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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最初数年中，神州大地掀起了一股据说是声势浩大的“国学热”。可以说这是一场从大学到企业，从政府到民间，波及老、中、青、少、幼各个年龄段，以大学国学院、老板国学班、民间书院、私塾、刊物、网络、书籍、讲坛、大师、明星、文化节、汉服运动、祭祀活动、论坛、峰会等各种形式齐上阵的全民运动，引起了国人及世界的关注。
国学的复兴有其必然性。所谓必然性就是这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使然。1840年以来，历史赋予我们民族的使命是三部曲：政治独立——经济腾飞——文化复兴。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实现了第一步，邓小平领导我们实现了第二步，我们现在要走的就是第三步。
而“文化复兴”就涉及到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与全球化的关系问题。当我们逐步融入到全球化的大潮中之后，我们发现中国人的文化身份认同出现了危机。我们过分地强调“与国际接轨”，导致了中国文化主体性逐渐丧失，我们的民族精神失落，我们的文化遭到严重的自我戕害，“惟西方马首是瞻”，尤其是我们的青年一代，从小吃惯了肯德基，是否还品尝五谷杂粮?与“全民英语”适成对照的是国人的汉语水平却越发令人堪忧，更不要说传统文化的底子了。于是一大批“香蕉人”出现了，拥抱西方文化、蔑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成了一种心理无意识。西方宗教和文化的渗透一刻未尝停止，我们的文化安全也已出现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呼唤传统回归，国学热之兴起，也就可以理解了。
与之相关的是对“反传统的传统”的反思。我们知道，从中西文化在近代的激烈碰撞以来，我们一直在反思我们的文化，反思的结果是发现了我们文化的落后和劣根性，于是要“启蒙”。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启蒙的结果反而是对传统文化的大肆破坏。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有着更加积极的思想解放意义，那么“文革”简直就是一场民族文化的劫难。其实“文革”结束后，首先有八十年代的文化热，继续启蒙这一话题，到了九十年代转而从“国学”这一角度承继优秀传统以抗拒日益严重的西化思潮，这也算是一种文化的自我转向吧!
国学的复兴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原因，就是对近代以来学校学科体制的反思。我们知道，一百年前，科举制度废除，西方的学科体系被引人中国，新式学堂纷纷建立，新的学科体制也深入人心。但随着西方这种越分越细的学科体制，在推动科学和学术研究的深入、精确发展的同时，其弊端也越来越凸显出来。反而传统中国“通才”教育的传统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综合性成为一个趋势。不管是通识教育，还是大文科实验班，都是对现代学科体制的“反动”和“纠偏补弊”。
众所周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大学的国学教育就开始重新恢复，如北京大学率先开展的大文科实验班等，曾轰动一时。随后，多所名牌院校也开设了不同形式的国学实验班。直到近些年，大学国学教育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从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到2008年清华大学“四书”进课堂、武汉大学获得了国学博士点等等，都是大学国学教育所取得的新进展与新成绩。我们发现，这表面“热闹”的背后，却潜伏着或潜存着许多问题与困境，理应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关注，以图解决之道，否则大学国学教育将面临十分尴尬的境地。概括起来，当前大学国学教育所面临的困境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方面。
第一，国学的“正名”问题。孔夫子一生都在强调正名的重要性。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确属不诬之论。而“国学”却恰恰存在着“正名”的问题。其实，关于“国学”的“定义”之争，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开始了，当时的学术大师很多都参与其中，譬如梁启超、章太炎、胡适之、陈独秀、钱宾四、梁实秋、马一浮等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章太炎的看法是：“国学的名称起于近代，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为了区别于西学，于是称中国本有的学术为国学。清代学者论学术，将学分为三类：一为义理之学，二为考据之学，三为词章之学。”胡适的观点是：“‘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而对国学一名表示疑问的代表人物是钱穆与马一浮。钱穆先生在其《国学概论》中明确地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有现代新儒家三圣之一美称的马一浮也说：“‘国学’这个名词，如今国人已使用惯了，其实不甚恰当。照旧时用国学为名者，即是国立大学之称。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意思是别于外国学术之谓。此名为依他起，严格说来，本不可用。今为随顺时人语，故暂不改立名目。然即依固有学术为解，所含之义亦太觉广泛笼统，使人闻之，不知所指为何种学术。”
