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65年，正是中国人民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饥荒年代以后，国民经济全面好转的时候。这一年，我初中毕业，基于家庭经济负担的考虑，我选择报考了大理师范学校。其实，当时报考大理师范的学子，多数和我一样，都是来自农村贫寒人家的子弟。
百年风雨育英才。
滇西高原桃李香。
薪火相传多浩气，
弦歌不辍有栋梁。
皓首穷经求真理。
呕心沥血铸师魂。
夜阑云际传鼙鼓。
惊起欣看火凤凰。
这首《七律·凤凰涅槃》是我2005年发表在《云南中师》第3期的一件习作。在诗前，我加了一段小序：“岁次乙酉。适逢母校大理师范百年华诞。又闻母校将在教育改革中改制为‘大理州实验中学’。百年树人，百年风雨，百年辉煌。凤凰积木浴火新生，是为涅槃。遥望苍洱，思绪万千，愿母校保持传统，再创辉煌。”诗中，我以“凤凰涅槃”来祝福百年母校在新的历史时期由大理师范学校向实验中学的华丽转身。但是，无论如何，这一转变毕竟标志着百年老校大理师范学校的历史性的终结。大理师范将从此走人历史，走入人们的记忆。
大理师范学校，百年来，从大理才村到下关，曾经先后有过三个校址。我就读时候的校址，就是在现在下关一中校园这个地方。70年代初，原下关一中被新建的滇西纺织厂占用。下关一中搬到了原大理师范的校园里办学。大理农校搬到了宾川县办学。大理师范搬迁到福星村原大理农校的校园里办学。才村时代的大理师范学校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福星村时候的大理师范是什么样子，我也不了解。对于大理师范学校的记忆。至今保留在我脑海里的。仍然是我就读时的一些挥之不去的印象。
在我到大理师范学校报到的第一天。大理师范传统而别致的校园建筑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是一组由坐南朝北的三排砖木结构的砖瓦房组成的校园建筑群，依据中国传统建筑群落的轴对称格局布置。每一座房屋都是三层楼房，一样的格调、一样的大小，一样的走道、一样的门窗。屋顶都是四面出水的瓦顶。一座座楼房都像天安门城楼的式样。白墙、青瓦，在楼房间与一排排整齐的绿化带相映成趣。
中间的一排四栋楼房依次是两栋教学楼、一栋礼堂、一院食堂；东边一排是两栋学生宿舍，前后都有操场：右边的一排有四栋。依次是两栋学生宿舍、两栋教师宿舍，前后仍然是宽阔的球场和运动场地。
建筑物上单位各种标语是用漂亮的美术字写成的，美观大方，给校园增添了一种浓浓的文化氛围。特别是那条“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标语。随时提示着师生们所从事的或将要从事的职业应当遵循的方针。
当年大理师范的校园十分普通，同时，又透着高雅和别致，至今令人回味无穷。
在大理师范学习，我感到最幸运的是，得到了一批学识渊博的老师的教诲。
我所在的48班第一位班主任是张定伟老师。他是四川人，教语文的，他讲起课来滔滔不绝，十分引人入胜。极具感染力。可惜。不久他就调回四川去了。第二位班主任是李寅镇是一位白族教师，教数学，他上课逻辑性极强，条分缕析，细致入微，善于抓住重点、难点，启发学生按照规律解开一个个知识的谜团。李老师担任我们班主任时间最长，他性格和善。事无巨细地关心学生的学习生活，深受我们的尊重和爱戴。第三位是刘荣华老师，刚刚大学毕业就接替李老师做了我们的班主任，她的年纪比我们也大不了多少，说实话，一开始，我们真还有点看不起她。有的同学在上课时刁难她。竞至于把她气哭了。但渐渐地，我们发现了她其实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好老师。而且善于和学生交往。谦虚、平和、友善，很快就赢得了我们的喜爱。
张定伟老师调走后。由谢本良老师接任我们的语文课。谢老师一直上三年级的语文课，原先我们就听过高年级的同学对谢老师佩服得五体投地。谢老师的口头禅是“奋斗20年，当个教育家”。他这句话既是鼓励学生，我理解也是他的自勉。当然，在那个特定的年代，说这样的话是不合时宜的。果然，“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句话就成为了谢老师“鼓励学生个人奋斗。走白专道路”罪行的依据，受到了批判，甚至蒙冤入狱。谢老师是广东人，1949年参军，来到云南。谢老师知识广博，教学认真得法，是语文教学方面的专家。跟着谢老师学习语文。不仅学到知识。而且使学生受到古今中外文学的滋养和熏陶。