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过参半的“民国第一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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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哪一个残暴的王朝可以靠着刀矛器械、铁骑弯弓强行阻碍了社会向前驱动的车轮。但是进步不是仅有书房理论就可以飞驰电掣,任何一丁点的社会进步都会有数不清仁人志士的智慧、斗争、牢狱和鲜血。
  时代塑造人物,人物折射时代。重新回顾黎元洪的一生事迹,作为政治家,黎元洪出任首义都督,号召天下,震慑清廷,为辛亥革命一举成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北洋海军管辖、湖北新军协统、首义都督、三任民国副总统、两任民国大总统,如此丰富的人生经历,任何人都是荣耀的一生。可纵观黎元洪这一生,期间的人情世故,让这位大总统的人生充满戏剧性。“泥菩萨”“傀儡总统”“床上都督”是人们对他人生的长期评价。
  黎元洪在武汉首倡的“军民分治”,开创了民国党政分开、军政分开的先河;他率先实行的“省长制”、他二度当国时提出的“废督裁兵”等依法治国主张,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的帝制,断然起用自己的政敌段祺瑞镇压张勋复辟,将永载史册;作为军事家他在治军方面,打造了近代中国与北洋军齐名的“南洋军”的品牌;作为实业家,他是发展中国近代工业与对外开放的实践者。他与华侨创办的中国远洋货船公司,开通了香港经上海至美国旧金山的远洋航线,填补了我国远洋运输的一项空白。
  1928年6月1日,黎元洪的生命到了最后关头,他找来秘书起草遗嘱:“元洪遭逢时会,得与创建民国之役,德薄位尊……不意十七年来,民生疾苦愈甚。所幸南北宗旨,既已相同,此则深望我同志相策励者也……”两天之后,黎元洪去世,享年64岁。
  出身寒微 进水师崭露头角
  被孙中山称为“民国第一伟人”的黎元洪,1864年出生于湖北汉阳的报国庵,小时候家里生活条件不好。家穷,黎元洪曾经跑到别人的萝卜地里偷萝卜吃,因为怕被人发现,吃完萝卜之后还把萝卜叶插回去加以掩饰。父亲黎朝相在外当兵,很少回家。家中生活主要是靠他祖父黎国荣做一些小生意来维持。
  1877年,黎朝相已经随军转到天津的北塘,因黎元洪得病,黎朝相回到武汉探望黎元洪,家中只剩下黎元洪的母亲和黎元洪,他女儿已经嫁给了当地的一个渔民。为了更好地照顾他们母子,黎朝相把全家都接到天津。到了天津之后,黎朝相就把黎元洪送去天津北塘一个私塾先生李雨霖那里读书。不幸的是,读了一年书之后,到1878年,黎元洪的母亲陈氏在生他的弟弟黎元泽后,由于身体没有养好,不到半年就去世了。这时候家里就只有黎元洪、黎朝相和刚刚出生的黎元泽。黎朝相在部队不可能常回来照顾孩子,在这样的情况下,黎朝相为黎元洪和黎元泽找了一个继母崔氏。之后黎元洪在私塾中又读了几年书。直到1883年,李鸿章在天津办了一所北洋水师学堂,为他成立的北洋海军培养专门的驾驶和管轮等专业人才。学堂办起来之后就向全国招生,规定要有一定文化程度才可以报考。而黎元洪当时在私塾里已读了五六年书,直接进了北洋水师学堂。
  1888年毕业时,24岁的黎元洪被派往北洋舰队的“来远舰”实习。当时水师学堂培养两种人,一种是搞驾驶的,一种是搞机器管理维修的。而黎元洪是学轮机管理的。他当时在来远舰实习了一年,表现不错。1884年到1889年,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他觉得广东是中国和外国接触最早的地方,是中国的门户,但却没有一支自己的舰队,所以他和福州船政局商量,花钱在福州船政局定制了四艘军舰。到1890年,广东的第一艘军舰“广甲舰”建成下水,但没有专门的技术人员来管理和驾驶军舰。后来,张之洞与李鸿章商量,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要了一批学生,黎元洪也被派去“广甲舰”担任“三管轮”,属于清军水师编制中最低等的士官。但当时广东只有“广甲”并不能成军,广东水师起初主要随北洋水师活动,偶尔到广东来巡逻一下。这样,黎元洪从1890年虽然在广甲舰上当“三管轮”,但他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天津或到广东巡逻。