九十年代，张岱年先生在“国学丛书”序言中说：“国学的名称起于近代，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为区别于西学，于是称中国本有的学术为国学。”如今很多学者对于国学的定义范畴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于国学的学科体系和课程设置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直到今天，不管是反对国学者抑或支持国学者，大家对国学的定义和涵义、其内涵与外延都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
综合前贤时修的观点，我们以为，国学是因“西学东渐”而起的，确实属于“依他起”的“一时代”的特殊产物，但国学这一说法业已约定俗成，虽然不是明晰的概念，却含有特定的意义。我们今天仍然处于一个“特定”的时期，国学作为一种唤醒民族精神、文化主体意思、稍微带有“民族主义”意味的词，完全可以继续使用。我们以为：一，国学的核心是儒学，是“六经”之学，但不是说只有儒学属于国学的范畴，道、佛和其他诸子也属于国学。二、国学不等同于传统文化。国学者，一国之学术学问也。国学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其精神所系，但两者概念不同。三，国学不能太冷，也不必太热。太冷和太热都不正常。我们需要国人了解国学，但不必人人国学、家家国学、全民国学。我们需要更多的学者认真地研究国学，在此基础上进行普及和弘扬。这就是我们的国学观。
第二，国学的“合法性”问题。自有“国学”之名起，它就面临着“合法性”的危机。因为“国学”之名大兴是在上个世纪初叶，其时正值国难当头、西学汹涌、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新文化运动的矛头直指传统文化，一时间国学尤其是儒学成为众矢之的。尽管有不少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仗义执言，但怎奈新文化大潮之下，那些理智的声音早被湮没无闻了。近年来，随着国力的增强和民族自信的恢复，国学又开始渐渐为人所重视。一时间国学似乎成了显学，也时髦起来。但是与之如影随形的便是对其合法性的质疑。一方面是需不需要国学的争议；另一方面是在现代学科体系之下，有没有国学的一席之地。
关于第一方面，现代化的中国是否需要国学和国学教育， 虽然也有不少的争议，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意识到国学教育对于一个民族前途的重要地位。一百多年前，真正的国学大师章太炎1906年在其《国学讲习会序》中是这样说的：“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持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通达的说法。国学不是救世的灵丹妙药和“万能油”，谁也不能指望国学解决当下和未来的所有困惑和问题，但是一个国家、民族要想生存和发展，尤其是“处竞争之世”，丢了国学就等于割了根脉、自毁长城、自废武功，如我们这一百多年来的许多愚蠢行事。今年恰值五四运动发生九十周年，关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又成为人们关注和思考的话题。其实，经过这百余年的内忧外患和民族复兴，国人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传统对于民族现代化的必要价值。因此这一合法性可以说基本得到承认。
但是，具体到学校教育中，国学教育却面临更加尴尬的境地。自从1912年蔡元培下令废除“经学科”以来的近百年，国学教育在现代学科体系中便完全没有了一席之地。新文化运动的又一领袖陈独秀在1923年曾感慨：“国学是什么，我们实在不太明白。当今所谓国学大家，胡适之所长是哲学史，章太炎所长是历史和文字音韵学，罗叔蕴所长是金石考古学，王静庵所长是文学。除这些学问外，我们实在不明白什么是国学?”他认为“国学”这一名词，“就是再审订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确的观念，因为‘国学’本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陈独秀为何有这样的观点?究其原因，就是我国的学科体系是完全遵照西方的学科体系建立起来的，与国学向来是两股跑道，不是一个系统。当现代科学体系建立起来之后，自然不会给国学留下一席之地。因此国学被分割为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种不同的“学科”门类，五马分尸了。所以直至今天，人们努力重建国学教育，但却发现前面有一个很大的拦路虎，一个绕不过的鸿沟。那就是国学在当今的学科体系中的合法性问题。
