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文章将抗日爱国将领萧振瀛将军写成“亲日派政客”，可能由于1933年后日军势力侵入华北，驻守华北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总参议萧振瀛与日军外交周旋，当时亲日派汪精卫、黄郛手下也对萧将军进行造谣、诬蔑。现在，有些作者便以讹传讹，颠倒了黑白，混淆了是非。值此，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有必要著文以匡谬误，以慰将军忠魂，以告国人。
　　萧振瀛(1890—1947)，字仙阁，生于清光绪十六年五月二日，吉林省扶余县人，祖籍山东文登县。父亲务农，家境贫寒，族人资助，得以半工半读求学，1912年就读于吉林省法政专门学校。干过农活，当过工人，做过职员。目睹国事日非，愤然弃读，投笔从戎。1916年从张作霖奉军，任军法官、参谋、营长、团长等职。1920年萧担任吉林省田赋管理局局长，力倡开荒，发展农业，因其勤垦经营，成绩卓著，全省粮食产量大增。1922年，被选为北洋政府国会众议院议员，与冯玉祥西北军第八混成旅旅长李鸣锤结识并成为至交。因深感奉系军阀腐败统治，说过“那帮人真是顽固，太腐败”，在吉林省城组织“民治促进会”宣传民生、民族、民权“三民主义”，指责时政，被省长王树翰扣押，经东北元老莫德惠、刘哲力保得以离去返京，而受李鸣钟之邀前往绥远，在久已仰慕的纪律严明、艰苦奋斗的西北军政中任职。当时，李鸣钟曾说，西北军太苦，怕他生活上受不了。萧说：“中国太苦了，我们吃苦才能救国救民，从这一点，愿入西北军。”笑问：“西北军许不许喝茶?”李说：“不许抽烟、喝酒，但茶是可以喝的。”萧说，他是茶也不喝的。
　　1924年秋，萧出任西北督统府咨议兼临河县长、包(头)临(河)道尹兼五原县长。任内，组织民众兴修河套水利，移民垦殖，粮油丰产。冯玉祥西北军自直奉之战南口败退，有河套粮食保障，稳定了军心。萧长于东北，熟悉苏俄情况，被冯委为谈判代表赴苏俄接洽军援，圆满完成任务，受到冯玉祥、宋哲元等的器重。1926年在北伐胜利进军影响下，冯玉祥重整被直、奉军和阎锡山打垮的国民军，于9月17日誓师五原，宣布国民军脱离北洋政府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11月下旬，从甘肃入陕西占领全省，进入河南。宋哲元任第九方面军总司令兼陕西省主席，萧为西安市市长。萧在规划西安新市区时，注意保留古都遗址，大力开展赈灾救济。
　　1927年，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冯玉祥参加6月10日、19日郑州、徐州会议后，在西安等地举行反共清党，仅西安一地3千余进步青年被捕。当时一片白色恐怖，萧却公然说：“我们每天都喊救国救民，今天这样的滥杀无辜，就是军阀。”他一生不抽烟、不喝酒、不赌钱、不近女色，喜好骑马、打枪、运动，早4时起床、晚10时入睡，惟一消遣是喜欢吹笛箫，近来更是笛箫鸣鸣了。几日思索，这天终日不出西安市府，晚上也不回家，在军法处绕室竟夜。天将亮，他喊来卫队长苏占元，命令立即去监狱放人。苏问：“放哪些人?”他说：“16岁以下都放。”苏刚出门，他追着说：“18岁以下都放。”苏走出几步，他又追出门：“20岁以下都放!青年人爱国，何罪之有?”此举受到军政里进步人士赞赏，也遭到韩复榘等人攻击，并到冯玉祥处拨弄是非。冯盛怒之下令处决萧。宋哲元联络张自忠、冯治安等拒不执行命令保萧，又请西北军元老闻承烈出面说情，此事方了。但萧已不再为冯信任将其调离西安市，改任第二集团军总参谋。从此，一身正义感的将军与冯玉祥终生不和，不求其全。
