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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小波的小说黄金时代以对文革的独特书写和对性的直接展示，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其幽默、戏谑的口吻，荒谬的逻辑推理，对性的叙述，在文本中留下了大量的不确定性和空白。这些不确定性和空白形成文本的召唤结构，吸引读者发挥想象，参与到文本意义的建构中来。
关键词：召唤结构；不确定性；空白；《黄金时代》
作者简介：肖晓莉（1991-），女，湖南衡阳人，四川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2014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1-0-02
一
中篇小说《黄金时代》发表于1991 年，同年获得了“第13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在这部中篇小说中，王小波以一种戏谑的口吻，颠倒的叙事，讲述了一个荒诞却又带着十足“趣味性”的故事。小说从陈清扬要王二证明自己不是破鞋入手，继而写出王二与陈清扬由原始性爱冲动导致的“破鞋行为”。在特殊年月里，以军代表为首的势力开始让王二与陈清扬对“搞破鞋”的行为进行交代反省。而王二与陈清扬就在反复地交代与持续地“搞破鞋”中走过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1970年，康士坦茨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沃尔夫冈·伊瑟尔发表了《本文的召唤结构》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伊瑟尔提出了接受美学的重要概念——召唤结构，并认为“召唤结构”是文学作品吸引读者进行阅读的基本条件。当文学文本中存在着意义“空白”和“不确定性”时，其各级语义单位之间就会存在连接的“空缺”。当本文与读者的阅读习惯发生冲突时，就会引起读者心理上的“空白”。这些“空白”、“空缺”会成为诱导读者进行创作性填补和想象性连接的驱动力，即文学文本的召唤结构。
但凡优秀的作品，本文中大都存在着这样的召唤结构，吸引读者参与到本文意义的建构之中。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以其诙谐的语言，对人们生存状态的反思，对社会荒诞的呈现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显得极为独特。这种独特性对读者的阅读形成了召唤，吸引读者参与到文本意义的建构中来。本文试图运用伊瑟尔的召唤结构理论，对《黄金时代》的文本召唤结构做一解读尝试。
二
《黄金时代》是一部书写文革的作品。可是与其他反映文革的作品相比，它却是个“另类”。在新时期前期的文革叙事中，主要从文革对人们造成的创伤及文人们通过受难获得的精神升华刻画文革。而《黄金时代》则不同。“它完全偏离了习有的坐标系，直接将触角伸向‘性’与‘革命’的互文性、狂欢化表达，突出表现为一种个人化的身体叙事和荒诞的悲喜剧模式。”[1]这种充满黑色幽默的写作方式不同于新时期常见的反映文革的作品。《黄金时代》用一种幽默有趣的笔法展现性的冲动，在对性这一文革中极度压抑的张扬中，彰显了它对于自由的追求和对荒诞时代的嘲讽。
