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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危机将加快部分先进制造业产能向中国转移的进程，从而决定了中国出口超越德国具有稳固、可持续的基础，不可能是昙花一现。
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头号出口大国已成定局。从2009年4月份以来，中国每个月的出口额都超过了昔日的头号出口大国德国，1--10月中国海关统计出口额达到9574亿美元，而全球贸易信息服务公司(GTI)公布的德国同期出口额为9177亿美元。连同中国GDP即将赶超日本跃居世界第二的热议，中国“赶超”的步伐再次令世界瞩目。
就当前而言，自从当年中国在重重封锁下建立了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并据此打破贸易封锁、自1840年以来首次以平等地位进入国际主流市场之日起，中国出口跃居世界之冠就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又为中国的“赶超”助了一臂之力。
中国出口超越德国的基础主要在于以下方面：不断深化扩散的工业化进程；超过德国10余倍的巨大人口规模且人口红利仍未耗尽，因为这相应意味着更庞大的生产和销售规模，以及在全球市场竞争中更显著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人口众多和区域发展不平衡使得中国产业高度多样化，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包罗万象。而这场危机之所以能够帮助中国出口超越德国，是因为中国在此次危机中表现为全球大国之中最佳。宏观经济稳定性胜于德国，这意味着在这场危机中中国出口企业享受到了比他们的德国竞争对手更稳定的环境。与此同时，由于危机中投资品和奢侈品需求首当其冲遭到削减，生产更加多样化的中国外部需求总体所受削弱较轻，而以投资品见长的德国出口则遭受更大需求萎缩冲击。
不仅如此，由于上述基本面因素，尽管存在部分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现象，但就总体而言，这场危机将加快部分先进制造业产能向中国转移的进程，从而决定了中国出口超越德国具有稳固、可持续的基础，不可能是昙花一现。因为危机将激化价格竞争，原来集中于发达国家的先进制造业不得不加快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可预见的未来，先进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只有中国一个地方合适，因为其余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配套产业、劳动力素质和数量、公共服务均难以与中国争锋，达不到先进制造业的要求。西方某些政界和舆论界人士尽可以出于扶植竞争对手遏制中国的心态大力唱多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但销售商、制造商需要拿出自己的资本和商誉在变幻的市场上冒险，他们需要排除外部鼓噪的干扰，作出冷静客观的观察和判断。
近年来，中国的贸易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似乎已经成为国内舆论口诛笔伐的对象。无需否认，我们已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向美欧发达国家缴纳廉价消费品和低息融资双重“贡赋”的陷阱。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处境尴尬，外汇缺口、本币与外汇货币错配的“原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开放经济体系下的最大风险之一。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进程中陷入国际收支危机的风险相当高，经济高速增长、发展前景广为人们看好的发展中国家发生国际收支危机的频率甚至往往高于其它发展中国家。这一方面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居于被动的边缘地位，且资本积累不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其它条件不变，一国经济增长速度越高，对进口资本品和其它投入品的需求通常增长越快，导致其经常项目收支恶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收支危机中丧失大部分经济增长成果，乃至丧失部分政治主权，前车之鉴，不胜枚举。从西方国家对华大规模倾销鸦片开始，中国陷入经常项目收支逆差格局长达百年，由此屡屡遭遇国际收支危机冲击，是从1990年开始的持续贸易顺差格局扭转了这一切。尽管巨额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令我国也付出了可观的代价，但只要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未能彻底变革，倘若没有贸易顺差和这笔储备，我国将面临更大风险，付出更大代价。因此，贸易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风险是我国在赶超过程中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这种格局是我们无法规避的次优选择，我们不可过于理想化。我们不否认中国出口中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占比太高的缺陷，但承认问题并不等于就要抹煞成就。
买方的购买力取决于他卖掉自己产品取得收入的多少，同理，在全球市场体系中，一国进口能力取决于出口能力。中国出口的增长并不仅仅意味着对其它国家同行的排挤，同样更意味着新的市场和机会。中国“人世”前夕，西方媒体充斥着中国将夺走东盟国家出口空间的言论，事实却是中国入世后跃居东盟成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倘若没有这样眼见为实的利益，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构想就不可能得到东盟方面的热烈响应而成为现实。