　　民国十九年(1930)，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阎、冯溃败，冯军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部何去何从当在计议。这时，萧联络张、冯争取起义，争取蒋介石收编，时张拥兵5千，对拥宋有异议。萧说：“都是患难弟兄，你等改听我的，我拥宋，都是兄弟之义!”去约赵，张说：“干不干由大哥你定，能报国，当营长、团长都行。”于是与张、冯、赵、李(文田)、何(基沣)、张(维藩)连同宋、萧合称八大将共同议定编成一个军，宋为军长，张、冯为师长，赵等为旅长，起义并在晋整训待向中央报准。到银号贷款作为去南京的路费。到南京先行谒见陕西元老于右任监察院长引荐蒋总司令。蒋询问有关部队人事等情况，并提及萧联苏及释放数千被捕青年之事，萧答：“释放青年是秉法救民，今你、宋和我等心怀救国救民之志重组军队。”蒋认为于院长推荐萧为西北军之革命同志，“希望今后共同为国效力”，嘱萧与军政部长何应钦洽商部队收编事宜。时在住地见到韩复榘，韩嘲笑说：“你曾骂我和石友三是魏延，今天你和宋哲元怎么也来当魏延了。”萧说：“我等乃是黄忠。”再次约见蒋总司令时谈及军费而说到军饷除张学良拨发外另拨特别费每月30万元，解决了西北军将士多年未能得饷难题。此次萧向蒋谈到了太原地理位置重要，“得太原者得天下”，自古辽金以来未得上党(注：太原)而不能保有天下，元占上党而入主中原，今张学良如得太原而尽得地利矣!后，蒋任命宋为察哈尔省主席，萧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新创立的二十九军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在东北四省沦陷后，特别是中央军、东北军被日本排挤出华北后，在1933至1937年五年时间里，二十九军成为屏障、守卫华北中坚。有人认为，萧熟稔大谋略的运用，洞悉时代潮流，变危机为转机，很有点象诸葛亮的“隆中对策”。
　　是时，晋系军阀阎锡山中原大战失败后逃至大连日方，后返回山西，仍思东山再起，拟先设法调动西北军(二十九军)离开山西。中央亦电令二十九军到江西剿共灭红，形势不妙。萧当机立断，经时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东北边防军(二十九军初编为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司令兼领冀晋察绥平津政务的张学良同意，藉调动部队机会，由赵登禹部进占榆次车站，张自忠部进驻阳泉，冯治安、刘汝明两部进入和顺与阳泉相呼应。阎派代表到榆次，提出山西地界不得任意驻军，萧即答：“山西亦中国土地，我军愿意驻此，即可驻此。”萧之举措深得中央赞许，二十九军驻留华北成为稳定北方政局的擎天大柱。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热河失败后，日寇进犯华北长城一线成为华北屏障，二十九军长城抗战震惊中外。1933年2月，萧代表二十九军与张学良东北军参谋长鲍又樾参加南京军事会议后，中央派杨杰到北平襄助军事，调二十九军赴长城喜峰口待命，后又改调冷口，因热河迅即失守，二十九军各部日行百里到罗文峪一带布防。萧建议以大路通行喜峰口为可战之地，决一死战。喜峰口长城高地先被日军骑兵强占，将士们以营以团久攻不下，伤亡惨烈。宋军长说，纵令全军阵亡，必得高地。数10天攻势不懈。萧赴前线主持军事会议，依赵登禹之计迂回敌后奇袭。杀声震野，日军溃散，死于二十九军大刀队利锋下5千之众。日军再攻罗文峪，遭到刘汝明师歼灭3千之众。抗敌3个月，击碎日寇“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只因中央军商震部不敌进攻冷口之敌，长城抗战败退。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英、美只求日本维持《辛丑条约》即不在秦皇岛附近发生战事，中国人民政府采取拖延政策，争取战略空间，日本利用残存封建势力、策动诸候独立自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不得不起用亲日派黄郛负责对日交涉停战事宜。