。
泊镇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雕版印刷，不仅出版机构多，印刷物品种繁杂，而且持续时间长，在当时，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以至成了北方的雕版印刷重镇，泊头雕印兴旺发达的原因所在：
一是历史文化发达的延续。泊头文化历史悠久，早在汉代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他尽搜文化典籍，振复儒学。从广大民间收集各种书籍，每得一部好书，必命人抄写一份送还书主，将真本留下，并赐给献书人以金帛，四面八方有学问之人，纷纷前来献书，以致所搜集之书，与朝廷存书数量相等。这些书无处存放，他就专门修建了日华宫，在宫内设馆数十座，广招天下饱学之士，在馆内校勘、整理收购来的书籍，使一度失传的四书五经得以保留下来，日华宫一时成为全国儒学研究中心。日华宫的旧址，就在今天的泊头市富镇严家铺。五代时期，首开官方印书之先河的冯道，也是泊头市境人，他“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不但组织文人就所塾经书抄写校对，而且还组织工匠刻印。冯道是古代泊头人，他所用文人、所用工匠不否认会是同乡亲朋。明朝，今泊头市王武镇李冀北村人冯时雍，为弘治乙丑年进士，历任监察御史、海道副使、苑马寺卿、湖广右布政使，因他景仰汉代儒学家董仲舒，自己捐田12亩，在泊头镇大运河南七里口兴建书院，并命名为“董子书院”。一时间，为当地培养大批学子。清代，交河县苏氏一门，考取进士5名，举人21名，贡生30多人，道光年间进士苏元符，出资请周家刻字铺印刷《慈幼新书》，发放给百姓。正是这块土地上文风盛行，文人的荟萃，甚至出资与印刷，才使雕印坊刻兴旺起来。
二是雕印技术历史的传承。中国历史上官方印书开始的创始人冯道，字可道，后唐长兴三年以诸舛缪，倡议校定《九经》，并组织刻印。范文澜先生指出“这是历史上官方印书开始。”冯道世事十一君、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余年，自号长乐老，封瀛王。后唐王明宗采纳了冯道的建议，“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经石本各以所业本经广为抄写，仔细看读，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请依所印刻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整个刻印工作，到公元953年才全部完成，冯道等人所刻书“雕为印板，流布天下”。流布四方，冯道籍贯为泊头市（原交河人），所用文人抄写者、所有工匠雕印者，不乏有当地人。“广布天下”不仅仅是古籍，而且还有雕印技术，所以，从五代时期，泊头一带就应有从事雕印的工匠，并将其做为一门技艺，一代一代传承下来。
三是优越地理位置的影响。泊头地处京杭大运河西岸，大运河北达京师，南抵余杭，这里“轮船辐辏，舟车络绎，交通便利”。自运河开通后，泊头水运一直很发达，南方货物一般以泊头为终点，而北方货物则聚于泊头后转运南方。大运河由南向北，而居运河岸边的南方城市杭州、无锡、扬州等地，雕印业一直十分发达，在漕运和贸易中，也同时进行着文化的传播，雕印技术很自然在这个交通重镇扎下了根。
四是商业贸易繁荣的需要。正因为有了便利的交通条件，所以才带来了泊镇商业的繁荣兴旺和发达。《南皮县志》云：“运河开通后，运输便利，尤其发达商业，就泊头镇一处而言，两岸商贾云集，为数百里所未有。”清朝中期，泊镇就有私营工业作坊160余家，境内外商人借运河之便，开设粮局、商行、会馆，南方的稻米、丝绸、漆器、陶瓷、茶叶各种商品迭次运来泊头，转销河北中、北部广大地区。铸造、烘炉、编织、酿造、制糖、糕点、水果、纺织、印染、竹器、草纸、染纸、盐店、茶庄、布匹、鞋袜、裁缝、首饰、书铺、装裱等五花八门。民国初期，“两岸殷实，商号不下千余家”。1910年，天津商务总会在泊镇10个行业设立了分会，入会的商号达100多家。商业的繁荣和日常交易的需要，带动了刻印业，如《买卖杂字》等书籍的应时而生。另外五行八作的齐全，纸张、油墨等材料的方便，也促使了刻字行业向雕印业发展转化。
五是原材料的优势，雕刻印书所用木板，多为梨枣之木，而泊头是著名的梨枣之乡，从汉代种植以来，千百年来无论种植面积，还是梨枣品种之多，都属国内之首。据民国《交河县志料》记载：“交河梨枣出产最多，而梨尤为本县之特产，总额在百万斤以上。以全县各村几乎不有梨行矣……故交河梨驰名遐尔。”雕印材料最上乘者为梨木、枣木，交河全县几乎村村都有梨行，原料丰实，随手可得，又不讲成本，所以使雕印业很方便地发展起来。
（作者单位：泊头市政法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