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并不意味着我们安心处于全球产业分工的低端，而是以此为手段，积极运用全球分工体系提供的商业机会和高级要素，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在基础层面上，对浙江经济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是轻纺工业。当前转变浙江经济发展方式，首先应该研究的就是发展战略问题。十分明显，轻纺工业已基本完成了它作为浙江主导产业的历史使命。
经济进入多元发展时期
浙江经济正处于重大转型阶段，呈现出结构多元、空间多元和资金多元等特点。浙江经济已不再是工业“一花独放”，工业增长也不再是轻纺一马当先，企业扩张也不再局限于本乡本土，资金来源和投向也不再局限于省内，出现了四个方面的重要特点。
一是第三产业加快发展。浙江第三产业长期有比较不俗的表现，1978年，第三产业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18.7％，2006年达到40.2％，28年间提高了21.5个百分点，同期第二产业只上升10.6个百分点。2000至2006年，第三产业开始加速，7个年头有5个快于第二产业，年均增长14.0％，出现了与第二产业同步增长格局。第三产业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逐渐增强，经济增长更为坚实平稳。
二是制造业结构更“重”、更现代和更多元。从1990至2006年，为期11年的比较中可以看出，较“重”和较现代的机械、电气电子、石油化工、金属冶炼和金属制品、纸和印刷及文体用品的比重，均有所上升。这些行业1995年合计比重为48.7％，2006年合计为60.3％，上升了11.6个百分点。而较“轻”和较传统的食品、纺织等均有所下降。随着轻纺工业比重下降，浙江制造业结构多元化特征逐渐强化。
三是企业开始多处布点和对外投资。民间企业摆脱“离土不离乡”束缚，一家企业具有多个工厂并在多处设点。比较典型的如吉利集团，总部设在杭州，制造基地设在临海、路桥、宁波和上海，形成最佳利用各地资源以取得最好经营业绩的格局。企业对外投资较快发展。根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2004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对外短期和长期投资总计825.3亿元，占企业净资产的11.9％。同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对外投资收益1.67亿元，占全国的25.1％，居全国第一。另据商务部《200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到2005年，全省共有境外企业1238家，占全国19％，居全国第一。
四是外向型经济出现全新局面。浙江外贸出口起步较早，增长较快，至2006年全省外贸出口达到1009亿美元，居全国第四位。2000年以来，浙江吸引外商和“港澳台”投资快速增长，改变了利用外资长期较弱的局面。2006年，全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88.9亿美元，居全国第四，比2000年上升4个位次。
制造业、服务业和对外投资三位一体
十分明显，浙江经济已不再是一种单一经济，正处于全面增长状态之中。正是基于这一想法，我们提出“构建三位一体的新浙江经济”的发展战略。在这一战略提法里，制造业是浙江经济发展的物质生产基础，服务业是浙江经济运行的优化器，对外投资则进一步提升浙江经济的要素效率。物质生产、劳务活动与资本运作密切结合，制造业、服务业与对外投资相互促进，极大地提升浙江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虽然制造业已不再是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主体，但仍然是支撑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社会最重要的基础产业。举凡美国的IT和航空航天制造业、欧洲的装备和医药制造业、日本的电气和精密机械制造业等，均是其国家竞争力的基石。浙江制造业份额将逐渐有所下降，但重要性却由于经济发展整体性和综合性的强化而提升。高效率的制造业是扩大服务业需求、强化服务业功能、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前提，制造业生产销售形成的物质生产基础和资金流是浙商资本运作的基础，浙江经济整体快速发展是以每一个子系统的扩张提升为前提的。
浙江必须继续坚持打造全球制造业基地的方针。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是全球性的，浙江的制造业也是全球性的。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并不意味着我们安心处于全球产业分工的低端，而是以此为手段，积极运用全球分工体系提供的商业机会和高级要素，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发展服务业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增长概念，而是具有全面优化经济运行全过程、加快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意义。浙江经济的快速增长起步于半自然、半计划经济，长期以来劳动、土地等要素价格较低，加之国内外市场需求较大，生产经营诸环节都比较粗放。在这一状况下，以高水准的服务业去提高生产现场的精细化程度，以高效率的服务业去提升管理、设计和技术开发等方面的水平，以高度专业化的服务业去协调生产、营销和物流诸环节的关系，就将加快转变增长方式和加快增强综合竞争力。
