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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操纵理论由勒菲弗尔提出，主要是从文化角度来看待翻译的，并从赞助人、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等方面论述翻译过程，运用该理论来分析《伤疤》的翻译，可以看出译者很好地对文本进行了改写和操纵，从而迎合了中国读者的需求，很好地达到了翻译目的。
关键词：操纵理论 改写 目的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喜福会》是华裔作家谭恩美的成名作，完成于1989年，后来改编成同名电影，取得很大成功。谭恩美的这部作品奠定了其在全球华裔作家群中的地位。在本书中，她重点描述了解放前移居美国的四个母亲和其女儿的复杂情感关系，整个描写既幽默，又细腻；既可以了解美籍华人的心态和观念，又可以体会到浓浓深情。目前国内出现了不少译本，其中以程乃珊的译本影响较大，一是其本身是作家，明白读者的期待和口味，二是她较为恰当地运用了改写或操纵手法。我们选取其译本中的一章《伤疤》作为研究对象，分析翻译的策略和手法。本章主要内容是：母亲在其丈夫去世之后，和另外一个男人离家出走，引起了外婆一家人的愤怒。外婆病重时，母亲回到了外婆身边，然而，却遭到了家人的排斥，母亲为了救外婆的命，割下了一块肉，熬汤给外婆喝，结果外婆仍没能活下去。而“我”却成了这场矛盾的受害者，小时候，由于矛盾的激化，一锅滚汤倒在了“我”的身上，给“我”留下了终生的伤疤。
二 操纵理论
勒菲弗尔作为翻译研究学派的代表，主要是从文化视角来探讨翻译的，其基本的翻译思想是：把翻译研究的着眼点从语言学派所关心的语言结构及语言形式对应问题，转向目标文本与源文本在各自文化系统中的意义和功能。他提出了文化转向和操纵概念，其核心意义是：译者在处理源文本以及生成目标文本的过程中，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有权也一定会取己所需，对文本进行改写（谭载喜，2004：243）。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然会受到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和制约，这些因素包括文学内部的，如创作者、翻译者等从业人员自身的创作与翻译观念，以及他们所惯常使用的创作和翻译风格、手段等，同时也包括文学外部的因素，如特定时期内占主导地位的诗学原则，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作品委托者、赞助者、接受者的要求和反应等。后来，勒菲弗尔又提出制约翻译过程的三个重要因素：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Lefevere，1985：226—228），这些因素的存在以及译者对他们因人而异的受制程度，就构成了译者对文本的必然“操纵”条件。所以判断翻译的标准只能是目标文本有没有达到翻译目的，符不符合受众的期望值，能不能被接受文化所接纳等方面的“合适性”标准来判断。评判的立足点，在于接受文化而不在源文化一方。
我们从赞助人，译者的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角度等角度来分析译者对《喜福会》里《伤疤》一章的操纵和改写。根据勒菲弗尔的观点：译作不应亦步亦趋地、忠实地跟在原文本身后，而是要译者根据需要去“改写”，以符合受众文化和读者的实际需要。
三 文本比较和分析
为了便于研究，我们选择《喜福会》里的《伤疤》为研究对象，比较田青和程乃姗的译本，发现田青的译本（1996）很忠实于原文，对原文的改写不大。而程（2006）的译本，对原文的内容进行了“改写”，有的地方，译者加入了自己的个人理解。
从赞助人角度看，根据程乃姗的话，《喜福会》是谭恩美送给她的，翻译后译者把译文给了原作者，并就翻译过程中的想法做了交流，比如：“这本书是给中国读者看的，因此里面一些有关中国人都知道的习俗我就删减了”，诸如此类。从原作者的角度看，总是希望通过翻译使其作品受到中国读者的喜爱，那么在翻译的时候，原作者肯定是要译者考虑读者的文化和接受度，在这点上，原作者和译者的看法应该是一致的；此外，出版此作品的外文出版社，主动邀请程乃珊再度翻译《喜福会》，作为一家商业出版机构，也肯定希望该书能够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而读者对象又是中国读者，客观上，赞助人会让译者采取以目的语为取向的策略，以迎合读者的需求。
从译者意识形态来看，程作为上海知名作家，拥有一定的读者群，熟知读者的阅读口味，知道如何把国外作家的作品，以恰当的方式介绍给中国读者。正如她在《在母女情深——〈喜福会〉译后感》里一再强调：“为令新版本的《喜福会》译文更流畅更忠实原著，此次对全书的译文逐字逐句对照原文重新撰写、反复推敲和斟酌，力图做到合乎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并删除一些作者为照顾不了解中国习俗的外国读者而作的一些注释。”可见她本人对翻译的标准依然停留在流畅、归化上，这样势必对译文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改写。正因为如此，她的译文受到了很多中国读者的欢迎。
从主流诗学上来看，不仅西方以“归化式”翻译为其主流翻译理念，中国译界在翻译介绍西方文学作品时，长期以来，也大都奉“归化”为圭臬。最典型的莫过于以傅雷为代表的那一代翻译家群体（胡安江，2010：14）。其实质就是让中国读者更好地接受原作。译者在初译《喜福会》是在90年代初，当时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了解相对比较少，采取异化的策略，会给读者造成理解上的困难，不利于外国作品在中国的传播，而第二次翻译，是在第一次的基础上稍加润色，翻译的思路和策略基本没有变化。因此，译者在翻译时，还是遵从中国历来的翻译方法的，即通常所谓的归化。
下面我们看一些例子：
例1：One was about a greedy girl whose belly grew fatter and fatter.This girl poisoned himself after refusing to say whose child she carried.When the monks cut open her body，they found inside a large white winter melon.
