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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档案收集难与易是相对的，有条件地存在、变化着的
《档案管理》杂志主办的《档案界》网站上，有个“业务问题一百问”。百问中的第一问是：“为什么档案收集工作那么难做?怎样解决收集难的问题?”虽然有人称此问题太简单，甚至是伪问题，但我却认为它是影响档案业务提高的第一等的大问题，很不简单，是档案界多年关注、经常讨论的大事。它让人头痛，但又不得不硬着头皮来讨论。我想这第一问的前句，也可以这样问：“为什么档案收集工作那么易做?”这样说，似乎让被档案收集弄得焦头烂额的档案馆人哭笑不得，但从哲学角度用辩证的观点来看，这是确确实实的客观存在。“有无相生，难易相成”，两个概念交互生成，不可分离。例如，1994年，一老翁驮一包袱来到临清市档案馆，同事喊我，“献宝的人来了。”我到办公室时，局馆同志都到了。“献宝”老者坐在桌边，桌上放一大包袱。寒暄几句，我让他把包袱打开，这一看，真叫我心花怒放!包袱里的档案资料大部分形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里面有：1941年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形成的整套文件，包括新华社晋冀豫分社对会议的报道等，邓小平、薄一波等参选情况赫然纸上；鲁艺木刻工厂印制的八开彩印木刻画，毛主席木刻像、朱总司令木刻像，声讨“皖南事变”祸首木刻画，中共中央北方局对晋冀豫边区建设的十五项主张宣传木刻画一套；新华日报社创办的文化半月刊——《抗战生活》(1940年版，第一至第六期)；1938年鲁西北抗战移动剧团油印的抗战剧本等。如此珍宝，喜从天降!我一边看，一边肯定老者送来的东西有进馆价值。这时，馆内有人表示反对，说：“不能收，不是临清形成的东西，它们不是档案，不属进馆范围。”我说：“有一些反映了临清情况，有些是在临清时形成的。”“那些直接形成的形成地在临西，现在不归临清管了。”我说：“不属档案的，可以当资料收集。”我问老人：“是捐献还是卖?”他当然是看到了接收阻力，听我问，赶忙回答：“捐献!”我们中一位领导拉住我就往办公室外走，并把局馆长姜桂英同志也招呼过去，说：“不能收，当年我在某办工作时，有人拿着明朝书法家方元焕书法匾额找我，二十元钱我都没要。”我说：“这不一样，部门职责不同。”见我不肯，他又说：“这些东西谁敢说是真的，要是假的呢?”我即拿了上述档案资料找了文物专家鉴定，人家一看，就说：“是真的，都是无价之宝!”我把专家的鉴定结论一说，没人再说什么，桂英同志即点头
接收，拟发捐赠证书及三百元奖金。我把馆里的意见告诉老人，他非常高兴，表示同意。当他把包袱里的东西快拿完的时候，忽然说：“剩下的这些俺不卖了，俺就卖三百块钱的。”我一惊，再看他包袱里：有解放前后颁发的一些奖章，还有捐献者之父早年的工作日记，等等。我态度严肃起来，说：“你不是捐赠吗?怎么又变成卖了?”他自知理亏，马上改口：“俺不是卖，给多少钱俺也不卖，俺是捐献。”我边说“这就对了”，边把他包袱里剩下的东西拿过来，把奖金发给他。你们能说档案收集不容易吗?这简直是太容易不过了。但换个角度看，想想前因后果，这事还有它不易的一面。为了收集历史、革命历史档案，临清市档案馆做了许多工作。1990年，铅印了大张的《临清市档案馆关于征集档案资料的通告》，向市内外寄发，在本市到处张贴。在会议上、在临清电视台上，我们做征集宣传，三年多才引来一位献宝人，这很不易啊!这献宝跟我们的收集宣传有关系吗?有的。这位老人献宝，来本馆是第三站。第一站，某档案馆，人家不收。第二站，本市方志办，也不收。虽不收，却给他提供了信息，说：“临清市档案馆收。”如果不是我们宣传，人家怎能想起让他去档案馆献宝呢?“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就是档案收集工作那么难做，却又那么容易做的辩证统一，其间充满了“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的辩证思想。此例还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那就是，档案收集工作的“难与易”都是有条件地存在着的，它们也都会依一定的条件向其对立的方面转化，难者可能变为易，易者可能变为难。比如老翁献宝，是在他献宝一再被拒的情况下让本馆的收集变得“易如反掌”的，如果前两家有一家接收，就不会有我们接收的份儿，如当时不马上接收，其后果也很难预料。刚才提到，就在收受的最后时刻，老人还有改口变卦的举动，并且第二天他又来馆找我，说：“你把我赠的东西拿出来吧，咱俩到省里再去卖，卖的钱咱俩平半分。”很显然，如果处理不好，让这批档案资料流失到市场上运作起来，临清市档案馆再想收集，可比登天还难!