加快制造业的专业化和分工细化，促进制造业的部分业务分离出来，是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浙江服务业增长弹性完全有可能长期高于1。在这里，中小企业的采购和销售业务、中型企业的设计和现场管理等业务，大型企业的软件开发和物流等业务，随着竞争加剧、管理水平提高和技术进步、市场规制完善，都将逐渐从制造业分离出来。甚至一部分新品开发、企业规划等业务，也会由独立的服务型企业提供。这种分离既扩大了服务业的需求，也会极大地提高制造业效率。与此同时，由于浙江空间密集，服务业能在较小半径内具有较多客户，因而能具有较好的规模经济性和较高的效率，由此导致的服务业收益递增将进一步加快服务业发展。
物流业是浙江服务业的重要增长点。虽然浙江服务业主要是自我服务型的，但浙江物流业却是全球性的。随着我国能源原材料进口的大量增长，宁波港作为全国大宗散货运输枢纽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而在另一方面，长三角是全球最重要的商品集中采购地，企业高度密集，生产规模巨大、品种款式齐全，能满足现代流通业态对于商品的多种需要，能够吸引发达国家在浙江设立“远程配送中心”(distribution-centre bypass)，联邦快递落户萧山机场正是反映了这一趋势。
服务业发展将加快城市转型。服务业发展的长期累积效应将直接提升城市功能。与此同时，城区制造业利用土地级差地租收入，把工厂向外围地区转移，以其“华丽转身”进入一个更好的良性发展阶段，同时腾出空间促进城市发展。而且，功能强化的城市形成了对于服务业要素的较强集聚，促使在城市外围地区发展壮大起来的企业，将总部以及营销、研发部门向城区转移，形成最佳的企业空间布局。所有这一切不但有利于优化城乡要素配置，也进一步加快了服务业发展。
浙江的对外投资，包括对国内其他地区和对境外投资两部分。浙江自然矿产资源贫乏，同时又与中西部具有较大的发展差距，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具有明显的产业互补性，因此促进对国内其他地区和境外的投资，具有与发展省内产业同样重要的战略地位和意义，这不仅是浙江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之后不可避免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更将对全省经济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浙江对外投资尚处于小规模起步阶段。根据第一次经济普查，2004年，全省工业企业对外投资仅占规模以上企业资产总额的4.8％，且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对省内投资，因此实际每年对外投资规模应该不高于GDP的1％。日本自1971年8月，由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转为浮动汇率制后，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发展，目前大致为每年1万亿日元，占GDP的2％左右。以此为对照，浙江对外投资仍有一个加速发展的过程。
当然，对外投资是一把双刃剑，处理不当将影响省内经济，但根据发达国家经验，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日本学者在1992年计算认为，对外投资对于直接减少GDP增长的影响仅为0.8个百分点，而推动机械设备等出口增长的效果则要大得多。只要把对外投资控制在一个适当总量内，并注重提升关联效果，总的应该是得大于失。
创业创新与浙江精神转型
创业创新与浙江精神，是构建三位一体的新浙江经济的基础，也是我们实施三位一体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而在创业创新过程中形成的制度安排，将进一步优化浙江的体制机制。
以新理念、新技术、新的组织和运行方式促进多种形式的创业活动，是打造三位一体的新浙江经济的基本支撑。浙江是中国创业活动最活跃的省份，根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2004年，全省每万人产业活动单位达到104.3个，居三大直辖市之后列全国第四位。与2001年普查相比，这一指标增长了11.7％，增长速度列上海之后居全国第二位。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还表明，与通常浙江企业规模较小印象不同的是，浙江每个产业活动单位的从业人员平均32.9人，高于全国31.5人的水平。2004年，全省每万人口的个体经营户数高达604.8户，更是遥遥领先于全国其他省份。
