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与刊物的关系，尤如农夫与农田——作家需要刊物以耕种自己的作物，刊物也需要作家前来耕耘以保证自家的农田不致荒芜。由此而产生的收成，既取决于天候是否风调雨顺，更取决于农夫与农田是否相濡以沫。身为作家而拥有若干个相濡以沫的刊物，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幸事。回想起来，《中华儿女》在我多年的文字耕耘中，称得上是意义独具。
　　记忆最深的，是在1995年。初秋时分，我与众多文友受《中华儿女》之邀从北京出发，抵达重庆后，登上了一艘美丽的江船。江船顺流而下，直奔三峡而去。我们就着旖旎的两岸风光，聆听编辑们的策划方案，谈说各自的选题内容。不等穿越整个三峡，那艘美丽的江船便载满了各式选题，其中不乏一些重大选题，或关乎历史，或关乎现实。记得此次同行的有毛泽东主席之女李讷、周恩来总理专职摄影师杜修贤等。出身领袖家庭的李讷衣着简朴，言谈举止端庄可亲，看上去完全就是寻常人家的普通女子。看到街边书摊在兜售有关她父母情感的地下出版物，标题起得夺人眼球，李讷面色平静地走过，只有我们可以想见到她内心深处的波澜。后来，面色平静的李讷在一座石桥上激情飞扬。那是与刘少奇主席的儿子刘源的不期而遇！当时他们两人从石桥两头分别走过来，隔着大老远就都向对方伸出了手臂。当他们两人的双手紧紧相握时，随团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下了那个意味深长的历史瞬间。从头至尾，我默默注视着他们，心头涌动着一种亲眼见证历史的感慨，那是用多少词汇也无法道尽的纷杂繁复……
　　

刘宏伟档案：

　　刘宏伟，原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高级编审。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会员、中国电影文学会会员、北京电影艺术家协会会员。出版过长篇小说、纪实文学10多部，创作过电影剧本及电视专题片、电视连续剧多部，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及“华表奖”、“金鸡奖”等。
　　回到北京后不久，我如约交出了关于中国耕地保护的报告文学《谁来养活中国人》。谁知深得《中华儿女》编辑部厚爱，待到刊出时，给我换了个更“大号”的标题和特大号的字体——《中国的天塌了吗》，弄得我都有些飘飘然起来……那时的《中华儿女》，常常会举办编辑与作者互动式的座谈会。记得在一次座谈会上，著名学者张友渔先生特意评说了我那篇报告文学在选题上的重大与作者写作时所付出的功夫;而著名作家毕淑敏则评说道，这是一種“高时间成本”的写作。随后，大家就“写作的时间成本”做了充分的话题讨论，最终的结论是，为《中华儿女》写稿，值得付出足够的“时间成本”。
　　事实证明，足够的“时间成本”当能催生等量价值的作品，付出与得到的交换铁律，同样适用于写作领域。后来，我出版了长篇小说《地产魅影》，其理念与素材就受益于那篇报告文学的“时间成本”。可以说，正是当年的那篇报告文学《中国的天塌了吗》，直接催生了后来的长篇小说《地产魅影》。因此，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国土资源部共同为《地产魅影》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在《地产魅影》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参评证书时，我的感恩名单中少不了《中华儿女》！
　　如今，30年的岁月过去了，《中华儿女》到了风华正茂的年龄段。在众多的刊物中独具魅力，正是因了她鲜明的时代感与强烈的使命感，再加上考究的文字与版式，让我禁不住对她关注再关注……
　　不消说，《中华儿女》早已是我的良师益友了，她邀我一起亲近这个前所未有的大时代，激励我成为巴尔扎克所崇尚的那种“时代书记员”式的作家。
　　最好的感恩，就是永不辜负！
　　责任编辑 余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