2 把握档案收集的难与易，把握其矛盾与解决方法的特殊性与一般性
注重档案资料收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对收集中的一般性矛盾，我们应用一般方法解决，一般方法难行通者，它们各有各的“个别”、各有各的“特殊”，还必须作个别、特殊处理。这就叫“档案收集普遍矛盾问题用一般方法来解决，特殊矛盾用个别方法来解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驾驭好档案收集工作之难易，使之取易者，轻而易举、不失时机；取难者，伺机而动、化难为易、出奇而制胜，“顺手而牵羊”。如果只谈前例，档案收集难易之事似有宋人守株待兔之嫌。这里例二所反映的档案收集之简单曲折，又是另外的风景。1991年，我与一位同志去市公安局检查档案工作，那里有一部分档案资料没整理，堆放在三间破旧平房里。我找局长，让他将这些档案资料整理进馆，他没答应，对我说：“俺这东西全是宝贝，里面还有民国时期的邮票呢!你们档案局拉走整去吧。”他还连着问我：“行不行，行不行?要行我找辆车给你们送去。”我的同事一听，气呼呼地说：“俺整了档案不叫你使!”局长说：“不叫你使，俺的档案不叫俺使啊?”对他“用车拉来”的提议，我当时动心，但没答应。为什么不敢答应呢?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工作量大，一定会遭到局馆同志的反对；二是1990年我到青州、潍坊档案馆参观，看见他们那里的档案进馆，卷皮都是铅印的，目录都是打印的，档案进馆都附有七套精装打印的《案卷目录》、《全引目录》。回来后，由我起草了一个《临清市档案馆档案进馆工作实施办法》，用市委办公室红头文件印发，这办法规定的进馆标准，就把青州、潍坊经验吸收进去。文件墨迹未干，我岂敢藐视，自打嘴巴?这年冬天，一个飘雪的上午，我再到公安局，碰上了老公安局长赵五桂，他陪我查看档案室，屋子破旧，还残留着夏天漏雨的痕迹。我看了一些珍贵文件材料，忧心忡忡，就同他商量说：“这些东西本来就属于国家，按国家法律不应再存放在这个不安全的地方，应该进馆，你让我把它拿走吧!”他痛快地答应了，于是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凡是1949年及其以前的档案资料就拿。他给我找了个大纸箱子，东西装了快一箱，又帮我捆到自行车上。这批档案资料太珍贵了，内有 古代刻本的石印线装书两部，一部是道光壬寅孟夏成书、百璧山房藏版的《防海辑要》，另一部是南宋朱熹编辑的《宋名臣言行录》。别说历史档案资料一大箱，单这两部古书就让我感觉当初没依公安局长之言是错了。
1991年8月23日，我到河南省浚县档案馆学习。为什么到浚县学习?因为那时我正研究本馆馆藏分类、主题目录的著录、标引和编排，有些拿不准，从报道看，浚县搞得不错，我是奔着分类、主题目录去的。目录没看好，但那里的馆藏案卷倒实实在在地给我上了一课。浚县那时的档案馆舍已经是第三代，有九个大库房，馆藏量数万卷之多，那时我们市馆馆藏才六千多卷。参观中，我见他们进馆案卷标准很不一致，他们连县广播站的广播稿都进馆了，稿件不少是用棉线装订一下，外面软卷皮一裹，有的没卷内目录，没编页，甚至连软卷皮也省去了。这对我的档案收集思想影响很大，我当时便向栗松岭局长提起我市公安局零散文件材料，他说：“你应该先把它们接收过来。”栗局长还很自豪地向我们介绍他花千元征集的一套清代线装书《荒政纪要》，让我很是羡慕。
这次我一分钱没花，拿了两部线装古书，怕是更加珍贵了。虽一箱档案资料得来很高兴，但那剩下的却总是心病。一次再去公安局，见库房前有一堆厚纸灰，东西被烧了!我问：“你们怎么敢烧档案?”局长说：“俺没烧档案，烧的是《公安通讯》一类内部刊物，有用的东西俺都整理了。”我无可奈何，除了心疼，就是自我品尝无法弥补的天大悔意，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无法原谅的档案工作者的巨大失误。尽管无人追究我的责任，但我却知道，难以估量一个档案人由于收集、指导失误而给临清地方历史文化遗存带来的损失究竟有多大!我以为这件伤心事到此画句号了。然而非也!2006年，临清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调研”办公室请我帮忙。11月30日上午，赵五桂老局长应邀参加座谈会，会前，他带了几件东西给我看，是李耀堂写给他的信。李耀堂是临清著名商界人物，1938年任临清商会会长，周旋于共产党、八路军、日伪、国民党顽军之间，为临清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他有特殊丰富的阅历，记忆力惊人，是非常理想的口述对象，可惜早已去世。几封信是他应赵五桂同志要求写下的“抗战”至“建国”初临清政治、军事、经济情况。如“抗战”期间日军三次侵占临清及撤走的时间；驻临日军各个时期的编制、番号、头目姓名、驻防地点、军事行动，其对临清商界、农工界的经济掠夺，对临清人的蹂躏残害情况等，大部分内容正是这次调研所需要的。看到赵老局长拿来的东西，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我当时就把他拿来的东西复印，以赠档案馆。他说他家里还有东西，如有用，就把它们拿来捐赠给档案馆。第二天上午，赵老早早来到调研办，把一大袋子东西放在我面前，里面有材料十几份，最珍贵者当属“抗战”时期我党、我军在临清印制的一本《抗战情报业务》，1913年临清商家的生意账，还有81张历史照片，其中的两张为1944年前后《新民会临清县训练所第二期职业分会会员训练毕业纪念》、《中华民国新民会临清县训练所第一期青年干部训练班师生合影》，这正是本课题要找的日军对我进行奴化教育文化侵略的罪证。