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们原营部退役多年的部分战友聚到了一起，中午酒过三巡后，一个“新兵蛋子”给大家都很尊敬的老教导员端酒，说：“老李，我敬你一杯。”教导员听后一愣，继而有点尴尬地说：“是的，老李，老李。”随后喝了那杯酒。
　　教导员姓李，喊他“老李”按说不错，但他何以会一愣、而众人也感到有点“那个”呢？释疑前先讲一个叶剑英元帅的故事。因事涉方鼎英，故需介绍一下。方先生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早年曾任黄埔军校教育总长和代校长，其间为北伐军输送了五千余名训练有素的军事学子，在黄埔将领中有着广泛的影响。他同情中共，曾救过朱德的命和掩护过不少共产党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方鼎英以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的身份赴京开会。这天他参加了全国政协组织的晚会，对面座上一人见到他后，突然站起来对他说：“方教育长，您可能不一定认识我，我叫叶剑英，您当教育长时，我是搞教职员工作的。”（《世纪》2019年第5期P90）。叶帅此举令方先生十分感动，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居然还记着他这个国民党老军人。
　　此时的方鼎英，显然已不是当年黄埔军校的教育长了，但叶帅为什么还这样称呼他呢？原因有二：一是方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物。他在北伐、抗日及和平解放湖南时期，都对国家做出了贡献。同时，人格高尚，周恩来总理赞他是“一个正直的军人”。二是叶帅所具有的美德。方比叶长9岁，两人在黄埔共事时，前者是教育长，后者是教授部副主任，乃直接的上下级关系。此时叶帅虽已为国家领导人，但他虚怀若谷不忘旧情，尤重政界伦理，故仍尊称这位今日的地方政协首长为教育长。教育长云云，这时已完全没有了当年的职务含义，而成了一个符号或载体，里面装满了叶帅对方先生的敬重。
　　故事讲完，“新兵蛋子”的问题也就显而易见了，具体说，他犯了三个毛病：一是乱了辈分。教导员年龄长他十多岁，比他早当十几年兵，资历和威信，二人更不能比了。我国传统文化讲究长幼有序，但一声“老李”，显然两人“平起平坐”了。二是有欠风度。尊老敬贤，乃国人的传统美德，此时尊称一声教导员，与其说是喊出了对方的高度，倒不如说显示了自己的风度。三是涵养不足。这时称呼教导员旧职，就像前文叶帅称呼方教育长一样，已无了当年的职务含义，而纯粹变成了一种尊敬，也是向当年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和由此形成的特殊感情和友谊致敬。一声“老李”，有点莽撞了。假如叶帅当时称一声“老方”（仅仅假设），那无疑会大煞风景。“新兵蛋子”的败笔正在这里。
　　不过，国人多有浓烈的官本位意识，有的已退下的“教导员”，往往想通过别人称呼自己昔日的官职，来满足自己的这种心理需求，以示鄙人以前很“阔”，不是引车卖浆者辈。这是一种极不健康、且含有毒素的思想。鉴于此，若“新兵蛋子”尊称老教导员一声老兵，我看也合适，辈分、尊老等等，都包含进去了。比如国家对红军老前辈，不管职务高低，不是都統称为红军老战士吗？但让我选择，还是觉得称“教导员”好，既亲切自然，又涵盖了历史信息，还是一种特殊的尊敬方式。不过，“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只要能达到礼貌和尊重的目的，都可以。
　　写到这，又想起了傅斯年与罗振玉。傅斯年是个大学者，对安阳殷墟发掘与甲骨学创立都有重大贡献。罗振玉是集农学、教育、考古、金石、敦煌等学问于一身的大学问家，更是甲骨学研究的奠基者。罗振玉长傅斯年30岁，更是他的学术前辈。按理说，傅应对罗非常尊敬才是。然而，1940年代前期，傅斯年在四川宜宾李庄组织甲骨文研究时，每提到罗振玉，总是咬牙切齿地以“老贼”呼之（岳南《南渡北归》第二部P462）。为什么？因为罗振玉后来做了汉奸，成了伪满洲国的高官。可见对老领导的称呼问题，还不能“一刀切”。不值得尊敬的，称呼蛮可“自由”些。而对那些大节有亏比如寡廉鲜耻、贪赃枉法的所谓老领导，效傅夫子喊声“老贼”，我看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