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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4日，为了反对巴黎和会上“强权战胜公理，列强瓜分中国”的霸道行径，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我们今年迎来五四运动95周年。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们在法国巴黎召开 “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参加了会议。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驻军等要求，但把持巴黎和会的英法等国拒绝了中国的要求，决定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中国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努力失败。
消息传到中国，巴黎和会之前尚抱着“公理战胜强权”希望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们被残酷的列强外交狠狠地挫伤了。巴黎和会上战胜国中国反要割地，这个消息犹如一粒火种撒在了干柴之上。
1919年5月3日下午，北京大学的学生们知晓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外交失败的消息，当晚北大学在北京北河沿的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学生大会，并约请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5月4日，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开始了。
火烧赵家楼的究竟是谁？
5月4日下午，愤怒的学生涌向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曹汝霖时任北洋政府交通部长，因为此前签署丧权辱国的对日“二十一条”而被视为亲日派。学生们冲到曹宅门口，发现大门紧闭，有学生翻墙进入，从内开门，学生们一拥而入，找不到曹汝霖等人，随即放火焚烧赵家楼。
2009年开始，开始流传一种说法，爱国学生中放火的是北大学生梅思平，这种说法逐渐扩大开来。“当年的北大学生，在火烧赵家楼事件中冲在前面、放了第一把火的梅思平，抗战期间却堕落为一个大汉奸，出任过汪伪政权的组织部长、内政部长、浙江省长等要职。”（《人民政协报》2010年10月28日）
但是查询资料，对当年放火者的猜测，还有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学生匡互生，多名目击者证实，带队爬墙冲进曹宅的也是他。当时的北京高师学生刘薰宇回忆说：“抵赵家楼曹汝霖宅，宅门紧闭，（匡）互生首先攀墙破窗而入。”而不少参与者都回忆说，率先翻墙者就是放火之人。北京高师学生周为群的回忆更直白：“学生群众走进曹宅，先要找卖国贼论理，遍找不到，匡互生遂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决定放火。事为段锡朋所发现，阻止匡互生说：‘我负不了责任！’匡互生依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结果仍旧放了火。”北大学生罗章龙也是这样认为。还有回忆者说，放火者为北京高师学生俞劲，不过俞劲自己却回忆说，放火者就是首先翻墙者匡互生。而作为组织者之一的罗家伦，事后则肯定地说，放火者不是北京大学的而是北京高师的。实际上，当年领导组织或参与五四运动的许德珩、周予同、罗家伦、夏明钢、段锡朋、匡互生、易克嶷、熊梦飞、罗汉、张石樵等人，在回忆“五四”文字中，没有一人提及过梅思平。可以这么说，且不说是不是梅思平放火烧了赵家楼，连梅思平是否在5月4日那天参与了游行，都缺乏证据。
不过，匡互生本人始终没有提及此事。他后来倾力于教育事业，创办立达学园。长期冷饭烧饼充饥，节衣缩食办教育，匡互生罹患肠癌，医生嘱他每天饮几杯洋酒白兰地来活血，他得知一杯洋酒要6角钱后拒绝再喝。1933年4月22日匡互生病逝于上海，年仅43岁。
实际上，现在并无核心证据能够证明“谁是火烧赵家楼的点火者”，正如2009年北京市档案馆与《北京青年报》合作策划的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的专题报道时作出的那个结论：“在档案中，我们并没有找到谁是第一个点燃曹宅火的人，这不仅在当时是未解之谜，到现在依然还是一个没有解开的谜。”
