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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贫困问题是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至今仍未得到彻底的解决。“十三五”是实现全民脱贫的最后五年，也是最为关键的一役。“金融 ”扶贫是扶贫众多模式中的一种，至今发挥着极大的作用，为了更好的发挥“金融 ”扶贫的效用，必须对“金融 ”扶贫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解，本文对关于扶贫与“金融 ”扶贫的相关研究进行归纳总结，以此来探究更为有效的扶贫方式。
关键词：贫困；扶贫；金融 ；
中图分类号：F323.9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8-000-01
一、对扶贫的相关研究
“十三五”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节点和最后冲刺的五年，而全面小康最艰巨的任务和最大“短板”在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建国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十分关心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工作，采取了诸多扶贫开发措施，党中央，国务院在1994年4月15日下达了《国家八七扶贫计划（1994-2000年）》，提出要在七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是一场难度很大的攻坚战。
学者关于扶贫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李红莲（2007）通过对豫东月牙形贫困带个案的研究，总结我国贫困带的现状，创新的将平衡增长理论引入对我国贫困带的研究中，利用该理论来指导改进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余明江（2010）指出，无论是对贫困原因的思考，还是关于贫困政策的制定，现行反贫困战略都背离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人是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人的素质的提高。张彬斌（2013）通过考察新时期农村扶贫政策的目标选择问题和农民增收效果，得出新时期扶贫政策对国定扶贫重点县农民收入具有干预效应，但效应的大小根据初期收入水平的不同而具有差异，扶贫项目对农民的增收效果还具有一定的时期滞后性。吴本健，马九杰，丁冬（2014）从理论上分析了扶贫贴息贷款利率管制、利率市场化以及不同贴息方式对贷款质量、贫困瞄准等的影响，在深化贴息贷款市场化和分权化改革的同时，应切实提高贫困农户的信贷可得性。黄承伟、覃志敏（2015）通过分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提出我国扶贫开发目标呈现多元化特点，扶贫治理体系围绕片区精准和个体精准建立了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扶贫战略格局。张世定（2016）在传统扶贫方式上提出一种新型扶贫方式即文化扶贫，文化扶贫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扶贫，文化扶贫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旨在通过文化精神和现代观念的渗透、信息的输入，使贫困人口素质得以提高，消除贫困地区民众的宿命论和麻木，他的观念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扶贫方式。
二、精准扶贫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1月在湘西考察时提出了“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1]在扶贫的基础上提出要彻底根除贫穷必须进行精准扶贫。张笑芸，唐燕（2014）针对四川省扶贫工作存在的扶贫对象不清晰、措施针对性不强等问题，提出了精准扶贫的具体措施，并结合创新考评机制、转变政府职能、推进两个跨越的战略思考，对四川省精准扶贫进行了探析。赵武，王姣玥（2015）将精准扶贫与经济的新常态结合，得出在新常态下精准扶贫的包容性创机制将有效降低贫困人群面临的社会排斥。汪三贵，郭子豪（2015）通过我国在精准扶贫方面的困难体现在精准识别、精准扶持和精准考核三个方面，对此，提出应从改革贫困标准的制定方法，完善精准识别机制，创新精准扶贫工作机制，以保证精准扶贫工作的实际成效。陈启远（2016）通过对龙门乡光映村这个贫困村，对该村扶贫现状，致贫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精准扶贫过程中发展集体经济的战略性措施和具体做法。张亚娥（2016）认为通过精准识别、明确救助、教育扶助、服务落实、动态管控，来创新机制从而促进精准扶贫，只有多机制的联动才可以达到预期目的。
三、“金融 ”扶贫的发展历程
金融扶贫是目前扶贫工作中的重要方式，自提出之后在扶贫工作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黄焰（2007）在研究中发现行政主导与市场机制在金融扶贫下会发生冲突，金融扶贫效率低下，据此提出，以普惠性的金融理念为指导，以创建自主性扶贫的金融组织体系为核心，构建一套市场经济环境下新的金融扶贫体系是很关鍵的。黄承伟等人（2009）通过对微型金融的研究，讨论中国农村微型金融扶贫的有效模式，得出农村金融发展滞后，是贫困地区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应该着力建立普惠金融体系来实现农村扶贫。王敬力等人（2011）通过亲身参与驻村扶贫工作和设计、运作“拾荷模式”的经历，在对该模式的运作情况及其效果进行长期追踪调查的基础上，剖析了“拾荷模式”成功运作的各个因素，阐述了该模式对小额农贷和扶贫工作的推动作用，对金融扶贫机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初昌雄（2012）总结了“郁南模式”成功的经验，提出金融扶贫是“双到”扶贫的有效途径，在金融扶贫中需要行政和市场的结合，政府要抓好信用体系、产业发展平台、农村资产流通的平台及其他配套体系的建设。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课题组（2014）在研究中把新时期贫困的特点及贫困下降速度减缓的原因纳入研究的范畴，并据此探寻金融扶贫的创新模式，运用实证分析来论证相关因素对贫困的影响情况，以此找准影响金融扶贫的障碍，分析影响金融扶贫的主要因素，进而提出构建金融扶贫机制的相关建议。王一飞（2016）在文章中首先论述了现行金融扶贫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进而提出拓展金融扶贫空间的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赴湘西调研扶贫攻坚.中国网，2013-11-03.http：//www.china.com.cn/news/2013-11/03/content_30484698.htm
[2]王敬力，刘德生，庄晓明.金融扶贫机制的新探索：拾荷模式[J].南方金融，2011（4）：56-60.
[3]付先军，张延寒，粘天宾.金融扶贫模式的调查与思考[J].华北金融，2012（2）：47-48.
