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囯轰轰烈烈十四年，险些将清王朝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实事求是地说，其文化建设方面的作为乏善可陈，其军事拓展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以战略、战术为参照坐标，后世公允的评判是：开国六王中，东王杨秀清、翼王石达开的本领最强;卫国百王中，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的手段最高。四人皆被杀害，杨秀清死于政变内讧，石达开死于穷途末路，陈玉成死于轻信苗沛霖，李秀成死于保全幼天王。在天朝雪崩堤决的末期，李秀成之死等于拉下了曲终人散的帷幕，引人注目的兴趣点尤多。倾覆之前，天京城内情形如何同治元年（1862）春，湘军大将曾国荃急于图功，兵行险着，挥师攻克秣陵关，随即入驻雨花台，对天京（今南京）初步展开攻势，但因其兵力不足两万人，暂且无法形成威慑。曾国荃是湘军大帅、两江总督曾国藩的胞弟，绰号“曾铁桶”，围城打援是其拿手好戏，太平天囯江北的头号堡垒安庆素以坚固著称，曾国荃率军围攻两年多，将它攻克，名震遐迩。适值溽暑时节，曾国荃顿兵于金陵城下，湘军很快就遭受到疫病袭击，非军事减员日益严重，但这支劲旅仍然能够以寡敌多，46个昼夜间，屡次击退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的反扑，扎牢了铁寨，站稳了脚跟。
　　当曾国荃统兵攻打天京时，太平天囯英王陈玉成正踏上一条不归之路，被他轻信的反侧之徒、安徽军阀苗沛霖诱捕出卖，死于清军统领胜保之手。大厦将倾，李秀成独木难支。当时，天王洪秀全身患重病，他真正信任的大臣是其长兄信王洪仁发、次兄勇王洪仁达、堂弟干王洪仁玕，还有一位神秘的沈真人（沈桂），这些人都不会打仗，不能统兵，要保卫天京城，根本指靠不上，而真能指靠上的军事统帅则是他并不怎么信任的忠王李秀成。李秀成有两方面的难处：一方面，湘军大将曾国荃挺过至艰至险的日子后，开始不断增兵，湘军大帅曾国藩洞察全局，及时调遣虎将鲍超率领霆军前往增援，湘军水师与陆师的合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天京被清军重兵合围、粮尽援绝已是不可逆转的事实。李秀成多次劝说洪秀全及早放弃天京，另谋生路，但洪秀全执意不允。另一方面，李秀成自己的地盘苏州受到李鸿章统率的淮军猛攻，危在旦夕，在天京与苏州之间，他难以兼顾，注定只能顾此失彼。实际上，苏州的陷落迅速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随后杭州被左宗棠统率的楚军攻克，天京迅即沦为孤城。
　　据《李秀成自述》所记，天京城破之前，已“内外不通，无粮养众”，“阖城男女饥饿，日日哭求我救”，李秀成迫不得已，“即已强行密令，城中寒家男妇，准出城外逃生”，这道密令是李秀成擅自下达的，洪秀全并不知情。当时，天京的治安状况大坏，逢夜城内，炮声不绝，抢劫杀人，全家杀尽，抢去家内钱财，国败出此不祥”，尽管军令愈益严酷，对付内奸，“抄斩全家”，“剔（剥）皮法治”，仍然防不胜防，慰王朱兆英等人仍惹上了叛国通敌的嫌疑。
　　同治三年（1864）四月二十日凌晨，天王洪秀全病故，由宫中女官掩埋在新天门外御林苑东岭，仅以随身黄服浅葬，居然连棺槨都免了，更别说举行盛大的葬礼（秘不发丧很可能是害怕动摇军心），可见其时天朝主政者何等草率惊慌。嗣后，洪秀全的长子真王洪天贵福继位登基，天朝臣民称之为幼天王。幼天王只有16岁，读书不多，连句子都写不通，智力不及常人。据洪天贵福供述，“朝内有一个鹦鹉会讲话，天天唱云：亚父山河，永永崽坐，永永阔阔扶崽坐。’”在天朝，人人皆知，亚父即上帝。青鹦鹉天天欢唱没有用啊，在十万湘军的猛攻之下，天京城即将沦为半城废墟半城死尸的人间地狱。