田译：其中一个是讲贪心的女孩，所以她的肚子越来越大。这孩子怎么也不说怀的谁的孩子，就服毒自杀了，和尚剖开她的身体，发现里面有一个白色的大冬瓜。 程译：一个贪心不足的女孩子，突然肚子大了，而且越来越大。女孩子死也不肯说出怀着谁的孩子，结果就服毒自杀了。后来人们剖开她身子发现里面是只白白的大冬瓜。
从二者的翻译来看，田把monk译成了“和尚”，给人感觉好像只考虑了字面意思，没有考虑字面背后的文化因素。在中国文化中，“和尚”是出家之人，是以慈悲为怀的，和尚去剖开人的身体，会让读者觉得不舒服，因为他和我们所了解的文化相悖。而程译做根据目的语文化的要求，直接翻译成了“人们”。同时，还有whose belly grew fatter and fatter，田做了直译，而程做了灵活的处理：“突然肚子大了，而且越来越大”，也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
例2：Another time，PoPo told me about a girl who refused to listen to her elders.One day this bad girl shook her head so vigorously to refuse her auntie’s simple request that a little white ball fell from her ear and out poured all her brains，as clear as chicken broth.
田译：另一次，外婆给我讲了一个不听长辈话的女孩的故事。一天，这个坏孩子不听她舅妈很平常的一个要求，使劲地摇头，结果从她耳朵里掉出一个小白球，接着她的脑髓都从里面流了出来，颜色像蛋白一样。
程译：还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个不听话的女孩子。一天，这个女孩子又在和姑母闹别扭，只见她拼命地摇头拒绝听姑母的话，忽然，就在她拼命摇头的时候，她耳朵里掉出一团白糊糊的东西，就这样，她的脑子就这么倒个精光，就像泼出的鸡汤似的没有了。
田的翻译中，把as clear as chicken broth翻译成蛋白，到底指的是什么东西呢？脑髓和蛋白之间的比较，很难让人联想到相同之处。而程的翻译做了灵活处理，把white ball译成“一团白糊糊的东西”，而把as clear as chicken broth译成了“鸡汤似的”读起来很顺畅，也充分考虑了读者的需求，又在不失原意的情况下，较好传达出了所要表达的意义。
例3：My auntie，who had a very bad temper with children，told him he had no shou，no respect for ancestors or family，just like our mother.Auntie had a tongue like hungry sissors eating silk cloth.
田译：我的舅妈向来对小孩子没有耐心，她说弟弟不shou（孝），对于长辈和家人不尊敬，就像我妈妈一样。舅妈的舌头活像一把饿极了的剪刀，贪婪地撕扯着绸布。
程译：舅母对待孩子，向来粗暴得很。我弟弟不服地瞪了她一眼，她马上训斥他目无尊长，如此大逆不道的行为，就像我们妈妈。舅母的舌头不住地掀动着，就像一把锋利的小刀。
通过比较二者的译文，我们发现田保留了原文的明喻，但仔细思考，觉得我们中国文化中，不太用“饿极的”来形容剪刀，而剪刀本身也不会“撕扯”着布。这里，程舍去了原文的意象，只是把舅母说话时的特征表现了出来，“说话快，又很有杀伤力”，正像我们汉语常说的“刀子嘴”，这样做可以推测出，译者在翻译时考虑了汉语受众的表达习惯。
例4：She stood just inside the doorway so that her face became a dark shadow.She was much taller than my antie，almost as tall as my uncle.She looked strange，too，like the missionary ladies at our school who were insolent and bossy in their too—tall shoes，foreign clothes and short hair.