今天，从澳大利亚的矿主和工人，到巴西的豆农，到波音、空客的工程师，他们都感到了“中国机会”的力量。即使是那些出口商品结构与中国大陆竞争之处颇多的国家和地区，他们在这场危机中也越来越多地受益于中国大陆：2009年12月，中国台湾地区对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区出口额同比上升46.9％，韩国对中国出口额同比猛增94％，马来西亚2009年11月对中国出口额同比增长52.9％……2008年危机升级之际韩国一度被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列为最有可能“主权破产”的候选国，倘若没有中国需求的带动，无论韩国政府和国民如何愤怒地否认和抨击英国《金融时报》，他们也仍然难以逃离类似冰岛的处境。即使是头号出口大国桂冠被中国夺去的德国，其对华出口业绩也明显好于德国出口总额和中国进口总额业绩。在危机冲击下，2009年1—10月中国进口总额下降19.0％，但同期从德国进口仅下降4.7％。
不错，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也带来了贸易争端。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标志着美国取消对华全面贸易封锁，中美恢复正常贸易关系；到了1973、1974年间，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老布什就开始和中国外贸部长李强为限制中国纺织品出口而争执。时至今日，从遭受反倾销、反补贴等措施的次数和影响金额来看，中国已经连续lO多年沦为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最大受害者。但贸易争端源于中国产业和出口增长快于世界平均水平，是中国发展的表现；且贸易争端影响的出口总额合计不过中国出口总额1％左右。因此，只要这种争端没有严重损害中国政府和领袖在国民中的威信，就不至于动摇全局。我们指望没有争端是不现实的，指望在争端中继续成长的目标更切合实际。许多问题本质上无法解决，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让时间使得这些问题不复存在；正如年轻夫妻的争吵不可消除，双方都熬成“老伴”时问题也就解决了一样。我宁可再当20年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最大受害者，也不愿意看到海外竞争对手对中国产业因其竞争力低下而不屑一顾，正如我热切期望看到中国外交部遭到某些国家抗议一样。在国际社会上，我们不能追求马英九式的目标，想都讨好只能都不讨好。
所以，中国外贸，祝福你继续健 康成长!
达沃斯协调“退出”节奏
方 宁
1月31日，为期五天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落下帷幕。对于刚刚走出“重症监护室”的世界经济，今年的达沃斯年会意义非同寻常。达沃斯年会虽然未列出各经济体退出的明确时间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年会起到了协调退出节奏的作用，努力化解二次探底的风险。
实施“退出”仍须谨慎
在冬季达沃斯年会召开期间，是否应该实施“退出”、何时“退出”以及如何实施“退出”等围绕退出政策展开的话题成为与会各方谈论的焦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30日对此发出警告说，各国政府在撤销各种经济刺激措施时必须小心谨慎。
卡恩在1月30日举行的题为“全球经济展望”的研讨会上说：“如果我们退出太迟，公共部门债务还会高涨；如果我们退出过早，将会面临双底衰退的风险。”他认为双底衰退出现的可能性较小，“但存在这样的风险”。
观察人士指出，目前全球不同国家之间的复苏和增长步伐很不一致，亚洲和其他新兴国家引导了这次全球经济的复苏，而美国和欧洲则走在了后面。无序的、不合时宜的“退出”只会带来严重后果。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各国在退出机制上未能协调，结果破坏了复苏进程，并导致很多国家陷入二次衰退。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对此表示，当前世界宏观经济复苏还很不稳定，在退出方面，需要全球共同合作、一致行动，避免由于退出步调不一而对世界经济产生新的波动。
朱民在达沃斯论坛上表示，如果美国开始加息步伐，收紧当前的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导致大量美元套息资金突然撤出新兴市场，从而给新兴经济体造成冲击。
加强金融监管惹争议
经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现有金融体系必须进行改革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如何改革却成为一个复杂而充满争议的话题。在本次达沃斯论坛上，美国总统奥巴马此前一周提出的“金融改革计划”成为各方关注、角力的焦点之一。以法国总统萨科齐为代表的政治家们表达了对加强金融监管的支持，而各大金融机构及金融界人士则对此进行了极力批判。根据普华永道26日晚公布的调查数据，约60％的银行家担心被政府“过度监管”。
“金融巨鳄”索罗斯称，各国政府现在采取严厉的监管措施还为时尚早。“过于严厉的措施可能让银行在借贷方面变得更加谨慎，这不利于美国经济走出困境。”
巴克莱银行主席罗伯特·戴尔蒙德更是明确表示，限制措施无法避免另一场金融危机，“更多的监管条条框框会将银行从伦敦和纽约赶出去，我们需要纽约继续作为强大的金融中心，需要伦敦继续作为强大的金融中心。”
与银行家们激烈的批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治家们对奥巴马计划旗帜鲜明地支持。
法国总统萨科齐则明确地表达了对奥巴马新政的支持。“刚刚经历的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化过程中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无限追捧，认为市场永远有理，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限度，也不需要有任何指责它的理由。正是这种理念导致了监管的缺位，金融体系过度投机最终导致一连串的连锁反应，现在必须对这种危机的爆发追根溯源。”
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巴尔利·弗兰克在研讨会上也表示，不能期待金融机构能够自我完成改革，“而监管则是一个好的想法，为了防止英国和美国在未来发生更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在金融监管方面还需要迈出巨大的步伐。”
下一场危机的爆发点会在哪里?
