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对伊拉克发动的“选择之战”，是美国上一代人，甚至包括更前几代人以来所做出的最糟糕的外交决定。这场战争所宣称的目的是消除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理解这一灾难性决策背后的错误逻辑，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因为同样的逻辑正被用来为美国当下类似的误导性政策辩护。
　　入侵伊拉克的决定是在时任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切尼的错误逻辑下做出的。切尼声称，即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落入恐怖分子之手的风险很小（比如1%），我们也应该将这种情况当作肯定会发生，并据此采取行动。
　　这种推理方式往往会导致错误的决策。然而，美国及其一些盟国现正利用“切尼主义”来攻击中国科技。按照美国政府的说法，既然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中国科技是安全的，我们应该把它们当作必然有害那样去应对，并予以封杀。
　　正确的决策会将概率估计应用于各项替代的行动。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不仅应该考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落入恐怖分子之手的所谓1%风险，还应考虑基于多个有缺陷的前提发动一场战爭的99%风险。切尼及其他许多人只关注1%风险，从而分散了公众的注意力，使人们忽略了一个更大的可能性：伊拉克战争缺乏正当理由，而且会严重破坏中东和全球政治稳定。
　　这就是美国领导人又一次在做的事情：通过指出和夸大一些微小风险，来激起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恐慌。与此最为相关（但不是唯一）的案例，是美国政府对通信科技企业华为的攻击。美国正在逐步对该公司关闭其国内市场，并努力扼杀其全球业务。就像在伊拉克事件中一样，美国可能最终会造成一场毫无来由的地缘政治灾难。
　　我曾无偿为华为的一份报告撰写一篇简短前言，遭到敌视中国者的批评。我向行业高层和政府官员询问，是否有证据证明华为有任何出格行为，而反复得到的答案是：华为的品行与其他值得信赖的行业领导者别无二致。
　　尽管如此，美国政府仍认为华为的5G设备可能损害全球安全。美国官员声称，华为软件或硬件所保留的“后门”，可能使中国政府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监视。他们指出，毕竟中国的法律要求中国企业出于国家安全理由与政府合作。
　　然而，尽管拿不出任何后门存在的证据，但美国仍在游说世界远离华为。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尚未在华为的软硬件中找到任何后门。
　　讽刺的是，美国的抱怨其实部分反映了美国自己在国内外的监视活动，虽然这早已不是新闻。中国设备可能会使美国政府更加难以进行秘密监视。任何政府的正当监视行为都应该停止。联合国为减少此类活动而进行的独立监督应成为全球电信体系的一部分。简而言之，我们应该选择加强外交和体制保障，而不是去打科技战。
　　美国要求封杀华为的威胁，并不仅仅关系到5G网络的早日推出，也为基于规则的交易系统带来巨大风险。如今美国已不再是全球无可争议的技术领导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的顾问都不想按照基于规则的体系去展开竞争，他们的目标是遏制中国的技术崛起。他们同时还试图通过瘫痪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来抹杀该组织，而此举同样体现出他们对全球规则的漠视。
　　正如其他领域一样，在国际事务领域激发恐惧并借以采取行动，而不是遵循证据行事，是条迈向毁灭之路。让我们坚持理性、证据和规则，这是最安全的做法。让我们设立独立监控机构，以减少任何国家利用全球网络监视其他国家或发动网络战的威胁。这样一来，世界就可以赶紧利用突破性数码科技来促进全球福祉。
　　（摘自《参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