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题目中的文章主要讨论了“纯”音乐的叙事性，并且以勃拉姆斯《第三交响曲第一乐章》为例，论述此乐章中叙述故事中的身份以及身份之间的差异。而笔者从自然科学入手，阐释了了露丝·索莉对纯音乐以及奏鸣曲是的叙事性如此理解的看法。
　　[关键词]纯音乐；社会表意符号；叙事性；调性；奏呜曲式
　　声音有三个基本属性：振幅、频率、谐波，分别对应着声音三个主观特征：音强、音高、音色。这三个属性是自然界本就存在的，不是人为规定的。音乐之所以区别于声音，在于音乐在这三个基本属性上加上了认为的干预，不同音高的认为组合成为了旋律，音的长短组合形成了节奏，多个音高同时发响形成了和声等等。那么从广义上来讲，现在我们听到的所有的，被称之为“音乐”的东西，都是经过人为加工过的，那对听者来说，这声音就不是“纯”的，因为这声音有太多的人为干预。而对听者来说，真正“纯”的只有未被人为干预过的音强、音高、音色三个属性了。既然人为干预的自由度强度都如此之大，范围如此之广，为何我们的音乐还基本上处于一个有序的状态中呢？我们的音乐有发展，有流传，有延续，有变迁，好像并没有随着人自由的意志而发生改变。那是因为认为的干预也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不是随心所欲的。
　　例如：为什么任何节拍都是等时值的？
　　为什么和声学中纯八度、纯五度、纯四度是最和谐的？
　　为什么在交响乐配器中少有出现木管和铜管单独启奏的情况？
　　以上问题都能基于生物学和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学科进行科学的解释。说明很多规定虽然是人为规定，但却符合自然规律。SusanMcClary在她的文中提到：“从作品一开始，听众就已经知道它大概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了”，笔者对这句话以保留态度。
　　一、和声
　　人是有听觉期待的，我们不是可能从音乐一开始就知道它会如何结束（大概的最终目标），我们的生理听觉期待是是短暂的，是分节的，这种期待最具体的表现为：我们期待从不和谐的和声行进到和谐的和声。而和谐不和谐的标准虽然是人为规定的，但却精准地符合物理学泛音列的排列。泛音列共振关系说明了纯八度、纯五度、纯四度的和谐性，而其他音程关系随着泛音列越往后越不和谐。比如我们听到属七和弦觉得不和谐，有很强烈的听觉期望，那是因为属七和弦中含有增四度和小七度这样极不和谐的音程，我们的听觉就期望这些音程变为和谐，从而解决到主和弦，满足了听觉期望。这里说的听觉期望是生理的，自然界本身就有的，同时也说明生理听觉期望是短暂的。乐曲开始之后，我们的期望会随着和声的进行而变化。乐曲在刚开始还没有完整确立调性（出现主调一级、四级、五级）之前，我们对调性是没有期待的，进行到半终止（主调六级和弦）时，我们的听觉期望是很低的，当进行到主调属功能和弦甚至通过属大小七和弦来强化不和谐l生的时候，我们的听觉期望会很高。我们的听觉期望是根据乐器的发展前进而又变化的。所以作者所说从音乐一开始就是到乐曲大概的目标，就和声学上来说是不成立的。
　　和声是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从主调开始，然后挖掘发现新的音响素材，变化、强调、被解决，最后回到主调。这一整个过程是就是为了不断地满足我们的听觉期待。听众其实并不会因为开始知道了音乐的主调，而失去了对音乐后面的期待，因为欣赏音乐的过程中，听觉被不断满足的那一个个小瞬间，直到音乐高潮，听觉被最后一次彻底地满足，这才是和声进行的意义。古典和声发展了19世纪，半音化在和声中的应用变得常见，作品中出现离调、转调，甚至乐曲以新调开放式的结尾屡见不鲜。这样的作品并没有辜负我们的听觉期待，反而开拓了我们听觉期待的阀值。调性发生转换，也就谈不上调性作品中对“单一身份的认同”了。
　　二、奏鸣曲式
　　我们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的制定是为了让整个社会更有序地进行下去，这是为提供便利的，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在生产上，标准就是一种规矩，生产标准化，也就是为了方便生产，增加产能，减少成本。我们可以把写文章和作曲看作是一种生产。写文章除了要会写字，会遣词造句，整篇文章还需要有一个格式，这样一个格式是一个范式，所有人都可以使用这样的格式来书写文章，而因使用不同的语汇，基本是使用相同的格式，却表达了个别人不一样的内容。写文章的这种“格式”，在作曲中叫“曲式”。
　　“奏鸣曲式”是一种曲式，也就是一种作曲的格律，即用一种比较固定的框架把音乐的大结构框出来，使具有某种固定的曲式的音乐作品具有比较规整的形态，利于聆听者的理解与欣赏。笔者认为曲式就是用来人为规定音乐整体架构的形式，他的目的在于音乐家在进行创作的时候能把焦点放在音响上，而不是结构上。这样既方便了作曲家的创作，还方便了听众的欣赏。
　　笔者觉得Susan McClary在她文中对奏鸣曲式略有过度理解。曲式就是一种格式，一种人为的规定，一种方便作曲家和听众的途径。它本身不能左右音乐作品表现的内容，更不会从被发明开始就本身带有“叙事性”，它就是一种规定，好比中国古诗中有律诗和绝句，绝句中还分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宋词里还有很多词牌名；散曲中很多曲牌名，这些“格式”本身没有具象的意义，还没有限制，没有干涉，甚至没有影响作者的发挥和其内容的表达。
　　之所以作者对奏鸣曲式有过度理解，笔者猜测是因为，“曲式”作为一种人为规定却鲜有被自然规律所影响的属性，既然自然科学无法解释，那总需要一种解释来填补空白。宗教语言是一种很好的方式，西方人绝大多数人信教，宗教给予人慰藉，所有不能用自然科学解释东西都能使用宗教语言解释，像“曲式”此类脱离自然科学的概念，是宗教“污染”的“重灾区”，因为“主部主题和副部主题分别对应男性和女性”以及“故事中的英雄在探险中遇到一位他者，于是英雄与其展开斗争，直到最终重建英雄身份”之类男权主义的说辞是很容易被教徒所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