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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们原营部退役多年的部分战友聚到了一起,中午酒过三巡后,一个“新兵蛋子”给大家都很尊敬的老教导员端酒,说:“老李,我敬你一杯。”教导员听后一愣,继而有点尴尬地说:“是的,老李,老李。”随后喝了那杯酒。
教导员姓李,喊他“老李”按说不错,但他何以会一愣、而众人也感到有点“那个”呢?释疑前先讲一个叶剑英元帅的故事。因事涉方鼎英,故需介绍一下。方先生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早年曾任黄埔军校教育总长和代校长,其间为北伐军输送了五千余名训练有素的军事学子,在黄埔将领中有着广泛的影响。他同情中共,曾救过朱德的命和掩护过不少共产党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方鼎英以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的身份赴京开会。这天他参加了全国政协组织的晚会,对面座上一人见到他后,突然站起来对他说:“方教育长,您可能不一定认识我,我叫叶剑英,您当教育长时,我是搞教职员工作的。”(《世纪》2019年第5期P90)。叶帅此举令方先生十分感动,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居然还记着他这个国民党老军人。
此时的方鼎英,显然已不是当年黄埔军校的教育长了,但叶帅为什么还这样称呼他呢?原因有二:一是方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物。他在北伐、抗日及和平解放湖南时期,都对国家做出了贡献。同时,人格高尚,周恩来总理赞他是“一个正直的军人”。二是叶帅所具有的美德。方比叶长9岁,两人在黄埔共事时,前者是教育长,后者是教授部副主任,乃直接的上下级关系。此时叶帅虽已为国家领导人,但他虚怀若谷不忘旧情,尤重政界伦理,故仍尊称这位今日的地方政协首长为教育长。教育长云云,这时已完全没有了当年的职务含义,而成了一个符号或载体,里面装满了叶帅对方先生的敬重。
故事讲完,“新兵蛋子”的问题也就显而易见了,具体说,他犯了三个毛病:一是乱了辈分。教导员年龄长他十多岁,比他早当十几年兵,资历和威信,二人更不能比了。我国传统文化讲究长幼有序,但一声“老李”,显然两人“平起平坐”了。二是有欠风度。尊老敬贤,乃国人的传统美德,此时尊称一声教导员,与其说是喊出了对方的高度,倒不如说显示了自己的风度。三是涵养不足。这时称呼教导员旧职,就像前文叶帅称呼方教育长一样,已无了当年的职务含义,而纯粹变成了一种尊敬,也是向当年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和由此形成的特殊感情和友谊致敬。一声“老李”,有点莽撞了。假如叶帅当时称一声“老方”(仅仅假设),那无疑会大煞风景。“新兵蛋子”的败笔正在这里。
不过,国人多有浓烈的官本位意识,有的已退下的“教导员”,往往想通过别人称呼自己昔日的官职,来满足自己的这种心理需求,以示鄙人以前很“阔”,不是引车卖浆者辈。这是一种极不健康、且含有毒素的思想。鉴于此,若“新兵蛋子”尊称老教导员一声老兵,我看也合适,辈分、尊老等等,都包含进去了。比如国家对红军老前辈,不管职务高低,不是都統称为红军老战士吗?但让我选择,还是觉得称“教导员”好,既亲切自然,又涵盖了历史信息,还是一种特殊的尊敬方式。不过,“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只要能达到礼貌和尊重的目的,都可以。
写到这,又想起了傅斯年与罗振玉。傅斯年是个大学者,对安阳殷墟发掘与甲骨学创立都有重大贡献。罗振玉是集农学、教育、考古、金石、敦煌等学问于一身的大学问家,更是甲骨学研究的奠基者。罗振玉长傅斯年30岁,更是他的学术前辈。按理说,傅应对罗非常尊敬才是。然而,1940年代前期,傅斯年在四川宜宾李庄组织甲骨文研究时,每提到罗振玉,总是咬牙切齿地以“老贼”呼之(岳南《南渡北归》第二部P462)。为什么?因为罗振玉后来做了汉奸,成了伪满洲国的高官。可见对老领导的称呼问题,还不能“一刀切”。不值得尊敬的,称呼蛮可“自由”些。而对那些大节有亏比如寡廉鲜耻、贪赃枉法的所谓老领导,效傅夫子喊声“老贼”,我看也行。