这些文献资料有些还带有火烧火燎的痕迹，是火舌底下抢回的东西，让人感慨万千。“火之劫，我之过也!”赵老对我说，“这些东西你要看着有用，请你代我捐赠给市档案馆。”我连说：“有用、有用，非常珍贵!”我很郑重地向他表示感谢，并当即写下一份详细的捐赠档案资料目录清单，以做代收证明，请他保存备查。我问他还有什么要求要我向档案馆转达，他说没有。调研结束后，我把赵老的捐赠转给档案馆，市馆给我开具了一纸《转交证明》，但馆里是否向赵老发放了一纸《捐赠证书》，笔者未有听闻，心中有时凉飕飕的。为此，我写了一篇文章《敬礼!老赵局长》，深谢《上海档案》采用，刊登在2007年第11期上，并寄我两份样刊。我“借花献佛”，送给了老赵局长一份。真是的，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此例，亦有档案收集难易辩证。当初公安局那些东西如真的一车拉进档案馆，不就档案馆一句话吗?何其容易之事!机会错过，被火烧的，就永无进馆一说了。火中抢出来的，赵局长最终又捐献给档案馆，其他的呢，再征集那难度就不知有多大了，这不是“档案资料收集难易相成”吗?这不是“档案资料收集难易双方在一定条件下要向自己的反面转化”吗?不但如此，此案例从哲学层面更告诉我们，把握档案收集的难与易，还必须注重把握档案资料收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如学青州经验，这不错，经验在临清的部分确实“开花结果”了，一些部门单位的档案按标准或部分按标准进馆了。也就是说，对收集中的一般性的矛盾，我们用一般性方法解决了问题，但这一般方法有些单位行不通，他们是个别的、特殊的，因此，在进馆操作上，我们不能单学青州，还必须学学浚县，对个别特殊作个别特殊处理，这就叫“档案收集普遍矛盾问题用一般方法来解决，特殊矛盾用个别方法来解决”。包括文件材料的一车拉、一箱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驾驭好档案收集之难易。还有“顺手牵羊”，有这样的案例吗?有的。1995年某日，我找临清市纪委杨副书记，要求纪检档案进馆，他同意了。在查看案卷情况时，杨向我介绍另堆一处的档案，是1991年由市纪委牵头对全市私房进行清理时形成的案卷，有大量土地、房产复制证件。他问我是否要，我说：“要!”就“顺手牵羊”了。
3 档案收集普遍矛盾用一般方法解决，特殊矛盾用个别方法解决
在档案收集矛盾中，主要矛盾自然是收集者与被收集者之间的矛盾。收集者是档案馆，被收集者是社会，档案馆与社会双方从收集全局看，档案馆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只有国家把档案资料收集权交给了档案馆，才有了档案收集工作。收集矛盾就是因档案馆收集职能而产生的，并由它规定了收集这一事物的性质，假若档案馆收集职能不存在了，收集矛盾也就消失了。认识这点极为重要，这是各国家综合档案馆收集矛盾的共性，是普遍矛盾。这样认识问题，我们才能准确把握档案馆人在收集中的定位，才能把握发挥好自己在收集中的积极主导地位。如果一个档案馆年年岁岁在收集中劳而无功，馆藏依旧，那就是自己的无能或是“不作为”，他再说档案收集如何难，怎么难的，人家就会怀疑，这恐怕是一些“高人”失职的一片“遮羞布”。在收集全局上，档案馆人是其矛盾的主要方面，局部上呢?在每次具体收集上呢?在具体收集中，档案馆人就不一定总处在其矛盾的主要方面，不一定总是在一对矛盾中处于支配、主导地位。如例一中，档案馆人方面是处于收集矛盾主导地位一面；例二中，只在公安局提出“找车送档案”那一刻，档案馆是主导，机会一失，主导支配地位亦失。这说明，在一具体档案接收过程中，授受矛盾双方的地位是不平衡的、变化着的。档案馆人主导支配地位在很多时候要靠自己的苦心经营、全力争取 而得、而保持的。要“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掉以轻心，“准衙门”的作风是万万要不得的。把握收集矛盾的难易及其变化规律，把握收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把握矛盾双方主次地位，力争保持档案馆人的收集主导支配地位，绝非易事，需要我们再学习，用科学发展观重新审视收集理论实践，并使其在今后工作中升华。收集理论要在实践中发展创新，它需要丰富，需要体系化，对它的研究需要深入。国家对档案收集有规定，《档案馆工作通则》规定了档案馆接收档案的要求和手续，规定很好，我们应严格执行，照此办理。否则，各进馆单位档案资料“车拉绳捆”一堆堆进了馆，档案馆岂不“天下大乱”了!但是例二的情况，我们就不应拿《通则》说事。其虽“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但有珍品，且面临着“玉石俱焚”的危险，权衡得失，档案馆人应无条件接收。在这种情况下，再拿国家收集规定说事，便是档案馆人失职。例四：某年，本市教育局给档案馆拉来一车档案。这是一批退职下放的死亡教育人事档案。我要其编号编目，他们不干，说：“这东西多年没动，有的根本就不是教育系统的。我们用不着，不保存了，档案馆不收，我们就处理了。”我说：“好，收!”馆里一位同志不干了，在走廊上大声责问：“这样接收，出了事谁负责?”我说：“我负责!”有趣的是，不久，送档者来查它们，利用量还不小，我说：“档案移交时，你说不是你们的，按规定，你利用就要交费了。”他们只好认交。我说：“你乱七八糟送来，我们把它编号、编目、装盒，这些工作本该你做，我们替你做了。工夫我们情愿搭，硬盒钱财政不拿，如你们拿上，可以不收你查档费，以后也不收。”