　　李秀成被擒据《洪天贵福亲书自述》所记，城破之前，君臣逃亡并没有做過明确的预案，而是临时动议的，撞大运的成分居多。湘军将领李臣典带人炸开太平门城墙的缺口后，太平军顿失凭依，已无固守之志，彻底陷入了各自为战的困局。夜间，忠王李秀成和尊王刘庆汉带领千余兵马，护卫幼天王冲出太平门缺口，很幸运，他们并未遭到城外湘军的迎头痛击。当时，城内的巷战并不激烈，湘军将士急于搜掠财物，竟将抓捕天朝君臣的头号要务抛之脑后。据曾国荃的首席文案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所记，六月十六日，湘军破城之日，曾国荃精疲力竭，已提前回营，闭门呼呼大睡，由于要发送捷报，这才被人唤醒，喜闻部下攻破了坚城，仿佛大梦一场，简直就是现在所谑称的“躺赢”。由于缺少曾国荃的统一部署，禁令未行，天京城内烧杀掳掠、奸淫妇女的恶行完全失控，《能静居日记》中所记载的诸多事例简直令人发指。
　　早在突围前，李秀成就将自己那匹雄骏的白色战马让给幼天王骑，自己换骑一匹驽马。他折回忠王府辞别母亲、胞弟和侄儿，起初还有数千兵马追随，但他们在城内兜转多时，难以找到安全出口，“随行之文武将兵，自乱如麻”，及至冲出太平门缺口，已失散不少。由于马匹不良，路径不熟，李秀成很快就落了单，身边只剩下两员随从。六月中旬，天气酷热，李秀成又饿又累，与随从逃入方山的破庙里歇息，一时大意，将捆在身上的宝物吊在树下，他想宽身乘凉，结果被附近的农民发现，认出他就是忠王。起初，当地百姓想解救李秀成，劝他剃头，好作伪装，李秀成不肯，他说：“我为大臣，我囯破主亡，若不能出，被获解送大清帅臣，我亦不能复语（活）。若果有命，能逃出去，亦难对我官军。”僵持半晌后，李秀成被逼依从，还是剃去了些许头发。由于风声走漏，人越聚越多，最终，那些宝物引起了争端，李秀成被方山民人陶大兰缚送至湘军将领萧孚泗营中。萧孚泗是湘军中有名的贪将，连天王府的财宝都敢派兵搜掠，连天王府的宫殿都敢纵火焚烧，陶大兰缚送忠王李秀成来领赏，注定是走错了营门。萧孚泗先是“掠美”，谎报擒获之功，然后把陶大兰全家抓获，逼问财宝的下落，结果弄得方山百姓
　　“空村窜匿”。萧孚泗的劣迹，肯定有人向上举报，但曾国荃无意惩处这类恶行，理由是“免寒将士之心”。湘军攻克金陵后，曾国藩获一等侯爵之封，曾国荃获一等伯爵之封，李臣典因带兵轰开太平门缺口、立下首功获一等子爵之封，萧孚泗因“擒获”李秀成获一等男爵之封。若非赵烈文在日记中保全原始证据，李秀成被擒的底细恐怕会彻底模糊，真相石沉海底。当时，曾国藩在奏章中为湘军诸将表功，特意把“擒获伪忠酋”的大功记在萧孚泗的名下，赵烈文对此肯定愤愤不平，所以在日记中骂萧孚泗“丧良昧理”，咒了一句“吾不知其死所”。 　　曾国荃攻克金陵本是绝顶功勋，但由于告捷的奏章有重大疏漏，将攻城之日曾九帅赶回老营“躺赢”的实情公之于众，受到廷寄谕旨的严谴，再加上幼天王逸脱，湘军的丰功伟绩大有转为罪责的可能。擒获忠王李秀成乃是湘军大将曾国荃得以“交卷出场”、受封伯爵的关键底牌。
　　李秀成之死今天，我们能够知道李秀成被囚之后的详细情形，首当感谢的便是赵烈文。当年，他是湘军大将、浙江巡抚曾国荃的机要秘书，从李秀成被擒获算起，直到李秀成被杀害，共计16天，在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中，可谓有闻必录，细大不捐。
　　李秀成被关押在特制的大木笼里，这种木笼的学名叫做槛车。曾国荃骄横之态活灵活现，他打算用刀锥细割的残酷手段使朝廷要犯饱受皮肉之苦，由此可见曾国荃行事之鲁莽。赵烈文急忙以耳语劝阻曾国荃，后者盛怒不戢，一意孤行，非得给李秀成放血不可。李秀成毕竟是经历过大阵仗的硬汉，臂股被割，血流不止，仍能不动声色。洪秀全的胞兄洪仁达也没有屈服求饶。赵烈文见劝阻无效，只好退出刑讯室，眼不见心不烦。稍后，曾国荃恍然大悟，听从赵烈文的建议，备文咨告湘军大帅、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