小说中，存在着大量性爱过程的描写和具体性器官的展示。这些描写不同于以往的革命书写，有着打破传统的新意，给读者带来新的阅读感受。在小说第二节，提到了王二过21岁生日时的情形：“亚热带旱季的阳光把我晒得浑身赤红，痛痒难当，我的小和尚直翘翘地指向天空，尺寸空前。”[2]7在写王二第二次与陈清扬发生关系时，“好多阳光从房顶上漏下来，星星点点落在她身上。我伸手去触她的乳头，直到她脸上泛起红晕，乳房坚挺。”[2]18-19这些对性的展示在小说中并不显得淫秽，反而充满生机。小说在描写性器官及性行为时，常常将性与自然联系在一起，自然环境常常出现在他们的做爱过程中。这种将性与自然相联系的写法充满了对人性自然的尊重与欣赏。
可是，在描写时洋溢着尊重与欣赏的“性”却是在写交代材料的过程中发生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人处于一种极端压抑的状态。小说开篇有一段带隐喻性的阉割描述。农场为了防止公牛斗架伤身，影响春耕，就运用锤骗术把它们都阉了。“从此后受术者只知道吃草干活，别的什么都不知道，连杀都不用捆。”[2]7而“锤”在小说中并不仅仅只用在公牛的身上。因为掌锤的队长毫不怀疑这种手术施之于人也能得到同等的效力。“按他的逻辑，我身上这个通红通红，直不棱登，长约一尺的东西就是罪恶的化身。”[2]7而王二在21岁的年纪里，他“有好多奢望，想爱，想吃，还想在某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2]8社会处于一种“锤”人的环境之下，王二却想成为一朵半明半暗的云，这无疑是不合时宜的。但是作者却在一个完全不适宜的环境里写出了王二与陈清扬的生命冲动，虽然王二与陈清扬在农场遭到了批判，让写交代材料，却也在山上过了一段潇洒日子。这样一种环境背景与实际事件的矛盾冲突，造成了文本的空白，留待读者去思索和填补。
在互相冲突的背景与叙事之间，小说产生了某种空白。这样的空白在读者把不同的观点所描述的方面联系起来时便提供了某种解释的余地。我们在阅读《黄金时代》时，依照它描写的时代，很容易把它定性为控诉文革的小说。但《黄金时代》却并不像一般的反思文革的作品那样充满悲情，而是更多地展现了原始生命冲动的美感。小说中毫不掩饰的性爱描写，有着黄色小说的危险。但我们又绝不会以色情小说来定义《黄金时代》。小说中所描写的性爱，并不出于猎奇的心理和堕落的心态，更多的是对生命力的赞扬。这时，《黄金时代》的召唤结构，就产生于读者无法用自身的观念去完整地解释小说所塑造的那个世界。
此外，小说中还充斥大量粗俗的脏话，这些语言是充满着戏谑、机智与幽默的。如：“破鞋、放屁、臭婊子、操你妈、出斗争差”等。这些口语化的词语消解了神圣，打破了权威，以一种戏谑幽默的态度消解了本来严肃的历史事件。小说中写到“斗争差”时说：“当地有一种传统的娱乐活动，就是斗破鞋。到了农忙时，大家都很累。队长说，今晚上娱乐一下，斗斗破鞋。”[2]43本来严肃的批斗事件，在小说中仅是出于逗笑取乐的目的。而陈清扬在挨批斗时的态度也是充满喜剧感的。陈清扬不仅不以挨批斗为耻，反而觉得得意。“她无疑是当地斗过的破鞋里最漂亮的一个。斗她的时候，周围好几个队的人都去看，这让她觉得无比自豪。”[2]43发起批斗的人是想找乐子，挨批斗的人觉得自豪，而看批斗的人更是虚伪的。 很显然，王二与陈清扬都以游戏的态度面对批斗。他们不以被批斗为耻，反而把它当作枯燥生活的一味调剂，充满了配合与期待。小说中写，他们常常在出完斗争差后，要敦伟大友谊。地点是在写交代材料的桌子上，因为高度十分合适。而陈清扬更是在这种环境下屡屡获得快感。王小波用这种幽默的笔法来解构严肃的特定时代的批斗事件，通过批斗前和批斗中人们窥私欲的展现，批斗后王二与陈清扬性欲的勃发，彰显了他对荒诞的嘲讽。王二和陈以游戏的态度面对荒诞社会横加给自己的不幸，也成功消解了一贯被认为严肃、客观的历史存在。这种消解，使读者的阅读习惯受到了严重挑战，造成了人们对历史认知与理解的不确定性的产生。当人们惊异于小说还能这样写，文革还能这样展现的时候，读者就不由自主地被小说吸引，参与到共同创造文本意义的过程中来。
三
除了性爱描写与诙谐语言，小说《黄金时代》的逻辑性也是作品的一大亮点。那些看似缜密，实际荒谬的逻辑是由荒谬的时代所支撑的。正是荒谬时代组建了一个个令人目瞪口呆却在当时又极为合理的逻辑。