他们一听，很高兴，痛痛快快把钱拿了。此例可称“后发制人”，“在被动中寻求主动”，总以收集目标实现、档案不被毁为目的。档案馆人在贯彻收集规范中，必须看立档单位的实际，看收集对象价值高低，该变通时变通，该灵活时灵活，该退让时退让。当然，这种变通、灵活与退让也必须把握尺度、分寸，使其既能减轻档案馆接收负担，又让对方能接受。如清“私房”档案，我提出补档号、编目，并向档案员表示，如果她完成任务，评她为“年度市档案工作先进个人”，档案员高高兴兴地完成了任务。例五：市党史办几乎没整过档案，姜桂英同志改任其主任，我要她将档案进馆，她要我出卷皮，出空白目录，我照办了，她便把反映临清、清平地方党60多年历史的85个案卷移交进馆。这叫“兵贵神速”，也叫“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执法进馆，临清搞过，结果，全市22个乡镇应进馆的档案都按标准要求全部进馆了，虽如此，我还是主张执法刚性外，还是多点灵活性好。例六：1995年秋，我到本市法院检查指导，碰上档案室诉讼档案鉴定销毁。判销七千多卷，其中有大批抗日民主政权除奸、清匪反霸材料，“建国”以来反映我市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内容的材料。我说：“不能销!”人家争辩：“这是短期卷，保存四五十年了，按要求，早过保管期限了。我们把各案卷的审判书抽出重新立卷，剩下的没必要留了!”我说：“我有用，得进馆。”他们说：“诉讼档案不能进馆哪!”我说：“不行，法律规定，必须进!”他们没有执行。到了1999年，该单位搞了份请求销毁这批档案的报告，有领导签字，上级部门档案科盖章，拿来让我看，我说：“这是错误、违法的。”并把意见写在报告上，加了市档案局的公章。之后，又电话警告：“如果销毁这批档案，市局立即通报，并报告上一级档案局坚决查处。”他们之后将其中的五百余卷整理进馆。我过去看了剩余部分，珍贵的文件材料还很多，就说；“没整理的全进馆。”于是七千件档案进馆了。这里应看到，人家要销，也有理。最高法院有规定，国家档案局没说不，档案法律规范上有漏洞。这样的问题是档案收集保管事业发展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是任何时候都有的。要解决，我们也只能从实际出发，刚柔并济，机动灵活。总之，档案收集，进馆是主要矛盾，档案馆人是授受矛盾双方的主要方面、主导者。在具体的收集活动中，档案馆人总是处在收集主动地位是不可能的，但档案馆人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我们是主导，我们必须想尽办法争取主动。
4 普遍联系的观点——档案收集着眼于档案服务
收集着眼于档案服务，从服务入手搞收集，是使我们的档案收集由难变易的一把“钥匙”。从哲学角度讲，这是普遍联系的观点。服务怎样影响收集?这里举三例。例七：2006年，临清市“‘抗战’课题调研办”聘我参加调研。我答应了，并提要求：“调研结束后，请将形成数据移交档案馆。”结果，他们把成果光盘送去了。例八：2007年，济南老干部任善斌想写夏全亮，要在临清找合作伙伴，问我有没有兴趣。我说：“有。”夏全亮这个人，担任过八路军771团副参谋长、11团副团长。1942年底，771团一部组成东进支队，挺进卫东，夏任支队长。一年半多，他在临清及周边与日伪大小数十战，威名赫赫。他又善做群众工作，深得人民热爱。1944年夏，他在与日军作战时牺牲。任善斌当时担任夏的作战参谋，老人家要我把夏的事迹写成小说，他写回忆资料提供素材。我说：“行!”临清市档案馆反映夏的资料很少，任老的想法正能为本馆提供夏支队口述档案。我积极地向他提供资料、地图等。2009年，任老写出3万字的材料，通过电子信箱发给我，征得他的同意，我把材料发给临清市档案馆一份。例九：2000年，一位叫冯德珍的八十岁老人来本市档案馆查询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证据，随身带来一份《个人简历》，叙述了他1940年至1944年在八路军的活动经历。其中有“四二九”反扫荡、肖永智牺牲、夏全亮支队活动等重大事件。虽本馆没能帮上忙，我还是清他详细说说当年的经历，他的《个人简历》也作为档案进了馆。
档案服务多种多样，临清市档案馆举办一次展览，就收到参观者赠送的六百余张照片。一般来讲，人家上馆寻求服务，是被动者，我们一副“希望之星”形象，是主动者。这时如有收集机会，我们往往可以“搭车”由收集被动变主动的。
5 收集鉴定水平及信息洞察力是档案收集的最大问题
档案收集的“难与易”，联着档案人的收集、鉴定业务水平和收集信息洞察力，这两个问题是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档案收集的最大问题。如例一，个别档案馆人认为那么重要的档案资料不应进馆，这样的档案收集鉴定思想会对我们的档案收集工作造成怎样的损失是不言而喻的。例九的口述档案，我安排人做进馆登记，有人不同意，认为不该进馆，事实上，不应抵制应抓紧抢救。如冯德珍口述档案，“抗战”损失调研时，我想再找他谈谈，一打听，老人过世了。谈到收集洞察力，应该特别注意各级档案室。应收集进馆，但没有列入进馆范围的档案资料，有很珍贵的，却正在被销毁或准备销毁，时时处在危险中。这恐怕决非一地、一时的偶然。2000年某日，某医院档案员在本局闲谈，无意中说：“俺把‘建国’前的病历档案销毁了。”我大吃一惊，遗憾地说：“这事情你做错了!你院前身是‘八路军冀南行署医院’，邓小平、徐向前、陈毅、王任重、陈再道等众多革命老前辈都和这个医院有接触，那里面如果有他们的病历呢?”我恨自己，我也到过该病案室，为什么就不曾想过院里有没有建国前病历呢?这就是缺乏洞察力啊!
