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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寄到北平某旅馆的电报不仅改变了邵逸夫的度假行程，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的生活。发电报的人是三哥邵山客，当时，邵逸夫的三个哥哥所创办的“天一电影公司”遭到了上海当地六家制片公司的围剿，精于发行的邵山客不得不领命远赴南洋寻找生机，局面打开后，需要帮手的他想到了邵逸夫，那是1926年，邵逸夫19岁，刚刚中学毕业。
邵逸夫在邵家兄妹八人中排行老六，这也是人们叫他“六叔”的由来。当时的他并不受几位兄长的待见，尤其是大哥邵醉翁。作为“天一电影公司”的灵魂人物，邵醉翁办过工厂、开过银行，后来创立电影公司当上了导演，处女作《立地成佛》就红遍了整个上海滩，在他的眼中，二弟邨人能写会编还懂得算账，三弟山客精明能干擅于开拓局面，而邵逸夫在电影方面毫无天分，只能靠勤勉做些苦工。
当时还在读书的邵逸夫也会出现在“天一电影公司”，但完全不是以少爷的姿态，而是打扫卫生，管理演员的道具，随时准备打杂，有时为了借一件道具，要跑几十里路，还要看摄影师和演员的脸色，弄得不好就要挨骂。
就是这份勤勉，让邵逸夫有机会和三哥一起去新加坡开拓市场，带着一架破旧的无声放映机和“天一”影片在东南亚的各个穷乡僻壤“流动放映”、远赴美国购买有声电影器材、收购电影院、建起大型游乐场，再到1957年回港接手二哥濒临崩盘的生意、成立“邵氏兄弟影业”、建起清水湾影城，在电视兴起的时候果断地转型开办TVB，在整个华人世界中，成就了一段无与伦比的商业传奇。
邵玉轩，这个二十世纪初在上海的十里洋场将颜料号“锦泰昌”经营得远近皆知的宁波商人，大概没想到他的四子会是那个将他的从商基因完全继承、并发挥到极致的人。大哥邵醉翁去世的那一年，恰逢清水湾的邵氏影城落成，尽管官方的名称仍以“邵氏兄弟”出现，但在很多人看来，这个“邵”却是邵逸夫的“邵”。
手腕
1957年之前，无论是邵家兄弟在上海和香港经营的“天一电影公司”、还是邵逸夫和三哥在新加坡成立的“邵氏兄弟”，他都不是法人，都不是属于他自己的产业，因此，准确地说，直到邵逸夫从新加坡回到香港，将二哥父子建立的“邵氏父子公司”更名为“邵氏兄弟公司”，这才是他独揽大权打造自己的影视王国和商业帝国的开始，那一年，他50岁。
尽管是自立门户，但由于从小在兄长创立的电影公司中耳濡目染，“邵氏兄弟”一直都有“天一”的影子。
快速多产，一直是“天一电影公司”贯穿始终的经营策略，在1925年开业后短短半年的时间内，邵醉翁就一鼓作气执导了3部影片—《立地成佛》《女侠李飞传》《忠孝节义》。“天一”在上海的12年间共拍摄了101部故事片，制片速度几乎达到50天一部。这种近乎神速的拍摄效率不仅可以令观众过瘾，还可以让对手难以招架。作为“天一”最为后人熟知的影星，胡蝶曾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签约两年，共主演15部影片。一部影片常常十来天就拍摄完成。刚上完一部戏，下一步就接踵而来，中间没有任何休整。”
这一特点也在邵逸夫的“邵氏兄弟”中得到了近乎完美的延承，1963年第二届台湾金马奖上，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5项大奖的黄梅调《梁祝》，拍摄时间只有半个月。1974年，邵氏影片产量达到创立以来的最高峰，一年之内，出品了50部影片。著名影星狄龙在邵氏20年，共拍了80多部电影，平均一年4部。在“邵氏兄弟”存在的近30年中，它共为华语电影留下了1000多部作品。
超快的成片速度并不能够保证每一部电影都拥有上乘的质量。但1000多部电影却都打着同一个醒目的LOGO—邵氏出品，必属佳片。对于最多时一天能看9部电影、一年看片超过700部的邵逸夫来说，他一定能分辨出电影在艺术层面上的好坏，但在“邵氏兄弟”的经营层面上，他只认可一种电影—普通人喜欢看的、好卖的电影，而这也是曾经“天一”的重要制片准则，否则，他们的电影不会在东南亚的穷乡僻壤收获那么多的观众。