田译：她站在门厅里，脸上罩着阴影。她比舅妈高很多，几乎与舅舅一样高。她看上去也很神秘，就像我们学校里那些傲慢专横的女传教士，穿着高跟鞋，一身洋装，梳着短发。
程译：她站在过道里，因此她的脸庞是一团阴影。她的个子比我舅母要高得多，几乎与我舅舅一样高。她整个仪态举止也很让我觉得新奇，有点像我们学校教会里的女人，只见她穿着一身西服，剪着短发，穿着细脚伶什的高跟鞋，傲慢自信地站在那儿。
这一段描写她妈妈第一次出现在她面前的情景，我们看对其妈妈整体形象的翻译，田译成“穿着高跟鞋，一身洋装，梳着短发”，显然是从下到中到上的顺序，这种顺序不太适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人重整体印象，然后再关注部分，尤其是再观察人的时候，更是如此。因此，程的译文“只见她穿着一身西服，剪着短发，穿着细脚伶什的高跟鞋，傲慢自信地站在那儿”，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同时也符合当时的情景。因为她是在远距离观察妈妈的，不可能先看鞋，再看衣服和发型，而是先有整体的印象。
四 结语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操纵理论可以为翻译提供一些思路，正像王宏（2010：54）所指出的，文化学派的翻译其实就是一种宽泛意义的翻译，即“以原文为参照、受赞助者、译文读者需求、译者翻译目的、译入语文化所制约的跨文化活动”，这种翻译方式在文学翻译中有其适用性和可能性。当然，这样做需要一个度，不能超过一定的范围。但是，一定要避免，那些与原文在内容、形式、功能和文体完全不对应，很难从中找出其与原文有关联的文本，即伪翻译（Shuttleoworth and Cowic，2004：134—135）。
参考文献：
[1]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2] 王宏：《对当前翻译研究几个热点问题的再思考》，《上海翻译》，2010年第2期。
[3] Shuttleworth，Mark & Moria Cowie.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4] Lefevere，Andre.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London & Newyork：Routledge，1992.
[5] 胡安江：《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中国翻译》，2010年第6期。
作者简介：步国峥，男，1978—，河南开封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实践教学与研究，工作单位：洛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操纵理论 改写 目的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喜福会》是华裔作家谭恩美的成名作，完成于1989年，后来改编成同名电影，取得很大成功。谭恩美的这部作品奠定了其在全球华裔作家群中的地位。在本书中，她重点描述了解放前移居美国的四个母亲和其女儿的复杂情感关系，整个描写既幽默，又细腻；既可以了解美籍华人的心态和观念，又可以体会到浓浓深情。目前国内出现了不少译本，其中以程乃珊的译本影响较大，一是其本身是作家，明白读者的期待和口味，二是她较为恰当地运用了改写或操纵手法。我们选取其译本中的一章《伤疤》作为研究对象，分析翻译的策略和手法。本章主要内容是：母亲在其丈夫去世之后，和另外一个男人离家出走，引起了外婆一家人的愤怒。外婆病重时，母亲回到了外婆身边，然而，却遭到了家人的排斥，母亲为了救外婆的命，割下了一块肉，熬汤给外婆喝，结果外婆仍没能活下去。而“我”却成了这场矛盾的受害者，小时候，由于矛盾的激化，一锅滚汤倒在了“我”的身上，给“我”留下了终生的伤疤。
二 操纵理论
勒菲弗尔作为翻译研究学派的代表，主要是从文化视角来探讨翻译的，其基本的翻译思想是：把翻译研究的着眼点从语言学派所关心的语言结构及语言形式对应问题，转向目标文本与源文本在各自文化系统中的意义和功能。他提出了文化转向和操纵概念，其核心意义是：译者在处理源文本以及生成目标文本的过程中，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有权也一定会取己所需，对文本进行改写（谭载喜，2004：243）。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然会受到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和制约，这些因素包括文学内部的，如创作者、翻译者等从业人员自身的创作与翻译观念，以及他们所惯常使用的创作和翻译风格、手段等，同时也包括文学外部的因素，如特定时期内占主导地位的诗学原则，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作品委托者、赞助者、接受者的要求和反应等。后来，勒菲弗尔又提出制约翻译过程的三个重要因素：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Lefevere，1985：226—228），这些因素的存在以及译者对他们因人而异的受制程度，就构成了译者对文本的必然“操纵”条件。所以判断翻译的标准只能是目标文本有没有达到翻译目的，符不符合受众的期望值，能不能被接受文化所接纳等方面的“合适性”标准来判断。评判的立足点，在于接受文化而不在源文化一方。
