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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听课环节，像数学、物理这一类的课，听课的时候我特别认真，到了课后，80%我都能背出来，我还要演算一遍。”
“学习的每个阶段后我都及时总结，将定理用我的话描述出来，加深理解。每一章我都要总结出它的精华，它的最主要的思想是什么，我要抓住它。”
与今天的很多中学生一样，在上大学之前，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双聘教授陈予恕对于未来的职业并没有清晰的规划。他只是朦胧地觉得自己想当科学家或工程师。“这可能就是少年时代我的远大理想了。”
生逢乱世，“职业规划”对于普通人家子弟来说算是奢侈品。陈予恕的求学生涯，因为日军侵华以及土匪作乱等原因充满坎坷，甚至一度中断。所幸，他将动荡的求学路化作了生命中的一笔财富。
7岁离家读小学
陈予恕的家乡是山东省肥城县陈家庄，一个四周都是山，石头多土地少的地方。在一个大旱之年，家里的生活难以为继，他的祖父带着全家逃荒到了山东省北部的平原县，以推着独轮小车赶集卖姜麻为生。赚了点钱之后，在当地买了点地，一边耕种一边继续做小生意。
1931年，陈予恕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祖父不主张分家，所以我小时候一直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大家都是做做小买卖，间或种种地，一家人挺和睦的。做小买卖讲究和气生财，所以陈家人待人比较热情，也诚实守信。我想，后来我的性格也受到了家庭一定的影响。”
然而，随着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位于津浦铁路线上的平原县很快就被日本人占领，人们纷纷逃难。“我那时很小，也跟着逃回老家肥城去了。但逃回家却发现，这么多人连吃饭都成问题。”大家庭不得不因为生计分开，半年后他又随父亲回到了平原县，继续以做小生意为生。
战争爆发第二年，作为大家庭长孙的陈予恕到了求学的年龄。家中长辈几乎都不识字，希望他可以学点知识。恰好，他父亲有个朋友的孩子在济南上小学，就鼓动让他一起去济南上学。因此，陈予恕7岁就一个人离开家，跟父亲的朋友去了济南。小学二年级时，他又转回平原县县立东关小学继续上学。小学毕业时，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免试保送到县立初级中学。
日军占领时期，要求学生们学日语。陈予恕还记得，自己初一时跟一个同学在上厕所时说了句“学这个日语，有嘛用处”，结果被同学向教官报告，害得他被打了一顿戒尺。“日军占领时期，过城门要给站岗的日军敬礼。我有一次没给他敬礼，就挨了几个耳光。还有一次，日军抓了一些抗日的游击队员，给他们戴上手铐脚镣绑在柱子上，有的割了一个耳朵，有的鼻子给削掉了，还要求我们都去看。”这些记忆让他至今耿耿于怀。
他的父亲还经历了一次绑架。“兵荒马乱、土匪横行的1943年，父亲得罪了土匪团伙‘王团’，被绑架了要钱。为将父亲赎出来，家里都倾家荡产揭不开锅了。”陈予恕说。不过，父亲回来后并没有因这场飞来横祸对孩子们发脾气，而是选择从头再来。他父亲虽然不认字，但对生活的这种拼搏劲头深深地感染了他。
借了5元钱去参加高考
1945年，虽然中国取得了抗战胜利，但局势仍然动乱，学校难以为继，陈予恕被迫辍学。他不得不背着行李坐马车投奔济南的远房亲戚。亲戚在房夹道支个顶，安个门，就让他住在那里。直到有一天，他逛街遇到了平原的老同学。“他问我愿不愿意上学，我说愿意上，但没有钱啊。他说不要钱，还管吃。还领我去见了校长。”陈予恕说，就这样从初二开始，他在济南第一临时中学开始继续求学。在陈予恕的记忆里，那位校长非常有本事，到处募捐，要来喂马的发霉大米，保证大家吃饱，收来日本人占过的房子做教室。
1948年济南解放后，第一临时中学更名华东大学附属中学（华大附中），无论是学校还是社会秩序很快恢复。1950年，陈予恕参加了高考。
当时的高考不分文理科，也不是全国统考，报考学校也没有数量限制。但因为特殊的时代背景，理工科成为当时最“热门”的选择。因为解放后最初几年，大家都感受到新中国“一穷二白”很落后，一定要努力学习，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陈予恕因为数理基础比较好，很自然就选择了当时的热门专业：机械。他先是在济南参加完山东大学的考试，后来还想去北京参加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联合招生的考试，但父亲告诉他“供不起”，后来，他还是跟父亲的朋友借了5元钱，才来到北京参加考试。
那一年，陈予恕同时被山东大学和南开大学录取，最终他选择了南开机械系。但此时，父亲依然希望他能帮衬家庭，而不是去上大学。陈予恕再次劝说父亲，上大学不花钱还管吃，父亲才勉强同意。
理想不明确的时候，那就好好学习
