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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宣颖（1894—1973），字兑之，号蜕园，湖南善化（今长沙）人。晚清相国瞿鸿禨之子，中兴名臣曾国藩外孙女婿（瞿妻为曾纪芬之女聂其璞）。瞿宣颖自幼从湘籍名宿王闿运、王先谦学，深通文史，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攻习外文。他是一位通才型的人物：善诗，陈三立称其“抒情赋物，悱恻芬芳，而雅韵苍格，阶苏窥杜，无愧健者”；精四六体，有《中国骈文概论》传世；工掌故，成书《杶庐所闻录》、《养和室随笔》；于风俗、职官、方志等有深湛的研究，著有《人物风俗制度丛谈》、《两汉县政考》、《方志考稿》；书法、画作亦可观；又通晓多种语言文字，名言“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即由其译出。但是这位才华横溢、本应在学术界占有一定地位的学者却始终被遮蔽，颇令人感慨。
作为传统文化与道德捍卫者的吴宓乐于与世家子弟结交，他对义宁陈氏一门就极为推崇，对同为名门之后的瞿宣颖也评价奇高：“兑之博学能文，著述宏富，又工书法，善画山水及梅花。合乎吾侪心目中理想的中国文人之标准，兼治西籍，并娴政事。其于学，则邃于史，掌故精熟。”吴、瞿二人有过不错的交往，时间主要集中于1930年至1937年，及1964年两个时段。
1911年秋，辛亥革命爆发，清华学校停课，学生四散。到沪投奔父亲的吴宓于次年初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与瞿宣颖做了几个月的校友，但是彼此并不认识，《吴宓自编年谱》写道：“如初未相识之瞿宣颖、刘麟生等，至1930年后，各有著作，以文学成为知交，乃追论昔年同学之谊焉。”1920年左右，吴宓先后为瞿宣颖担任主撰兼总编辑的《民心周刊》杂志投过《世界近史杂记》、《余生诗话》、《红楼梦新谈》等稿件。留学哈佛大学时，吴宓还与前往美国考察实业的聂云台（瞿之妻兄）有过交流。
1930年1月6日，吴宓到叶企孙宅午餐，遇上瞿宣颖，这是二人的第一次正式晤面。1月12日，吴到黄米胡同八号瞿宅拜访，并在日记中记录：“近纳交瞿君，可为《文学副刊》撰稿也。”当时吴宓主编了《学衡》、《大公报·文学副刊》两份刊物，故常向同好索取稿件。几天后，瞿诗《曾重伯先生诗述》就在《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一百零六期刊出。曾重伯即曾广钧，曾国藩长孙。吴宓对曾国藩钦敬有加，曾说过：“宓之本心，实欲植立中心，取得一贯之精神及信仰，而成为光明端正、内质诚而外活泼之人物。所模仿者，为安诺德，为白璧德，为葛德，为曾文正。”读到曾国藩手书日记时，他也有所感发：“以后作日记，宜注重修省之事，而略其馀。苟有寸进，则亦曾公之赐也。”吴宓数次将曾广钧之诗选登在《学衡》杂志上，并加以模仿，如曾在某诗后注明：“近读曾重伯先生诗，故日间诸作颇有学步之处云。”1929年11月，曾广钧逝世，吴宓撰写了《环天诗人（曾广钧）逝世》发表在《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一百零三期。
1月26日，吴宓又受邀到黄米胡同赴宴，客人为曾广铨、汤涤、李宣倜、曹经沅、陈封可、叶公超等，因多诗人画家，宴毕乃咏赋挥毫。2月16日，吴宓与叶公超在东兴楼宴客，到者有瞿宣颖、袁同礼、杨振声、金岳霖、熊佛西、张奚若、冯友兰等二十一人。
2月20日，吴宓将《学衡》杂志第七十一期送到瞿宅，该期登载了瞿宣颖《曾敬诒（广铨）先生六秩寿颂》、《曾重伯先生挽诗四十韵》两篇作品。在后一首诗中，瞿氏细细地述说了他与曾广钧的师友情谊，吴宓为该诗作有“编者按”，并从形式方面作了评价：“此诗即仿环天诗人之体，五言排律，今人为之者殊寡，以读书少而学不足也，然宓甚喜此体。”当时，《学衡》杂志因经费拮据，已是勉强刊行，编辑者内部又矛盾重重。虽然经梁启超等到中华书局说情，其境遇仍不容乐观。吴宓也不得不向友人及出版社寻求帮助。2月24日，吴宓约瞿宣颖到清华大学，谈及为《学衡》募款之事，“下午2-4在宓室中谈。瞿君谓在津见章士钊等，愿代募小款，捐助《学衡》。因再请瞿君与章君商说，拟宓暂缓赴津会晤云。四时半，送瞿君乘汽车去。”筹款似乎并无结果，查阅《学衡》杂志刊列名单及《吴宓日记》，计有王幼农、高幼农、黄学勤、陈寅恪、叶恭绰、汪兆璠、金毓绂等人出资，而无章士钊或瞿宣颖。