(摘自《档案界》网站)
《档案管理》杂志主办的《档案界》网站上，有个“业务问题一百问”。百问中的第一问是：“为什么档案收集工作那么难做?怎样解决收集难的问题?”虽然有人称此问题太简单，甚至是伪问题，但我却认为它是影响档案业务提高的第一等的大问题，很不简单，是档案界多年关注、经常讨论的大事。它让人头痛，但又不得不硬着头皮来讨论。我想这第一问的前句，也可以这样问：“为什么档案收集工作那么易做?”这样说，似乎让被档案收集弄得焦头烂额的档案馆人哭笑不得，但从哲学角度用辩证的观点来看，这是确确实实的客观存在。“有无相生，难易相成”，两个概念交互生成，不可分离。例如，1994年，一老翁驮一包袱来到临清市档案馆，同事喊我，“献宝的人来了。”我到办公室时，局馆同志都到了。“献宝”老者坐在桌边，桌上放一大包袱。寒暄几句，我让他把包袱打开，这一看，真叫我心花怒放!包袱里的档案资料大部分形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里面有：1941年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形成的整套文件，包括新华社晋冀豫分社对会议的报道等，邓小平、薄一波等参选情况赫然纸上；鲁艺木刻工厂印制的八开彩印木刻画，毛主席木刻像、朱总司令木刻像，声讨“皖南事变”祸首木刻画，中共中央北方局对晋冀豫边区建设的十五项主张宣传木刻画一套；新华日报社创办的文化半月刊——《抗战生活》(1940年版，第一至第六期)；1938年鲁西北抗战移动剧团油印的抗战剧本等。如此珍宝，喜从天降!我一边看，一边肯定老者送来的东西有进馆价值。这时，馆内有人表示反对，说：“不能收，不是临清形成的东西，它们不是档案，不属进馆范围。”我说：“有一些反映了临清情况，有些是在临清时形成的。”“那些直接形成的形成地在临西，现在不归临清管了。”我说：“不属档案的，可以当资料收集。”我问老人：“是捐献还是卖?”他当然是看到了接收阻力，听我问，赶忙回答：“捐献!”我们中一位领导拉住我就往办公室外走，并把局馆长姜桂英同志也招呼过去，说：“不能收，当年我在某办工作时，有人拿着明朝书法家方元焕书法匾额找我，二十元钱我都没要。”我说：“这不一样，部门职责不同。”见我不肯，他又说：“这些东西谁敢说是真的，要是假的呢?”我即拿了上述档案资料找了文物专家鉴定，人家一看，就说：“是真的，都是无价之宝!”我把专家的鉴定结论一说，没人再说什么，桂英同志即点头
接收，拟发捐赠证书及三百元奖金。我把馆里的意见告诉老人，他非常高兴，表示同意。当他把包袱里的东西快拿完的时候，忽然说：“剩下的这些俺不卖了，俺就卖三百块钱的。”我一惊，再看他包袱里：有解放前后颁发的一些奖章，还有捐献者之父早年的工作日记，等等。我态度严肃起来，说：“你不是捐赠吗?怎么又变成卖了?”他自知理亏，马上改口：“俺不是卖，给多少钱俺也不卖，俺是捐献。”我边说“这就对了”，边把他包袱里剩下的东西拿过来，把奖金发给他。你们能说档案收集不容易吗?这简直是太容易不过了。但换个角度看，想想前因后果，这事还有它不易的一面。为了收集历史、革命历史档案，临清市档案馆做了许多工作。1990年，铅印了大张的《临清市档案馆关于征集档案资料的通告》，向市内外寄发，在本市到处张贴。在会议上、在临清电视台上，我们做征集宣传，三年多才引来一位献宝人，这很不易啊!这献宝跟我们的收集宣传有关系吗?有的。这位老人献宝，来本馆是第三站。第一站，某档案馆，人家不收。第二站，本市方志办，也不收。虽不收，却给他提供了信息，说：“临清市档案馆收。”如果不是我们宣传，人家怎能想起让他去档案馆献宝呢?“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就是档案收集工作那么难做，却又那么容易做的辩证统一，其间充满了“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的辩证思想。此例还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那就是，档案收集工作的“难与易”都是有条件地存在着的，它们也都会依一定的条件向其对立的方面转化，难者可能变为易，易者可能变为难。比如老翁献宝，是在他献宝一再被拒的情况下让本馆的收集变得“易如反掌”的，如果前两家有一家接收，就不会有我们接收的份儿，如当时不马上接收，其后果也很难预料。刚才提到，就在收受的最后时刻，老人还有改口变卦的举动，并且第二天他又来馆找我，说：“你把我赠的东西拿出来吧，咱俩到省里再去卖，卖的钱咱俩平半分。”很显然，如果处理不好，让这批档案资料流失到市场上运作起来，临清市档案馆再想收集，可比登天还难!
