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时节，习近平总书记赴陕西省，开启今年第10次国内考察。他强调，要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弘扬光荣革命传统，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再接再厉，切实抓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陕西榆林位于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交界处，在历史上是塞外与内陆的交通要道，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接触最为频繁的地方。这片土地发轫于战争，兴盛于和平，延续至今的每一处遗存都被两种文明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蒙恬曾在这里戍边，赫连勃勃曾在这里筑城，杨继业、韩世忠、李自成等人也在这里纵横驰骋，而更多的则是南来北往的商贾和驼队。今日榆林地区依旧以古城区为界分为南北六县，北六县以牧业为主，南六县以农耕为主。黄昏时分，站在榆阳桥上北望，夕阳中的镇远门遗世独立，连绵起伏的城墙从驼山倾泻直下，散发着耀眼的金色，如同一峰巨大的骆驼蹲伏在陕北边陲。
　　在明代以前，榆林还只是一个小村落，因这里榆树成林，山腰处有一清泉，人们依树围泉，称之为“榆林庄”。后来，伴随军事、政治地位的日益提升，榆林从一个小村庄起步，逐渐完成了从村庄、寨子、堡城到卫城的升级，终于在明成化九年（1473年）成为明王朝的九边重镇之一。
　　六楼骑街与榆城三拓
　　从瓮城脚下拐入古城，耳边的叫卖声此起彼伏，黄馍馍、黑愣愣、风干牛肉、奶干、洋炉子、农具铁锹、米脂小米、佳县红枣，极富地域特色。流水般的人群时而聚拢到推车边，时而又注入沿街的商铺里。莜面馆、饺子馆、书店、烧麦店、服装店、药店、坐堂门诊鳞次栉比，房子虽经统一改造，但基本上保留了青瓦灰墙的特色，而且都从窗户上探出炮筒一样的长短不齐的烟囱。
　　从南边的镇远门起，沿南大街北行不远，文昌阁赫然出现在眼前，楼阁采用十字歇山顶重檐三滴水结构，高19米左右，由28根巨柱支撑。文昌阁始建于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清代以后榆林的战略防御地位已经下降，处于弃武崇文的过渡期，文昌阁成为这个时期新政策的风向标。
　　沿文昌阁下面的南大街继续北行，依次经过万佛楼、新明楼、钟楼、凯歌楼和鼓楼六座楼阁，这就是榆林独有的“六楼骑街”城市格局。这种独特格局的形成，包含了军事、文化和商业等多种因素。自明成化九年成为九边重镇后，榆林经过了三次大规模扩建，史称“榆城三拓”。第一次是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以鼓楼为中心向北扩建;第二次是明弘治五年（1492年）将城区南拓，今日的凯歌楼即为此次拓建之后的南门——怀德门;第三次是明正德十年（1515年）扩建南关外城至今日的镇远门位置。三拓之后的榆林变为独特的长方形格局，地势平缓的南部城区成为了经济中心，这里店铺众多、人口稠密，而用于报时和预警的鼓楼则显得太过偏远，为了适应城市的发展，人们遂于明嘉靖年间修建了新明楼用以传警打更，时人称为“南鼓楼”。
　　榆林小曲
　　继续向北穿过万佛楼和新明楼就来到了钟楼。钟楼原名“长春楼”，是一座典型的民国建筑，楼体为青砖修建，呈八字形展开，门窗采用欧式拱形式样，顶上是个重檐攒尖八角亭，如同一个穿着中山装且头戴乌纱帽的民国士绅。新中国成立后，钟楼一直是榆林的文化宣傳中心，榆林第一个广播电台就曾设在钟楼上。如今的群众艺术馆也搬到了钟楼脚下，檐下挂着“传承榆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横幅。掀开一道厚厚的棉布门帘，发现里面有人正在弹唱榆林小曲，观众和演员都是当地“票友”，大家围炉而坐，其乐融融。在一旁听曲的阿姨告诉我，榆林小曲已经有三四百年的历史，是当年在此戍边的随军歌妓从江南带过来的，之后慢慢传播到老百姓当中，成为独具特色的曲艺形式。仔细听来，榆林小曲虽是用榆林话演唱，但曲调婉转轻快，歌词句式复杂，和信天游的两句一组、节奏缓慢、音阶跨度大的特点迥然不同。小曲既有北方的阳刚之气，又有南地的阴柔之美，当年远来戍边的将士及家属正是借此来抒发思乡之情的。
　　据史书记载，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秋天，明武宗为平定蒙古小王子的叛乱来到榆林，住在凯歌楼上，当地官员们每晚都为他准备歌、舞、唱等丰富的文艺演出。当时在此做官的多为江浙籍人士，演出的节目也多为南方小曲，明武宗乐不思蜀，直到第二年春天才离开。