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当时清军和日军在黄海领域大战,“广甲舰”也参加了这次战斗。本来它和“济远号”一起行动,但“济远号”临阵脱逃,逃回了大连。“济远号”一跑,“广甲舰”也跟着回去了。结果由于逃得仓促,在大连口外的三山岛触礁了,在那里停了两天。日本的军舰追到这里,“广甲舰”的管带吴敬荣看到日本兵轮过来,就打算把船炸毁,自己逃命。黎元洪比较幸运,他在巡逻时曾自费买了救生衣,所以就穿着救生衣随风浪漂流到了岸边。同时下水的有12人,只有4人活命。他上岸后,身上只有一个银圆,他就用这个银圆和当地老百姓换了一身衣服。沿路讨米要饭,才从大连跑回天津。到天津之后,他就被水师管理部门隔离审查,审查了两三个月,他交代了整个逃亡过程。审查完毕,甲午战争也结束了,整个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样,黎元洪在海军也就没法干了。
  练新军影响日隆
  由于黎元洪经过天津水师五年的培养,有军事知识,又懂外语,与职位比他高的张彪比较起来,是比较强的,所以他在湖北练新军时大显身手。实际上,当时中国倡导练新军的主要有两个人:北方是袁世凯,南方就是张之洞。而张之洞在湖北练新军,主要依靠的就是黎元洪。张之洞对黎元洪非常赏识,也想着力培养他。经过甲午战争,张之洞认为,日本这样的小国能把中国打败,说明日本学习西方很成功。但要想到西方去学习,一是路途遥远,二来语言不通。而日本离中国非常近,加上语言文字又是相通的,经费也比较少。所以从1898年起,张之洞就开始派人去日本学习。黎元洪在1898到1901年期间就曾三次到日本,一是考察日本陆军部队的编练,二是观看军事演习,其中有一年还专门去日本学习军事。
  1904年,清政府提出一个编练新军计划,全国要练36镇(相当于现在的“师”)新军。张之洞原打算在湖北练两个师的新军。当时岳嗣仪已经调走了,于是第一镇由张彪统制,而黎元洪负责统领第二镇。总的来说,张之洞练兵主要依靠的力量是张彪和黎元洪。到1906年,清朝要统一编制,根据湖北的情况,提出湖北只能练一镇和一协(相当于旅)的部队。最后确定湖北练第8镇和第21混成协,由张彪担任第八镇的统制,而黎元洪则出任第21混成协的协统,相当于旅长。从1906年开始,一直到辛亥革命前。他一直都是在当协统,相当于湖北军界的第二号人物。湖北新军质量在江南来说是首屈一指的。   黎元洪从1896年调到湖北之后,一直到1911年,除了三次到日本考察之外,主要的活动就是在湖北摸爬滚打,编练新军。除了陆军之外,因为他还学过水师,张之洞在练新军时曾组建了一个舰队,有六条以“楚”字开头的军舰,有四艘以“湖”为首的炮艇,也是委托黎元洪管理,用来保卫湖北的长江。在辛亥革命之前,应该说,黎元洪在新军中的影响力和地位都是比较高的。
  支持新党
  武昌起义后,义军拥戴黎元洪当都督,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黎元洪曾建议选派留学生赴日本学习军事。黎元洪1898年首次从日本考察回国之后,便向张之洞建议派遣青年学生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张之洞很快答应他的建议,最初计划是湖南、湖北各派一百人,但由于经费不足,最后只派了20人,从此开了留学日本的新风。到1906年时,湖北留日学生有1360人,约占全国留日学生的1/4,因此,辛亥革命后仍有人说:“至今军界学界人如此之盛,皆当日元洪一言之力也。”
  其次,黎元洪为官清廉,平易近人,能够与士兵同甘共苦,赢得广大士兵的爱戴。这可能和黎元洪出身贫苦有关,平时他对士兵比较体恤,作风开明,没有什么架子。对入营当兵的知识分子常常免去劳役,给予特别关照;在治军方面,则宽严适度,以身作则。这一点和张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张彪是个彻头彻尾的贪官,逢年过节,他经常勒令各营送礼,但他不直接收钱,而是要人送“字”。送字分为福、禄、寿三等,其中福字代表8两,禄字代表4两,寿字2两。每个人至少要送一个字,然后直接从军饷中扣去。
  再有就是黎元洪在处理革命党人的活动时比较宽容。从1903年开始,革命党人就不断地到部队当兵,做士兵的思想转化工作。这些行为被黎元洪多次发现,但他多宽大处理。