2 把握档案收集的难与易，把握其矛盾与解决方法的特殊性与一般性
注重档案资料收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对收集中的一般性矛盾，我们应用一般方法解决，一般方法难行通者，它们各有各的“个别”、各有各的“特殊”，还必须作个别、特殊处理。这就叫“档案收集普遍矛盾问题用一般方法来解决，特殊矛盾用个别方法来解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驾驭好档案收集工作之难易，使之取易者，轻而易举、不失时机；取难者，伺机而动、化难为易、出奇而制胜，“顺手而牵羊”。如果只谈前例，档案收集难易之事似有宋人守株待兔之嫌。这里例二所反映的档案收集之简单曲折，又是另外的风景。1991年，我与一位同志去市公安局检查档案工作，那里有一部分档案资料没整理，堆放在三间破旧平房里。我找局长，让他将这些档案资料整理进馆，他没答应，对我说：“俺这东西全是宝贝，里面还有民国时期的邮票呢!你们档案局拉走整去吧。”他还连着问我：“行不行，行不行?要行我找辆车给你们送去。”我的同事一听，气呼呼地说：“俺整了档案不叫你使!”局长说：“不叫你使，俺的档案不叫俺使啊?”对他“用车拉来”的提议，我当时动心，但没答应。为什么不敢答应呢?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工作量大，一定会遭到局馆同志的反对；二是1990年我到青州、潍坊档案馆参观，看见他们那里的档案进馆，卷皮都是铅印的，目录都是打印的，档案进馆都附有七套精装打印的《案卷目录》、《全引目录》。回来后，由我起草了一个《临清市档案馆档案进馆工作实施办法》，用市委办公室红头文件印发，这办法规定的进馆标准，就把青州、潍坊经验吸收进去。文件墨迹未干，我岂敢藐视，自打嘴巴?这年冬天，一个飘雪的上午，我再到公安局，碰上了老公安局长赵五桂，他陪我查看档案室，屋子破旧，还残留着夏天漏雨的痕迹。我看了一些珍贵文件材料，忧心忡忡，就同他商量说：“这些东西本来就属于国家，按国家法律不应再存放在这个不安全的地方，应该进馆，你让我把它拿走吧!”他痛快地答应了，于是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凡是1949年及其以前的档案资料就拿。他给我找了个大纸箱子，东西装了快一箱，又帮我捆到自行车上。这批档案资料太珍贵了，内有 古代刻本的石印线装书两部，一部是道光壬寅孟夏成书、百璧山房藏版的《防海辑要》，另一部是南宋朱熹编辑的《宋名臣言行录》。别说历史档案资料一大箱，单这两部古书就让我感觉当初没依公安局长之言是错了。
1991年8月23日，我到河南省浚县档案馆学习。为什么到浚县学习?因为那时我正研究本馆馆藏分类、主题目录的著录、标引和编排，有些拿不准，从报道看，浚县搞得不错，我是奔着分类、主题目录去的。目录没看好，但那里的馆藏案卷倒实实在在地给我上了一课。浚县那时的档案馆舍已经是第三代，有九个大库房，馆藏量数万卷之多，那时我们市馆馆藏才六千多卷。参观中，我见他们进馆案卷标准很不一致，他们连县广播站的广播稿都进馆了，稿件不少是用棉线装订一下，外面软卷皮一裹，有的没卷内目录，没编页，甚至连软卷皮也省去了。这对我的档案收集思想影响很大，我当时便向栗松岭局长提起我市公安局零散文件材料，他说：“你应该先把它们接收过来。”栗局长还很自豪地向我们介绍他花千元征集的一套清代线装书《荒政纪要》，让我很是羡慕。
这次我一分钱没花，拿了两部线装古书，怕是更加珍贵了。虽一箱档案资料得来很高兴，但那剩下的却总是心病。一次再去公安局，见库房前有一堆厚纸灰，东西被烧了!我问：“你们怎么敢烧档案?”局长说：“俺没烧档案，烧的是《公安通讯》一类内部刊物，有用的东西俺都整理了。”我无可奈何，除了心疼，就是自我品尝无法弥补的天大悔意，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无法原谅的档案工作者的巨大失误。尽管无人追究我的责任，但我却知道，难以估量一个档案人由于收集、指导失误而给临清地方历史文化遗存带来的损失究竟有多大!我以为这件伤心事到此画句号了。然而非也!2006年，临清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调研”办公室请我帮忙。11月30日上午，赵五桂老局长应邀参加座谈会，会前，他带了几件东西给我看，是李耀堂写给他的信。李耀堂是临清著名商界人物，1938年任临清商会会长，周旋于共产党、八路军、日伪、国民党顽军之间，为临清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他有特殊丰富的阅历，记忆力惊人，是非常理想的口述对象，可惜早已去世。几封信是他应赵五桂同志要求写下的“抗战”至“建国”初临清政治、军事、经济情况。如“抗战”期间日军三次侵占临清及撤走的时间；驻临日军各个时期的编制、番号、头目姓名、驻防地点、军事行动，其对临清商界、农工界的经济掠夺，对临清人的蹂躏残害情况等，大部分内容正是这次调研所需要的。看到赵老局长拿来的东西，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我当时就把他拿来的东西复印，以赠档案馆。他说他家里还有东西，如有用，就把它们拿来捐赠给档案馆。第二天上午，赵老早早来到调研办，把一大袋子东西放在我面前，里面有材料十几份，最珍贵者当属“抗战”时期我党、我军在临清印制的一本《抗战情报业务》，1913年临清商家的生意账，还有81张历史照片，其中的两张为1944年前后《新民会临清县训练所第二期职业分会会员训练毕业纪念》、《中华民国新民会临清县训练所第一期青年干部训练班师生合影》，这正是本课题要找的日军对我进行奴化教育文化侵略的罪证。