　　梅花楼与普惠泉
　　凯歌楼北面是六座楼中最北的鼓楼，鼓楼也是“榆城三拓”之前的城市中心，从前鼓楼北面还有一座老钟楼，不过后来毁于战火。从鼓楼前面的道路东行，道路逐步抬升。这一带的房子都很古老，四合院大都采用阶梯式布局，墙外的小巷上下错落，坡道极陡。山腰的隆起处是一个巨大的砖砌墩台，上面建有一座双层歇山顶的梅花楼。梅花楼曾是唐代古刹天界寺的藏经楼，是榆林建城之前旧有的古迹。
　　最早的榆林寨就位于这片区域，明代之前这片山坡上榆树成林，而昔日山腰上那眼泉水就是位于梅花楼下的普惠泉，如今被圈在榆林市自来水公司的大院里，所幸的是这眼泉水一直流淌至今并成为榆林的自来水源。一位老住户告诉我，这眼泉水冬夏恒温，从前泉眼上盖了一个磨盘，泉水从磨盘的圆孔中涌出，当地女子因长期饮用泉水，皮肤白皙、面若桃花，所以当地又管它叫“桃花水”。过去一到冬天，桃花水沿山腰的水渠流过城区，每条巷口都修有“水窖”供居民打水，远远望去，山坡上雾气氤氲，形成了榆林八景之一“寒泉冬蒸”的奇观。用桃花水做成的榆林豆腐味美鲜嫩，蘸一点辣酱就可直接食用，有“清香白玉板，红嘴绿鹦哥”的美誉。
　　我沿着普惠泉门前的小路蜿蜒而上，越往山顶道路越陡，背阴的路面还结了冰，走起来十分吃力。两侧民居也渐次破败，覆瓦的房顶都破了大洞。三三两两穿着棉衣的老人靠在墙边聊天晒太阳，正是他们的生活惯性才让这片区域没有彻底荒废。振武门瓮城坐落在山顶上，这是榆林最为原生态的一座城门，城楼已经坍塌，垛口边荒草丛生，城墙也露出了夯土的颜色。登上城墙，榆林城区尽收眼底，如同一片巨大生土中挖出的沙盘。 　　镇北台与款贡城
　　从榆林驱车向北5公里，可以看到一座巨大的墩台耸立在红山顶端，这就是万里长城上最大的一座烽火台——镇北台。镇北台全部由城砖砌成，呈四方梯形，像一颗巨大的官印。二层南侧的券门顶上刻着“向明”二字，取自《周易·说卦》中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我从券门进入镇北台，沿一条窄窄的砖砌通道拾级而上，平台由下至上逐级缩小，每一层平台边缘都筑有2米高的垛口，垛口内侧修有排水石槽。顶层的视野极为开阔，举目四望，有一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沧桑感，南面的榆林城区腾起了层层青烟，脚下则是一座正方形的成池——款贡城。
　　款贡城与镇北台一并修建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是明朝与鞑靼签订合议后用于贸易的商城，明朝修建这么大一座墩台的目的就是为了震慑来此通贡贸易的蒙古军民，“镇北”“款贡”等诸多字眼也一再强调这一点。汉民族一直都有喜欢讨口彩的虚荣心，镇北台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它的实际用途。官方修建的商城仅作为一个形象工程存在，而民间的交易集市则位于款贡城西南1公里处的易马城和红石峡一带。
　　榆溪胜地
　　沿镇北台下的一条小路蜿蜒西行，两侧尽是些荒凉的土岗和白杨树，连续几个下坡后，就到了榆溪河畔的红石峡——茫茫大漠中的一湾碧水，即使严冬季节也让人感受到勃勃生机。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往来行人、商贾、军队歇脚的绿洲，明代以来，驻守榆林的文人、武将都喜好来这里游玩避暑，留下了诸多抒发边塞豪情的石刻碑记。从大门沿石阶进入峡谷，两侧红色的石崖壁上高低错落地分布了100多块历代题刻，涵盖满、蒙、汉三种文字以及真、草、隶、篆等多种字体。崖壁内部也都被开凿成洞窟，设有泥胎佛像，可惜“文革”期间这些塑像都被破坏了。
　　距离入口不远的右侧石崖上，有一方“榆谿（舟+券）地”的阴刻题记，是左宗棠的亲笔。同治年间左宗棠的爱将刘厚基驻扎榆林，他将红石峡风物绘成一幅图画寄给在陕甘总督任上的左宗棠，希望他写一幅匾额安奠山川。左宗棠欣然挥笔写下“榆谿（舟+券）地”四字，并特意把“胜”字的“月”字旁改为“舟”字旁，既因刘厚基的军队被称为“舟船之师”，也表露了他借此威名收復新疆失地的信心。离此不远处的崖壁上，还有两方上下紧靠、笔体相近的“还我河山”题刻。1941年，抗日名将马占山来游红石峡，想到国事飘零、山河破碎，不禁感慨万千，于是愤然题写了两幅“还我河山”。因他的右手在战斗中严重受伤，所以两幅题刻都是用左手书写的。
　　从红石峡出来，已然夕阳在山，落日将整个峡谷映成通红，这就是“榆林八景”中著名的“红山夕照”。由此再向北，就是茫茫戈壁沙漠。历经千年的碰撞、融合之后，榆林地区形成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并存的二元文化风貌。文化、建筑、民俗、宗教、饮食乃至方言，无论你从哪一个细节着眼，都可以挖掘到文明深厚的积淀，这就是这座大漠边城的独特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