小说开始于陈清扬和王二讨论她是不是破鞋的事情，本来王二于事实上可以证明陈清扬并不是破鞋，可王二却偏偏说陈就是破鞋。在王二看来，一些本来不需要证明的问题，是没有证明的意义的。就好似他自己本没有打瞎队长家的母狗，可是队长由于不敢去找真正打瞎他家母狗的人的麻烦，便把这笔账算到了王二头上。所以，王二就成了打瞎队长家母狗的人。而同样，“所谓破鞋者，乃是一个指称，大家都说你是破鞋，你就是破鞋，没什么道理可讲”。[2]4这样一种细致入微却又十分搞笑的逻辑推理，过程是缜密的，但逻辑本身却是戏谑荒谬的。甚至于王二最后说，因为你已经被人认定是“破鞋”了，“假如你不想吃亏，就该去偷个汉来。这样你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个破鞋。”[2]4在此，王二认为既然不能证明是无辜的，那就证明自己不无辜好了。在荒诞的政治背景中，王二以一种游戏化的处世逻辑来对抗生存的荒诞。再如队长冤枉王二打瞎了他家母狗的左眼，王二就干脆又打瞎母狗的右眼，这样才算是“不吃亏”。这样一种处事逻辑在《黄金时代》中是起了效果的，甚至可以说是奇效。陈清扬在还没有“搞破鞋”时，农场的人一直称呼她为“破鞋”。而在她真正成了一个“搞破鞋”的人之后，农场却又没人再敢叫她“破鞋”，甚至在她面前提到王二了。队长家的母狗在被王二真正打瞎了右眼时，就成了既无左眼又无右眼的全瞎，也就不能跑回去再让队长看见了。
在王二本身充满幽默戏谑的推理之余，他所处的整个农场也充斥着各种荒谬的逻辑推理。王二在被贫下中农三闷儿的娘暗地里用扁担打了腰后，住进了医院。王二在出院，又进了深山养病之后，从此却像消失了一般。小说中写到：“越是无可怀疑的事就越值得怀疑……很可能王二不在山里，很可能王二根本就不存在……罗小四等人回到队里，就去问队长可见过王二。队长说，谁是王二？从来没听说过。”[2]15王二这么一个确实存在过，甚至还因为打架、搞破鞋而相当出名的人，大家却都说没听说过。而实际情况仅仅是因为有一个北京知青慰问团要来调查知青在下面的情况，尤其是有无被捆打逼婚的情况。王二不存在就不能证明这里有知青被打，所以王二成了不存在的人物。王二的“被不存在”是那个荒唐年头的逻辑——大家说不存在的东西就一定不存在，正如大家都说存在的东西就一定存在。
读者在阅读这种逻辑文字时，常常产生荒谬之感。这种荒谬感源于它与我们日常经验的冲突。我们对于文革的感觉是压抑的。但是在小说中，我们感到的却是一种肆意张扬的生命冲动。我们对于破鞋的印象是排斥的。但是在小说中，我们却从文本充满游戏性的论证中认同王二的理论：干脆就做个破鞋证明自己不无辜。我们明知道王二是存在的，却在农场村民们的众口一词中像王二怀疑自己一样怀疑王二是否真的存在。这些文本所营造的对于世界的态度，与读者对于世界的态度产生了巨大差异，造成了读者阅读时的障碍，使得读者无法把文学作品的文本与生活世界的状况对应起来，从而形成了伊瑟尔反复强调的不确定性。
四
伊瑟尔认为，文学作品是一个双向交流的形式。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由于作者意图语境的消失，文本不能给阅读者提供直接的提示或反馈，故而只能在文本中留下一些暗示，并通过不确定性和空白，来召唤读者的合作。《黄金时代》通过对性的张扬、对历史事件的戏讽，幽默的叙事逻辑造成了读者的阅读障碍。这些手法为文本留下了大量的不确定性和空白。这些不确定性和空白召唤读者运用自身经验去填补，并参与到文本的建构中去。并且《黄金时代》“虽然从头到尾贯穿了作者的议论与判断，但并未从一种既定的、始终如一的立场去解释故事。”[3]读者依旧可以从自己的理解出发，去看《黄金时代》里表现的荒谬、压抑、自由与青春。这样一种让读者参与其间，自由判断的叙事手法，就是文本召唤性的体现。
参考文献：
[1]王杰泓.狂欢传统与文革叙事”油滑的开端”——论王小波小说《黄金时代》中的文革书写[J].武汉大学学报，2014（05）：82.