这些文献资料有些还带有火烧火燎的痕迹，是火舌底下抢回的东西，让人感慨万千。“火之劫，我之过也!”赵老对我说，“这些东西你要看着有用，请你代我捐赠给市档案馆。”我连说：“有用、有用，非常珍贵!”我很郑重地向他表示感谢，并当即写下一份详细的捐赠档案资料目录清单，以做代收证明，请他保存备查。我问他还有什么要求要我向档案馆转达，他说没有。调研结束后，我把赵老的捐赠转给档案馆，市馆给我开具了一纸《转交证明》，但馆里是否向赵老发放了一纸《捐赠证书》，笔者未有听闻，心中有时凉飕飕的。为此，我写了一篇文章《敬礼!老赵局长》，深谢《上海档案》采用，刊登在2007年第11期上，并寄我两份样刊。我“借花献佛”，送给了老赵局长一份。真是的，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此例，亦有档案收集难易辩证。当初公安局那些东西如真的一车拉进档案馆，不就档案馆一句话吗?何其容易之事!机会错过，被火烧的，就永无进馆一说了。火中抢出来的，赵局长最终又捐献给档案馆，其他的呢，再征集那难度就不知有多大了，这不是“档案资料收集难易相成”吗?这不是“档案资料收集难易双方在一定条件下要向自己的反面转化”吗?不但如此，此案例从哲学层面更告诉我们，把握档案收集的难与易，还必须注重把握档案资料收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如学青州经验，这不错，经验在临清的部分确实“开花结果”了，一些部门单位的档案按标准或部分按标准进馆了。也就是说，对收集中的一般性的矛盾，我们用一般性方法解决了问题，但这一般方法有些单位行不通，他们是个别的、特殊的，因此，在进馆操作上，我们不能单学青州，还必须学学浚县，对个别特殊作个别特殊处理，这就叫“档案收集普遍矛盾问题用一般方法来解决，特殊矛盾用个别方法来解决”。包括文件材料的一车拉、一箱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驾驭好档案收集之难易。还有“顺手牵羊”，有这样的案例吗?有的。1995年某日，我找临清市纪委杨副书记，要求纪检档案进馆，他同意了。在查看案卷情况时，杨向我介绍另堆一处的档案，是1991年由市纪委牵头对全市私房进行清理时形成的案卷，有大量土地、房产复制证件。他问我是否要，我说：“要!”就“顺手牵羊”了。
3 档案收集普遍矛盾用一般方法解决，特殊矛盾用个别方法解决
在档案收集矛盾中，主要矛盾自然是收集者与被收集者之间的矛盾。收集者是档案馆，被收集者是社会，档案馆与社会双方从收集全局看，档案馆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只有国家把档案资料收集权交给了档案馆，才有了档案收集工作。收集矛盾就是因档案馆收集职能而产生的，并由它规定了收集这一事物的性质，假若档案馆收集职能不存在了，收集矛盾也就消失了。认识这点极为重要，这是各国家综合档案馆收集矛盾的共性，是普遍矛盾。这样认识问题，我们才能准确把握档案馆人在收集中的定位，才能把握发挥好自己在收集中的积极主导地位。如果一个档案馆年年岁岁在收集中劳而无功，馆藏依旧，那就是自己的无能或是“不作为”，他再说档案收集如何难，怎么难的，人家就会怀疑，这恐怕是一些“高人”失职的一片“遮羞布”。在收集全局上，档案馆人是其矛盾的主要方面，局部上呢?在每次具体收集上呢?在具体收集中，档案馆人就不一定总处在其矛盾的主要方面，不一定总是在一对矛盾中处于支配、主导地位。如例一中，档案馆人方面是处于收集矛盾主导地位一面；例二中，只在公安局提出“找车送档案”那一刻，档案馆是主导，机会一失，主导支配地位亦失。这说明，在一具体档案接收过程中，授受矛盾双方的地位是不平衡的、变化着的。档案馆人主导支配地位在很多时候要靠自己的苦心经营、全力争取 而得、而保持的。要“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掉以轻心，“准衙门”的作风是万万要不得的。把握收集矛盾的难易及其变化规律，把握收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把握矛盾双方主次地位，力争保持档案馆人的收集主导支配地位，绝非易事，需要我们再学习，用科学发展观重新审视收集理论实践，并使其在今后工作中升华。收集理论要在实践中发展创新，它需要丰富，需要体系化，对它的研究需要深入。国家对档案收集有规定，《档案馆工作通则》规定了档案馆接收档案的要求和手续，规定很好，我们应严格执行，照此办理。否则，各进馆单位档案资料“车拉绳捆”一堆堆进了馆，档案馆岂不“天下大乱”了!但是例二的情况，我们就不应拿《通则》说事。其虽“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但有珍品，且面临着“玉石俱焚”的危险，权衡得失，档案馆人应无条件接收。在这种情况下，再拿国家收集规定说事，便是档案馆人失职。例四：某年，本市教育局给档案馆拉来一车档案。这是一批退职下放的死亡教育人事档案。我要其编号编目，他们不干，说：“这东西多年没动，有的根本就不是教育系统的。我们用不着，不保存了，档案馆不收，我们就处理了。”我说：“好，收!”馆里一位同志不干了，在走廊上大声责问：“这样接收，出了事谁负责?”我说：“我负责!”有趣的是，不久，送档者来查它们，利用量还不小，我说：“档案移交时，你说不是你们的，按规定，你利用就要交费了。”他们只好认交。我说：“你乱七八糟送来，我们把它编号、编目、装盒，这些工作本该你做，我们替你做了。工夫我们情愿搭，硬盒钱财政不拿，如你们拿上，可以不收你查档费，以后也不收。”他们一听，很高兴，痛痛快快把钱拿了。此例可称“后发制人”，“在被动中寻求主动”，总以收集目标实现、档案不被毁为目的。