当时汪精卫为行政院长，黄郛为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何应钦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主任。5月，何、黄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州、热河、宝坻、芦台连线以西和以南地区，并把长城以南的察哈尔省北部、冀东22县划为不设防地区，使整个华北门户洞开，平津随时有被日寇侵占的危险。在冯玉祥察哈尔同盟军抗日夭折、二十九军奉命进驻察哈尔省形势下，何应钦已在河北省收编或遣散了从东北退下来的抗日义勇军，现令宋哲元剿灭在察哈尔省的义勇军。萧极力反对，力主收编，并亲自去做义勇军工作，将李海青、柳树堂(萧的妹夫)等部收编为一个骑兵师。从此，二十九军兵力更加雄厚，达10万之众。
　　1934年，萧任察哈尔省代主席。1935年，日本进一步侵略华北，向中国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的无理要求，5月29日，日华北驻军司令梅津治郎向北平军分会提出通牒，并派参谋长于6月4日会见何应钦，提出中央军、东北军退出河北、撤去于学安(东北军将领)河北省主席一职、国民党退出平津、河北和撤销上列各地党部等要求。汪、黄执行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对日政策，决定由黄出面动员于辞职。不久，二十九军扣留侵犯察哈尔省的日本特务，虽经宋令释放，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仍向中国提出种种要挟，并调军队驻屯察哈尔省边境，派出飞机在北平上空示威。何、黄召见萧，黄说中央早拟调二十九军去剿匪，宋哲元离察。萧立即给于打电话说：“官不做，人不能不做，高级官吏随敌人意旨任意更调，成何传统!此辈汉奸只知有日本，今日纵至决裂，也不辞职，二十九军誓为后盾。”于遂未辞职，但终被调赴陕甘剿匪，免去河北省主席一职。萧为此亲见何应钦，指出日伪今日要求调于，继之必得调宋，如此妄为，我军理应拒不接受!不久，果然在发生赵登禹扣押日本特务案后，汪、黄指认二十九军“有伤邦交”，要下令撤宋职并调二十九军离开华北。萧面见黄表示决不从命并急飞成都面蒋。归途中，获知宋已于6月18日被汪撤职，便在武汉给与宋、汪、黄致电“决不接受!”到北平后，又以个人名义通电全国，严斥汪、黄卖国。二十九军依萧之见坚持不肯南调，并在其策划下填防平津。如此，国民政府于8月28日下令任宋为平津卫戍司令，11月26日明令萧任察哈尔省主席。
　　1935年11月25日日本指使汉奸(国民党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冀东22县(前为黄应允划为对日不设防区)成立日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萧依据敌我态势提出了著名的“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对日斗争策略。在宋召集部属商议如何对付日伪压力时，萧提出“与其叫真汉奸出来卖国，莫如二十九军出头控制冀察，不说硬话，不做软事，占据地盘，虚与委蛇，并借此扩充军队，一时有变，不惜一战。”众将领一致同意萧的对策，并由秦德纯和萧去找何应钦等拟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方案。12月6日，由陈仪和萧赴津与土肥原、多田骏(日本驻屯军司令)、酒井隆(参谋长)等日首交换意见，后由何应钦报请国民党中央。