在“文革”中，有的人批判谢老师时“揭露”他有一次上课，为了讲一个“乌鸦”的“乌”字，就翻了很多本词典，从它的本义、比喻义、引申义到古代常用义、现代常用义，从它的笔画、读音到间架结构，讲了整整一节课。我倒觉得，谢老师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正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化学老师魏德贤最受学生的欢迎。每当上化学课，同学们总是非常兴奋。魏老师总是提着一个装满化学仪器和化学制剂的木筐。人还没进教室就弯腰给同学们还礼。他魔术师般的课堂实验极大地提高了我们对化学这门学科的兴趣。美术老师夏斌文是一位著名的画家。他的画作经常在国内各种报纸杂志上发表。他的美术课堪称“大匠诲人”，独到而严格。体育老师蔡复鑫，根据师范教育的特点，在体育课中加进了舞蹈的元素，一位年近5旬的老师。妙曼地给我们示范性地跳起了天真的儿童舞蹈，至今想起来，仍然使人忍俊不禁。其他如生物老师兰光斗、历史老师倪仲昌、音乐老师袁庆芬。都在授课的过程中给我留下来终生难忘的记忆。当然，还有许多老师没有任过我们班的课程，他们都是享誉大理教育界的名师，例如杨向春、郭世修、唐昌敏、倪仲昌、张宗容、张建烈、程振界等等。
除了任课教师。大理师范的很多职工。都是让人不敢轻视的人物。由于“右派”问题而从事敲钟工作的姚国元老师，是复旦历史系的高材生；平时沉默寡言的教务员刘阁麟老师。曾经是中国远征军里的英语翻译；而图书馆罗敬老先生和会计赵毓苍老先生都有一些独特的经历。两人的书法都有极高的造诣，令人敬佩。此时，我想到了著名教育家梅贻琦先生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谓有大师也。”大理师范之所以在滇西以至云南的教育史上有深远影响，道理就在这里。 不管是在平时的学习环境中。还是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大潮中。大理师范的校园里。始终洋溢着一种中国传统的志士仁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操。除了老师们始终秉承为国家培养合格人才的目标而呕心沥血，教书育人外，还有同学们那种风华正茂、纯朴正直的风尚，也常常使人激动不已。尽管在“文革”极左思潮的背景下。年轻的学子们曾经做了一些错事和蠢事，但是，他们那种听从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的真诚。仍然可以隐约的看出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同学们的真正和善良仍然时时表现出来。正是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操，使大理师范的师生们有了抹不掉的关心民族命运、关心国家命运、关心社会、追求真理的色彩。
由于大理师范的生源，主要来自农村，那时候，农村的家庭一般都比较贫困，很多同学衣被单薄，缺少鞋袜，有一双布鞋或者胶鞋穿，就已经是很多男同学的奢望了。早操的时候，至少有一半的男同学是穿着草鞋跑步的。因此，学校里在冬天给每个同学发一件用亚麻布缝制的棉衣。有一年还发给一件狗皮褂子，特别暖和。学校的伙食也不错，早点有馒头、包子，中餐和晚餐有至少两个菜，一周有两次“牙祭”，有鱼、有肉、有鸡蛋。男同学的粮食定量是每月32斤，女同学每月30斤。这对于刚刚从农村家庭出来的同学，已经是非常幸福了。唯一使男同学们不快的是厨房打饭菜师傅们的势利，同学们给一位师傅起了一个绰号叫做“刮三刮，摇三摇”。那时候的学习生活，固然有一些小小的矛盾与烦恼。但现在回想起了。总能勾起对那种学生时代的甜蜜回忆，总会使人禁不住会心一笑。
我们中师48班和中师47班又有一个番号是“半农半读中师班”。这是因为响应刘少奇“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的讲话精神而开办的。因此，我们两个班参加劳动的时间就特别多。记忆中，参加劳动特别长的有三次：一次是到满江支农，大约一个周的时间；一次是到大麦地、小麦地等彝族村寨参加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每天都要去田埂上铲草皮。以便使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钉螺无处藏身，或者砍来树枝，去烧有钉螺的地块。时间大约半个月，劳动特别艰苦。最后的一次是到三营学校劳动基地去开荒，大约一个月左右。除了挖地以外。还要到山上的煤矿去捡煤渣，大冬天站到冰冷的河水里，捞捡煤矿选矿时漏到河里的煤块，用手推车推回到劳动基地，以节约燃料费用的支出。