档案馆人在贯彻收集规范中，必须看立档单位的实际，看收集对象价值高低，该变通时变通，该灵活时灵活，该退让时退让。当然，这种变通、灵活与退让也必须把握尺度、分寸，使其既能减轻档案馆接收负担，又让对方能接受。如清“私房”档案，我提出补档号、编目，并向档案员表示，如果她完成任务，评她为“年度市档案工作先进个人”，档案员高高兴兴地完成了任务。例五：市党史办几乎没整过档案，姜桂英同志改任其主任，我要她将档案进馆，她要我出卷皮，出空白目录，我照办了，她便把反映临清、清平地方党60多年历史的85个案卷移交进馆。这叫“兵贵神速”，也叫“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执法进馆，临清搞过，结果，全市22个乡镇应进馆的档案都按标准要求全部进馆了，虽如此，我还是主张执法刚性外，还是多点灵活性好。例六：1995年秋，我到本市法院检查指导，碰上档案室诉讼档案鉴定销毁。判销七千多卷，其中有大批抗日民主政权除奸、清匪反霸材料，“建国”以来反映我市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内容的材料。我说：“不能销!”人家争辩：“这是短期卷，保存四五十年了，按要求，早过保管期限了。我们把各案卷的审判书抽出重新立卷，剩下的没必要留了!”我说：“我有用，得进馆。”他们说：“诉讼档案不能进馆哪!”我说：“不行，法律规定，必须进!”他们没有执行。到了1999年，该单位搞了份请求销毁这批档案的报告，有领导签字，上级部门档案科盖章，拿来让我看，我说：“这是错误、违法的。”并把意见写在报告上，加了市档案局的公章。之后，又电话警告：“如果销毁这批档案，市局立即通报，并报告上一级档案局坚决查处。”他们之后将其中的五百余卷整理进馆。我过去看了剩余部分，珍贵的文件材料还很多，就说；“没整理的全进馆。”于是七千件档案进馆了。这里应看到，人家要销，也有理。最高法院有规定，国家档案局没说不，档案法律规范上有漏洞。这样的问题是档案收集保管事业发展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是任何时候都有的。要解决，我们也只能从实际出发，刚柔并济，机动灵活。总之，档案收集，进馆是主要矛盾，档案馆人是授受矛盾双方的主要方面、主导者。在具体的收集活动中，档案馆人总是处在收集主动地位是不可能的，但档案馆人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我们是主导，我们必须想尽办法争取主动。
4 普遍联系的观点——档案收集着眼于档案服务
收集着眼于档案服务，从服务入手搞收集，是使我们的档案收集由难变易的一把“钥匙”。从哲学角度讲，这是普遍联系的观点。服务怎样影响收集?这里举三例。例七：2006年，临清市“‘抗战’课题调研办”聘我参加调研。我答应了，并提要求：“调研结束后，请将形成数据移交档案馆。”结果，他们把成果光盘送去了。例八：2007年，济南老干部任善斌想写夏全亮，要在临清找合作伙伴，问我有没有兴趣。我说：“有。”夏全亮这个人，担任过八路军771团副参谋长、11团副团长。1942年底，771团一部组成东进支队，挺进卫东，夏任支队长。一年半多，他在临清及周边与日伪大小数十战，威名赫赫。他又善做群众工作，深得人民热爱。1944年夏，他在与日军作战时牺牲。任善斌当时担任夏的作战参谋，老人家要我把夏的事迹写成小说，他写回忆资料提供素材。我说：“行!”临清市档案馆反映夏的资料很少，任老的想法正能为本馆提供夏支队口述档案。我积极地向他提供资料、地图等。2009年，任老写出3万字的材料，通过电子信箱发给我，征得他的同意，我把材料发给临清市档案馆一份。例九：2000年，一位叫冯德珍的八十岁老人来本市档案馆查询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证据，随身带来一份《个人简历》，叙述了他1940年至1944年在八路军的活动经历。其中有“四二九”反扫荡、肖永智牺牲、夏全亮支队活动等重大事件。虽本馆没能帮上忙，我还是清他详细说说当年的经历，他的《个人简历》也作为档案进了馆。
档案服务多种多样，临清市档案馆举办一次展览，就收到参观者赠送的六百余张照片。一般来讲，人家上馆寻求服务，是被动者，我们一副“希望之星”形象，是主动者。这时如有收集机会，我们往往可以“搭车”由收集被动变主动的。
5 收集鉴定水平及信息洞察力是档案收集的最大问题
档案收集的“难与易”，联着档案人的收集、鉴定业务水平和收集信息洞察力，这两个问题是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档案收集的最大问题。如例一，个别档案馆人认为那么重要的档案资料不应进馆，这样的档案收集鉴定思想会对我们的档案收集工作造成怎样的损失是不言而喻的。例九的口述档案，我安排人做进馆登记，有人不同意，认为不该进馆，事实上，不应抵制应抓紧抢救。如冯德珍口述档案，“抗战”损失调研时，我想再找他谈谈，一打听，老人过世了。谈到收集洞察力，应该特别注意各级档案室。应收集进馆，但没有列入进馆范围的档案资料，有很珍贵的，却正在被销毁或准备销毁，时时处在危险中。这恐怕决非一地、一时的偶然。2000年某日，某医院档案员在本局闲谈，无意中说：“俺把‘建国’前的病历档案销毁了。”我大吃一惊，遗憾地说：“这事情你做错了!你院前身是‘八路军冀南行署医院’，邓小平、徐向前、陈毅、王任重、陈再道等众多革命老前辈都和这个医院有接触，那里面如果有他们的病历呢?”我恨自己，我也到过该病案室，为什么就不曾想过院里有没有建国前病历呢?这就是缺乏洞察力啊!
(摘自《档案界》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