3月21日，吴宓到北河沿五十七号拜访曾广铨，未遇。两天后，瞿宣颖陪曾广铨之子曾约农回访，叙谈甚洽，并言及了艺芳女校的办学宗旨及过程。该校由从伦敦大学留学归来的曾宝荪（曾广钧之女）与曾约农于1918年在长沙创办，培育了不少人才。吴宓对致力于教育的曾宝荪极佩服，将其兴学之道与自己的办刊之路联系起来，为此赋诗一首，曾氏后来亦予奉和。
1930年8月5日，吴宓拜访了瞿宣颖，“谈及拟另出周刊，推行《学衡》主张及理想，而求浅近通俗”。吴宓编辑《学衡》杂志到该月中旬停止，自七十五期后交付胡稷咸续编，但吴氏想创办其他刊物延续自己的文化理想及学术观念。
1930年9月，因情感问题而心力交瘁的吴宓开始了访学欧洲的旅程，在其1931年1月27日日记中有一条与瞿氏相关的记录：“瞿宣颖（兑之）君为马古烈君撰《周公》一文，及小剪一柄，均遗失于此旅馆中，忘记携带。文失至为可惜。”马古烈即Georges Margouliès，又称马古礼，法国籍白俄罗斯汉学家。在巴黎期间，吴宓曾数次拜访马古烈，纵谈中国文化。可见，马古烈与瞿宣颖也有过学术交流。1931年5月，瞿宣穎执笔编定了曾纪芬自订年谱，吴宓为之评价道：“崇德老人聂曾纪芬，于1931年辛未岁（时年八十，又为曾文正公诞生百二十年纪念）——述其一生之经历（附感想），命其子婿瞿宣颖笔记之，编为《崇德老人八十自订年谱》……序二：则瞿宣颖所撰骈文《寿颂》也。此书，承瞿君赠宓一部，宓夙认为研究中国近世历史与文学者，所必备之参考书也。”
由于《吴宓日记》从1933年8月到1936年7月缺失，这段时间二人的来往不甚明了，只能通过其他一些资料进行补述。1933年，为了纪念其师王闿运百年诞辰，瞿宣颖撰写了《王湘绮先生诞生百年纪念小言》，载录于《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百六十六期。同庚（生于1894年）的他们还计划在该年偕同刊印《四十诗集》。吴宓在1934年出版的《空轩诗话》中设有“瞿兑之”条，摘录了《曾重伯先生挽诗四十韵》，以及《辛壬咏史诗》二十四首，后面这组诗歌论及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淞沪会战”的社会现状，深得吴氏赞赏，他曾请瞿宣颖以锦笺写就，供其玩读。 1935年9月15日，应学海书院之聘，瞿宣颖前往广州讲学。临行前，吴宓赠诗《送瞿兑之赴粤主讲广州学海书院》：“北潜已有沉渊志，南徙应知泛海心。福地琅环云外起，仙山楼阁梦中寻。道存苦作孤擎柱，情毁犹伤众口金。琼岛秋阴如此好，久居远别事难任。”既有离别时的难舍，也为瞿氏能到别处宣传共同的文化理想而欣慰。瞿宣颖复作《乙亥仲秋将之岭南留别北都友好，袖呈雨生兄饯席，乞正和》：“朔土风干苦秋热，欲驾艨艟犯涛雪。离亭置酒不成欢，中年厌客难为别。一从边塞奏清笳，城阙荒芜阅岁华。渐见防秋逼河洛，何止新亭泣永嘉。桃源孰是神仙地，蹈海谁能见秦帝。曳足还堪炎瘴乘，低头差免黄尘翳。士彦难携海上家，霍原非复山中计。承平文物重南邦，却访仪征旧讲堂。两戒河山思霸略，五噫忧愤在文章。明知桑海多流转，劳者聊须歌自遣。松桂家山讵可寻，藤阴故事犹应恋。北客于今二十年，南行初过雁峰边。后夜丰宜门外月，照余旅鬓益苍然。”该诗又载《中和》月刊1943年第二期，题目改为《将之岭南留别北都同好》。次年春，瞿宣颖回到北京。该年7月，吴宓亦收到学海书院的导师聘书，可能为瞿氏所荐。
1936年8月26日，吳宓在东兴楼招宴，客为缪凤林、许寿裳、瞿宣颖、浦江清四人，席散后，吴宓单独与瞿氏略谈。
1937年2月21日，“（吴宓）4-5至大佛寺牛排子胡同一号宅，访瞿宣颖（兑之），进洗沙元宵、炒面、炒年糕等点心。宓年年来兑之宅食此，而岁月不居，恋爱无成，今犹为无家之客，老已倏至，于是宓心又大伤悲！兑之出示近作《上源驿行》，藉史事以咏西安事变。诗甚典重，故佳。又谈时局，不悉记”。吴宓离婚后独居清华，逢年过节，朋友们会招呼他到家里聚餐，他多年来都在瞿家过元宵节。关于《上源驿行》，吴宓在为《顾亭林诗集》中《李克用墓》一诗加注时曾提及：“亭林此诗盖以郑成功比李克用，而伤郑经云不能为李存勖也。郑成功殁于康熙元年，此诗作于次年春，适当成功殁后（成功年三十九而殁）。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后，瞿宣颖君（兑之）作《上源驿行》，用史事甚合。”由此也可看出吴宓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1937年9月14日，著名诗人陈三立在北平逝世，与陈氏有通家之好、姻亲之谊的瞿宣颖到长椿寺送殡，悲赋《哭散原丈》五首：