因“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冀察政务委员会推迟于12月18日成立，萧兼任委员。同月，萧改任天津市长，次年1月兼任冀察经济委员会主席委员。时日本在搞所谓中日经济提携，实为在华北搞经济扩张，武装走私，中国仅关税一项1935年8月至1936年5月即减收3千万元，使国民政府损失很大，动摇了国家财政基础。萧之参与经济活动其意在与日伪斗财。又因萧弟振泽、继子朝伍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有人劝萧要对子弟严加管束，萧说：“青年人爱国热情可嘉，不应加以责难。”当时，责令天津警察局不准动用武力镇压学生运动，中央宪兵三团所在北平血腥镇压游行学生，天津安然无事。在国民政府军政势力已被排除，华北危亡情势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使蒋有感萧之“不避艰虞、奋斗牺牲”，曾托魏道明持手谕见萧，说到“今后二十九军居华北前线，全军动向关系大局，切望兄肩此重任，不负所托，我与日寇终将一战，谓努力与日周旋在维护主权之下，为我国备战尽力争取时间。”是时，11月12月至23日蒋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随后，萧在对日外交上提出“以口号对口号，以苦撑抢时间”原则，勉励与日谈判的秦德纯“苦撑多撑一时，即为对国之贡献。”
　　日军华北最高负责人、日本关东军副总参谋长坂垣征四郎来津与宋、萧相谈，坂垣要宋搞华北独立、反蒋。此前，了解土肥原、梅津、坂垣等人，梅津要与萧谈遭到推却，萧即认为：尽量少谈判，少应日本人之邀。深切了解汉奸、投机分子渗透，叮嘱军法处多多加强保卫工作，联系中央情报单位，提高全军警觉，严防敌人瓦解军心。因而萧倍受日寇和内奸的攻讦和污蔑，陷萧于莫须有的罪名，但萧不以为然，不计个人安危，自明终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坂垣在与萧谈时要萧先说，萧说：“中日两国真正平等合作，始能与世界争衡，如舍远者而图近私利，则大东亚之义将成梦幻，日本帝国恐非长久矣。”萧之确论，坂垣虽当面称赞“萧先生气壮山河，”但据宋事后说：“日本之反蒋，华北独立政策定矣!”秦德纯认为“仙阁兄处境危矣”。
　　随后，日寇周密策划，一方面威胁、利诱宋，一方面挑拨宋萧情谊，造萧谣言，制造混乱。华北日军司令官多田骏多次与宋秘密商谈，提出由日本帮助编练机械化师30万等并支持宋武力统一中国。更提出萧为蒋在二十九军内代理，必须离开华北。宋均以“宋从长计议”对付，与萧议，萧以救国必须拥护中央实现蒋委员长的“与日终将一战”的决策。
　　不久，宋电萧返平，称有要事相商。宋面对萧说：“决定讨蒋。”说到日本应允要供给他武器、钱款，不派顾问，现韩复榘、两广、西南均已决定讨蒋，只有你萧一人还持异议。萧对宋说：“日寇必欲亡中国，吾等欲救国救民，只能拥蒋抗日，此为中国今日惟一前途；内战祸国殃民，一旦起事，全国军民，其孰从之……”宋愤然说：“不怪有人说你听蒋而不听我，除你有谁敢不听我的!”萧痛心疾首，说只有自裁以全兄弟之义，拔出手枪自裁，宋急夺枪，萧大哭，宋亦大哭。稍许，宋才说日后大家研究。隔日，宋召集众将领议事时，萧起而说道：“诚问今日国家危亡之秋，又何能兴内乱，如是则必至身死国灭……蒋已定一战决策，惟有拥蒋抗日……今不为根本之图，若陷国家于危亡，将羞见祖宗于地下。”说罢痛哭失声，秦德纯哭得不能说话，冯治安、刘汝明、赵登禹、张自忠、张维藩都哭了。后来，日本多田骏特召宋到天津，提出萧不能再在天津，松宝孝良直言萧为蒋在华北代理，萧所邀雷嗣为蒋特务组织蓝衣社负责人，都要离开华北。后来，萧主动向宋提出张自忠调天津任市长，刘汝明任察哈尔省主席，冯治安主管河北省，这样保持了抗日班底。但是，中央对华北独立酝酿自有看法与对策，蒋劝萧不要辞去天津市长职务，于右任院长也来函教导，而萧报告情况并呈明一切布置停当，坚持离任。