此时，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展起来了。有一天。北京的几个大学生跑到了我们劳动的地方，鼓动大家回校参加“革命大串联”，大家便连夜返回学校，第二天就搭乘下关总站专门安排的汽车前往昆明参加“大串联”了。在昆明，住在黑林铺昆十四中，每天到云大等院校看大字报、听辩论会，虽然激情满怀，却又茫然不解。听说各地区的负责人在昆明开会期间。在翠湖宾馆给学生发放路费，支持红卫兵步行串联，我们几个平时处得好的同学也相约到翠湖去领取路费。到了那里一看，真是人山人海。大理州的摊位上，州长欧根和州委书记邵风汗流浃背地给同学们发放借款。我们也排上队，从领导手里接过了30元钱。
拿着这点钱，我们每人买了一顶竹笠，一双胶鞋，还制作了一面写着“大理师范长征队”的红旗，踏上了北上串联的道路。从昆明出发，经过杨林、马龙、曲靖、宣威，由火烧关进入贵州省，经晴隆、安顺、黄果树等地，步行半个月后到达贵阳。在贵阳师院，遇到几位北京钢铁学院和地质学院的大学生，在他们的启发下，决定放下“长征队”的旗子，乘车串联。从此改称“烤鸡窥视团”沿着重庆、成都、西安、郑州，一直到北京，饱览祖国大好河山，品尝各地特色风味，
一个月后。响应党中央“停止大串联”的号召。返回母校。
1968年。我们毕业了。像一颗颗青涩的果实被提前摘了下来。我们被称作“老三届”的学生，由于“文化大革命”。我们在校学习的时间很短。我们的学业是荒废的。这也许是大理师范历史上最特殊的一届毕业生。一到教学的第一线，我们在教学实践中才深深地感到学识的不足。教学实践逼得我们开始了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艰苦历程。尽管我通过参加云南师范大学的函授学习，最终获得了本科学历。但在“文革”中失去学习机会的遗憾。却一直令我耿耿于怀，挥之不去。毕竟，当年的大理师范有那么多极其优秀的教师，我们却不能更多的向他们学到知识、方法和做人的准则。
今天。大理州实验中学还在大理师范的原校址上继续培养莘莘学子。我也会在偶尔路过的时候，走进曾经的大理师范校园，毕竟，那里有我们太多的牵挂和记忆，而且是我们心里一个永恒的结。
百年风雨育英才。
滇西高原桃李香。
薪火相传多浩气，
弦歌不辍有栋梁。
皓首穷经求真理。
呕心沥血铸师魂。
夜阑云际传鼙鼓。
惊起欣看火凤凰。
这首《七律·凤凰涅槃》是我2005年发表在《云南中师》第3期的一件习作。在诗前，我加了一段小序：“岁次乙酉。适逢母校大理师范百年华诞。又闻母校将在教育改革中改制为‘大理州实验中学’。百年树人，百年风雨，百年辉煌。凤凰积木浴火新生，是为涅槃。遥望苍洱，思绪万千，愿母校保持传统，再创辉煌。”诗中，我以“凤凰涅槃”来祝福百年母校在新的历史时期由大理师范学校向实验中学的华丽转身。但是，无论如何，这一转变毕竟标志着百年老校大理师范学校的历史性的终结。大理师范将从此走人历史，走入人们的记忆。
大理师范学校，百年来，从大理才村到下关，曾经先后有过三个校址。我就读时候的校址，就是在现在下关一中校园这个地方。70年代初，原下关一中被新建的滇西纺织厂占用。下关一中搬到了原大理师范的校园里办学。大理农校搬到了宾川县办学。大理师范搬迁到福星村原大理农校的校园里办学。才村时代的大理师范学校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福星村时候的大理师范是什么样子，我也不了解。对于大理师范学校的记忆。至今保留在我脑海里的。仍然是我就读时的一些挥之不去的印象。
在我到大理师范学校报到的第一天。大理师范传统而别致的校园建筑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是一组由坐南朝北的三排砖木结构的砖瓦房组成的校园建筑群，依据中国传统建筑群落的轴对称格局布置。每一座房屋都是三层楼房，一样的格调、一样的大小，一样的走道、一样的门窗。屋顶都是四面出水的瓦顶。一座座楼房都像天安门城楼的式样。白墙、青瓦，在楼房间与一排排整齐的绿化带相映成趣。
中间的一排四栋楼房依次是两栋教学楼、一栋礼堂、一院食堂；东边一排是两栋学生宿舍，前后都有操场：右边的一排有四栋。依次是两栋学生宿舍、两栋教师宿舍，前后仍然是宽阔的球场和运动场地。