在浙江，早先的创业活动主要是为了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是一种生存型创业，而今后的创业活动，除了追求个人福利水平提高外，更重要的是追求个人自我价值实现，正如奥地利著名小说家斯蒂芬·茨威格的一句名言，“到不朽的事业中去寻求庇护”。营造全社会宽松宽容氛围，允许不同思想、不同价值、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人，在法律和社会道德允许范围内，充分自主地展开各种活动，一些日常看起来毫无意义的不经意行为，往往会成为重大的成功创业。
随着一大批民营企业家年龄逐渐增大，按照有关法律和习俗，他们中的一些后代将相继接掌企业领导权，也有相当部分企业由于种种原因会由家族外的人接班。不管是哪一种接班类型，这种代际更替机会是有利于民营企业转型提升的。要独立这一状况，引导和支持民营企业顺利实现新老更替，积极为新一代企业经营者组织培训考察等，加快企业转型提升。
多数民营企业创业初期既缺少资金、又缺少专业知识、更缺少经验，只能选择那些传统的、工艺技术简陋的产业。而在经历了多年发展之后，企业面临拓展新的市场空间和寻求冗余资金增值的双重压力，这需要企业家具有高度的勇气和智慧。当然，二次创业是一个艰难抉择，要求多数民营企业家都能做到是不现实的，各级政府应充分理解和尊重民营企业的不同选择，坚信他们的当前选择对他们而言都是较佳选择，同时积极营造环境，提供必要的支持，努力提高二次创业的成功率。
此外，微利型创业需要被扶持。虽然对政府来说，微利型创业既缺少税收收入，又无高新技术带动效应，但对一部分缺少知识、缺少资金、缺少社会关系的人群来说，却是其命脉所在。摆个小摊、开个小店、办个小作坊或小工厂做一些设计、咨询、裱装等小经营，挣若干蝇头小利，对于活跃区域经济，减轻就业压力，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各级政府决不能以其利薄而轻视。
扩张和提升科技创新活动，是构建三位一体的新浙江经济的关键。浙江的科技创新活动的发展，正呈现前所未有的良好趋势。浙江专利活动长期稳居全国前列，近几年进一步加快增长。2006年，全省各种专利授权量3.1万件，比上年增长62.5％，高出全国增长率的37.3个百分点。2005年，全省专利授权量列全国第二位，每万人口的专利授权量列全国第四位。全社会科技活动经费投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购置技术成果费用，近几年也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增长。
当前浙江科技活动规模仍然偏小，日本在1965年，每万人专利授权量10.9件，全省目前仅为日本当时的1/3，而一般认为浙江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于日本70年代的水平；全省2006年R＆D经费投入仅为210亿元，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低于全国1.4％的水平，更是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当前要千方百计扩大科技创新活动的范围和规模，增加财政投入，引导全社会加快增加科技创新活动投入。
此外，当前科技创新活动水平也较低，浙江专利授权量主要是科技含量较低的外观设计，占专利授权量的58.6％，发明专利仅占专利授权量的5.8％，全国则占12.1％。根据科技部科技进步统计监测综合评价，浙江2005年得分仅列全国第七位，低于人均GDP的3个位次，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化排序仅列全国第15位。当前各级政府不仅要加大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支持力度，也要积极支持重点基础学科的研究工作，大力引进和培养学科带头人，力争经过三五年努力，较大幅度地提高科技创新活动水平。
构建三位一体的新浙江经济需要更强有力的精神支撑。浙江精神是在小农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的，不可避免地具有较强的小农经济痕迹。比较典型的如保守性，浙江人的高度精明做到极致之后便是保守，出现强烈的路径依赖和低层次锁定；浙商高度稳健的另一面就是内敛性较强，不见兔子不撒鹰，不太愿意冒险；浙江人个性当中的温和成分多于冒险成分，柔韧有余而血性不足，所以如海尔集团这样的企业只能产生在山东，而不是产生在浙江。还有就是科学素质较弱，主要是在模仿基础上而不是在科学基础上展开创业活动，主要是在经验层面上而不是在科学层面上实施主体行为，因此华为这样的企业只能产生在深圳，而不是产生在浙江。再就是封闭性和个人主义，基于强烈的根据性而形成比较强烈的自我封闭，典型表现就是温台等地引进外资较少，重个人奋斗而轻联合协作，所以北京能有燕京啤酒这样的企业，而曾如火如荼的浙江啤酒企业最后不得不以外资收购为结局。
最后总结来说，两个三位一体是浙江经济战略转型中的有机整体。制造业、服务业和对外投资构成的第一个三位一体是浙江经济发展的主体，创业创新和浙江精神构成的第二个三位一体是支撑浙江经济发展的基本元素。这些基本元素渗透于浙江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推进制造业、服务业和对外投资加快发展，而这又促使这些基本元素加快强化、扩张和裂变，从而进一步促进制造业、服务业和对外投资发展。