动荡的求学之路，让陈予恕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而从小对于数学的喜爱以及自己总结出来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为他日后的科研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是在做习题集的过程中慢慢培养起对数学的兴趣的。再有就是我觉得自己遇到了非常好的老师。”在陈予恕的回忆里，初中教代数的白老师讲课非常棒，高中时教解析几何、三角、大代数的几位老师都是济南当时非常出色的老师，尽管老师们对自己并没有特殊的关照，也没有现在培养“苗子”之类的概念，但是老师们上课教得清楚，课后还会留一些思考性的问题。这让他渐渐培养起了自己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方法。
陈予恕后来总结自己的学习方法，总结出几个要点：“第一，在听课环节，像数学、物理这一类的课，听课的时候我特别认真，到了课后，80%我都能背出来，我还要演算一遍。第二，复习环节，我要找参考书，把老师讲的和书上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有体会的地方，就记下来，这样我到期末考试的时候，就用不着再看书上那么多内容，就看我的笔记就够了。第三，总结环节，每个阶段后我都及时总结，总结的是我自己的一些体会，一些定理我也用我的话把它描述出来，加深理解。而且，这一章或者这一阶段，我要总结出它的精华，它的最主要的思想是什么，我要抓住它。”
因为学习成绩好，从小学二年级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陈予恕都是班长。中学时代当班长最主要的任务是维持班里秩序，时不时还需要“训话”，教大家要争气之类的，还有就是隔几周要在早操升旗的时候“喊口令”。 陈予恕认为，学生干部的经历锻炼培养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和为大家服务的意识。
对于自己的中学时代，陈予恕总结道：“求学的时候，每一步我都走得很踏实，一直没有放弃努力。虽然那时的理想并不十分明确，但当时就想，那我就好好学习，以后有什么机会抓住就好了。”
辗转流离的求学经历，让陈予恕对于国家一直怀着一颗感恩之心。作为工程非线性振动专家，陈予恕做科研的态度一直是：要做对国家有用的研究，理论要能指导实践并应用到实践中去。
“我始终是怀着感恩的心情来学习和工作的。现在，适逢学科发展的大好时机，我将继续努力，一直到我生命最后一刻。”这是不久之前，陈予恕在其从教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对自己过去85年生涯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期许。
“学习的每个阶段后我都及时总结，将定理用我的话描述出来，加深理解。每一章我都要总结出它的精华，它的最主要的思想是什么，我要抓住它。”
与今天的很多中学生一样，在上大学之前，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双聘教授陈予恕对于未来的职业并没有清晰的规划。他只是朦胧地觉得自己想当科学家或工程师。“这可能就是少年时代我的远大理想了。”
生逢乱世，“职业规划”对于普通人家子弟来说算是奢侈品。陈予恕的求学生涯，因为日军侵华以及土匪作乱等原因充满坎坷，甚至一度中断。所幸，他将动荡的求学路化作了生命中的一笔财富。
7岁离家读小学
陈予恕的家乡是山东省肥城县陈家庄，一个四周都是山，石头多土地少的地方。在一个大旱之年，家里的生活难以为继，他的祖父带着全家逃荒到了山东省北部的平原县，以推着独轮小车赶集卖姜麻为生。赚了点钱之后，在当地买了点地，一边耕种一边继续做小生意。
1931年，陈予恕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祖父不主张分家，所以我小时候一直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大家都是做做小买卖，间或种种地，一家人挺和睦的。做小买卖讲究和气生财，所以陈家人待人比较热情，也诚实守信。我想，后来我的性格也受到了家庭一定的影响。”
然而，随着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位于津浦铁路线上的平原县很快就被日本人占领，人们纷纷逃难。“我那时很小，也跟着逃回老家肥城去了。但逃回家却发现，这么多人连吃饭都成问题。”大家庭不得不因为生计分开，半年后他又随父亲回到了平原县，继续以做小生意为生。
战争爆发第二年，作为大家庭长孙的陈予恕到了求学的年龄。家中长辈几乎都不识字，希望他可以学点知识。恰好，他父亲有个朋友的孩子在济南上小学，就鼓动让他一起去济南上学。因此，陈予恕7岁就一个人离开家，跟父亲的朋友去了济南。小学二年级时，他又转回平原县县立东关小学继续上学。小学毕业时，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免试保送到县立初级中学。