示疾始数日，奔哭嗟已迟。灵床荐乾糒，飒飒起素帷。举首见画像，平昔深衣姿。循行升屋处，更怀燕居时。庭中草树色，日晴露方滋。灵爽未云远，语笑犹然疑。去日日以少，来日谁能知。料公乘风马，俯为陆沉悲。
夙秉冲和德，不改贞固性。韬精罄千觞，温克验齐圣。观书略章句，操翰屏弦檠。理趣任自然，襟韵澹逾静。霜华气常澄，露竹月交映。衰暮遘豺虎，忧伤损天命。茫茫墋黩交，遽失天地正。
诸郎及诸孙，苕颖俱绝诣。谢庭见古风，愔愔琴书致。传经人共羡，世泽长不坠。乔松蟠涧壑，欎欎厚根器。因悲槐堂客，神理尤殊异。一暝十三年，驱狸先入地。
觵觵中丞公，我祖昔同举。穆穆纪群交，声磬叶二父。往往宦辙同，湘州适所部。浩浩龙汉动，煦濡快一聚。哀哀丘吾泣，暮春岁维午。公来执生刍，老泪滴清醑。俯对藐诸孤，恳欵屡诏语。今来瞻素旐，此景宛再睹。父执行已尽，鲜民痛徒茹。
平生爱士心，片善必相假。后生稍识字，成器赖陶冶。弱岁弄柔翰，窃妄希风雅。荏苒壮逮衰，兹事且复舍。销忧暂理咏，有作辄促写。断句每在口，养醇躬愈下。生负九方皋，长作虺颓马。
瞿诗情感深挚，堪称佳作。陈寅恪向吴宓表达过对这组诗的认可，“寅悟言，散原丈挽诗，以瞿兑之宣颖所作为最工，惜宓未得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为保存中国的读书种子，北方各高校陆续南迁，清华大学等撤往长沙组成临时大学。11月，即将离开北平的吴宓与王荫南、陈寅恪、钱稻孙等话别，也提到了瞿宣颖，“曾往返瞿宣颖（兑之）二次，皆中道以他事受阻，未及话别”。1938年1月，逗留长沙的吴宓曾致函瞿宣颖。3月30日，吴宓得瞿宣颖复函，并记录：“瞿君去年读全史一过，作有《燕都览古诗》（七绝）四百余首，《读诸史诗》（五绝）百余首。极思读之。”
不料，滞留北平的瞿宣颖在胁迫之下担任了伪北大监督、伪北平国立编译馆馆长等职。吴宓对此肯定是知晓的，二人基本上断绝了来往。1942年末，曾纪芬在上海逝世，吴宓在12月31日记中淡淡一笔：“是日，聂云台之母聂太夫人曾纪芬女士在沪寓逝世。”只字未提瞿宣颖。
吴宓与瞿宣颖之侄瞿同祖也有交往，但给吴留下深刻印象的似乎是瞿妻赵曾玖，他多次在日记中称赞赵氏的美丽外貌。
1949年后，瞿氏寓居沪上，孤独潦倒，靠写作、校稿过活；吴宓则困守西南，在一次次运动中煎熬续命，他们之间的交流是通过书信完成的。
1953年7月1日，吴宓收到瞿宣颖信函及《癸巳花甲生日诗》油印稿。瞿氏借诗述怀，不免愁苦哀伤。或许是为了避嫌，吴宓一直未予回复。
1954年，学界掀起批判《红楼梦》研究的浪潮，矛头直指胡适，虽然吴宓一直将胡视为文化再造的对手，但这场运动也让他痛苦不堪，他在11月19日日记中写道：“今日上午九时，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重庆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为批判俞平伯之《红楼梦》研究（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用马列主义观点驱除胡适派之资产阶级唯心论之斗争），在重庆新民街三号文联会所召开座谈会。此运动（据重庆市宣传部长任白戈报告）乃毛主席所指示发起，令全国风行，特选取《红楼梦》为题目，以俞平伯为典型，该文学界、教育界中又一整风运动，又一次思想改造，自我检讨而已。宓自恨生不逢辰，未能如黄师、碧柳及迪生诸友，早于1949年以前逝世，免受此精神之苦。”11、12月中，吴宓赋《岁暮怀人诗》六首怀念黄节、瞿宣颖、俞平伯等师友，其中纪怀瞿氏之诗为：“最爱辛壬书扇诗，元金兴灭又今时。落花敢望春常在，六十咏怀盼远贻。”可见，吴宓虽未与瞿宣颖联络，但却始终心系之。 1964年初，吴宓计划出游拜访好友。1月21日，他写信给陈序经，告知将到广州探视不慎膝部受伤的陈寅恪，再从广州转道上海。1月24日，吴宓给瞿宣颖去函，告知有到沪相访之意。瞿宣颖很快复函。2月10日晚，吴宓“作航函与陈寅恪夫妇，告缓期三月初到广州，祈告知陈序经副校长。附录瞿兑之来函二段”。3月2日，吴宓作长函答瞿宣颖，并记下了瞿氏近况：“君为上海中华书局特约编辑。已成《刘梦得集笺校》数十万言，付印。又有《补书堂诗录》六卷，待刊。”