在基础层面上，对浙江经济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是轻纺工业。当前转变浙江经济发展方式，首先应该研究的就是发展战略问题。十分明显，轻纺工业已基本完成了它作为浙江主导产业的历史使命。
经济进入多元发展时期
浙江经济正处于重大转型阶段，呈现出结构多元、空间多元和资金多元等特点。浙江经济已不再是工业“一花独放”，工业增长也不再是轻纺一马当先，企业扩张也不再局限于本乡本土，资金来源和投向也不再局限于省内，出现了四个方面的重要特点。
一是第三产业加快发展。浙江第三产业长期有比较不俗的表现，1978年，第三产业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18.7％，2006年达到40.2％，28年间提高了21.5个百分点，同期第二产业只上升10.6个百分点。2000至2006年，第三产业开始加速，7个年头有5个快于第二产业，年均增长14.0％，出现了与第二产业同步增长格局。第三产业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逐渐增强，经济增长更为坚实平稳。
二是制造业结构更“重”、更现代和更多元。从1990至2006年，为期11年的比较中可以看出，较“重”和较现代的机械、电气电子、石油化工、金属冶炼和金属制品、纸和印刷及文体用品的比重，均有所上升。这些行业1995年合计比重为48.7％，2006年合计为60.3％，上升了11.6个百分点。而较“轻”和较传统的食品、纺织等均有所下降。随着轻纺工业比重下降，浙江制造业结构多元化特征逐渐强化。
三是企业开始多处布点和对外投资。民间企业摆脱“离土不离乡”束缚，一家企业具有多个工厂并在多处设点。比较典型的如吉利集团，总部设在杭州，制造基地设在临海、路桥、宁波和上海，形成最佳利用各地资源以取得最好经营业绩的格局。企业对外投资较快发展。根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2004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对外短期和长期投资总计825.3亿元，占企业净资产的11.9％。同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对外投资收益1.67亿元，占全国的25.1％，居全国第一。另据商务部《200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到2005年，全省共有境外企业1238家，占全国19％，居全国第一。
四是外向型经济出现全新局面。浙江外贸出口起步较早，增长较快，至2006年全省外贸出口达到1009亿美元，居全国第四位。2000年以来，浙江吸引外商和“港澳台”投资快速增长，改变了利用外资长期较弱的局面。2006年，全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88.9亿美元，居全国第四，比2000年上升4个位次。
制造业、服务业和对外投资三位一体
十分明显，浙江经济已不再是一种单一经济，正处于全面增长状态之中。正是基于这一想法，我们提出“构建三位一体的新浙江经济”的发展战略。在这一战略提法里，制造业是浙江经济发展的物质生产基础，服务业是浙江经济运行的优化器，对外投资则进一步提升浙江经济的要素效率。物质生产、劳务活动与资本运作密切结合，制造业、服务业与对外投资相互促进，极大地提升浙江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虽然制造业已不再是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主体，但仍然是支撑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社会最重要的基础产业。举凡美国的IT和航空航天制造业、欧洲的装备和医药制造业、日本的电气和精密机械制造业等，均是其国家竞争力的基石。浙江制造业份额将逐渐有所下降，但重要性却由于经济发展整体性和综合性的强化而提升。高效率的制造业是扩大服务业需求、强化服务业功能、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前提，制造业生产销售形成的物质生产基础和资金流是浙商资本运作的基础，浙江经济整体快速发展是以每一个子系统的扩张提升为前提的。
浙江必须继续坚持打造全球制造业基地的方针。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是全球性的，浙江的制造业也是全球性的。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并不意味着我们安心处于全球产业分工的低端，而是以此为手段，积极运用全球分工体系提供的商业机会和高级要素，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发展服务业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增长概念，而是具有全面优化经济运行全过程、加快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意义。浙江经济的快速增长起步于半自然、半计划经济，长期以来劳动、土地等要素价格较低，加之国内外市场需求较大，生产经营诸环节都比较粗放。在这一状况下，以高水准的服务业去提高生产现场的精细化程度，以高效率的服务业去提升管理、设计和技术开发等方面的水平，以高度专业化的服务业去协调生产、营销和物流诸环节的关系，就将加快转变增长方式和加快增强综合竞争力。