在邵氏快速成长时期最关键的创作者当属从从台湾来香港发展的导演李翰祥，他曾在1959年和1960年先后以《江山美人》和《后门》两部影片囊括当年亚洲影展的所有大奖，前者的票房大获成功，创造了邵氏的纪录，而《后门》则因为太追求导演个人风格，票房并不理想。就在李翰祥在某次邵氏的高层会议上大谈特谈艺术追求时，邵逸夫突然大怒，“我拍电影不是为了获奖！”此后，李翰祥坐了近三年的冷板凳，几乎没有得到任何片约。
为了让导演们摆正心态，邵逸夫对于影片是否卖座的追求近乎势利。张曾泽因为拍《路客与刀客》大卖被邵氏撬至麾下，并被邵逸夫奉若上宾。但随后其作品《红胡子》遭遇票房惨败，邵逸夫在片场再遇到他便能视而未见。不久张曾泽拍完《吉祥赌坊》，邵逸夫看完喜形于色，请他吃饭，态度又恢复热忱。
对此，台湾导演李行也深有体会，当年他拍电影《秋决》时，邵逸夫曾准备出资。但当后者发现《秋决》是一部更重人文情怀的文艺片之后，又取消了投资。后来李行在私下里将《秋决》播放给邵逸夫看，他非常欣赏，但依旧表示倘若再重来一次，仍然不会投资。
邵氏出品的电影经常剪出多个版本，尺度最大的送欧美，最小的送南洋，中间的，则在香港上映。在邵氏所有的电影作品中，还有相当数量的三级片，这些三级片也曾在20世纪80年代的内地民间隐密地风靡。有影评人一直诟病邵氏电影媚俗、没有艺术价值，但同时，香港媒体也认为：在大时代里，邵氏拍投机、无聊的低级电影，迎合了观众的逃避心理，而浓烈的草根气质，鲜活而不乏夸张的影调，对人类基础欲望的恣意开掘也是邵氏对香港本土民风民情最透彻的洞见。
邵逸夫并非完全反对艺术，他只是一再强调：经营邵氏，是门生意。“如果拍一部纯艺术的电影，我不敢肯定这年头会有很多人喜欢。少人看，就少得益。所以我宁愿专心向大家都中意的娱乐着手。如果香港人喜欢艺术，可以去艺术中心。我宁愿捐钱给艺术中心，做艺术节。但是拍电影，就是要拍大家都看的片。” 古训道，仁不带兵，义不行贾。在香港电影圈野蛮生长的年代，想获得成功，不仅需要有成全观众的能力，更要有恶心对手的技巧，对此，邵逸夫也同样在行。
还在新加坡打拼时，13岁便奔赴瑞士、英国，修读文学和历史，作风洋化、视野开阔，极其喜爱文艺的陆运涛就是邵逸夫最主要的对手。1953年，陆运涛的“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简称“电懋”）率先登陆香港，张爱玲领衔的强大编剧阵容是电懋最大的优势。
1962年，陆运涛亲自筹拍《梁祝》，眼看一直致力于时装剧的对手将手伸进了自己的古装片领域，邵逸夫即刻解冻了冷板凳上的李翰祥，“用最快的速度，拍出邵氏的《梁祝》！”这是邵氏和电懋首次在题材上撞车，邵氏的《梁祝》凭借凌波的反串大获成功，对此，香港媒体的评价非常有趣：“梁祝生前未能完婚，死后化蝶，却生出了双胞胎。”类似的事情在此后邵氏和嘉禾的角力中还有发生。邵逸夫在一次去日本出差的途中，发现嘉禾新片《啼笑因缘》因故暂停胶片洗印，他当即打电话回香港要求公司立即抢拍。邵氏用20天拍完，改名《故都春梦》，提前上映，票房不俗。这种策略直到邵逸夫入主TVB，依然沿用。
人情
在商业世界中，一个人可以凭借一己之力搞定所有事是一种能力和天赋，而一个人如果能找到合适的人出现在合适的位置一起搞定所有事，则是一种更符合商业法则的精明。
初来香港，邵氏最大的敌人就是陆运涛的电懋，找到合适的人来帮自己，就成了邵逸夫的当务之急。他用了两个方法来寻人，一是去找外面的人，二是挖来对手的人。
所谓“外面的人”就是邹文怀。在认识邵逸夫之前，毕业于上海著名的圣约翰大学新闻系的邹文怀是媒体人，曾任《英文虎报》体育记者两年，并主持《美国之音》8年，深谙营销宣传之道，邵逸夫见到他后简直如获至宝，重金相邀，言听计从。在此后的12年中，邹文怀一直是邵逸夫手下的第一能臣，办公室就在邵逸夫的对面，他提出建立的大片场制度，从编剧、演员、导演到后期各个环节的人员都变成员工，使得电影的制作形成一条龙的流水线，在此基础上，邵氏迅速崛起，时至今日，TVB依旧在沿用这种“垂直整合”的工业模式。邹文怀每每都能找出宣传亮点来帮助邵氏的电影在香港大卖，20世纪60年代，邵氏在海外的一系列大动作，包括携《杨贵妃》参加戛纳电影节，也都是邹文怀一手促成。