3月7日、8日、10日、11日，吴宓分四次笺注了瞿宣颖《癸卯（1963年）续花生日诗》六首，并立刻函寄。3月13日，瞿宣颖也航函吴宓，附诗两首，一为《得雨僧书空邮却寄》：“雨僧书来盈两纸，读了无殊对面时。不见仍能通梦寐，见时翻恐太矜持。性情各具终难变，颜鬓全非不用疑。来日穿云度三峡，开函君亦睹吾诗。”一为《示宴池并柬雨僧》：“君耽山谷倔强句，我爱乐天闲适吟。献可替否乃所愿，是丹非素宁吾心。雨僧论诗得悬解，能辨空际微妙音。东吴万里船已具，惟我与尔相需深。”几天后，收到信件的吴宓为其作按语，认为“此二诗，乃率而作成，似七律又似七古，非佳制”。这段时间，吴宓还将1945年3月上海太平书局出版的瞿氏著作《人物风俗制度丛谈甲集》读完了。
3月19日，吴宓接到瞿宣颖书函及诗稿五篇，其中，作于1950年夏的七古长篇《海上赠西园王孙（溥侗）》模仿王闿运《圆明园词》，叙论清末朝局，将清室的覆灭归罪于慈禧。诗歌有自序，也有青萝散人的笺注，但吴宓认为它们就是瞿宣颖自作的，就如同王闿运《圆明园词》序、注也是自作，却将序托名为长沙徐树铭所撰。其他几首诗为：周链霞《癸卯花生日诗，和蜕园六首》，瞿宣颖《链霞同坐听歌，并以和花生日诗见示，赋谢》七律四首，陈兼与《和蜕园花生日诗（癸卯）》六首，瞿宣颖《链霞兼与都和我花生日诗，再叠韵奉酬》六首。可见，瞿宣颖晚年与周链霞、陈声聪等有密切来往。
5月13日，吴宓又接到瞿宣颖来函，“云‘近亦患病，无彻底疗法，只有静养，一切任之’。深望宓‘不爽东游之约，为暮年一快聚耳’。又有二三诗史上问题请于寅恪，嘱宓顺便代为一叩，蜕再写上”。几个月来，吴宓两次充当了瞿宣颖与陈寅恪之间的信使。1964年6月，陈寅恪作《赠瞿兑之》七绝四首，当与此有关。
8月2日，吴宓作长函致瞿宣颖，“总复其1964年3月11日长函及《海上赠西园王孙（溥侗）》及《癸卯花生日》和诗”。吴宓原定的出游计划为武汉→广州→上海→北京→西安→成都，费时一个多月，打算拜访刘永济、何君超、陈寅恪等，但是后来取消了，他自己给出的理由是“觉此行之劳苦急迫，有退缩之意”，“夕阅今日《重庆日报》美军侵入北越国，东南亚之战事已开始，遂更有怯止之心”。8月9日，吴宓函告瞿宣颖，“出游取消”。
1965年5月，瞿宣颖致信吴宓，告知好友凌宴池逝世，得此噩耗的吳氏在日记中留下了一段感慨：“年来宓无端忽梦生存之某亲友，辄为不祥之征，数日前，未晓，忽梦赵紫宸，尚未及验。若宴池，则未尝梦见，胡遽长别。1947宓到沪‘竟迷海市两难逢’。1964年三次出游不成，知必留遗恨事，尤忧寅恪兄，乃不意却在宴池身上也。”瞿信还附有《宴池凌君挽诗》及叙记，后者尤其值得玩味：“重三日醵饮，君忽面余谓，余蓄长髯后，颇似乎师曾，但面较狭耳。此后曾未再见，故有首四句。余等每长谈必语及师曾，可征其怀旧之笃。生前诗稿已写定，属余参酌。其子已备在海外制铅椠矣，惜未及亲睹其成……”凌宴池认为瞿宣颖蓄长髯后，形似陈寅恪之兄陈师曾。凌氏与陈师曾为至交，二人早年结识于日本，后在北京与汤涤、姚茫父共组“四宜社”。
很快，时代的狂流将瞿宣颖与吴宓都击倒了，让他们在耄耋之年仍无法摆脱肉体与精神的苦痛。1968年，瞿宣颖卷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六人反革命集团案”，据钱伯城在《十年噩梦今似醒》中回忆，这个案件完全是由造反派“逼供”出来的，堪称造反派制造冤案的一大杰作，他详细地叙说了整个过程：
造反派猜测某几个中老年编辑，平时闲谈，可能会涉及“中央首长”——特别是关于江青的闲话，先“各个击破”，分别找他们个别谈话，给以恐吓性的警告，譬如说：“我们已经掌握材料（其实根本没有），你有污蔑中央首长的言论（不说哪一个首长，也不指出说过哪些话），已经有人交代（根本没有），现在就看你了（以虚套实，使对方心慌意乱）。罪行是客观存在（一口咬定实有其罪），就看你的态度如何（这句话是历代政治运动中都用过见效的，不过“文革”时用得更为广泛），是不是老实交代（不坐实罪名）。党的政策你是懂的（其实谁也不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现在给你时间，你去好好考虑吧（暂放一马，使对方寝食不安，神疲力尽，胡乱承认）！”