对此，很多国学教育家也纷纷倡议，向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提出议案或建议，希望能给国学以“名分”。比如人大校长纪宝成、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等都曾大力疾呼，建立国学的一级学科。但是困难重重，其中的困难有内外两层。所谓外层，不过是立法的问题，假以时日尚有解决的可能。关键在内层，即国学与现代学科体系从根本上是不相侔的。有个前车之鉴，就是中医。建国后，虽然中医没有被废弃，反而受到了国家的保护，但是我们的中医教育完全是西式的。造成了某些专家所痛心疾首的非驴非马的现象。中医到底是被保护了还是被废弃了?很多人心中都打了问号。我想，如果国学教育像中医一样，被纳入现代学科体系，命运如何，不易言也。因此，如何既给予国学以正式的“学科”地位，又要按照或遵循国学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开展教育，是摆在所有支持国学教育的人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至于具体的国学课程的设置，倒属于次要的问题了。
第三，国学学生的出路问题。由于各种因素的纠葛缠绕，我们的高等教育面临严重的问题，其中大学生乃至研究生的就业问题尤为突出，也已成为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既然很多老的专业、热门的专业都遇到了所谓就业问题、出路问题，那么一没名分、二非热门的国学“专业”，其面临的危机似乎将更加严重。这是更为现实的问题。不是靠理想和热情所能解决的。当然，中国人民大学在成立国学院时，校长纪宝成曾谈及这一话题，并表示了乐观的态度。但是，现实中所面临的问题比想象的要多得多，也复杂得多。于是，开展国学教育必须首先考虑这一层面的问题，否则前景将十分黯淡，路将不会走得长远。
第四，大学国学教育属于教育的高端或下游，其与小学、中学国学教育的关系也需要认真对待。小学和中学的国学教育是基础，没有小学等阶段的培养，大学国学教育将会困难重重，成为无本之木。同样，没有大学的高端国学教育，小学和中学的国学教育将面临师资困境。国学要从娃娃抓起。但国学教育在小学和中学也同样面临着合法性的危机。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其中还有很多的机遇。机遇与挑成并存，关键在于如何抓住机遇，化解危机，迎接挑战。
参考文献
[1]章太炎．国学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钱穆-国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马一浮集(第一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
[4]刘梦溪论国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国学的复兴有其必然性。所谓必然性就是这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使然。1840年以来，历史赋予我们民族的使命是三部曲：政治独立——经济腾飞——文化复兴。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实现了第一步，邓小平领导我们实现了第二步，我们现在要走的就是第三步。
而“文化复兴”就涉及到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与全球化的关系问题。当我们逐步融入到全球化的大潮中之后，我们发现中国人的文化身份认同出现了危机。我们过分地强调“与国际接轨”，导致了中国文化主体性逐渐丧失，我们的民族精神失落，我们的文化遭到严重的自我戕害，“惟西方马首是瞻”，尤其是我们的青年一代，从小吃惯了肯德基，是否还品尝五谷杂粮?与“全民英语”适成对照的是国人的汉语水平却越发令人堪忧，更不要说传统文化的底子了。于是一大批“香蕉人”出现了，拥抱西方文化、蔑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成了一种心理无意识。西方宗教和文化的渗透一刻未尝停止，我们的文化安全也已出现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呼唤传统回归，国学热之兴起，也就可以理解了。
与之相关的是对“反传统的传统”的反思。我们知道，从中西文化在近代的激烈碰撞以来，我们一直在反思我们的文化，反思的结果是发现了我们文化的落后和劣根性，于是要“启蒙”。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启蒙的结果反而是对传统文化的大肆破坏。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有着更加积极的思想解放意义，那么“文革”简直就是一场民族文化的劫难。其实“文革”结束后，首先有八十年代的文化热，继续启蒙这一话题，到了九十年代转而从“国学”这一角度承继优秀传统以抗拒日益严重的西化思潮，这也算是一种文化的自我转向吧!