军警为什么没有武力镇压？
5月4日当天，北京军警曾在学生火烧赵家楼之后逮捕了几十名学生。而在整个游行过程中，荷枪实弹的北京军警表现得很“克制”。
这一方面是学生们人多势众，而且对军警做了大量说服工作，爱国热情撼动了一部分尚有爱国之心的军警。许德珩回忆说：“我们用三四个人包围一个军警的方式，向他们说服，几乎等于缴械。”而罗章龙则补充了另一个理由：“警察没有得到上面的命令，不敢擅自开枪。”当时被困于曹宅的曹汝霖事后回忆，当时带人保护他家的警察队长连警棍都没带，因为“上头”命令他们要“文明对待”。
这个下令文明对待学生的“上头”是谁？这要从当时内外交困的北洋政府说起。
五四运动之前半年，徐世昌任北洋政府大总统，而当时的政务总理段祺瑞出身北洋军阀，操纵皖系势力，在中央政府内大权在握。自徐世昌当上总统那一天起，操纵安福国会、军政势力强大的段祺瑞就不买他的账，双方矛盾激烈。没有兵权的徐世昌自然不愿意为手握实权的段祺瑞背黑锅，五四运动爆发当天，他就给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下令对聚集的学生“妥为驱散”“妥为保护”。此时段祺瑞已不是总理，徐世昌的故交钱能训担任总理，但段祺瑞仍旧能掌控全局，时人称他为“太上总理”。其皖系骨干、陆军总长段芝贵，坚决要求军警武力镇压学生。这时吴炳湘已得徐世昌暗示，推诿道：“如定要派兵，我即将警察撤回，以后事情，由他段芝贵去负责吧，我不管了！” 北洋政府内部徐世昌与段祺瑞的矛盾，给了学生们安全的空间。
除此之外，北洋政府外面还有一个势力在虎视眈眈。这就是手握重兵的直系军阀们。从段祺瑞开始借款筹办参战军，曹锟、吴佩孚等直系军阀与皖系军阀的矛盾就开始尖锐化。这种时候，操持北京政府的皖系军阀一旦有内政外交上的把柄，直系军阀们是不会放过的。
事实也正是如此，五四运动爆发之后第5天，身处南北交战前线、手握重兵的吴佩孚即通电全国：“此次外交失败，学生开会力争，全国一致，不约而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学生乎？” 民国时代素有“通电狂人”之称的吴佩孚，接连几个通电大骂皖系段祺瑞等人卖国，到6月16日时甚至联合西南将领谭延闿、赵恒惕等61人通电全国，反对签署巴黎和约。
内外交困之下，北洋政府的军警自然对学生“文明”不少。至于吴佩孚，他跟段祺瑞之间的梁子，最终在五四运动一年之后的1920年7月，以一场直皖战争的大战作为了结，段祺瑞战败，皖系军阀瓦解。
（责编：石磐）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们在法国巴黎召开 “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参加了会议。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驻军等要求，但把持巴黎和会的英法等国拒绝了中国的要求，决定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中国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努力失败。
消息传到中国，巴黎和会之前尚抱着“公理战胜强权”希望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们被残酷的列强外交狠狠地挫伤了。巴黎和会上战胜国中国反要割地，这个消息犹如一粒火种撒在了干柴之上。
1919年5月3日下午，北京大学的学生们知晓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外交失败的消息，当晚北大学在北京北河沿的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学生大会，并约请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5月4日，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开始了。
火烧赵家楼的究竟是谁？
5月4日下午，愤怒的学生涌向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曹汝霖时任北洋政府交通部长，因为此前签署丧权辱国的对日“二十一条”而被视为亲日派。学生们冲到曹宅门口，发现大门紧闭，有学生翻墙进入，从内开门，学生们一拥而入，找不到曹汝霖等人，随即放火焚烧赵家楼。
