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和学衡派的吴宓、梅光迪、胡先骕在当时的中国都是学识渊博、"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但胡适的白话文革新的主张却不仅仅是从其所接受的固有学术传统中形成的,而是在他对中国现实社会文化的不满中产生的,是在他改革中国现实社会文化现状的内心愿望中孕育成熟的,这使他的白话文革新的主张具有一种"史识"的性质,并且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上具体表现为一种个人的"胆识"。对于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只是他们从美国当代教育中接受过来的一种学术传统,是他们的"学识",这种在西方文化背景上产生的思想学说,与立足于中国文字语言改革愿望产生的胡适的白话文革新的主张,既不存在直接的适用性,也不存在直接的对立性,所以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立足于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立场对胡适白话文改革主张的否定,是没有说服力的,做的只是一些无用的文化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