在萧辞去天津市长职务后，中央获日本暗杀萧的情报，由冯治安特派一营人于萧住地周围严加防范。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前，何应钦曾持蒋到洛阳度50生辰电告萧，由萧回华北代宋，改变华北危亡局势。萧认为不可，但已有决策保证二十九军听命于中央。随后蒋被张学良扣押、何应钦受命为讨逆军总司令，主持重兵讨伐，行政院长孔祥煦和蒋夫人主张用人情营救。萧的主见是兵情两用。孔同意后，萧邀何至孔宅，3人同意。一天，与大公报社张季鸾回到孔处，萧提出应与苏联洽谈救蒋事，张也同意萧到苏联使馆拜访大使鲍格罗夫，说到：“苏联之敌乃日本也，中国除蒋委员长外还有何人可领导抗日，中国无办法陷于危亡，苏联岂能安全乎，故请相援。”鲍问如何，萧提出“请斯大林大元帅赍(注：做中央解)令第三国际，令中共设法释放。”后萧见被张学良送回的蒋在南京奉化，蒋询问华北情形，萧据实报告刘、张、冯对国忠贞表现及二十九军应变准备后，提出派他出国，蒋允派出国3、4个月。
　　1937年“七·七”事变，守卫芦沟桥的二十九军何基沣旅长当即下达命令立刻还击，坚守阵地。次日蒋得北平市长秦德纯报行后指示宋军长固守宛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9人联名打电报给蒋提出“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长赵登禹以身殉国。全国抗日战争爆发，蒋委员会兼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派萧为该部总参议，令赴华北前线负责军队人事及督导部队作战，大本营拨给火车专列1列、汽艇2艘、汽车3辆做为辗转前线之用。对宋之反蒋，蒋嘱萧去河北泊头见宋(后任第一集团军司令)时转告：既往不咎，今后抗日好自为之。
　　1940年夏，国民政府迁至重庆，萧辞去政府职务，仍奔忙二十九军及东北军人事等事项，并与中共外围阎宝航、高崇民、王化一等筹组胜利建国会。为此，继日伪和亲日派以及居心叵测者造谣萧亲日后，再生萧为共党之舆论，萧对召询他的蒋委员长说：“为胜利，为建国，千万人死难矣。此会(建国会)仅为此而矣。”萧谋国之忠，事亲之孝，为人之仁，对友之义，实为当时所仅见。抗战中后期在重庆，萧虽不从军政，仍致力于社会经济、文化公益事业，创设大同银行、大明酒精厂、胜利建国会、大文书局、松花江中学、东北儿童教养院等，仅在重庆一地收容救济东北流亡子弟500余人，为上千名松花江中学学生学习免费。在重庆山洞西山新村山坡平房居住时，萧与孩子和孙隆真(1918年参加于右任、邓宝珊先生组织的靖国军、西北军入陕后，结识西安市长萧)与孩子，由萧指挥高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他听着孩子歌唱泪流不止。后来孩子们吃过晚饭在山上玩，只要见萧出来坐在藤椅上，就会自动排好队，萧说：“老四，唱!就唱‘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可是，直到他病逝他也未能回到东北老家。1947年5月8日萧振瀛病逝，原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士于右任、程潜、李宗仁、傅作义等人纷纷致词哀悼，东北元老莫德惠书题：“允文允武，纬亚经欧，威慑邻国，誉满寰球。”
　　1985年8月23日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时，会见著名学者王冀教授率领的美国“萧振瀛学术研讨会”代表团时说到，萧振瀛先生是国民党著名将领，在抗日战争期间坚持抗日、爱国、爱民，并与中国共产党人真诚相处、友好合作。他说，回顾这段历史也是为了着眼未来，以史为鉴，总结历史教训，同各国人民一道维护世界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