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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中期选举加强了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对参众两院的控制力。杜特尔特阵营在中期选举中的主要力量包括杜特尔特的得力助手Bong Go，前警察局长Ronald Dela Rosa，外交大臣兼前副总统候选人艾伦·彼得·卡耶塔诺（Alan Peter Cayetano）。前两者成功通过竞选进入参议院，艾伦·彼得·卡耶塔诺则顺利成为众议院的新议长。杜特尔特阵营在参议两院得到压倒性优势，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其《综合税务改革方案》（CTRP）议程在国会的阻力，而税法改革议案的通过将给菲律宾投资环境以及中企在菲律宾的绿地投资和工程承包项目带来重要影响。从微观的企业税收负担、融资能力到宏观的政府税收机制效率、财政收入水平与公共投资力度，此轮改革从整体上将改善菲律宾的税收结构和效率，提高地方政府自治能力，降低投资、融资和金融服务成本，帮助菲律宾提升区域投资吸引力，吸收来自中国、欧洲和美国企业的投资红利。
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重设增强中央政府财政实力
2017年签署的综合税务改革方案第一部分——《加速和包容性税收改革法案》 （TRAIN）中设定了烟草、加糖饮料和燃料消费税分阶段上调，烟草税还设立了2020年后每年4%的上浮幅度，消费税的上调置换出低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下调的财政空间，也成功为菲律宾政府创造了18个月高于预期的财政收入，2019年前六个月的税收收入同比高出65%。同时，由于合规性提高和注册纳税人数量增加，重构后的个人所得税的实际损失低于预期。不断改善的税收效率和財政状况对政府公共支出形成良性支撑，由于政府计划将改革带来整体税收增量的70%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税法改革的顺利推进是菲律宾在中短期内积极、强势推进基础设施项目的基础和保障，因此税法改革法案的持续推进对菲律宾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形成一定利好。
另一方面，鉴于菲律宾的糖摄入量和吸烟率在东盟中常年偏高，这类产品消费税的上调行为预期持续，使得菲律宾的消费税保持在东盟里较高水平，相关企业应提前考量如何消化由此带来的生产和销售压力。
劳动密集型产业个人所得税负担得到减轻
菲律宾是东南亚税收负担较重的国家，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间接税都处于东南亚较高水平，其中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水平均居首位。TRAIN改革规定了新的纳税期限、税率表，取消了个人所得税豁免和对优惠税率的资格限制，总体上将降低菲律宾中低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同时提高高收入者的税收负担。新的税率将菲律宾最低工资水平下的税收负担由5%—10%降低至0%，低于东南亚邻国越南、老挝、缅甸5%的最低工资税率，与柬埔寨持平。这有利于改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降低产生潜在劳资摩擦的风险，对于多数在菲建厂的企业是一项利好，也有助于提高菲律宾的外资吸引力。
简化金融中介税以增强大规模建设的融资能力
菲律宾的资本市场一直受到复杂税制的困扰，已经在众议院通过的综合税务改革方案第四部分《被动收入金融中介税法》（PIFITA）计划将80个税种简化至近一半，统一重要税率，降低利息收入税、上市股票股息收入税、文件印花税和人寿保险保费增值税率，取消IPO首次公开发行税。税收结构的简化有利于降低在菲投资和融资成本，降低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的成本，同时推升股市和债市的交易流量，整体上提高菲律宾资本市场的区域竞争力。但如果非人寿保险税率同期仍保持高位，可能不利于投资者进入财产险以及一些创新险种市场，制约菲律宾非寿险市场的整体发展。
税收改革对赴菲中企的影响
中国投资是菲律宾房地产市场的最大增长动力，也是菲律宾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的主要来源国。基础设施、能源和制造业是在中菲关系持续升温和菲律宾积极寻求外资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背景下中国企业重点进军的领域。基础设施和能源投资对政府财政情况和地方治理能力有着较高要求，而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投资对劳动力成本、企业税收负担、融资成本等保持着高度敏感性。因此，菲律宾税收改革法案的通过将直接影响在菲中企的实际运营成本和投资决策。在宏观层面，税收结构和效率的提升预期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启动与中方签署的关键电力传输、电信设施和铁路等项目提供更强的财政支撑，地方自治能力的强化有利于我国企业在菲律宾北部的工业园区、机场以及南部穆斯林地区的水电、达沃港口开发等项目得到更好的政治和安全保障。在企业运营层面，利好政策将惠及我国在菲律宾已有的能源、钢铁、汽车制造、物流、旅游服务、教育等资本或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日常运营。在企业所得税税率和个人所得税率下调，以及更大幅度的劳动力支出、研发支出、培训与服务设施开发等支出的税收减免、折旧补贴等政策的支持下，企业的短期税负、中期税负、工资支出、折旧和摊销等成本会出现明显变动，建议企业在综合对比现有税收优惠和新税收方案的基础上评估自身节税潜力，制定运营策略和再投资计划。在投资方面，金融税制改革预期有利于增强菲律宾资本市场的内部活力和区域竞争力，金融中介税种的简化和税率的统一将降低我国企业上市、募资和利润汇回的成本，同时降低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中资金融机构进入菲律宾本地资本市场、为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成本。
