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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记里的心理皮筋
“那是一种面对微微歧视感的弱势状态。”兔佛回想7年前刚到香港,涌回的是一串“小心翼翼”,“非常害怕在图书馆忘记关手机、在地铁里不小心吃东西、在电梯里声音太大、过马路忘记看灯……去SaSa买东西不敢讲普通话,怕售货员眼神里流露出的自然轻视。”总结下来,兔佛觉得当年是“怕给内地青年这个群体丢脸。”
2012年2月1日,一则名为“香港人,忍够了”的大幅广告出现在香港某报纸,一只绿色的蝗虫,在狮子山顶睥睨维多利亚港,标题赫然:“你愿意香港每18分钟花$1,000,000养育双非儿童吗?”。在此之前,Facebook上的“香港本土力量”小组创作了一首网络歌曲《蝗虫天下》,激烈地将内地人形容为“餐厅酒店商铺内乱叫喧哗”、“爱侵占地盘”、“抢夺身份证”、“贩假货”……整个2月,多场立场鲜明的“反反蝗”论坛、沙龙在香港各大高校展开。
在内地新移民群体中,80后“港漂”是让香港人百感交集的竞争对手,他们是一群有别于“粗鄙内地人”的年轻精英,当他们带着“内地人背景”与香港磨合时,总能感受到说不上激烈但微妙的隔阂。
兔佛做了6年时政记者,以香港为起点,她的职业生涯是一幅由散乱射线拼凑成的中国地图。从汶川地震到农村留守儿童,从村民反征地到微博里的乾坤中国,从80后偶像韩寒到坐言起行的90后群体,兔佛得以认识一个在学生时代从未想象过的中国。
2005年,19岁的北京姑娘赵晗放弃清华大学,以公费生的身份进入香港大学。而当她进入香港一家近40年历史的NGO工作,与同事讨论着北京农民工项目时,对方强调的总是北京人对外地人的歧见。“一个城市的高速发展之下,任何一个角色都在承受某种痛苦。土生土长的北京本地人也有深深的困惑和失落”,赵晗觉得很孤独。后来,机构受她这个感受的启发,拍摄了一个以访问北京本地人对城市化进程看法的纪录片。赵晗很兴奋,为导演设计了一个5天的行程,动员亲戚朋友受访,从50后到90后均有。
兔佛与赵晗的经历,是大多数80后“港漂”的共同历程——对香港身份的认同,或多或少来自对内地身份的反刍。
“进入香港时有Culture Shock(文化冲击),回到内地时竟也有Re-entry Culture Shock(再入文化冲击)”,赵晗用了两个英文词来解释自己的被渗透。在香港7年,赵晗已经习惯了公共空间里的秩序感和距离感,回到北京,走在拥挤的人群里,她会觉得“安全距离被打破,身体被侵犯了”;在香港习惯了私人更衣室,她再也无法想像当年在清华大学时壮观的集体澡堂生活;当她坚持等红绿灯,亲戚会来上一句“哎呀这不是香港啦”……
回归15年间,香港与内地的身份发生暖昧变化,裹挟而来的是80后“港漂”当年始料未及的种种奇景。兔佛曾想过写一本关于香港二楼书店的书,后来,她眼看阿麦书房关门,青文书屋的老板被书压死在狭小货仓里,旺角的二楼书店从二楼一路上迁到十一楼,再是香港青年抗议拆除天星码头、皇后码头、反高铁与保护菜园村,文化人北上,电影北上,音乐北上,曾经叱咤风云的港产片导演们捉襟见肘地做着他们并不擅长也不懂得的题材,“我只是觉得,香港和内地中间的那条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内地在迅速香港化。两个地方,分享着相似的痛苦。”兔佛不知该怒其不争还是哀其不幸。
而当赵晗再次爬上景山,当时就哭了,她看见的是皮肉筋骨被拆得面目全非的北京城。她至今没去过三里屯,也毫不喜欢南锣鼓巷现在的面目,“外壳是胡同,内瓤算着一笔商业的帐。”赵晗小声说,“在我回家的路上,他们拆了我所有的记忆。”2012年7月,她将拿到永久香港身份。
想象一个另类未来
“一直以来,我努力做自己不喜欢的事。不仅做,还要做得出色。”27岁的赵晗做过两次重大选择:19岁时,放弃清华大学,前往香港求学;24岁时,在金融风暴的浪尖,辞去会计师事务所工作,投身NGO。最纠结时,她反复咀嚼心理学大师Carl Rogers的一句话:“我一生所面对的客户,绝大多数都是既想做自己,又最怕做自己的人。”
冷静下来之后,赵晗以香港为扎根点,开始打量从小到大的同伴。他们像一股股方向同一的流水。高中同学,基本都已在国外,“清华大学则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留美预科班”,而香港,更是众多内地青年前往国外的黄金跳板。
赵晗痛苦地发现,中国人习惯逃避。逃来逃去的过程,是一个与自己断开联结的过程。一个北京大学的朋友曾经对她说:“我本来奋斗的目标是离开老家去成都,离开四川去北京,离开中国去美国,最好能离开美国去火星。”最后,这位朋友在512汶川地震之后,回四川做志愿者,并决定5年后回家乡定居。
赵晗翻阅着香港历史,发现了这座城市里更深的脉络。1949年,钱穆等大批精英知识分子离开内地,抵达香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筚路蓝缕,创办新亚书院,传下中华文化薪火。这批知识分子,为香港建制、推动教育、启发民众。“真正的精英,不应该脱离苦难,高举个人的体面不凡。”