2009年开始，开始流传一种说法，爱国学生中放火的是北大学生梅思平，这种说法逐渐扩大开来。“当年的北大学生，在火烧赵家楼事件中冲在前面、放了第一把火的梅思平，抗战期间却堕落为一个大汉奸，出任过汪伪政权的组织部长、内政部长、浙江省长等要职。”（《人民政协报》2010年10月28日）
但是查询资料，对当年放火者的猜测，还有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学生匡互生，多名目击者证实，带队爬墙冲进曹宅的也是他。当时的北京高师学生刘薰宇回忆说：“抵赵家楼曹汝霖宅，宅门紧闭，（匡）互生首先攀墙破窗而入。”而不少参与者都回忆说，率先翻墙者就是放火之人。北京高师学生周为群的回忆更直白：“学生群众走进曹宅，先要找卖国贼论理，遍找不到，匡互生遂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决定放火。事为段锡朋所发现，阻止匡互生说：‘我负不了责任！’匡互生依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结果仍旧放了火。”北大学生罗章龙也是这样认为。还有回忆者说，放火者为北京高师学生俞劲，不过俞劲自己却回忆说，放火者就是首先翻墙者匡互生。而作为组织者之一的罗家伦，事后则肯定地说，放火者不是北京大学的而是北京高师的。实际上，当年领导组织或参与五四运动的许德珩、周予同、罗家伦、夏明钢、段锡朋、匡互生、易克嶷、熊梦飞、罗汉、张石樵等人，在回忆“五四”文字中，没有一人提及过梅思平。可以这么说，且不说是不是梅思平放火烧了赵家楼，连梅思平是否在5月4日那天参与了游行，都缺乏证据。
不过，匡互生本人始终没有提及此事。他后来倾力于教育事业，创办立达学园。长期冷饭烧饼充饥，节衣缩食办教育，匡互生罹患肠癌，医生嘱他每天饮几杯洋酒白兰地来活血，他得知一杯洋酒要6角钱后拒绝再喝。1933年4月22日匡互生病逝于上海，年仅43岁。
实际上，现在并无核心证据能够证明“谁是火烧赵家楼的点火者”，正如2009年北京市档案馆与《北京青年报》合作策划的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的专题报道时作出的那个结论：“在档案中，我们并没有找到谁是第一个点燃曹宅火的人，这不仅在当时是未解之谜，到现在依然还是一个没有解开的谜。”
军警为什么没有武力镇压？
5月4日当天，北京军警曾在学生火烧赵家楼之后逮捕了几十名学生。而在整个游行过程中，荷枪实弹的北京军警表现得很“克制”。
这一方面是学生们人多势众，而且对军警做了大量说服工作，爱国热情撼动了一部分尚有爱国之心的军警。许德珩回忆说：“我们用三四个人包围一个军警的方式，向他们说服，几乎等于缴械。”而罗章龙则补充了另一个理由：“警察没有得到上面的命令，不敢擅自开枪。”当时被困于曹宅的曹汝霖事后回忆，当时带人保护他家的警察队长连警棍都没带，因为“上头”命令他们要“文明对待”。
这个下令文明对待学生的“上头”是谁？这要从当时内外交困的北洋政府说起。
五四运动之前半年，徐世昌任北洋政府大总统，而当时的政务总理段祺瑞出身北洋军阀，操纵皖系势力，在中央政府内大权在握。自徐世昌当上总统那一天起，操纵安福国会、军政势力强大的段祺瑞就不买他的账，双方矛盾激烈。没有兵权的徐世昌自然不愿意为手握实权的段祺瑞背黑锅，五四运动爆发当天，他就给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下令对聚集的学生“妥为驱散”“妥为保护”。此时段祺瑞已不是总理，徐世昌的故交钱能训担任总理，但段祺瑞仍旧能掌控全局，时人称他为“太上总理”。其皖系骨干、陆军总长段芝贵，坚决要求军警武力镇压学生。这时吴炳湘已得徐世昌暗示，推诿道：“如定要派兵，我即将警察撤回，以后事情，由他段芝贵去负责吧，我不管了！” 北洋政府内部徐世昌与段祺瑞的矛盾，给了学生们安全的空间。
除此之外，北洋政府外面还有一个势力在虎视眈眈。这就是手握重兵的直系军阀们。从段祺瑞开始借款筹办参战军，曹锟、吴佩孚等直系军阀与皖系军阀的矛盾就开始尖锐化。这种时候，操持北京政府的皖系军阀一旦有内政外交上的把柄，直系军阀们是不会放过的。
事实也正是如此，五四运动爆发之后第5天，身处南北交战前线、手握重兵的吴佩孚即通电全国：“此次外交失败，学生开会力争，全国一致，不约而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学生乎？” 民国时代素有“通电狂人”之称的吴佩孚，接连几个通电大骂皖系段祺瑞等人卖国，到6月16日时甚至联合西南将领谭延闿、赵恒惕等61人通电全国，反对签署巴黎和约。
内外交困之下，北洋政府的军警自然对学生“文明”不少。至于吴佩孚，他跟段祺瑞之间的梁子，最终在五四运动一年之后的1920年7月，以一场直皖战争的大战作为了结，段祺瑞战败，皖系军阀瓦解。
（责编：石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