此次经济危机的硝烟已逐渐退去，那下一场危机的爆发点又会在哪里呢?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局首日便举行了“下一场全球危机”的研讨会。在相关辩论结束后，全体与会者对下一场全球性经济危机最有可能的肇事者进行了电子方式投票，结果是政府过度借债造成的主权债务威胁得票率高达50.7％，保护主义和过度监管得票率分别为37.3％和12％。
为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许多国家的政府积累了巨额公共债务。去年10月初，希腊政府突然宣布，其2009年的财政赤字预计会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2.7％，公共债务将达到GDP的113％，均远超过欧盟规定的3％和60％上限。
信用评级机构惠誉(Fitch)公司目前预计，美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20]0年为89‰2011年将达94％。
另据穆迪(Moody)公司统计，2007年到2010年全球公共债务将增加约15.3万亿美元，其中八成来自西方七国集团。
暧昧的经济政策将延缓中国实体经济的复苏
叶 航
在全球经济开始回暖的背景下，各个国家过去两年中曾经推出的各式各样的经济刺激计划究竟何去何从?是近期以来公众最为关注的经济问题之一。
韩国总统李明博最近表示，随着韩国经济的不断复苏，韩国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他同时呼吁，为了避免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都应该重视这个问题。
日本现任首相麻生太郎则表示，日本经济衰退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扭转，因此不但不会考虑取消经济刺激，而且还会出台新的政策以振兴日本经济。
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立场是，美国经济虽然已经有复苏的迹象，但就业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因此经济刺激计划的基础不会改变，但考虑到市场可能出现的流动性过剩，可能会逐步取消一些非常规的经济刺激措施。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最近在达沃斯对记者表示，中国政府不会改变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会在应对可能出现的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方面使政策保持某种平衡性。
在全球经济回暖的大背景下，由于各国经济自身的不同特点而采取不同的立场和应对措施，这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
但当我读到上面这组新闻时，首先产生的一个感觉却是：与美、日、韩三国的首脑态度鲜明的立场和表态大相径庭的是，中国领导人的立场怎么会如此含混和暧昧!什么叫“保持政策的某种平衡性”?这种“平衡性”究竟是延续经济刺激政策还是减少经济刺激计划?如果是减少，那么在哪些方面减少?它又怎么会或怎么可能不改变以往的政策?这样的表态，似乎把什么话都讲了，但又似乎什么都没有讲!俨然是一副外交式的辞令。这种表态也许是中国语言特殊的表达艺术。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理性预期学派的创始人，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曾经告诫我们，政府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旗帜鲜明，因为政府的立场是公众形成经济预期(包括投资预期和消费预期)的重要因素，如果政府的立场含混不清或出尔反尔，公众就无法形成清晰的行为预期，它会导致经济活动的迟疑和混乱，从而严重损害经济效率。
中国政府模棱两可的立场，导致最近一段时期中国股市的大幅波动。因为无论从基本面还是技术面看，都不支持股市的下挫。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就是投资者对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所谓风险，就在于它是不确定的。
我认为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宏观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将直接影响中国实体经济复苏的步伐和节奏。
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头号出口大国已成定局。从2009年4月份以来，中国每个月的出口额都超过了昔日的头号出口大国德国，1--10月中国海关统计出口额达到9574亿美元，而全球贸易信息服务公司(GTI)公布的德国同期出口额为9177亿美元。连同中国GDP即将赶超日本跃居世界第二的热议，中国“赶超”的步伐再次令世界瞩目。
就当前而言，自从当年中国在重重封锁下建立了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并据此打破贸易封锁、自1840年以来首次以平等地位进入国际主流市场之日起，中国出口跃居世界之冠就已经只是时间问题了，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又为中国的“赶超”助了一臂之力。