建筑物上单位各种标语是用漂亮的美术字写成的，美观大方，给校园增添了一种浓浓的文化氛围。特别是那条“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标语。随时提示着师生们所从事的或将要从事的职业应当遵循的方针。
当年大理师范的校园十分普通，同时，又透着高雅和别致，至今令人回味无穷。
在大理师范学习，我感到最幸运的是，得到了一批学识渊博的老师的教诲。
我所在的48班第一位班主任是张定伟老师。他是四川人，教语文的，他讲起课来滔滔不绝，十分引人入胜。极具感染力。可惜。不久他就调回四川去了。第二位班主任是李寅镇是一位白族教师，教数学，他上课逻辑性极强，条分缕析，细致入微，善于抓住重点、难点，启发学生按照规律解开一个个知识的谜团。李老师担任我们班主任时间最长，他性格和善。事无巨细地关心学生的学习生活，深受我们的尊重和爱戴。第三位是刘荣华老师，刚刚大学毕业就接替李老师做了我们的班主任，她的年纪比我们也大不了多少，说实话，一开始，我们真还有点看不起她。有的同学在上课时刁难她。竞至于把她气哭了。但渐渐地，我们发现了她其实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好老师。而且善于和学生交往。谦虚、平和、友善，很快就赢得了我们的喜爱。
张定伟老师调走后。由谢本良老师接任我们的语文课。谢老师一直上三年级的语文课，原先我们就听过高年级的同学对谢老师佩服得五体投地。谢老师的口头禅是“奋斗20年，当个教育家”。他这句话既是鼓励学生，我理解也是他的自勉。当然，在那个特定的年代，说这样的话是不合时宜的。果然，“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句话就成为了谢老师“鼓励学生个人奋斗。走白专道路”罪行的依据，受到了批判，甚至蒙冤入狱。谢老师是广东人，1949年参军，来到云南。谢老师知识广博，教学认真得法，是语文教学方面的专家。跟着谢老师学习语文。不仅学到知识。而且使学生受到古今中外文学的滋养和熏陶。在“文革”中，有的人批判谢老师时“揭露”他有一次上课，为了讲一个“乌鸦”的“乌”字，就翻了很多本词典，从它的本义、比喻义、引申义到古代常用义、现代常用义，从它的笔画、读音到间架结构，讲了整整一节课。我倒觉得，谢老师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正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化学老师魏德贤最受学生的欢迎。每当上化学课，同学们总是非常兴奋。魏老师总是提着一个装满化学仪器和化学制剂的木筐。人还没进教室就弯腰给同学们还礼。他魔术师般的课堂实验极大地提高了我们对化学这门学科的兴趣。美术老师夏斌文是一位著名的画家。他的画作经常在国内各种报纸杂志上发表。他的美术课堪称“大匠诲人”，独到而严格。体育老师蔡复鑫，根据师范教育的特点，在体育课中加进了舞蹈的元素，一位年近5旬的老师。妙曼地给我们示范性地跳起了天真的儿童舞蹈，至今想起来，仍然使人忍俊不禁。其他如生物老师兰光斗、历史老师倪仲昌、音乐老师袁庆芬。都在授课的过程中给我留下来终生难忘的记忆。当然，还有许多老师没有任过我们班的课程，他们都是享誉大理教育界的名师，例如杨向春、郭世修、唐昌敏、倪仲昌、张宗容、张建烈、程振界等等。
除了任课教师。大理师范的很多职工。都是让人不敢轻视的人物。由于“右派”问题而从事敲钟工作的姚国元老师，是复旦历史系的高材生；平时沉默寡言的教务员刘阁麟老师。曾经是中国远征军里的英语翻译；而图书馆罗敬老先生和会计赵毓苍老先生都有一些独特的经历。两人的书法都有极高的造诣，令人敬佩。此时，我想到了著名教育家梅贻琦先生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谓有大师也。”大理师范之所以在滇西以至云南的教育史上有深远影响，道理就在这里。 不管是在平时的学习环境中。还是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大潮中。大理师范的校园里。始终洋溢着一种中国传统的志士仁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操。除了老师们始终秉承为国家培养合格人才的目标而呕心沥血，教书育人外，还有同学们那种风华正茂、纯朴正直的风尚，也常常使人激动不已。尽管在“文革”极左思潮的背景下。年轻的学子们曾经做了一些错事和蠢事，但是，他们那种听从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的真诚。仍然可以隐约的看出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同学们的真正和善良仍然时时表现出来。正是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操，使大理师范的师生们有了抹不掉的关心民族命运、关心国家命运、关心社会、追求真理的色彩。