[2]王小波.黄金时代[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
[3]伊瑟尔.本文的召唤结构[J].外国文学季刊，1987（01）：202.
关键词：召唤结构；不确定性；空白；《黄金时代》
作者简介：肖晓莉（1991-），女，湖南衡阳人，四川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2014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1-0-02
一
中篇小说《黄金时代》发表于1991 年，同年获得了“第13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在这部中篇小说中，王小波以一种戏谑的口吻，颠倒的叙事，讲述了一个荒诞却又带着十足“趣味性”的故事。小说从陈清扬要王二证明自己不是破鞋入手，继而写出王二与陈清扬由原始性爱冲动导致的“破鞋行为”。在特殊年月里，以军代表为首的势力开始让王二与陈清扬对“搞破鞋”的行为进行交代反省。而王二与陈清扬就在反复地交代与持续地“搞破鞋”中走过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1970年，康士坦茨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沃尔夫冈·伊瑟尔发表了《本文的召唤结构》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伊瑟尔提出了接受美学的重要概念——召唤结构，并认为“召唤结构”是文学作品吸引读者进行阅读的基本条件。当文学文本中存在着意义“空白”和“不确定性”时，其各级语义单位之间就会存在连接的“空缺”。当本文与读者的阅读习惯发生冲突时，就会引起读者心理上的“空白”。这些“空白”、“空缺”会成为诱导读者进行创作性填补和想象性连接的驱动力，即文学文本的召唤结构。
但凡优秀的作品，本文中大都存在着这样的召唤结构，吸引读者参与到本文意义的建构之中。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以其诙谐的语言，对人们生存状态的反思，对社会荒诞的呈现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显得极为独特。这种独特性对读者的阅读形成了召唤，吸引读者参与到文本意义的建构中来。本文试图运用伊瑟尔的召唤结构理论，对《黄金时代》的文本召唤结构做一解读尝试。
二
《黄金时代》是一部书写文革的作品。可是与其他反映文革的作品相比，它却是个“另类”。在新时期前期的文革叙事中，主要从文革对人们造成的创伤及文人们通过受难获得的精神升华刻画文革。而《黄金时代》则不同。“它完全偏离了习有的坐标系，直接将触角伸向‘性’与‘革命’的互文性、狂欢化表达，突出表现为一种个人化的身体叙事和荒诞的悲喜剧模式。”[1]这种充满黑色幽默的写作方式不同于新时期常见的反映文革的作品。《黄金时代》用一种幽默有趣的笔法展现性的冲动，在对性这一文革中极度压抑的张扬中，彰显了它对于自由的追求和对荒诞时代的嘲讽。
小说中，存在着大量性爱过程的描写和具体性器官的展示。这些描写不同于以往的革命书写，有着打破传统的新意，给读者带来新的阅读感受。在小说第二节，提到了王二过21岁生日时的情形：“亚热带旱季的阳光把我晒得浑身赤红，痛痒难当，我的小和尚直翘翘地指向天空，尺寸空前。”[2]7在写王二第二次与陈清扬发生关系时，“好多阳光从房顶上漏下来，星星点点落在她身上。我伸手去触她的乳头，直到她脸上泛起红晕，乳房坚挺。”[2]18-19这些对性的展示在小说中并不显得淫秽，反而充满生机。小说在描写性器官及性行为时，常常将性与自然联系在一起，自然环境常常出现在他们的做爱过程中。这种将性与自然相联系的写法充满了对人性自然的尊重与欣赏。