总体来看，此次菲律宾税收改革通过大范围调整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税基和目标群体将对国家财政资源进行再分配，在内部土地征税机制和外部市场化土地开发激励机制的双重作用下释放土地红利，地方财政自足性和自治能力得到强化后预期对地方经济发展带来更高的政策执行力和执行效率。对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金融中介税的税率的简化或下调预期可以改善菲律宾的税收环境，在全球经济放缓的大环境下提升区域投资吸引力。
（作者系中债资信高级分析师）
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重设增强中央政府财政实力
2017年签署的综合税务改革方案第一部分——《加速和包容性税收改革法案》 （TRAIN）中设定了烟草、加糖饮料和燃料消费税分阶段上调，烟草税还设立了2020年后每年4%的上浮幅度，消费税的上调置换出低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下调的财政空间，也成功为菲律宾政府创造了18个月高于预期的财政收入，2019年前六个月的税收收入同比高出65%。同时，由于合规性提高和注册纳税人数量增加，重构后的个人所得税的实际损失低于预期。不断改善的税收效率和財政状况对政府公共支出形成良性支撑，由于政府计划将改革带来整体税收增量的70%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税法改革的顺利推进是菲律宾在中短期内积极、强势推进基础设施项目的基础和保障，因此税法改革法案的持续推进对菲律宾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形成一定利好。
另一方面，鉴于菲律宾的糖摄入量和吸烟率在东盟中常年偏高，这类产品消费税的上调行为预期持续，使得菲律宾的消费税保持在东盟里较高水平，相关企业应提前考量如何消化由此带来的生产和销售压力。
劳动密集型产业个人所得税负担得到减轻
菲律宾是东南亚税收负担较重的国家，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间接税都处于东南亚较高水平，其中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水平均居首位。TRAIN改革规定了新的纳税期限、税率表，取消了个人所得税豁免和对优惠税率的资格限制，总体上将降低菲律宾中低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税收负担，同时提高高收入者的税收负担。新的税率将菲律宾最低工资水平下的税收负担由5%—10%降低至0%，低于东南亚邻国越南、老挝、缅甸5%的最低工资税率，与柬埔寨持平。这有利于改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降低产生潜在劳资摩擦的风险，对于多数在菲建厂的企业是一项利好，也有助于提高菲律宾的外资吸引力。
简化金融中介税以增强大规模建设的融资能力
菲律宾的资本市场一直受到复杂税制的困扰，已经在众议院通过的综合税务改革方案第四部分《被动收入金融中介税法》（PIFITA）计划将80个税种简化至近一半，统一重要税率，降低利息收入税、上市股票股息收入税、文件印花税和人寿保险保费增值税率，取消IPO首次公开发行税。税收结构的简化有利于降低在菲投资和融资成本，降低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服务的成本，同时推升股市和债市的交易流量，整体上提高菲律宾资本市场的区域竞争力。但如果非人寿保险税率同期仍保持高位，可能不利于投资者进入财产险以及一些创新险种市场，制约菲律宾非寿险市场的整体发展。
税收改革对赴菲中企的影响
中国投资是菲律宾房地产市场的最大增长动力，也是菲律宾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的主要来源国。基础设施、能源和制造业是在中菲关系持续升温和菲律宾积极寻求外资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背景下中国企业重点进军的领域。基础设施和能源投资对政府财政情况和地方治理能力有着较高要求，而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投资对劳动力成本、企业税收负担、融资成本等保持着高度敏感性。因此，菲律宾税收改革法案的通过将直接影响在菲中企的实际运营成本和投资决策。在宏观层面，税收结构和效率的提升预期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启动与中方签署的关键电力传输、电信设施和铁路等项目提供更强的财政支撑，地方自治能力的强化有利于我国企业在菲律宾北部的工业园区、机场以及南部穆斯林地区的水电、达沃港口开发等项目得到更好的政治和安全保障。在企业运营层面，利好政策将惠及我国在菲律宾已有的能源、钢铁、汽车制造、物流、旅游服务、教育等资本或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日常运营。在企业所得税税率和个人所得税率下调，以及更大幅度的劳动力支出、研发支出、培训与服务设施开发等支出的税收减免、折旧补贴等政策的支持下，企业的短期税负、中期税负、工资支出、折旧和摊销等成本会出现明显变动，建议企业在综合对比现有税收优惠和新税收方案的基础上评估自身节税潜力，制定运营策略和再投资计划。在投资方面，金融税制改革预期有利于增强菲律宾资本市场的内部活力和区域竞争力，金融中介税种的简化和税率的统一将降低我国企业上市、募资和利润汇回的成本，同时降低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中资金融机构进入菲律宾本地资本市场、为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成本。
总体来看，此次菲律宾税收改革通过大范围调整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税基和目标群体将对国家财政资源进行再分配，在内部土地征税机制和外部市场化土地开发激励机制的双重作用下释放土地红利，地方财政自足性和自治能力得到强化后预期对地方经济发展带来更高的政策执行力和执行效率。对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金融中介税的税率的简化或下调预期可以改善菲律宾的税收环境，在全球经济放缓的大环境下提升区域投资吸引力。
（作者系中债资信高级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