  1903年,刘静庵在黎元洪管带的护军马队当文书,秘密从事反满宣传。后来,黄兴化名张守正写信给他,误入文案刘稚亭手中,刘稚亭便告诉了黎元洪。黎元洪完全可以就这件事情大做文章,严肃处理刘静庵。但是黎元洪顾虑自己部队出现革命党人,上面知道肯定会来追究,最终一定会追究到自己头上。因为黎元洪小时候生活非常艰苦,有这么高的职位不容易,他就有一种保位的思想,所以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终假称刘静庵生病,让刘辞差出营,没有进一步追究。1906年末萍(乡)浏(阳)醴(陵)起义后,日知会密谋响应。由于内奸告密,湖北当局抓捕了包括季雨霖、刘静庵、张难先在内的一大批革命党人。其中季雨霖的级别最高,相当于排长,关押了一年多后,由黎元洪、曾广大以季雨霖生病为由,让他保释出狱。革命党人这样的活动发生过多次,但黎元洪都没有从严处理。这也让革命党人对黎元洪有好感,认为他是一位仁厚长者,所以,辛亥革命后大家才推举他出来当都督。
  维护共和有功
  1893年孙中山在广州行医,黎元洪在广甲舰当管轮。舰上有士兵病了,黎元洪就请孙中山上舰看病。两人就这样见过一面,但并没有深入接触。第二次,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当了大总统,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两个人也没有见面。直到孙中山辞掉大总统后,1912年4月初,黎元洪邀请孙来武汉访问,并热情接待了孙中山。孙中山、胡汉民都非常肯定黎元洪的功劳,称赞他为“民国第一伟人”。最后到了1924年,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到北京商谈国事,路过天津。黎元洪在天津招待了他。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去世,黎元洪在家里设灵堂供奉孙中山。应该说黎元洪从开始接触到孙中山去世,他对孙中山始终很尊重。
  当时有外国记者明确问他,袁世凯想做皇帝,你怎么还跟着他走?黎元洪就说,我相信袁世凯不会做皇帝。假如袁世凯称帝,我也要起来打倒他。果然,袁世凯称帝后,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当时封王的就他一个人,但是黎元洪坚决抵制。袁世凯逼他接受武义亲王封号,黎元洪坚决地说,如果再逼他,他就一头撞死。后来张勋复辟,黎元洪也坚持抵制。袁世凯死了之后,黎元洪当了总统,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但是实权还是掌握在段祺瑞手中,他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力量。虽然如此,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做了些事。具体来说,当时国务院各个部的部长,开始的名单里面都是亲段祺瑞的,黎元洪说不行,要把南方革命党人引进来。结果九个部中孙洪伊、谷钟秀、张耀曾、陈锦涛等部长是革命党人。
  兴办工商
  1923年9月,黎元洪来到上海。出乎他意料的是,卢永祥和淞沪护军使何丰林都很冷淡。他在寓所召集各省代表谈话,广东代表汪精卫说,我对黎先生很敬佩,但对在上海组织政府不感兴趣。其他省的代表说要先请示本省长官。何丰林甚至发布告示:倘有破坏秩序,扰乱治安之行为,无论何人,概予拿办……
  同年11月初,黎元洪乘船前往日本疗养。半年后回到天津,从此不问政治。第一次息隐天津时他就开始投资实业,此时更专注于此。据相关资料,他先后投资银行、厂矿七十余家,金额不少于三百万元,与此同时还广泛捐资助学。
  1926年10月,他突发脑溢血。两年后蒋介石的北伐军打到山东,要没收黎投资最多的中兴煤矿。他急忙找人向蒋疏通。蒋说:“别人的我没收,黎黄陂的我不能没收。”但他先是向中兴摊派了100万元的短期债券,之后又是100万元的军饷。为了凑钱,黎元洪身心俱疲。1928年5月25日他在看赛马时突然昏倒。6月1日,让秘书起草遗嘱,告诫子女要从事实业,勿问政治。两天后黎元洪在寓所病逝。
  黎元洪的遗嘱以通电方式发表,其中包括:从速召集国民大会,解决时局纠纷;实行垦殖政策,化兵为农工,勿使流离失所;振兴实业,以法律保障人民权利;革命为迫不得已之事,但愿一劳永逸,俾国民得以早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早定政治方针与教育宗旨;民元以来,凡无抵触国体之创制,均应一律保持,请勿轻议纷更;和平统一,利国富民。
  开祭时,他当年的死敌、晚年的近邻(两人的居所相距不到两千米)段祺瑞也来到灵堂,“三鞠躬毕,喟然而叹,似有无限感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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