可是，在描写时洋溢着尊重与欣赏的“性”却是在写交代材料的过程中发生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人处于一种极端压抑的状态。小说开篇有一段带隐喻性的阉割描述。农场为了防止公牛斗架伤身，影响春耕，就运用锤骗术把它们都阉了。“从此后受术者只知道吃草干活，别的什么都不知道，连杀都不用捆。”[2]7而“锤”在小说中并不仅仅只用在公牛的身上。因为掌锤的队长毫不怀疑这种手术施之于人也能得到同等的效力。“按他的逻辑，我身上这个通红通红，直不棱登，长约一尺的东西就是罪恶的化身。”[2]7而王二在21岁的年纪里，他“有好多奢望，想爱，想吃，还想在某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2]8社会处于一种“锤”人的环境之下，王二却想成为一朵半明半暗的云，这无疑是不合时宜的。但是作者却在一个完全不适宜的环境里写出了王二与陈清扬的生命冲动，虽然王二与陈清扬在农场遭到了批判，让写交代材料，却也在山上过了一段潇洒日子。这样一种环境背景与实际事件的矛盾冲突，造成了文本的空白，留待读者去思索和填补。
在互相冲突的背景与叙事之间，小说产生了某种空白。这样的空白在读者把不同的观点所描述的方面联系起来时便提供了某种解释的余地。我们在阅读《黄金时代》时，依照它描写的时代，很容易把它定性为控诉文革的小说。但《黄金时代》却并不像一般的反思文革的作品那样充满悲情，而是更多地展现了原始生命冲动的美感。小说中毫不掩饰的性爱描写，有着黄色小说的危险。但我们又绝不会以色情小说来定义《黄金时代》。小说中所描写的性爱，并不出于猎奇的心理和堕落的心态，更多的是对生命力的赞扬。这时，《黄金时代》的召唤结构，就产生于读者无法用自身的观念去完整地解释小说所塑造的那个世界。
此外，小说中还充斥大量粗俗的脏话，这些语言是充满着戏谑、机智与幽默的。如：“破鞋、放屁、臭婊子、操你妈、出斗争差”等。这些口语化的词语消解了神圣，打破了权威，以一种戏谑幽默的态度消解了本来严肃的历史事件。小说中写到“斗争差”时说：“当地有一种传统的娱乐活动，就是斗破鞋。到了农忙时，大家都很累。队长说，今晚上娱乐一下，斗斗破鞋。”[2]43本来严肃的批斗事件，在小说中仅是出于逗笑取乐的目的。而陈清扬在挨批斗时的态度也是充满喜剧感的。陈清扬不仅不以挨批斗为耻，反而觉得得意。“她无疑是当地斗过的破鞋里最漂亮的一个。斗她的时候，周围好几个队的人都去看，这让她觉得无比自豪。”[2]43发起批斗的人是想找乐子，挨批斗的人觉得自豪，而看批斗的人更是虚伪的。 很显然，王二与陈清扬都以游戏的态度面对批斗。他们不以被批斗为耻，反而把它当作枯燥生活的一味调剂，充满了配合与期待。小说中写，他们常常在出完斗争差后，要敦伟大友谊。地点是在写交代材料的桌子上，因为高度十分合适。而陈清扬更是在这种环境下屡屡获得快感。王小波用这种幽默的笔法来解构严肃的特定时代的批斗事件，通过批斗前和批斗中人们窥私欲的展现，批斗后王二与陈清扬性欲的勃发，彰显了他对荒诞的嘲讽。王二和陈以游戏的态度面对荒诞社会横加给自己的不幸，也成功消解了一贯被认为严肃、客观的历史存在。这种消解，使读者的阅读习惯受到了严重挑战，造成了人们对历史认知与理解的不确定性的产生。当人们惊异于小说还能这样写，文革还能这样展现的时候，读者就不由自主地被小说吸引，参与到共同创造文本意义的过程中来。
三
除了性爱描写与诙谐语言，小说《黄金时代》的逻辑性也是作品的一大亮点。那些看似缜密，实际荒谬的逻辑是由荒谬的时代所支撑的。正是荒谬时代组建了一个个令人目瞪口呆却在当时又极为合理的逻辑。