中国出口超越德国的基础主要在于以下方面：不断深化扩散的工业化进程；超过德国10余倍的巨大人口规模且人口红利仍未耗尽，因为这相应意味着更庞大的生产和销售规模，以及在全球市场竞争中更显著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人口众多和区域发展不平衡使得中国产业高度多样化，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包罗万象。而这场危机之所以能够帮助中国出口超越德国，是因为中国在此次危机中表现为全球大国之中最佳。宏观经济稳定性胜于德国，这意味着在这场危机中中国出口企业享受到了比他们的德国竞争对手更稳定的环境。与此同时，由于危机中投资品和奢侈品需求首当其冲遭到削减，生产更加多样化的中国外部需求总体所受削弱较轻，而以投资品见长的德国出口则遭受更大需求萎缩冲击。
不仅如此，由于上述基本面因素，尽管存在部分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现象，但就总体而言，这场危机将加快部分先进制造业产能向中国转移的进程，从而决定了中国出口超越德国具有稳固、可持续的基础，不可能是昙花一现。因为危机将激化价格竞争，原来集中于发达国家的先进制造业不得不加快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可预见的未来，先进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只有中国一个地方合适，因为其余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配套产业、劳动力素质和数量、公共服务均难以与中国争锋，达不到先进制造业的要求。西方某些政界和舆论界人士尽可以出于扶植竞争对手遏制中国的心态大力唱多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但销售商、制造商需要拿出自己的资本和商誉在变幻的市场上冒险，他们需要排除外部鼓噪的干扰，作出冷静客观的观察和判断。
近年来，中国的贸易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似乎已经成为国内舆论口诛笔伐的对象。无需否认，我们已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向美欧发达国家缴纳廉价消费品和低息融资双重“贡赋”的陷阱。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处境尴尬，外汇缺口、本币与外汇货币错配的“原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开放经济体系下的最大风险之一。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进程中陷入国际收支危机的风险相当高，经济高速增长、发展前景广为人们看好的发展中国家发生国际收支危机的频率甚至往往高于其它发展中国家。这一方面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居于被动的边缘地位，且资本积累不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其它条件不变，一国经济增长速度越高，对进口资本品和其它投入品的需求通常增长越快，导致其经常项目收支恶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收支危机中丧失大部分经济增长成果，乃至丧失部分政治主权，前车之鉴，不胜枚举。从西方国家对华大规模倾销鸦片开始，中国陷入经常项目收支逆差格局长达百年，由此屡屡遭遇国际收支危机冲击，是从1990年开始的持续贸易顺差格局扭转了这一切。尽管巨额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令我国也付出了可观的代价，但只要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未能彻底变革，倘若没有贸易顺差和这笔储备，我国将面临更大风险，付出更大代价。因此，贸易顺差和巨额外汇储备风险是我国在赶超过程中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这种格局是我们无法规避的次优选择，我们不可过于理想化。我们不否认中国出口中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占比太高的缺陷，但承认问题并不等于就要抹煞成就。
买方的购买力取决于他卖掉自己产品取得收入的多少，同理，在全球市场体系中，一国进口能力取决于出口能力。中国出口的增长并不仅仅意味着对其它国家同行的排挤，同样更意味着新的市场和机会。中国“人世”前夕，西方媒体充斥着中国将夺走东盟国家出口空间的言论，事实却是中国入世后跃居东盟成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倘若没有这样眼见为实的利益，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构想就不可能得到东盟方面的热烈响应而成为现实。
今天，从澳大利亚的矿主和工人，到巴西的豆农，到波音、空客的工程师，他们都感到了“中国机会”的力量。即使是那些出口商品结构与中国大陆竞争之处颇多的国家和地区，他们在这场危机中也越来越多地受益于中国大陆：2009年12月，中国台湾地区对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区出口额同比上升46.9％，韩国对中国出口额同比猛增94％，马来西亚2009年11月对中国出口额同比增长52.9％……2008年危机升级之际韩国一度被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列为最有可能“主权破产”的候选国，倘若没有中国需求的带动，无论韩国政府和国民如何愤怒地否认和抨击英国《金融时报》，他们也仍然难以逃离类似冰岛的处境。即使是头号出口大国桂冠被中国夺去的德国，其对华出口业绩也明显好于德国出口总额和中国进口总额业绩。在危机冲击下，2009年1—10月中国进口总额下降19.0％，但同期从德国进口仅下降4.7％。