加快制造业的专业化和分工细化，促进制造业的部分业务分离出来，是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浙江服务业增长弹性完全有可能长期高于1。在这里，中小企业的采购和销售业务、中型企业的设计和现场管理等业务，大型企业的软件开发和物流等业务，随着竞争加剧、管理水平提高和技术进步、市场规制完善，都将逐渐从制造业分离出来。甚至一部分新品开发、企业规划等业务，也会由独立的服务型企业提供。这种分离既扩大了服务业的需求，也会极大地提高制造业效率。与此同时，由于浙江空间密集，服务业能在较小半径内具有较多客户，因而能具有较好的规模经济性和较高的效率，由此导致的服务业收益递增将进一步加快服务业发展。
物流业是浙江服务业的重要增长点。虽然浙江服务业主要是自我服务型的，但浙江物流业却是全球性的。随着我国能源原材料进口的大量增长，宁波港作为全国大宗散货运输枢纽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而在另一方面，长三角是全球最重要的商品集中采购地，企业高度密集，生产规模巨大、品种款式齐全，能满足现代流通业态对于商品的多种需要，能够吸引发达国家在浙江设立“远程配送中心”(distribution-centre bypass)，联邦快递落户萧山机场正是反映了这一趋势。
服务业发展将加快城市转型。服务业发展的长期累积效应将直接提升城市功能。与此同时，城区制造业利用土地级差地租收入，把工厂向外围地区转移，以其“华丽转身”进入一个更好的良性发展阶段，同时腾出空间促进城市发展。而且，功能强化的城市形成了对于服务业要素的较强集聚，促使在城市外围地区发展壮大起来的企业，将总部以及营销、研发部门向城区转移，形成最佳的企业空间布局。所有这一切不但有利于优化城乡要素配置，也进一步加快了服务业发展。
浙江的对外投资，包括对国内其他地区和对境外投资两部分。浙江自然矿产资源贫乏，同时又与中西部具有较大的发展差距，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具有明显的产业互补性，因此促进对国内其他地区和境外的投资，具有与发展省内产业同样重要的战略地位和意义，这不仅是浙江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之后不可避免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更将对全省经济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浙江对外投资尚处于小规模起步阶段。根据第一次经济普查，2004年，全省工业企业对外投资仅占规模以上企业资产总额的4.8％，且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对省内投资，因此实际每年对外投资规模应该不高于GDP的1％。日本自1971年8月，由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转为浮动汇率制后，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发展，目前大致为每年1万亿日元，占GDP的2％左右。以此为对照，浙江对外投资仍有一个加速发展的过程。
当然，对外投资是一把双刃剑，处理不当将影响省内经济，但根据发达国家经验，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日本学者在1992年计算认为，对外投资对于直接减少GDP增长的影响仅为0.8个百分点，而推动机械设备等出口增长的效果则要大得多。只要把对外投资控制在一个适当总量内，并注重提升关联效果，总的应该是得大于失。
创业创新与浙江精神转型
创业创新与浙江精神，是构建三位一体的新浙江经济的基础，也是我们实施三位一体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而在创业创新过程中形成的制度安排，将进一步优化浙江的体制机制。
以新理念、新技术、新的组织和运行方式促进多种形式的创业活动，是打造三位一体的新浙江经济的基本支撑。浙江是中国创业活动最活跃的省份，根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2004年，全省每万人产业活动单位达到104.3个，居三大直辖市之后列全国第四位。与2001年普查相比，这一指标增长了11.7％，增长速度列上海之后居全国第二位。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还表明，与通常浙江企业规模较小印象不同的是，浙江每个产业活动单位的从业人员平均32.9人，高于全国31.5人的水平。2004年，全省每万人口的个体经营户数高达604.8户，更是遥遥领先于全国其他省份。