[4]谢庆健.金融扶贫：成效，问题与深化策略——对浙江省五个贫困县的调查[J].时代金融，2015（10）：32.
科技创新项目：新疆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资助
关键词：贫困；扶贫；金融 ；
中图分类号：F323.9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8-000-01
一、对扶贫的相关研究
“十三五”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节点和最后冲刺的五年，而全面小康最艰巨的任务和最大“短板”在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建国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十分关心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工作，采取了诸多扶贫开发措施，党中央，国务院在1994年4月15日下达了《国家八七扶贫计划（1994-2000年）》，提出要在七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是一场难度很大的攻坚战。
学者关于扶贫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李红莲（2007）通过对豫东月牙形贫困带个案的研究，总结我国贫困带的现状，创新的将平衡增长理论引入对我国贫困带的研究中，利用该理论来指导改进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余明江（2010）指出，无论是对贫困原因的思考，还是关于贫困政策的制定，现行反贫困战略都背离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人是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人的素质的提高。张彬斌（2013）通过考察新时期农村扶贫政策的目标选择问题和农民增收效果，得出新时期扶贫政策对国定扶贫重点县农民收入具有干预效应，但效应的大小根据初期收入水平的不同而具有差异，扶贫项目对农民的增收效果还具有一定的时期滞后性。吴本健，马九杰，丁冬（2014）从理论上分析了扶贫贴息贷款利率管制、利率市场化以及不同贴息方式对贷款质量、贫困瞄准等的影响，在深化贴息贷款市场化和分权化改革的同时，应切实提高贫困农户的信贷可得性。黄承伟、覃志敏（2015）通过分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提出我国扶贫开发目标呈现多元化特点，扶贫治理体系围绕片区精准和个体精准建立了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扶贫战略格局。张世定（2016）在传统扶贫方式上提出一种新型扶贫方式即文化扶贫，文化扶贫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扶贫，文化扶贫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旨在通过文化精神和现代观念的渗透、信息的输入，使贫困人口素质得以提高，消除贫困地区民众的宿命论和麻木，他的观念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扶贫方式。
二、精准扶贫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1月在湘西考察时提出了“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1]在扶贫的基础上提出要彻底根除贫穷必须进行精准扶贫。张笑芸，唐燕（2014）针对四川省扶贫工作存在的扶贫对象不清晰、措施针对性不强等问题，提出了精准扶贫的具体措施，并结合创新考评机制、转变政府职能、推进两个跨越的战略思考，对四川省精准扶贫进行了探析。赵武，王姣玥（2015）将精准扶贫与经济的新常态结合，得出在新常态下精准扶贫的包容性创机制将有效降低贫困人群面临的社会排斥。汪三贵，郭子豪（2015）通过我国在精准扶贫方面的困难体现在精准识别、精准扶持和精准考核三个方面，对此，提出应从改革贫困标准的制定方法，完善精准识别机制，创新精准扶贫工作机制，以保证精准扶贫工作的实际成效。陈启远（2016）通过对龙门乡光映村这个贫困村，对该村扶贫现状，致贫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精准扶贫过程中发展集体经济的战略性措施和具体做法。张亚娥（2016）认为通过精准识别、明确救助、教育扶助、服务落实、动态管控，来创新机制从而促进精准扶贫，只有多机制的联动才可以达到预期目的。
三、“金融 ”扶贫的发展历程
金融扶贫是目前扶贫工作中的重要方式，自提出之后在扶贫工作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黄焰（2007）在研究中发现行政主导与市场机制在金融扶贫下会发生冲突，金融扶贫效率低下，据此提出，以普惠性的金融理念为指导，以创建自主性扶贫的金融组织体系为核心，构建一套市场经济环境下新的金融扶贫体系是很关鍵的。黄承伟等人（2009）通过对微型金融的研究，讨论中国农村微型金融扶贫的有效模式，得出农村金融发展滞后，是贫困地区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应该着力建立普惠金融体系来实现农村扶贫。王敬力等人（2011）通过亲身参与驻村扶贫工作和设计、运作“拾荷模式”的经历，在对该模式的运作情况及其效果进行长期追踪调查的基础上，剖析了“拾荷模式”成功运作的各个因素，阐述了该模式对小额农贷和扶贫工作的推动作用，对金融扶贫机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初昌雄（2012）总结了“郁南模式”成功的经验，提出金融扶贫是“双到”扶贫的有效途径，在金融扶贫中需要行政和市场的结合，政府要抓好信用体系、产业发展平台、农村资产流通的平台及其他配套体系的建设。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课题组（2014）在研究中把新时期贫困的特点及贫困下降速度减缓的原因纳入研究的范畴，并据此探寻金融扶贫的创新模式，运用实证分析来论证相关因素对贫困的影响情况，以此找准影响金融扶贫的障碍，分析影响金融扶贫的主要因素，进而提出构建金融扶贫机制的相关建议。王一飞（2016）在文章中首先论述了现行金融扶贫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进而提出拓展金融扶贫空间的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赴湘西调研扶贫攻坚.中国网，2013-11-03.http：//www.china.com.cn/news/2013-11/03/content_30484698.htm
[2]王敬力，刘德生，庄晓明.金融扶贫机制的新探索：拾荷模式[J].南方金融，2011（4）：56-60.
[3]付先军，张延寒，粘天宾.金融扶贫模式的调查与思考[J].华北金融，2012（2）：47-48.
[4]谢庆健.金融扶贫：成效，问题与深化策略——对浙江省五个贫困县的调查[J].时代金融，2015（10）：32.
科技创新项目：新疆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