不错，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也带来了贸易争端。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标志着美国取消对华全面贸易封锁，中美恢复正常贸易关系；到了1973、1974年间，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老布什就开始和中国外贸部长李强为限制中国纺织品出口而争执。时至今日，从遭受反倾销、反补贴等措施的次数和影响金额来看，中国已经连续lO多年沦为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最大受害者。但贸易争端源于中国产业和出口增长快于世界平均水平，是中国发展的表现；且贸易争端影响的出口总额合计不过中国出口总额1％左右。因此，只要这种争端没有严重损害中国政府和领袖在国民中的威信，就不至于动摇全局。我们指望没有争端是不现实的，指望在争端中继续成长的目标更切合实际。许多问题本质上无法解决，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让时间使得这些问题不复存在；正如年轻夫妻的争吵不可消除，双方都熬成“老伴”时问题也就解决了一样。我宁可再当20年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最大受害者，也不愿意看到海外竞争对手对中国产业因其竞争力低下而不屑一顾，正如我热切期望看到中国外交部遭到某些国家抗议一样。在国际社会上，我们不能追求马英九式的目标，想都讨好只能都不讨好。
所以，中国外贸，祝福你继续健 康成长!
达沃斯协调“退出”节奏
方 宁
1月31日，为期五天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落下帷幕。对于刚刚走出“重症监护室”的世界经济，今年的达沃斯年会意义非同寻常。达沃斯年会虽然未列出各经济体退出的明确时间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年会起到了协调退出节奏的作用，努力化解二次探底的风险。
实施“退出”仍须谨慎
在冬季达沃斯年会召开期间，是否应该实施“退出”、何时“退出”以及如何实施“退出”等围绕退出政策展开的话题成为与会各方谈论的焦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30日对此发出警告说，各国政府在撤销各种经济刺激措施时必须小心谨慎。
卡恩在1月30日举行的题为“全球经济展望”的研讨会上说：“如果我们退出太迟，公共部门债务还会高涨；如果我们退出过早，将会面临双底衰退的风险。”他认为双底衰退出现的可能性较小，“但存在这样的风险”。
观察人士指出，目前全球不同国家之间的复苏和增长步伐很不一致，亚洲和其他新兴国家引导了这次全球经济的复苏，而美国和欧洲则走在了后面。无序的、不合时宜的“退出”只会带来严重后果。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各国在退出机制上未能协调，结果破坏了复苏进程，并导致很多国家陷入二次衰退。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对此表示，当前世界宏观经济复苏还很不稳定，在退出方面，需要全球共同合作、一致行动，避免由于退出步调不一而对世界经济产生新的波动。
朱民在达沃斯论坛上表示，如果美国开始加息步伐，收紧当前的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导致大量美元套息资金突然撤出新兴市场，从而给新兴经济体造成冲击。
加强金融监管惹争议
经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现有金融体系必须进行改革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如何改革却成为一个复杂而充满争议的话题。在本次达沃斯论坛上，美国总统奥巴马此前一周提出的“金融改革计划”成为各方关注、角力的焦点之一。以法国总统萨科齐为代表的政治家们表达了对加强金融监管的支持，而各大金融机构及金融界人士则对此进行了极力批判。根据普华永道26日晚公布的调查数据，约60％的银行家担心被政府“过度监管”。
“金融巨鳄”索罗斯称，各国政府现在采取严厉的监管措施还为时尚早。“过于严厉的措施可能让银行在借贷方面变得更加谨慎，这不利于美国经济走出困境。”
巴克莱银行主席罗伯特·戴尔蒙德更是明确表示，限制措施无法避免另一场金融危机，“更多的监管条条框框会将银行从伦敦和纽约赶出去，我们需要纽约继续作为强大的金融中心，需要伦敦继续作为强大的金融中心。”
与银行家们激烈的批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治家们对奥巴马计划旗帜鲜明地支持。
法国总统萨科齐则明确地表达了对奥巴马新政的支持。“刚刚经历的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化过程中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无限追捧，认为市场永远有理，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限度，也不需要有任何指责它的理由。正是这种理念导致了监管的缺位，金融体系过度投机最终导致一连串的连锁反应，现在必须对这种危机的爆发追根溯源。”
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巴尔利·弗兰克在研讨会上也表示，不能期待金融机构能够自我完成改革，“而监管则是一个好的想法，为了防止英国和美国在未来发生更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在金融监管方面还需要迈出巨大的步伐。”
下一场危机的爆发点会在哪里?