赵晗决定留在香港,继续发挥两地“转换器”的作用,担起北京农民工子弟学校的项目。“我们不可能在现场之外指手画脚。”未来,她想借助新闻,为弱势群体发声助力。赵晗身上,不时被一种超出她年龄的成熟冷静和执拗附体。你会认真期待,这个“港漂”身上的可能性。
港式奋斗:3年,从4平方米到5平方米
晚上8点,姚怡文正在吃晚饭。每日穿梭在报社、家教点和自己在北角的小屋之间,对她来说,这是正常的作息时间。凌晨5点半到下午4点半,在当地一家主流报社上班,翻译近10篇财经新闻;下班后做2个半小时家教,教小孩子念《滕王阁序》之类古文,陪做作业。每天至少工作11小时的强度,姚怡文已经持续了近一年。“并不会觉得累到吃心吃肺”,她有段时间做兼职做到有点“走火入魔”,为的是一个月近7000港币的额外收入。
姚怡文是最典型的80后“港漂”:单身、合租、经济独立但仅能养活自己。
2年半前,姚怡文给近12位“港漂”朋友拍了一组名为《From Mainland to Hong Kong》的照片。“很苦。不忍心再去看。有点心酸。”照片里,一个个年轻人窝在极狭窄的空间里,压抑,憋屈。从窗子看出去,一般是一堵墙,或同样逼仄的小屋,“就像关牢间一样,房间跟我上海家里的厕所一样大”。极容易让人联想到内地的“蚁族”。
小,什么都小,是大多数内地“港漂”对香港的第一印象。很多人看见铜锣湾时代广场的第一反应是:我们家的街心花园都比这广场大啊!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弹丸之地。
姚怡文细细数着3年内在香港换过的4个住处,果真像一只漂浮着的蚂蚁:
第1处:2人合租,房间4平方米,单人房租2500元港币;
第2处:4人合租,房间4~5平方米,单人房租2100元港币;
第3处:2人合租,房间6平方米,单人房租4300元港币;
第4处:2人合租,房间5平方米,单人房租5500港币。
让姚怡文高兴的是,第2个住处的室友都还留在香港,当时拍的朋友,有一半都留住了。
姚怡文在上海交大念完新闻,2008年在香港大学取得新闻学硕士学位,辗转杂志编辑助理和NGO网站编辑工作之后,曾经回上海工作过两个月。“完全不能接受,太浮躁了。公司同事上班的时候赶一赶,剩下的时间都在讨论结婚、买房、收礼物。打开微博,到处是炫富和‘霸气外露’。” 姚怡文觉得不能忍受的是,当自己在努力工作时,身边更多的年轻人在考虑的是如何不劳而获、如何享受,如何不付出太多却能得到很多。“没有操守”,这个语速很快的姑娘重重地说。
而在香港,她说很少听见抱怨,很少看见混日子的迹象。这是一个讲究打拼的社会,竞争残酷,不进则退。“你去看茶餐厅里,一个收银员不停扯着嗓子喊一天,从来不会打油聊天的。”姚怡文目前做的,是一份相对基础的英文写作工作,“我年纪不小了,还做初级工作,好像是一个蛮丢脸的事,但这是我的短板,不去训练,就永远是短的。”她逼迫自己耐下心来打磨自己,不断起跳,保持竞争力肌肉的弹性。
这是一个多数80后内地“港漂”经历过的落差:以天之骄子的身份进入香港,面前展开的是一块空前高压的竞争土壤。姚怡文描绘了一个层层分明的生态圈:“竞争力最强的是香港出生、在国外读书后回港的香港人,他们英文好,通粤语,读顶尖学校;接着是一批海外出生的华人或内地人,在国外的常青藤之类高校读金融、法律;再接下来是香港本地年轻人;再接下来是从深圳广州来的内地人,适应能力强。”而在兔佛看来,“港漂”最直接的分类法是“金融漂”和“非金融漂”。
“这就相当于一个不太厉害的人要跟一群很厉害的人抢饭碗。你看到落差,调整心态,从小做起,苦熬奋斗,我相信这个过程是有意义的。”姚怡文还是觉得香港并不像家,但她不想再回到内地,“我能熬出头,只是时间问题。”
“香港只讲打拼,不讲理想”,这是香港给兔佛的第一印象。多年过去,这个偏负面的评价慢慢转变成了中性。“香港的狮子山精神就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他们不讲虚的,你努力多少,就得到多少,整个社会围绕着这个核心逻辑运转。也许我偏见地觉得许多港人追求吃喝玩乐的生活过于庸俗,但我欣赏他们为自己选择的生活付出的踏实努力。这好过躺在床上喊:‘这是个没有理想的时代!’”
姚怡文的港版奋斗故事,让人接收到一股稀有的淡定。记起一位前辈传授经验,在内地,要想自己闷住头干点儿事情,有个技术性的环节务必做到:别去参加同学聚会。
“淡淡定,有钱剩”,香港古话如是说。曾放弃香港学业,到内地读书,后再回港的80后“港漂”许骥,目睹内地同伴们的普遍焦虑,写下一本名为《同胞,请淡定》的访谈录,请来香港名人谈蜗居、蚁族、拆迁、剩男剩女、富二代、信仰、创业……“香港很‘冷’,不是‘冷漠’而是‘冷静’,客观而公正,见过大世面:做过‘亡国奴’,唱过‘狮子山’,当过暴发户,一百多年来,人们已经目睹太多富人诞生、富人消失的故事,不再有卖弄的雅兴。焦虑惶恐会有,过后,香港酝酿出一番船到桥头自然直的镇定。”透过香港经验的折射,许骥努力让同龄人看到,平和与坦然,放在一个绝对时空里来看,多么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