小说开始于陈清扬和王二讨论她是不是破鞋的事情，本来王二于事实上可以证明陈清扬并不是破鞋，可王二却偏偏说陈就是破鞋。在王二看来，一些本来不需要证明的问题，是没有证明的意义的。就好似他自己本没有打瞎队长家的母狗，可是队长由于不敢去找真正打瞎他家母狗的人的麻烦，便把这笔账算到了王二头上。所以，王二就成了打瞎队长家母狗的人。而同样，“所谓破鞋者，乃是一个指称，大家都说你是破鞋，你就是破鞋，没什么道理可讲”。[2]4这样一种细致入微却又十分搞笑的逻辑推理，过程是缜密的，但逻辑本身却是戏谑荒谬的。甚至于王二最后说，因为你已经被人认定是“破鞋”了，“假如你不想吃亏，就该去偷个汉来。这样你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个破鞋。”[2]4在此，王二认为既然不能证明是无辜的，那就证明自己不无辜好了。在荒诞的政治背景中，王二以一种游戏化的处世逻辑来对抗生存的荒诞。再如队长冤枉王二打瞎了他家母狗的左眼，王二就干脆又打瞎母狗的右眼，这样才算是“不吃亏”。这样一种处事逻辑在《黄金时代》中是起了效果的，甚至可以说是奇效。陈清扬在还没有“搞破鞋”时，农场的人一直称呼她为“破鞋”。而在她真正成了一个“搞破鞋”的人之后，农场却又没人再敢叫她“破鞋”，甚至在她面前提到王二了。队长家的母狗在被王二真正打瞎了右眼时，就成了既无左眼又无右眼的全瞎，也就不能跑回去再让队长看见了。
在王二本身充满幽默戏谑的推理之余，他所处的整个农场也充斥着各种荒谬的逻辑推理。王二在被贫下中农三闷儿的娘暗地里用扁担打了腰后，住进了医院。王二在出院，又进了深山养病之后，从此却像消失了一般。小说中写到：“越是无可怀疑的事就越值得怀疑……很可能王二不在山里，很可能王二根本就不存在……罗小四等人回到队里，就去问队长可见过王二。队长说，谁是王二？从来没听说过。”[2]15王二这么一个确实存在过，甚至还因为打架、搞破鞋而相当出名的人，大家却都说没听说过。而实际情况仅仅是因为有一个北京知青慰问团要来调查知青在下面的情况，尤其是有无被捆打逼婚的情况。王二不存在就不能证明这里有知青被打，所以王二成了不存在的人物。王二的“被不存在”是那个荒唐年头的逻辑——大家说不存在的东西就一定不存在，正如大家都说存在的东西就一定存在。
读者在阅读这种逻辑文字时，常常产生荒谬之感。这种荒谬感源于它与我们日常经验的冲突。我们对于文革的感觉是压抑的。但是在小说中，我们感到的却是一种肆意张扬的生命冲动。我们对于破鞋的印象是排斥的。但是在小说中，我们却从文本充满游戏性的论证中认同王二的理论：干脆就做个破鞋证明自己不无辜。我们明知道王二是存在的，却在农场村民们的众口一词中像王二怀疑自己一样怀疑王二是否真的存在。这些文本所营造的对于世界的态度，与读者对于世界的态度产生了巨大差异，造成了读者阅读时的障碍，使得读者无法把文学作品的文本与生活世界的状况对应起来，从而形成了伊瑟尔反复强调的不确定性。
四
伊瑟尔认为，文学作品是一个双向交流的形式。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由于作者意图语境的消失，文本不能给阅读者提供直接的提示或反馈，故而只能在文本中留下一些暗示，并通过不确定性和空白，来召唤读者的合作。《黄金时代》通过对性的张扬、对历史事件的戏讽，幽默的叙事逻辑造成了读者的阅读障碍。这些手法为文本留下了大量的不确定性和空白。这些不确定性和空白召唤读者运用自身经验去填补，并参与到文本的建构中去。并且《黄金时代》“虽然从头到尾贯穿了作者的议论与判断，但并未从一种既定的、始终如一的立场去解释故事。”[3]读者依旧可以从自己的理解出发，去看《黄金时代》里表现的荒谬、压抑、自由与青春。这样一种让读者参与其间，自由判断的叙事手法，就是文本召唤性的体现。
参考文献：
[1]王杰泓.狂欢传统与文革叙事”油滑的开端”——论王小波小说《黄金时代》中的文革书写[J].武汉大学学报，2014（05）：82.
[2]王小波.黄金时代[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
[3]伊瑟尔.本文的召唤结构[J].外国文学季刊，1987（0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