我们从赞助人，译者的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角度等角度来分析译者对《喜福会》里《伤疤》一章的操纵和改写。根据勒菲弗尔的观点：译作不应亦步亦趋地、忠实地跟在原文本身后，而是要译者根据需要去“改写”，以符合受众文化和读者的实际需要。
三 文本比较和分析
为了便于研究，我们选择《喜福会》里的《伤疤》为研究对象，比较田青和程乃姗的译本，发现田青的译本（1996）很忠实于原文，对原文的改写不大。而程（2006）的译本，对原文的内容进行了“改写”，有的地方，译者加入了自己的个人理解。
从赞助人角度看，根据程乃姗的话，《喜福会》是谭恩美送给她的，翻译后译者把译文给了原作者，并就翻译过程中的想法做了交流，比如：“这本书是给中国读者看的，因此里面一些有关中国人都知道的习俗我就删减了”，诸如此类。从原作者的角度看，总是希望通过翻译使其作品受到中国读者的喜爱，那么在翻译的时候，原作者肯定是要译者考虑读者的文化和接受度，在这点上，原作者和译者的看法应该是一致的；此外，出版此作品的外文出版社，主动邀请程乃珊再度翻译《喜福会》，作为一家商业出版机构，也肯定希望该书能够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而读者对象又是中国读者，客观上，赞助人会让译者采取以目的语为取向的策略，以迎合读者的需求。
从译者意识形态来看，程作为上海知名作家，拥有一定的读者群，熟知读者的阅读口味，知道如何把国外作家的作品，以恰当的方式介绍给中国读者。正如她在《在母女情深——〈喜福会〉译后感》里一再强调：“为令新版本的《喜福会》译文更流畅更忠实原著，此次对全书的译文逐字逐句对照原文重新撰写、反复推敲和斟酌，力图做到合乎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并删除一些作者为照顾不了解中国习俗的外国读者而作的一些注释。”可见她本人对翻译的标准依然停留在流畅、归化上，这样势必对译文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改写。正因为如此，她的译文受到了很多中国读者的欢迎。
从主流诗学上来看，不仅西方以“归化式”翻译为其主流翻译理念，中国译界在翻译介绍西方文学作品时，长期以来，也大都奉“归化”为圭臬。最典型的莫过于以傅雷为代表的那一代翻译家群体（胡安江，2010：14）。其实质就是让中国读者更好地接受原作。译者在初译《喜福会》是在90年代初，当时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了解相对比较少，采取异化的策略，会给读者造成理解上的困难，不利于外国作品在中国的传播，而第二次翻译，是在第一次的基础上稍加润色，翻译的思路和策略基本没有变化。因此，译者在翻译时，还是遵从中国历来的翻译方法的，即通常所谓的归化。
下面我们看一些例子：
例1：One was about a greedy girl whose belly grew fatter and fatter.This girl poisoned himself after refusing to say whose child she carried.When the monks cut open her body，they found inside a large white winter melon.
田译：其中一个是讲贪心的女孩，所以她的肚子越来越大。这孩子怎么也不说怀的谁的孩子，就服毒自杀了，和尚剖开她的身体，发现里面有一个白色的大冬瓜。 程译：一个贪心不足的女孩子，突然肚子大了，而且越来越大。女孩子死也不肯说出怀着谁的孩子，结果就服毒自杀了。后来人们剖开她身子发现里面是只白白的大冬瓜。
从二者的翻译来看，田把monk译成了“和尚”，给人感觉好像只考虑了字面意思，没有考虑字面背后的文化因素。在中国文化中，“和尚”是出家之人，是以慈悲为怀的，和尚去剖开人的身体，会让读者觉得不舒服，因为他和我们所了解的文化相悖。而程译做根据目的语文化的要求，直接翻译成了“人们”。同时，还有whose belly grew fatter and fatter，田做了直译，而程做了灵活的处理：“突然肚子大了，而且越来越大”，也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
例2：Another time，PoPo told me about a girl who refused to listen to her elders.One day this bad girl shook her head so vigorously to refuse her auntie’s simple request that a little white ball fell from her ear and out poured all her brains，as clear as chicken broth.