　　同日夜间，赵烈文与周阆山结伴，去李秀成的大囚笼前，面对面交谈了一番，所获信息价值不菲。忠王李秀成是苦出身，做过烧炭工，这点与东王杨秀清相同，他年长石达开八岁，做过后者的部下，最佩服的人也是石达开。他清楚太平天囯不能久存，但骑虎难下。之所以不早日投诚，情义和爵位都是羁绊。至于用兵所到，则未尝纵杀”，李秀成管束部下显然比曾国荃更严，军纪也更好。赵烈文还询问了一些军事部署和天朝内部事务的问题，李秀成一一解惑。令人感叹的是，天京城中各王府米粮充足，太平军守城将士却在忍饥挨饿，所以战斗力日益下降。李秀成给出的解释是“我家人心不齐之故”。李秀成不相信天朝覆灭后，国家就能太平，赵烈文以朝政清明期诸异日，也难以服其心。可贵的是，李秀成打算驰书给老部下，停止杀戮，各自回家，这个愿望最终未能实现。李秀成被囚之后的命运，说是取决于朝旨，实则由曾国藩独断。这一点，本文后面会细细道来。
　　同治三年（1864）六月二十五日，曾国藩抵达江宁，见到九弟曾国荃，心情大好，会客一直忙个不停。晚上九点钟后，他才亲自审讯李秀成，仅“鞫讯数语”而已，并没有太费口舌。他让李秀成原原本本写个长篇供状，这样办案，较之讯问，既实在得多，也清省得多。
　　七月初二日，赵烈文去拜访曾国藩，日记中记录了一项重要内容：“晚至中堂处久谭，拟即将李秀成正法，不俟旨，以问余。余答言：‘生擒已十余日，众目并睹，且经中堂录供，当无人复疑，而此贼甚狡，不宜使入都。’与中堂意同。”按常理说，像李秀成这种级别的要犯，必须押送京城，交刑部审决，朝廷明谕也是这样指示的，何况献俘本身能够大显威风，但北方还有强悍的捻军窜扰，水陆三千多里长路，难保不出差池。赵烈文对曾国藩说的“此贼甚狡，不宜使入都”则话中有话。李秀成不同于陈玉成和石达开，他脑袋里面装着天京的财富总账，真要是吐露无遗，对曾氏兄弟，对湘军将领，都极为不利。何况御史贾铎已经陈奏，断言金陵城内积有巨款，廷寄也已关注此事。当年，金陵城内短缺粮食是实，但并未短缺金银。湘军水师与湘军陆师在城外合围前，洋商从水路用轮船频繁运送粮食、军火到金陵城下，尽管价格高昂，但太平军与之贸易，从未拖欠款项（以常理推论，洋商也不可能在战争期间赊账）。战后，曾国藩要让湘军将士舟车囊橐满载而归，不受大清律例制裁，显在潜在的幺蛾子都必须杜绝，赖账就要赖得一干二净。
　　七月二十日，曾国藩回复“押解来京”的寄谕，以李秀成“權术要结，颇得民心”为由，“力主速杀，免致疏虞，以贻后患。遂于初六日正法，初七日录供具奏。”曾国藩将李秀成就地正法，循的是胜保杀陈玉成、骆秉章杀石达开的成例，朝廷也难以怪罪他抗旨不遵。
　　曾国藩下令处决李秀成，传首各省，以绝流言。同治元年（1862），清军统帅胜保下令将英王陈玉成凌迟处死。同治二年（1863），四川总督骆秉章下令将翼王石达开凌迟处死。凌迟，是极其惨酷的死刑，刽子手当众将一个大活人千刀万剐，受刑者痛不欲生，却求死不得。据史料记载，陈玉成和石达开遭受凌迟酷刑时，面无惧色，口无呻吟，确实是罕见的硬汉子。曾国藩下令将忠王李秀成处决，却并未循例采用凌迟酷刑，而采取斩首的方式，在这一点上，他的仁慈之心（且不说人道主义精神）显然超过了胜保和骆秉章。李秀成死得比好兄弟陈玉成、老上司石达开更脆，虽无法保全首级，但至少保全了躯体，得以棺葬。赵烈文称之为幸运，也不算大谬。

《李秀成自述》被删改在天朝内，喜欢写诗的大将大臣有好几位，石达开、李秀成、洪仁玕三人较为突出。石达开的诗歌水准较高，李秀成的诗作水平参差不齐，头面较好的几首应该是由他人润过色，这个判断可从研读《李秀成自述》得来，其文字表达能力确实不及格，连粗通都算不上。

李秀成一生最引人注目的事迹，既不是挥师攻下苏州，也不是率军保卫天京，而是他被俘后写下了长达数万字篇幅的自述。有人简单地视之为变节之举，其实，细揣其心迹，只不过想给后代留下一段信史罢了。至于细节稍有出入，观点不无偏颇，则是不应该苛求的。