日军占领时期，要求学生们学日语。陈予恕还记得，自己初一时跟一个同学在上厕所时说了句“学这个日语，有嘛用处”，结果被同学向教官报告，害得他被打了一顿戒尺。“日军占领时期，过城门要给站岗的日军敬礼。我有一次没给他敬礼，就挨了几个耳光。还有一次，日军抓了一些抗日的游击队员，给他们戴上手铐脚镣绑在柱子上，有的割了一个耳朵，有的鼻子给削掉了，还要求我们都去看。”这些记忆让他至今耿耿于怀。
他的父亲还经历了一次绑架。“兵荒马乱、土匪横行的1943年，父亲得罪了土匪团伙‘王团’，被绑架了要钱。为将父亲赎出来，家里都倾家荡产揭不开锅了。”陈予恕说。不过，父亲回来后并没有因这场飞来横祸对孩子们发脾气，而是选择从头再来。他父亲虽然不认字，但对生活的这种拼搏劲头深深地感染了他。
借了5元钱去参加高考
1945年，虽然中国取得了抗战胜利，但局势仍然动乱，学校难以为继，陈予恕被迫辍学。他不得不背着行李坐马车投奔济南的远房亲戚。亲戚在房夹道支个顶，安个门，就让他住在那里。直到有一天，他逛街遇到了平原的老同学。“他问我愿不愿意上学，我说愿意上，但没有钱啊。他说不要钱，还管吃。还领我去见了校长。”陈予恕说，就这样从初二开始，他在济南第一临时中学开始继续求学。在陈予恕的记忆里，那位校长非常有本事，到处募捐，要来喂马的发霉大米，保证大家吃饱，收来日本人占过的房子做教室。
1948年济南解放后，第一临时中学更名华东大学附属中学（华大附中），无论是学校还是社会秩序很快恢复。1950年，陈予恕参加了高考。
当时的高考不分文理科，也不是全国统考，报考学校也没有数量限制。但因为特殊的时代背景，理工科成为当时最“热门”的选择。因为解放后最初几年，大家都感受到新中国“一穷二白”很落后，一定要努力学习，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陈予恕因为数理基础比较好，很自然就选择了当时的热门专业：机械。他先是在济南参加完山东大学的考试，后来还想去北京参加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联合招生的考试，但父亲告诉他“供不起”，后来，他还是跟父亲的朋友借了5元钱，才来到北京参加考试。
那一年，陈予恕同时被山东大学和南开大学录取，最终他选择了南开机械系。但此时，父亲依然希望他能帮衬家庭，而不是去上大学。陈予恕再次劝说父亲，上大学不花钱还管吃，父亲才勉强同意。
理想不明确的时候，那就好好学习
动荡的求学之路，让陈予恕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而从小对于数学的喜爱以及自己总结出来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为他日后的科研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是在做习题集的过程中慢慢培养起对数学的兴趣的。再有就是我觉得自己遇到了非常好的老师。”在陈予恕的回忆里，初中教代数的白老师讲课非常棒，高中时教解析几何、三角、大代数的几位老师都是济南当时非常出色的老师，尽管老师们对自己并没有特殊的关照，也没有现在培养“苗子”之类的概念，但是老师们上课教得清楚，课后还会留一些思考性的问题。这让他渐渐培养起了自己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方法。
陈予恕后来总结自己的学习方法，总结出几个要点：“第一，在听课环节，像数学、物理这一类的课，听课的时候我特别认真，到了课后，80%我都能背出来，我还要演算一遍。第二，复习环节，我要找参考书，把老师讲的和书上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有体会的地方，就记下来，这样我到期末考试的时候，就用不着再看书上那么多内容，就看我的笔记就够了。第三，总结环节，每个阶段后我都及时总结，总结的是我自己的一些体会，一些定理我也用我的话把它描述出来，加深理解。而且，这一章或者这一阶段，我要总结出它的精华，它的最主要的思想是什么，我要抓住它。”
因为学习成绩好，从小学二年级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陈予恕都是班长。中学时代当班长最主要的任务是维持班里秩序，时不时还需要“训话”，教大家要争气之类的，还有就是隔几周要在早操升旗的时候“喊口令”。 陈予恕认为，学生干部的经历锻炼培养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和为大家服务的意识。
对于自己的中学时代，陈予恕总结道：“求学的时候，每一步我都走得很踏实，一直没有放弃努力。虽然那时的理想并不十分明确，但当时就想，那我就好好学习，以后有什么机会抓住就好了。”
辗转流离的求学经历，让陈予恕对于国家一直怀着一颗感恩之心。作为工程非线性振动专家，陈予恕做科研的态度一直是：要做对国家有用的研究，理论要能指导实践并应用到实践中去。
“我始终是怀着感恩的心情来学习和工作的。现在，适逢学科发展的大好时机，我将继续努力，一直到我生命最后一刻。”这是不久之前，陈予恕在其从教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对自己过去85年生涯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