田译：另一次，外婆给我讲了一个不听长辈话的女孩的故事。一天，这个坏孩子不听她舅妈很平常的一个要求，使劲地摇头，结果从她耳朵里掉出一个小白球，接着她的脑髓都从里面流了出来，颜色像蛋白一样。
程译：还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个不听话的女孩子。一天，这个女孩子又在和姑母闹别扭，只见她拼命地摇头拒绝听姑母的话，忽然，就在她拼命摇头的时候，她耳朵里掉出一团白糊糊的东西，就这样，她的脑子就这么倒个精光，就像泼出的鸡汤似的没有了。
田的翻译中，把as clear as chicken broth翻译成蛋白，到底指的是什么东西呢？脑髓和蛋白之间的比较，很难让人联想到相同之处。而程的翻译做了灵活处理，把white ball译成“一团白糊糊的东西”，而把as clear as chicken broth译成了“鸡汤似的”读起来很顺畅，也充分考虑了读者的需求，又在不失原意的情况下，较好传达出了所要表达的意义。
例3：My auntie，who had a very bad temper with children，told him he had no shou，no respect for ancestors or family，just like our mother.Auntie had a tongue like hungry sissors eating silk cloth.
田译：我的舅妈向来对小孩子没有耐心，她说弟弟不shou（孝），对于长辈和家人不尊敬，就像我妈妈一样。舅妈的舌头活像一把饿极了的剪刀，贪婪地撕扯着绸布。
程译：舅母对待孩子，向来粗暴得很。我弟弟不服地瞪了她一眼，她马上训斥他目无尊长，如此大逆不道的行为，就像我们妈妈。舅母的舌头不住地掀动着，就像一把锋利的小刀。
通过比较二者的译文，我们发现田保留了原文的明喻，但仔细思考，觉得我们中国文化中，不太用“饿极的”来形容剪刀，而剪刀本身也不会“撕扯”着布。这里，程舍去了原文的意象，只是把舅母说话时的特征表现了出来，“说话快，又很有杀伤力”，正像我们汉语常说的“刀子嘴”，这样做可以推测出，译者在翻译时考虑了汉语受众的表达习惯。
例4：She stood just inside the doorway so that her face became a dark shadow.She was much taller than my antie，almost as tall as my uncle.She looked strange，too，like the missionary ladies at our school who were insolent and bossy in their too—tall shoes，foreign clothes and short hair.
田译：她站在门厅里，脸上罩着阴影。她比舅妈高很多，几乎与舅舅一样高。她看上去也很神秘，就像我们学校里那些傲慢专横的女传教士，穿着高跟鞋，一身洋装，梳着短发。
程译：她站在过道里，因此她的脸庞是一团阴影。她的个子比我舅母要高得多，几乎与我舅舅一样高。她整个仪态举止也很让我觉得新奇，有点像我们学校教会里的女人，只见她穿着一身西服，剪着短发，穿着细脚伶什的高跟鞋，傲慢自信地站在那儿。
这一段描写她妈妈第一次出现在她面前的情景，我们看对其妈妈整体形象的翻译，田译成“穿着高跟鞋，一身洋装，梳着短发”，显然是从下到中到上的顺序，这种顺序不太适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人重整体印象，然后再关注部分，尤其是再观察人的时候，更是如此。因此，程的译文“只见她穿着一身西服，剪着短发，穿着细脚伶什的高跟鞋，傲慢自信地站在那儿”，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同时也符合当时的情景。因为她是在远距离观察妈妈的，不可能先看鞋，再看衣服和发型，而是先有整体的印象。
四 结语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操纵理论可以为翻译提供一些思路，正像王宏（2010：54）所指出的，文化学派的翻译其实就是一种宽泛意义的翻译，即“以原文为参照、受赞助者、译文读者需求、译者翻译目的、译入语文化所制约的跨文化活动”，这种翻译方式在文学翻译中有其适用性和可能性。当然，这样做需要一个度，不能超过一定的范围。但是，一定要避免，那些与原文在内容、形式、功能和文体完全不对应，很难从中找出其与原文有关联的文本，即伪翻译（Shuttleoworth and Cowic，2004：134—135）。
参考文献：
[1]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2] 王宏：《对当前翻译研究几个热点问题的再思考》，《上海翻译》，2010年第2期。
[3] Shuttleworth，Mark & Moria Cowie.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4] Lefevere，Andre.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London & Newyork：Routledge，1992.
[5] 胡安江：《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中国翻译》，2010年第6期。
作者简介：步国峥，男，1978—，河南开封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实践教学与研究，工作单位：洛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