同时，造反派还在出版社内安置高音喇叭，每隔几分钟就对准牛棚喊一次话，不许他们回家，而是聚合在毛泽东塑像前不断地交代，然后依据这些所谓的罪行与言论将他们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瞿宣颖判得最重：有期徒刑十年，被关入上海提篮桥监狱，直至1973年瘐死狱中。而晚年备受摧残的吴宓也于1978年在寂寞与哀鸣中逝世。
作为传统文化与道德捍卫者的吴宓乐于与世家子弟结交，他对义宁陈氏一门就极为推崇，对同为名门之后的瞿宣颖也评价奇高：“兑之博学能文，著述宏富，又工书法，善画山水及梅花。合乎吾侪心目中理想的中国文人之标准，兼治西籍，并娴政事。其于学，则邃于史，掌故精熟。”吴、瞿二人有过不错的交往，时间主要集中于1930年至1937年，及1964年两个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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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秋，辛亥革命爆发，清华学校停课，学生四散。到沪投奔父亲的吴宓于次年初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与瞿宣颖做了几个月的校友，但是彼此并不认识，《吴宓自编年谱》写道：“如初未相识之瞿宣颖、刘麟生等，至1930年后，各有著作，以文学成为知交，乃追论昔年同学之谊焉。”1920年左右，吴宓先后为瞿宣颖担任主撰兼总编辑的《民心周刊》杂志投过《世界近史杂记》、《余生诗话》、《红楼梦新谈》等稿件。留学哈佛大学时，吴宓还与前往美国考察实业的聂云台（瞿之妻兄）有过交流。
1930年1月6日，吴宓到叶企孙宅午餐，遇上瞿宣颖，这是二人的第一次正式晤面。1月12日，吴到黄米胡同八号瞿宅拜访，并在日记中记录：“近纳交瞿君，可为《文学副刊》撰稿也。”当时吴宓主编了《学衡》、《大公报·文学副刊》两份刊物，故常向同好索取稿件。几天后，瞿诗《曾重伯先生诗述》就在《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一百零六期刊出。曾重伯即曾广钧，曾国藩长孙。吴宓对曾国藩钦敬有加，曾说过：“宓之本心，实欲植立中心，取得一贯之精神及信仰，而成为光明端正、内质诚而外活泼之人物。所模仿者，为安诺德，为白璧德，为葛德，为曾文正。”读到曾国藩手书日记时，他也有所感发：“以后作日记，宜注重修省之事，而略其馀。苟有寸进，则亦曾公之赐也。”吴宓数次将曾广钧之诗选登在《学衡》杂志上，并加以模仿，如曾在某诗后注明：“近读曾重伯先生诗，故日间诸作颇有学步之处云。”1929年11月，曾广钧逝世，吴宓撰写了《环天诗人（曾广钧）逝世》发表在《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一百零三期。
1月26日，吴宓又受邀到黄米胡同赴宴，客人为曾广铨、汤涤、李宣倜、曹经沅、陈封可、叶公超等，因多诗人画家，宴毕乃咏赋挥毫。2月16日，吴宓与叶公超在东兴楼宴客，到者有瞿宣颖、袁同礼、杨振声、金岳霖、熊佛西、张奚若、冯友兰等二十一人。
2月20日，吴宓将《学衡》杂志第七十一期送到瞿宅，该期登载了瞿宣颖《曾敬诒（广铨）先生六秩寿颂》、《曾重伯先生挽诗四十韵》两篇作品。在后一首诗中，瞿氏细细地述说了他与曾广钧的师友情谊，吴宓为该诗作有“编者按”，并从形式方面作了评价：“此诗即仿环天诗人之体，五言排律，今人为之者殊寡，以读书少而学不足也，然宓甚喜此体。”当时，《学衡》杂志因经费拮据，已是勉强刊行，编辑者内部又矛盾重重。虽然经梁启超等到中华书局说情，其境遇仍不容乐观。吴宓也不得不向友人及出版社寻求帮助。2月24日，吴宓约瞿宣颖到清华大学，谈及为《学衡》募款之事，“下午2-4在宓室中谈。瞿君谓在津见章士钊等，愿代募小款，捐助《学衡》。因再请瞿君与章君商说，拟宓暂缓赴津会晤云。四时半，送瞿君乘汽车去。”筹款似乎并无结果，查阅《学衡》杂志刊列名单及《吴宓日记》，计有王幼农、高幼农、黄学勤、陈寅恪、叶恭绰、汪兆璠、金毓绂等人出资，而无章士钊或瞿宣颖。
3月21日，吴宓到北河沿五十七号拜访曾广铨，未遇。两天后，瞿宣颖陪曾广铨之子曾约农回访，叙谈甚洽，并言及了艺芳女校的办学宗旨及过程。该校由从伦敦大学留学归来的曾宝荪（曾广钧之女）与曾约农于1918年在长沙创办，培育了不少人才。吴宓对致力于教育的曾宝荪极佩服，将其兴学之道与自己的办刊之路联系起来，为此赋诗一首，曾氏后来亦予奉和。
