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春秋时期的著名教育家，被尊为“至圣先师”，他的诞生日，被称之为“孔诞”，历代都有祭祀典礼。但孔子诞生的确切日期，却历来都有争议。崔东壁在《洙泗考信录》中曾做过考证，据《春秋谷梁传》定为鲁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为今之8月21日；《孔庭纂要》则说是8月27日。此外还有公历的10月9日、10月3日等等各种说法。
　　中国古代祭孔，大都以每年农历八月二十七作为孔子诞辰。民国期间，官方就曾定每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为孔诞纪念日，又把这一天定为教师节，祭孔与教师节放假都在同一天。之后又把农历的孔诞日期换算为公历的9月28日，固定为这一天进行纪念，也为人们所接受。
　　抗战胜利后，北平的首次孔诞祭祀典礼，却定于1946年8月27日。这是径直将农历日期挪到公历上来用，根本没有任何换算。为什么会这么草率行事，或者说为什么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谁也说不清楚。时任北平市长的熊斌还自任主祭官，并在当年的8月21日就向公众发布了孔诞祭典的讯息。北平《世界日报》报道称：“祀孔典礼定于二十七日上午七时于孔庙举行，主祭官熊市长熊斌，陪祭官为本市绅耆，该日各机关、学校团体均放假一天。”
　　到了8月24日，祀孔典礼还进行了预演彩排，媒体记者立即进行了跟踪采访与报道。次日，北平《世界日报》在“教育界”栏目头条发布“重磅消息”，称新任北大校长的胡适辞谢了此次祀孔典礼的陪祭官。报道原文如下：
　　（本报讯）二十七日祀孔典礼，昨下午四时，先在孔庙大成殿举进演习，到熊斌、张伯鳌、汤永成、汪崇信、左宸纶等数十人。祭乐由国乐团营所全体学生担任。历二小时，演习完毕。正式内礼，主祭及陪祭官均将一律着长袍黑马褂，其中多数系本人临时制备，每套工料，约有十五万至二十万元。陪祭官中，原有北大校长胡适之，但胡昨已婉辞，谓回平未久，校务太忙，不能参加。外间推测，以胡在五四时代，曾以“打倒孔家店”号召青年，此种典礼，就胡氏学术思想立场言，自无参加可能，当局以胡名列入陪祭，或当时偶欠思考。
　　8月26日，祀孔典礼正式举行前一天，北平《世界日报》的记者又去采访胡适，想进一步证实他辞谢陪祭官的真实态度。次日，即祀孔典礼正式举行当天，这篇访谈简讯被刊登在了该报头版，足见当时北平公众对胡适缺席祀孔典礼的关注度。报道摘录如下：
　　（本报特讯）本报记者访北大校长胡适，首询二十七日祀孔典礼，外传胡辞陪祀官是否事实。胡谓，确已辞谢，并得熊市长同意。惟胡谓孔子为世界最伟大思想家之一，其诞辰值得纪念，不过宗教仪式，非彼所喜。胡并告记者，去年伦敦世界教育会议，彼曾提议，一九四九年，为孔子二千五百年诞辰，希望下次大会，能在中国召开以纪念此伟大教育家。
　　看来，胡适确已辞去祀孔陪祭官，当天的祀孔典礼上确实不会出现了。但胡适之所以辞谢，并非记者想象的“打倒孔家店”的立场使然。事实上，“打倒孔家店”这一说法，根本就不是胡适所提出的，它的发明权应归属于四川人吴虞（1872—1949）。吴虞是“五四运动”前后涌现出来的反孔急先锋式的人物，“打倒孔家店”与“礼教吃人”等口号都曾是他的独家发明。吴虞曾于1919年某日拜访胡适，当时胡适正在阅读《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这一章，因此在谈话中胡适就随口说了“打孔家店”这么一句话。此话一经吴虞传出，胡适原来脱口而出的“打孔家店”就变作了“打倒孔家店”这样的更锋芒毕露的口号了。
　　姑且不论，“打孔家店”与“打倒孔家店”在词义上有着怎样的微妙差异，也不论胡适随口一提、并非深思熟虑的偶然性，只需稍稍读一下1935年胡适所撰长篇论文《说儒》，他对孔子其人其学的基本态度，就可以一目了然。该文中，他不但考察了“儒家”的历史，而且提出了“孔子的大贡献”这一命题。可见，无论从历史的眼光来考察孔子，还是从人格的眼光来考量孔子，胡适得出的结论，都是正面的、积极的评判。
　　至于为什么辞谢祀孔陪祭官，胡适也说得相当明白，他认为宗教仪式化的纪念方式，他不喜欢也难以接受。因为他早就宣称过自己是“无神论者”，任何神化历史人物的行为，他都是不可能接受的。实际上，以人格力量、历史贡献来看待孔子，是包括胡适、林语堂、梁启超、鲁迅等在内的诸多同时代学者的共同取向，也是民国学者人格独立、学术自由之自然表现。
　　此外，胡适被采访中提到的，他曾于1945年的伦敦世界教育会议上提议，在孔诞二千五百年时，在中国举办世界教育会议，以为纪念之事，确有其事。但最终还是不了了之，因为1949年的孔诞二千五百年纪念日，无论是按农历计算，还是按公历换算，胡适及国民党政府都不可能再行操办任何庆典及会议了。此刻，国民党政府业已溃逃至台湾，而胡适则只得飞赴美国暂寓，再也没能回到祖国大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