国学的复兴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原因，就是对近代以来学校学科体制的反思。我们知道，一百年前，科举制度废除，西方的学科体系被引人中国，新式学堂纷纷建立，新的学科体制也深入人心。但随着西方这种越分越细的学科体制，在推动科学和学术研究的深入、精确发展的同时，其弊端也越来越凸显出来。反而传统中国“通才”教育的传统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综合性成为一个趋势。不管是通识教育，还是大文科实验班，都是对现代学科体制的“反动”和“纠偏补弊”。
众所周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大学的国学教育就开始重新恢复，如北京大学率先开展的大文科实验班等，曾轰动一时。随后，多所名牌院校也开设了不同形式的国学实验班。直到近些年，大学国学教育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从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到2008年清华大学“四书”进课堂、武汉大学获得了国学博士点等等，都是大学国学教育所取得的新进展与新成绩。我们发现，这表面“热闹”的背后，却潜伏着或潜存着许多问题与困境，理应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关注，以图解决之道，否则大学国学教育将面临十分尴尬的境地。概括起来，当前大学国学教育所面临的困境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方面。
第一，国学的“正名”问题。孔夫子一生都在强调正名的重要性。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确属不诬之论。而“国学”却恰恰存在着“正名”的问题。其实，关于“国学”的“定义”之争，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开始了，当时的学术大师很多都参与其中，譬如梁启超、章太炎、胡适之、陈独秀、钱宾四、梁实秋、马一浮等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章太炎的看法是：“国学的名称起于近代，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为了区别于西学，于是称中国本有的学术为国学。清代学者论学术，将学分为三类：一为义理之学，二为考据之学，三为词章之学。”胡适的观点是：“‘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而对国学一名表示疑问的代表人物是钱穆与马一浮。钱穆先生在其《国学概论》中明确地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有现代新儒家三圣之一美称的马一浮也说：“‘国学’这个名词，如今国人已使用惯了，其实不甚恰当。照旧时用国学为名者，即是国立大学之称。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意思是别于外国学术之谓。此名为依他起，严格说来，本不可用。今为随顺时人语，故暂不改立名目。然即依固有学术为解，所含之义亦太觉广泛笼统，使人闻之，不知所指为何种学术。”
九十年代，张岱年先生在“国学丛书”序言中说：“国学的名称起于近代，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为区别于西学，于是称中国本有的学术为国学。”如今很多学者对于国学的定义范畴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于国学的学科体系和课程设置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直到今天，不管是反对国学者抑或支持国学者，大家对国学的定义和涵义、其内涵与外延都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
综合前贤时修的观点，我们以为，国学是因“西学东渐”而起的，确实属于“依他起”的“一时代”的特殊产物，但国学这一说法业已约定俗成，虽然不是明晰的概念，却含有特定的意义。我们今天仍然处于一个“特定”的时期，国学作为一种唤醒民族精神、文化主体意思、稍微带有“民族主义”意味的词，完全可以继续使用。我们以为：一，国学的核心是儒学，是“六经”之学，但不是说只有儒学属于国学的范畴，道、佛和其他诸子也属于国学。二、国学不等同于传统文化。国学者，一国之学术学问也。国学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其精神所系，但两者概念不同。三，国学不能太冷，也不必太热。太冷和太热都不正常。我们需要国人了解国学，但不必人人国学、家家国学、全民国学。我们需要更多的学者认真地研究国学，在此基础上进行普及和弘扬。这就是我们的国学观。
第二，国学的“合法性”问题。自有“国学”之名起，它就面临着“合法性”的危机。因为“国学”之名大兴是在上个世纪初叶，其时正值国难当头、西学汹涌、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新文化运动的矛头直指传统文化，一时间国学尤其是儒学成为众矢之的。尽管有不少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仗义执言，但怎奈新文化大潮之下，那些理智的声音早被湮没无闻了。近年来，随着国力的增强和民族自信的恢复，国学又开始渐渐为人所重视。一时间国学似乎成了显学，也时髦起来。但是与之如影随形的便是对其合法性的质疑。一方面是需不需要国学的争议；另一方面是在现代学科体系之下，有没有国学的一席之地。