七月初七日，赵烈文在日记中写道：“中堂属余看李秀成供（状），改定咨送军机处，傍晚始毕。折中声明李秀成自知必死，恐中途不食，或窜夺逸去，转逃国法，故于当地凌迟处死云云。”瞧见没有，曾国藩对外还是要宣称将李秀成凌迟处死了，以免显示异同，诱发非议。同一天，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将李秀成之供分作八九人缮写，共写一百三十叶，每叶二百一十六字，装成一本，点句画段，并用红纸签分段落，封送军机处备查。”照此处计算，曾国藩上报军机处的李秀成供词，只有二万八千字，与赵烈文亲眼见过的供词原稿五六万字相比，已缩水一半。曾国藩的曾孙曾约农保存的家藏《李秀成亲供手迹》（台湾世界书局影印），字数为三万六千字，也可断定这并非完整原件，而只是节本。曾国藩如何将违碍部分删除涂改或索性抽出销毁、删改？抽毁的部分究竟是些什么？不免引人遐想。

八月，淮军主帅李鸿章已率兵克复湖州，正在追击堵王黄文金残部，突然收到曾国荃的来信，末段文字旁敲侧击，意味尤深：“李秀成擒获后，弟遍刺以锥，流血如注，随即传置槛车中。后数日，家兄来营，提讯数次，呈亲笔供词数万言，内有谓尊处关税极多等语。李秀成屡经雄师击败，所陷江浙诸郡县亦皆为部下攻克，积愤已久，故作此诋毁之词。家兄忙中未及删改，弟则毫未闻及此事，至今亦未阅过一遍，可想见其疏也。乞恕乞恕。”李鸿章的大将程学启诱降苏州八王，并且设计将他们一锅烩，李秀成内心必定痛恨不已，他在自述中透露了李鸿章大发战争财的老底，最终让朝廷看到，自然对李鸿章不利。李秀成要报东门之役，这也是最后一手了。试想，李鸿章读了曾国荃信中的这段文字，会不会打翻五味瓶？曾国荃说是家兄曾国藩因为事务繁忙、疏忽而忘记删改这些颇为扎眼的地方，李鸿章岂能不感到别扭和恼怒？《李秀成自述》由五万多字缩水至两万多字，删改是必然的，而且是大段大段的删除，至于改动，可能不会太多，技术上难度较高，很容易弄巧成拙。这篇自述尚未结尾就戛然而止了，也说明曾国藩无意让李秀成写完此文，在他看来，让囚徒写自供状只是走走过场，绝对不允许添出任何对湘军集团不利的麻烦来。与之相反，李秀成将撰写自述当作内心积郁的最后舒吐和生命能量的最后释放。两人的想法根本没有交集点。因此李秀成要尽可能地写得完整和翔实，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他明显使出了小时候吃奶的劲头，提供了一些别人提供不了的史料和细节。曾国藩则要尽可能删去那些会引发读者遐想、对湘军形象不利的文字。这是一场不对等的较量，《李秀成自述》最终“瘦身”了许多，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年，曾国藩将《李秀成自述》付梓刻印，分别呈赠军机处和各有关的地方大吏，最奇葩的做法則是让被捕的太平天囯干王洪仁玕过目并亲笔签驳。洪仁玕是洪秀全的堂弟，曾在香港居住过四年，做过洋人学馆的教师，通晓天文地理历数医道，能舞文弄墨，才情不俗，是天朝内难得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改革家。很显然，洪仁玕对《李秀成自述》是不以为然的，在他看来，李秀成自身有不少失误，都已铸成大错，比如任人唯亲（“将滁州交李昭寿镇守”），比如用人不当（“苏州之谭绍光不军民，以致杭、嘉各专己见，皆不遵忠王之令”），比如听信佞人之言（“专靠章王柔猾之言为之耳目，不认王长次兄为忠正人，不信本军师为才学之士”），因此他将《李秀成自述》定性为“屡多非上推罪之言”。诚然，李秀成的自述为自己洗脱太过用力，结果适得其反。洪仁玕指责李秀成“平日变迁不常，临急号令不验”，可谓诊病得症。其总结之语更耐人寻味：“今观其传，于得胜时细述己功，毫不及他人之策力，败绩时即诿咎于天王、幼西王及王长次兄、驸马等，虽世人不知内事，而当时兵粮之权归谁总握，谅内外必（有）闻之者。”意思是：天朝末期，李秀成总握兵粮大权，完全诿过于人，是不合事理逻辑的。应该说，今人阅读《李秀成自述》，参考一下洪仁玕的亲书签驳，确实可以增加一个视角，增长一层认识。
　　《李秀成自述》永远不可能恢复其完整的本来面目了，粗线条的历史乃是由诸多人为的片断组成，由此可见一斑。（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