由于大理师范的生源，主要来自农村，那时候，农村的家庭一般都比较贫困，很多同学衣被单薄，缺少鞋袜，有一双布鞋或者胶鞋穿，就已经是很多男同学的奢望了。早操的时候，至少有一半的男同学是穿着草鞋跑步的。因此，学校里在冬天给每个同学发一件用亚麻布缝制的棉衣。有一年还发给一件狗皮褂子，特别暖和。学校的伙食也不错，早点有馒头、包子，中餐和晚餐有至少两个菜，一周有两次“牙祭”，有鱼、有肉、有鸡蛋。男同学的粮食定量是每月32斤，女同学每月30斤。这对于刚刚从农村家庭出来的同学，已经是非常幸福了。唯一使男同学们不快的是厨房打饭菜师傅们的势利，同学们给一位师傅起了一个绰号叫做“刮三刮，摇三摇”。那时候的学习生活，固然有一些小小的矛盾与烦恼。但现在回想起了。总能勾起对那种学生时代的甜蜜回忆，总会使人禁不住会心一笑。
我们中师48班和中师47班又有一个番号是“半农半读中师班”。这是因为响应刘少奇“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的讲话精神而开办的。因此，我们两个班参加劳动的时间就特别多。记忆中，参加劳动特别长的有三次：一次是到满江支农，大约一个周的时间；一次是到大麦地、小麦地等彝族村寨参加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每天都要去田埂上铲草皮。以便使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钉螺无处藏身，或者砍来树枝，去烧有钉螺的地块。时间大约半个月，劳动特别艰苦。最后的一次是到三营学校劳动基地去开荒，大约一个月左右。除了挖地以外。还要到山上的煤矿去捡煤渣，大冬天站到冰冷的河水里，捞捡煤矿选矿时漏到河里的煤块，用手推车推回到劳动基地，以节约燃料费用的支出。
此时，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展起来了。有一天。北京的几个大学生跑到了我们劳动的地方，鼓动大家回校参加“革命大串联”，大家便连夜返回学校，第二天就搭乘下关总站专门安排的汽车前往昆明参加“大串联”了。在昆明，住在黑林铺昆十四中，每天到云大等院校看大字报、听辩论会，虽然激情满怀，却又茫然不解。听说各地区的负责人在昆明开会期间。在翠湖宾馆给学生发放路费，支持红卫兵步行串联，我们几个平时处得好的同学也相约到翠湖去领取路费。到了那里一看，真是人山人海。大理州的摊位上，州长欧根和州委书记邵风汗流浃背地给同学们发放借款。我们也排上队，从领导手里接过了30元钱。
拿着这点钱，我们每人买了一顶竹笠，一双胶鞋，还制作了一面写着“大理师范长征队”的红旗，踏上了北上串联的道路。从昆明出发，经过杨林、马龙、曲靖、宣威，由火烧关进入贵州省，经晴隆、安顺、黄果树等地，步行半个月后到达贵阳。在贵阳师院，遇到几位北京钢铁学院和地质学院的大学生，在他们的启发下，决定放下“长征队”的旗子，乘车串联。从此改称“烤鸡窥视团”沿着重庆、成都、西安、郑州，一直到北京，饱览祖国大好河山，品尝各地特色风味，
一个月后。响应党中央“停止大串联”的号召。返回母校。
1968年。我们毕业了。像一颗颗青涩的果实被提前摘了下来。我们被称作“老三届”的学生，由于“文化大革命”。我们在校学习的时间很短。我们的学业是荒废的。这也许是大理师范历史上最特殊的一届毕业生。一到教学的第一线，我们在教学实践中才深深地感到学识的不足。教学实践逼得我们开始了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艰苦历程。尽管我通过参加云南师范大学的函授学习，最终获得了本科学历。但在“文革”中失去学习机会的遗憾。却一直令我耿耿于怀，挥之不去。毕竟，当年的大理师范有那么多极其优秀的教师，我们却不能更多的向他们学到知识、方法和做人的准则。
今天。大理州实验中学还在大理师范的原校址上继续培养莘莘学子。我也会在偶尔路过的时候，走进曾经的大理师范校园，毕竟，那里有我们太多的牵挂和记忆，而且是我们心里一个永恒的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