1930年8月5日，吴宓拜访了瞿宣颖，“谈及拟另出周刊，推行《学衡》主张及理想，而求浅近通俗”。吴宓编辑《学衡》杂志到该月中旬停止，自七十五期后交付胡稷咸续编，但吴氏想创办其他刊物延续自己的文化理想及学术观念。
1930年9月，因情感问题而心力交瘁的吴宓开始了访学欧洲的旅程，在其1931年1月27日日记中有一条与瞿氏相关的记录：“瞿宣颖（兑之）君为马古烈君撰《周公》一文，及小剪一柄，均遗失于此旅馆中，忘记携带。文失至为可惜。”马古烈即Georges Margouliès，又称马古礼，法国籍白俄罗斯汉学家。在巴黎期间，吴宓曾数次拜访马古烈，纵谈中国文化。可见，马古烈与瞿宣颖也有过学术交流。1931年5月，瞿宣穎执笔编定了曾纪芬自订年谱，吴宓为之评价道：“崇德老人聂曾纪芬，于1931年辛未岁（时年八十，又为曾文正公诞生百二十年纪念）——述其一生之经历（附感想），命其子婿瞿宣颖笔记之，编为《崇德老人八十自订年谱》……序二：则瞿宣颖所撰骈文《寿颂》也。此书，承瞿君赠宓一部，宓夙认为研究中国近世历史与文学者，所必备之参考书也。”
由于《吴宓日记》从1933年8月到1936年7月缺失，这段时间二人的来往不甚明了，只能通过其他一些资料进行补述。1933年，为了纪念其师王闿运百年诞辰，瞿宣颖撰写了《王湘绮先生诞生百年纪念小言》，载录于《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百六十六期。同庚（生于1894年）的他们还计划在该年偕同刊印《四十诗集》。吴宓在1934年出版的《空轩诗话》中设有“瞿兑之”条，摘录了《曾重伯先生挽诗四十韵》，以及《辛壬咏史诗》二十四首，后面这组诗歌论及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淞沪会战”的社会现状，深得吴氏赞赏，他曾请瞿宣颖以锦笺写就，供其玩读。 1935年9月15日，应学海书院之聘，瞿宣颖前往广州讲学。临行前，吴宓赠诗《送瞿兑之赴粤主讲广州学海书院》：“北潜已有沉渊志，南徙应知泛海心。福地琅环云外起，仙山楼阁梦中寻。道存苦作孤擎柱，情毁犹伤众口金。琼岛秋阴如此好，久居远别事难任。”既有离别时的难舍，也为瞿氏能到别处宣传共同的文化理想而欣慰。瞿宣颖复作《乙亥仲秋将之岭南留别北都友好，袖呈雨生兄饯席，乞正和》：“朔土风干苦秋热，欲驾艨艟犯涛雪。离亭置酒不成欢，中年厌客难为别。一从边塞奏清笳，城阙荒芜阅岁华。渐见防秋逼河洛，何止新亭泣永嘉。桃源孰是神仙地，蹈海谁能见秦帝。曳足还堪炎瘴乘，低头差免黄尘翳。士彦难携海上家，霍原非复山中计。承平文物重南邦，却访仪征旧讲堂。两戒河山思霸略，五噫忧愤在文章。明知桑海多流转，劳者聊须歌自遣。松桂家山讵可寻，藤阴故事犹应恋。北客于今二十年，南行初过雁峰边。后夜丰宜门外月，照余旅鬓益苍然。”该诗又载《中和》月刊1943年第二期，题目改为《将之岭南留别北都同好》。次年春，瞿宣颖回到北京。该年7月，吴宓亦收到学海书院的导师聘书，可能为瞿氏所荐。
1936年8月26日，吳宓在东兴楼招宴，客为缪凤林、许寿裳、瞿宣颖、浦江清四人，席散后，吴宓单独与瞿氏略谈。
1937年2月21日，“（吴宓）4-5至大佛寺牛排子胡同一号宅，访瞿宣颖（兑之），进洗沙元宵、炒面、炒年糕等点心。宓年年来兑之宅食此，而岁月不居，恋爱无成，今犹为无家之客，老已倏至，于是宓心又大伤悲！兑之出示近作《上源驿行》，藉史事以咏西安事变。诗甚典重，故佳。又谈时局，不悉记”。吴宓离婚后独居清华，逢年过节，朋友们会招呼他到家里聚餐，他多年来都在瞿家过元宵节。关于《上源驿行》，吴宓在为《顾亭林诗集》中《李克用墓》一诗加注时曾提及：“亭林此诗盖以郑成功比李克用，而伤郑经云不能为李存勖也。郑成功殁于康熙元年，此诗作于次年春，适当成功殁后（成功年三十九而殁）。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后，瞿宣颖君（兑之）作《上源驿行》，用史事甚合。”由此也可看出吴宓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1937年9月14日，著名诗人陈三立在北平逝世，与陈氏有通家之好、姻亲之谊的瞿宣颖到长椿寺送殡，悲赋《哭散原丈》五首：