教导员姓李,喊他“老李”按说不错,但他何以会一愣、而众人也感到有点“那个”呢?释疑前先讲一个叶剑英元帅的故事。因事涉方鼎英,故需介绍一下。方先生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早年曾任黄埔军校教育总长和代校长,其间为北伐军输送了五千余名训练有素的军事学子,在黄埔将领中有着广泛的影响。他同情中共,曾救过朱德的命和掩护过不少共产党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方鼎英以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的身份赴京开会。这天他参加了全国政协组织的晚会,对面座上一人见到他后,突然站起来对他说:“方教育长,您可能不一定认识我,我叫叶剑英,您当教育长时,我是搞教职员工作的。”(《世纪》2019年第5期P90)。叶帅此举令方先生十分感动,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居然还记着他这个国民党老军人。
此时的方鼎英,显然已不是当年黄埔军校的教育长了,但叶帅为什么还这样称呼他呢?原因有二:一是方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物。他在北伐、抗日及和平解放湖南时期,都对国家做出了贡献。同时,人格高尚,周恩来总理赞他是“一个正直的军人”。二是叶帅所具有的美德。方比叶长9岁,两人在黄埔共事时,前者是教育长,后者是教授部副主任,乃直接的上下级关系。此时叶帅虽已为国家领导人,但他虚怀若谷不忘旧情,尤重政界伦理,故仍尊称这位今日的地方政协首长为教育长。教育长云云,这时已完全没有了当年的职务含义,而成了一个符号或载体,里面装满了叶帅对方先生的敬重。
故事讲完,“新兵蛋子”的问题也就显而易见了,具体说,他犯了三个毛病:一是乱了辈分。教导员年龄长他十多岁,比他早当十几年兵,资历和威信,二人更不能比了。我国传统文化讲究长幼有序,但一声“老李”,显然两人“平起平坐”了。二是有欠风度。尊老敬贤,乃国人的传统美德,此时尊称一声教导员,与其说是喊出了对方的高度,倒不如说显示了自己的风度。三是涵养不足。这时称呼教导员旧职,就像前文叶帅称呼方教育长一样,已无了当年的职务含义,而纯粹变成了一种尊敬,也是向当年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和由此形成的特殊感情和友谊致敬。一声“老李”,有点莽撞了。假如叶帅当时称一声“老方”(仅仅假设),那无疑会大煞风景。“新兵蛋子”的败笔正在这里。
不过,国人多有浓烈的官本位意识,有的已退下的“教导员”,往往想通过别人称呼自己昔日的官职,来满足自己的这种心理需求,以示鄙人以前很“阔”,不是引车卖浆者辈。这是一种极不健康、且含有毒素的思想。鉴于此,若“新兵蛋子”尊称老教导员一声老兵,我看也合适,辈分、尊老等等,都包含进去了。比如国家对红军老前辈,不管职务高低,不是都統称为红军老战士吗?但让我选择,还是觉得称“教导员”好,既亲切自然,又涵盖了历史信息,还是一种特殊的尊敬方式。不过,“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只要能达到礼貌和尊重的目的,都可以。
写到这,又想起了傅斯年与罗振玉。傅斯年是个大学者,对安阳殷墟发掘与甲骨学创立都有重大贡献。罗振玉是集农学、教育、考古、金石、敦煌等学问于一身的大学问家,更是甲骨学研究的奠基者。罗振玉长傅斯年30岁,更是他的学术前辈。按理说,傅应对罗非常尊敬才是。然而,1940年代前期,傅斯年在四川宜宾李庄组织甲骨文研究时,每提到罗振玉,总是咬牙切齿地以“老贼”呼之(岳南《南渡北归》第二部P462)。为什么?因为罗振玉后来做了汉奸,成了伪满洲国的高官。可见对老领导的称呼问题,还不能“一刀切”。不值得尊敬的,称呼蛮可“自由”些。而对那些大节有亏比如寡廉鲜耻、贪赃枉法的所谓老领导,效傅夫子喊声“老贼”,我看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