关于第一方面，现代化的中国是否需要国学和国学教育， 虽然也有不少的争议，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意识到国学教育对于一个民族前途的重要地位。一百多年前，真正的国学大师章太炎1906年在其《国学讲习会序》中是这样说的：“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持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通达的说法。国学不是救世的灵丹妙药和“万能油”，谁也不能指望国学解决当下和未来的所有困惑和问题，但是一个国家、民族要想生存和发展，尤其是“处竞争之世”，丢了国学就等于割了根脉、自毁长城、自废武功，如我们这一百多年来的许多愚蠢行事。今年恰值五四运动发生九十周年，关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又成为人们关注和思考的话题。其实，经过这百余年的内忧外患和民族复兴，国人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传统对于民族现代化的必要价值。因此这一合法性可以说基本得到承认。
但是，具体到学校教育中，国学教育却面临更加尴尬的境地。自从1912年蔡元培下令废除“经学科”以来的近百年，国学教育在现代学科体系中便完全没有了一席之地。新文化运动的又一领袖陈独秀在1923年曾感慨：“国学是什么，我们实在不太明白。当今所谓国学大家，胡适之所长是哲学史，章太炎所长是历史和文字音韵学，罗叔蕴所长是金石考古学，王静庵所长是文学。除这些学问外，我们实在不明白什么是国学?”他认为“国学”这一名词，“就是再审订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确的观念，因为‘国学’本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陈独秀为何有这样的观点?究其原因，就是我国的学科体系是完全遵照西方的学科体系建立起来的，与国学向来是两股跑道，不是一个系统。当现代科学体系建立起来之后，自然不会给国学留下一席之地。因此国学被分割为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种不同的“学科”门类，五马分尸了。所以直至今天，人们努力重建国学教育，但却发现前面有一个很大的拦路虎，一个绕不过的鸿沟。那就是国学在当今的学科体系中的合法性问题。
对此，很多国学教育家也纷纷倡议，向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提出议案或建议，希望能给国学以“名分”。比如人大校长纪宝成、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等都曾大力疾呼，建立国学的一级学科。但是困难重重，其中的困难有内外两层。所谓外层，不过是立法的问题，假以时日尚有解决的可能。关键在内层，即国学与现代学科体系从根本上是不相侔的。有个前车之鉴，就是中医。建国后，虽然中医没有被废弃，反而受到了国家的保护，但是我们的中医教育完全是西式的。造成了某些专家所痛心疾首的非驴非马的现象。中医到底是被保护了还是被废弃了?很多人心中都打了问号。我想，如果国学教育像中医一样，被纳入现代学科体系，命运如何，不易言也。因此，如何既给予国学以正式的“学科”地位，又要按照或遵循国学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开展教育，是摆在所有支持国学教育的人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至于具体的国学课程的设置，倒属于次要的问题了。
第三，国学学生的出路问题。由于各种因素的纠葛缠绕，我们的高等教育面临严重的问题，其中大学生乃至研究生的就业问题尤为突出，也已成为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既然很多老的专业、热门的专业都遇到了所谓就业问题、出路问题，那么一没名分、二非热门的国学“专业”，其面临的危机似乎将更加严重。这是更为现实的问题。不是靠理想和热情所能解决的。当然，中国人民大学在成立国学院时，校长纪宝成曾谈及这一话题，并表示了乐观的态度。但是，现实中所面临的问题比想象的要多得多，也复杂得多。于是，开展国学教育必须首先考虑这一层面的问题，否则前景将十分黯淡，路将不会走得长远。
第四，大学国学教育属于教育的高端或下游，其与小学、中学国学教育的关系也需要认真对待。小学和中学的国学教育是基础，没有小学等阶段的培养，大学国学教育将会困难重重，成为无本之木。同样，没有大学的高端国学教育，小学和中学的国学教育将面临师资困境。国学要从娃娃抓起。但国学教育在小学和中学也同样面临着合法性的危机。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其中还有很多的机遇。机遇与挑成并存，关键在于如何抓住机遇，化解危机，迎接挑战。
参考文献
[1]章太炎．国学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钱穆-国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马一浮集(第一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
[4]刘梦溪论国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