此次经济危机的硝烟已逐渐退去，那下一场危机的爆发点又会在哪里呢?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局首日便举行了“下一场全球危机”的研讨会。在相关辩论结束后，全体与会者对下一场全球性经济危机最有可能的肇事者进行了电子方式投票，结果是政府过度借债造成的主权债务威胁得票率高达50.7％，保护主义和过度监管得票率分别为37.3％和12％。
为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许多国家的政府积累了巨额公共债务。去年10月初，希腊政府突然宣布，其2009年的财政赤字预计会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2.7％，公共债务将达到GDP的113％，均远超过欧盟规定的3％和60％上限。
信用评级机构惠誉(Fitch)公司目前预计，美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20]0年为89‰2011年将达94％。
另据穆迪(Moody)公司统计，2007年到2010年全球公共债务将增加约15.3万亿美元，其中八成来自西方七国集团。
暧昧的经济政策将延缓中国实体经济的复苏
叶 航
在全球经济开始回暖的背景下，各个国家过去两年中曾经推出的各式各样的经济刺激计划究竟何去何从?是近期以来公众最为关注的经济问题之一。
韩国总统李明博最近表示，随着韩国经济的不断复苏，韩国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他同时呼吁，为了避免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都应该重视这个问题。
日本现任首相麻生太郎则表示，日本经济衰退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扭转，因此不但不会考虑取消经济刺激，而且还会出台新的政策以振兴日本经济。
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立场是，美国经济虽然已经有复苏的迹象，但就业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因此经济刺激计划的基础不会改变，但考虑到市场可能出现的流动性过剩，可能会逐步取消一些非常规的经济刺激措施。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最近在达沃斯对记者表示，中国政府不会改变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会在应对可能出现的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方面使政策保持某种平衡性。
在全球经济回暖的大背景下，由于各国经济自身的不同特点而采取不同的立场和应对措施，这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
但当我读到上面这组新闻时，首先产生的一个感觉却是：与美、日、韩三国的首脑态度鲜明的立场和表态大相径庭的是，中国领导人的立场怎么会如此含混和暧昧!什么叫“保持政策的某种平衡性”?这种“平衡性”究竟是延续经济刺激政策还是减少经济刺激计划?如果是减少，那么在哪些方面减少?它又怎么会或怎么可能不改变以往的政策?这样的表态，似乎把什么话都讲了，但又似乎什么都没有讲!俨然是一副外交式的辞令。这种表态也许是中国语言特殊的表达艺术。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理性预期学派的创始人，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曾经告诫我们，政府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旗帜鲜明，因为政府的立场是公众形成经济预期(包括投资预期和消费预期)的重要因素，如果政府的立场含混不清或出尔反尔，公众就无法形成清晰的行为预期，它会导致经济活动的迟疑和混乱，从而严重损害经济效率。
中国政府模棱两可的立场，导致最近一段时期中国股市的大幅波动。因为无论从基本面还是技术面看，都不支持股市的下挫。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就是投资者对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所谓风险，就在于它是不确定的。
我认为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宏观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将直接影响中国实体经济复苏的步伐和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