在浙江，早先的创业活动主要是为了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是一种生存型创业，而今后的创业活动，除了追求个人福利水平提高外，更重要的是追求个人自我价值实现，正如奥地利著名小说家斯蒂芬·茨威格的一句名言，“到不朽的事业中去寻求庇护”。营造全社会宽松宽容氛围，允许不同思想、不同价值、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人，在法律和社会道德允许范围内，充分自主地展开各种活动，一些日常看起来毫无意义的不经意行为，往往会成为重大的成功创业。
随着一大批民营企业家年龄逐渐增大，按照有关法律和习俗，他们中的一些后代将相继接掌企业领导权，也有相当部分企业由于种种原因会由家族外的人接班。不管是哪一种接班类型，这种代际更替机会是有利于民营企业转型提升的。要独立这一状况，引导和支持民营企业顺利实现新老更替，积极为新一代企业经营者组织培训考察等，加快企业转型提升。
多数民营企业创业初期既缺少资金、又缺少专业知识、更缺少经验，只能选择那些传统的、工艺技术简陋的产业。而在经历了多年发展之后，企业面临拓展新的市场空间和寻求冗余资金增值的双重压力，这需要企业家具有高度的勇气和智慧。当然，二次创业是一个艰难抉择，要求多数民营企业家都能做到是不现实的，各级政府应充分理解和尊重民营企业的不同选择，坚信他们的当前选择对他们而言都是较佳选择，同时积极营造环境，提供必要的支持，努力提高二次创业的成功率。
此外，微利型创业需要被扶持。虽然对政府来说，微利型创业既缺少税收收入，又无高新技术带动效应，但对一部分缺少知识、缺少资金、缺少社会关系的人群来说，却是其命脉所在。摆个小摊、开个小店、办个小作坊或小工厂做一些设计、咨询、裱装等小经营，挣若干蝇头小利，对于活跃区域经济，减轻就业压力，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各级政府决不能以其利薄而轻视。
扩张和提升科技创新活动，是构建三位一体的新浙江经济的关键。浙江的科技创新活动的发展，正呈现前所未有的良好趋势。浙江专利活动长期稳居全国前列，近几年进一步加快增长。2006年，全省各种专利授权量3.1万件，比上年增长62.5％，高出全国增长率的37.3个百分点。2005年，全省专利授权量列全国第二位，每万人口的专利授权量列全国第四位。全社会科技活动经费投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购置技术成果费用，近几年也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增长。
当前浙江科技活动规模仍然偏小，日本在1965年，每万人专利授权量10.9件，全省目前仅为日本当时的1/3，而一般认为浙江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于日本70年代的水平；全省2006年R＆D经费投入仅为210亿元，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低于全国1.4％的水平，更是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当前要千方百计扩大科技创新活动的范围和规模，增加财政投入，引导全社会加快增加科技创新活动投入。
此外，当前科技创新活动水平也较低，浙江专利授权量主要是科技含量较低的外观设计，占专利授权量的58.6％，发明专利仅占专利授权量的5.8％，全国则占12.1％。根据科技部科技进步统计监测综合评价，浙江2005年得分仅列全国第七位，低于人均GDP的3个位次，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化排序仅列全国第15位。当前各级政府不仅要加大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支持力度，也要积极支持重点基础学科的研究工作，大力引进和培养学科带头人，力争经过三五年努力，较大幅度地提高科技创新活动水平。
构建三位一体的新浙江经济需要更强有力的精神支撑。浙江精神是在小农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的，不可避免地具有较强的小农经济痕迹。比较典型的如保守性，浙江人的高度精明做到极致之后便是保守，出现强烈的路径依赖和低层次锁定；浙商高度稳健的另一面就是内敛性较强，不见兔子不撒鹰，不太愿意冒险；浙江人个性当中的温和成分多于冒险成分，柔韧有余而血性不足，所以如海尔集团这样的企业只能产生在山东，而不是产生在浙江。还有就是科学素质较弱，主要是在模仿基础上而不是在科学基础上展开创业活动，主要是在经验层面上而不是在科学层面上实施主体行为，因此华为这样的企业只能产生在深圳，而不是产生在浙江。再就是封闭性和个人主义，基于强烈的根据性而形成比较强烈的自我封闭，典型表现就是温台等地引进外资较少，重个人奋斗而轻联合协作，所以北京能有燕京啤酒这样的企业，而曾如火如荼的浙江啤酒企业最后不得不以外资收购为结局。
最后总结来说，两个三位一体是浙江经济战略转型中的有机整体。制造业、服务业和对外投资构成的第一个三位一体是浙江经济发展的主体，创业创新和浙江精神构成的第二个三位一体是支撑浙江经济发展的基本元素。这些基本元素渗透于浙江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推进制造业、服务业和对外投资加快发展，而这又促使这些基本元素加快强化、扩张和裂变，从而进一步促进制造业、服务业和对外投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