示疾始数日，奔哭嗟已迟。灵床荐乾糒，飒飒起素帷。举首见画像，平昔深衣姿。循行升屋处，更怀燕居时。庭中草树色，日晴露方滋。灵爽未云远，语笑犹然疑。去日日以少，来日谁能知。料公乘风马，俯为陆沉悲。
夙秉冲和德，不改贞固性。韬精罄千觞，温克验齐圣。观书略章句，操翰屏弦檠。理趣任自然，襟韵澹逾静。霜华气常澄，露竹月交映。衰暮遘豺虎，忧伤损天命。茫茫墋黩交，遽失天地正。
诸郎及诸孙，苕颖俱绝诣。谢庭见古风，愔愔琴书致。传经人共羡，世泽长不坠。乔松蟠涧壑，欎欎厚根器。因悲槐堂客，神理尤殊异。一暝十三年，驱狸先入地。
觵觵中丞公，我祖昔同举。穆穆纪群交，声磬叶二父。往往宦辙同，湘州适所部。浩浩龙汉动，煦濡快一聚。哀哀丘吾泣，暮春岁维午。公来执生刍，老泪滴清醑。俯对藐诸孤，恳欵屡诏语。今来瞻素旐，此景宛再睹。父执行已尽，鲜民痛徒茹。
平生爱士心，片善必相假。后生稍识字，成器赖陶冶。弱岁弄柔翰，窃妄希风雅。荏苒壮逮衰，兹事且复舍。销忧暂理咏，有作辄促写。断句每在口，养醇躬愈下。生负九方皋，长作虺颓马。
瞿诗情感深挚，堪称佳作。陈寅恪向吴宓表达过对这组诗的认可，“寅悟言，散原丈挽诗，以瞿兑之宣颖所作为最工，惜宓未得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为保存中国的读书种子，北方各高校陆续南迁，清华大学等撤往长沙组成临时大学。11月，即将离开北平的吴宓与王荫南、陈寅恪、钱稻孙等话别，也提到了瞿宣颖，“曾往返瞿宣颖（兑之）二次，皆中道以他事受阻，未及话别”。1938年1月，逗留长沙的吴宓曾致函瞿宣颖。3月30日，吴宓得瞿宣颖复函，并记录：“瞿君去年读全史一过，作有《燕都览古诗》（七绝）四百余首，《读诸史诗》（五绝）百余首。极思读之。”
不料，滞留北平的瞿宣颖在胁迫之下担任了伪北大监督、伪北平国立编译馆馆长等职。吴宓对此肯定是知晓的，二人基本上断绝了来往。1942年末，曾纪芬在上海逝世，吴宓在12月31日记中淡淡一笔：“是日，聂云台之母聂太夫人曾纪芬女士在沪寓逝世。”只字未提瞿宣颖。
吴宓与瞿宣颖之侄瞿同祖也有交往，但给吴留下深刻印象的似乎是瞿妻赵曾玖，他多次在日记中称赞赵氏的美丽外貌。
二
1949年后，瞿氏寓居沪上，孤独潦倒，靠写作、校稿过活；吴宓则困守西南，在一次次运动中煎熬续命，他们之间的交流是通过书信完成的。
1953年7月1日，吴宓收到瞿宣颖信函及《癸巳花甲生日诗》油印稿。瞿氏借诗述怀，不免愁苦哀伤。或许是为了避嫌，吴宓一直未予回复。
1954年，学界掀起批判《红楼梦》研究的浪潮，矛头直指胡适，虽然吴宓一直将胡视为文化再造的对手，但这场运动也让他痛苦不堪，他在11月19日日记中写道：“今日上午九时，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重庆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为批判俞平伯之《红楼梦》研究（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用马列主义观点驱除胡适派之资产阶级唯心论之斗争），在重庆新民街三号文联会所召开座谈会。此运动（据重庆市宣传部长任白戈报告）乃毛主席所指示发起，令全国风行，特选取《红楼梦》为题目，以俞平伯为典型，该文学界、教育界中又一整风运动，又一次思想改造，自我检讨而已。宓自恨生不逢辰，未能如黄师、碧柳及迪生诸友，早于1949年以前逝世，免受此精神之苦。”11、12月中，吴宓赋《岁暮怀人诗》六首怀念黄节、瞿宣颖、俞平伯等师友，其中纪怀瞿氏之诗为：“最爱辛壬书扇诗，元金兴灭又今时。落花敢望春常在，六十咏怀盼远贻。”可见，吴宓虽未与瞿宣颖联络，但却始终心系之。 1964年初，吴宓计划出游拜访好友。1月21日，他写信给陈序经，告知将到广州探视不慎膝部受伤的陈寅恪，再从广州转道上海。1月24日，吴宓给瞿宣颖去函，告知有到沪相访之意。瞿宣颖很快复函。2月10日晚，吴宓“作航函与陈寅恪夫妇，告缓期三月初到广州，祈告知陈序经副校长。附录瞿兑之来函二段”。3月2日，吴宓作长函答瞿宣颖，并记下了瞿氏近况：“君为上海中华书局特约编辑。已成《刘梦得集笺校》数十万言，付印。又有《补书堂诗录》六卷，待刊。”
3月7日、8日、10日、11日，吴宓分四次笺注了瞿宣颖《癸卯（1963年）续花生日诗》六首，并立刻函寄。3月13日，瞿宣颖也航函吴宓，附诗两首，一为《得雨僧书空邮却寄》：“雨僧书来盈两纸，读了无殊对面时。不见仍能通梦寐，见时翻恐太矜持。性情各具终难变，颜鬓全非不用疑。来日穿云度三峡，开函君亦睹吾诗。”一为《示宴池并柬雨僧》：“君耽山谷倔强句，我爱乐天闲适吟。献可替否乃所愿，是丹非素宁吾心。雨僧论诗得悬解，能辨空际微妙音。东吴万里船已具，惟我与尔相需深。”几天后，收到信件的吴宓为其作按语，认为“此二诗，乃率而作成，似七律又似七古，非佳制”。这段时间，吴宓还将1945年3月上海太平书局出版的瞿氏著作《人物风俗制度丛谈甲集》读完了。
3月19日，吴宓接到瞿宣颖书函及诗稿五篇，其中，作于1950年夏的七古长篇《海上赠西园王孙（溥侗）》模仿王闿运《圆明园词》，叙论清末朝局，将清室的覆灭归罪于慈禧。诗歌有自序，也有青萝散人的笺注，但吴宓认为它们就是瞿宣颖自作的，就如同王闿运《圆明园词》序、注也是自作，却将序托名为长沙徐树铭所撰。其他几首诗为：周链霞《癸卯花生日诗，和蜕园六首》，瞿宣颖《链霞同坐听歌，并以和花生日诗见示，赋谢》七律四首，陈兼与《和蜕园花生日诗（癸卯）》六首，瞿宣颖《链霞兼与都和我花生日诗，再叠韵奉酬》六首。可见，瞿宣颖晚年与周链霞、陈声聪等有密切来往。
5月13日，吴宓又接到瞿宣颖来函，“云‘近亦患病，无彻底疗法，只有静养，一切任之’。深望宓‘不爽东游之约，为暮年一快聚耳’。又有二三诗史上问题请于寅恪，嘱宓顺便代为一叩，蜕再写上”。几个月来，吴宓两次充当了瞿宣颖与陈寅恪之间的信使。1964年6月，陈寅恪作《赠瞿兑之》七绝四首，当与此有关。
8月2日，吴宓作长函致瞿宣颖，“总复其1964年3月11日长函及《海上赠西园王孙（溥侗）》及《癸卯花生日》和诗”。吴宓原定的出游计划为武汉→广州→上海→北京→西安→成都，费时一个多月，打算拜访刘永济、何君超、陈寅恪等，但是后来取消了，他自己给出的理由是“觉此行之劳苦急迫，有退缩之意”，“夕阅今日《重庆日报》美军侵入北越国，东南亚之战事已开始，遂更有怯止之心”。8月9日，吴宓函告瞿宣颖，“出游取消”。
1965年5月，瞿宣颖致信吴宓，告知好友凌宴池逝世，得此噩耗的吳氏在日记中留下了一段感慨：“年来宓无端忽梦生存之某亲友，辄为不祥之征，数日前，未晓，忽梦赵紫宸，尚未及验。若宴池，则未尝梦见，胡遽长别。1947宓到沪‘竟迷海市两难逢’。1964年三次出游不成，知必留遗恨事，尤忧寅恪兄，乃不意却在宴池身上也。”瞿信还附有《宴池凌君挽诗》及叙记，后者尤其值得玩味：“重三日醵饮，君忽面余谓，余蓄长髯后，颇似乎师曾，但面较狭耳。此后曾未再见，故有首四句。余等每长谈必语及师曾，可征其怀旧之笃。生前诗稿已写定，属余参酌。其子已备在海外制铅椠矣，惜未及亲睹其成……”凌宴池认为瞿宣颖蓄长髯后，形似陈寅恪之兄陈师曾。凌氏与陈师曾为至交，二人早年结识于日本，后在北京与汤涤、姚茫父共组“四宜社”。
很快，时代的狂流将瞿宣颖与吴宓都击倒了，让他们在耄耋之年仍无法摆脱肉体与精神的苦痛。1968年，瞿宣颖卷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六人反革命集团案”，据钱伯城在《十年噩梦今似醒》中回忆，这个案件完全是由造反派“逼供”出来的，堪称造反派制造冤案的一大杰作，他详细地叙说了整个过程：
造反派猜测某几个中老年编辑，平时闲谈，可能会涉及“中央首长”——特别是关于江青的闲话，先“各个击破”，分别找他们个别谈话，给以恐吓性的警告，譬如说：“我们已经掌握材料（其实根本没有），你有污蔑中央首长的言论（不说哪一个首长，也不指出说过哪些话），已经有人交代（根本没有），现在就看你了（以虚套实，使对方心慌意乱）。罪行是客观存在（一口咬定实有其罪），就看你的态度如何（这句话是历代政治运动中都用过见效的，不过“文革”时用得更为广泛），是不是老实交代（不坐实罪名）。党的政策你是懂的（其实谁也不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现在给你时间，你去好好考虑吧（暂放一马，使对方寝食不安，神疲力尽，胡乱承认）！”
同时，造反派还在出版社内安置高音喇叭，每隔几分钟就对准牛棚喊一次话，不许他们回家，而是聚合在毛泽东塑像前不断地交代，然后依据这些所谓的罪行与言论将他们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瞿宣颖判得最重：有期徒刑十年，被关入上海提篮桥监狱，直至1973年瘐死狱中。而晚年备受摧残的吴宓也于1978年在寂寞与哀鸣中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