而“对手的人”则是当时电懋的头牌女星林黛。邹文怀负责请，邵逸夫负责劝，席间，邵逸夫亲自给林黛斟茶，并适时将准备好的合约摆在林黛面前—片酬是电懋的两倍，这的确是令林黛心动的原因，此外，这位全港最红女性转投邵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邵逸夫买下清水湾占地65万平方尺的地皮、打算筹建邵氏影城的计划让林黛看到了他的野心和魄力。
《貂蝉》是林黛加盟邵氏拍的第一部电影，这是邵逸夫为她量身打造的题材，上映之后连续半个月场场爆满，创下了当时最好的票房成绩。一年后，这部影片在马尼拉举行的第五届亚洲影展中，一举囊括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编剧等在内的5项大奖，同时，这部电影也捧红了导演李翰祥，一年后，两人再度合作古装片《江山美人》，再度大卖。
多年后，当邵逸夫转战电视、以TVB与亚视展开对决时，他也用了几乎同样的方法成功地从亚视前身“丽的”电视台挖来当家花旦汪明荃，后者此后一直留在TVB，纵横香港演艺界40多年，一直走红。
商场也是江湖，出来混迟早要还，邵逸夫靠挖角起步，对手自然也会用同样的招数以牙还牙，因此，他对旗下导演和艺人的掌控，非常严密，李翰祥在凭借《貂蝉》走红后，便得到了很多大老板抛来的橄榄枝，但邵逸夫早已用一纸8年合同将他绑定，而在签这份合同时，李翰祥还籍籍无名，“我当时才30岁，8年一点都不觉得长。老实说，不要说8年，就是80年我都签。那年头，只要有人肯出钱，让我做导演，怎么说都行。”
这也是邵逸夫最令对手佩服的长线作风，和邵逸夫作战多年的亚视前高级副总裁徐小明说：“他觉得某个导演或演员有潜质，就会不断让他们尝试。因为他很清楚，公司跟他们签下的是长约，是投资。我跟你签十五年约，你两年内红了，我就能赚十三年钱，五年内红了，我就赚十年钱。”
但合同的约束终究是可以用钱解决的，因此，邵逸夫深谙培养新人的重要性。在邵氏，他不断地挖掘自己所见之处的年轻人。《新生晚报》总有一个署名“何观”的影评人批评邵氏电影“太过阴柔，缺阳刚之气，长此以往，发展不均”，但这却是邵逸夫最喜欢看的版面。后来，他直接将“何观”请到邵氏拍起了新武侠电影，这个“何观”也就是以一部《独臂刀》刷新了当时香港影史票房纪录的张彻，从此，邵氏电影的男星时代来临。
TVB时代，邵逸夫更是创新性地办起了无线艺人班、劲歌金曲歌手大赛和港姐选美比赛。如此超前的举措使得TVB储备了足够的人才和娱乐资源，正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此后的TVB也屡屡遭到对手的大规模挖角，但却始终没有出现过太大的人才危机，出于同一期艺人班的学员水平、资质大都相当，走了一个，另一个补上便是了。
商海沉浮，邵逸夫早就见惯了人来人往，但有一些人的离去却成了他心头上的一道疤，这个人就是邹文怀。
20世纪60年代末，因为电视的兴起，香港的观影人次明显下降，邵逸夫便同香港地产巨头利孝和联手搞起了TVB，当时的他认定比起电影，电视更有前途，于是决定削减电影经费转投电视剧，而这也与邹文怀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与此同时，方逸华进入邵氏高层，方邹二人在管理上分歧颇多，最终，邹文怀选择了用最决绝的方式离开—他不仅另起炉灶创立了嘉禾，还撬走了邵氏制片部副主任何冠昌、邵氏刊物《南国电影》总编辑梁风，以及当时邵氏最卖座男主角王羽等。
随后，嘉禾又在“李小龙争夺战”中战胜了邵氏，得到了当时华语电影最大的金矿。1973年，邵氏旗下大名鼎鼎的“冷面笑匠”许冠文也带着《鬼马双星》的剧本转投嘉禾，一年后，《鬼马双星》上映，票房甚至超过了李小龙的《猛龙过江》，再加上此后洪金宝、成龙等人的崛起，嘉禾在电影业中逐渐取代了邵氏，1987年，“邵氏兄弟”正式宣布停产，对于邵逸夫而言，这并不是失败，电影圈他早已无心恋战，转战电视的他，已经将TVB打造成了全球股票市值最大的华语传媒，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粤语内容资料库。 但他与邹文怀的心结始终未解，1998年，嘉禾影城争取地皮时，邵氏在竞标中半路杀出，与中国星等多家公司合组，在邹文怀眼皮下投得将军澳地皮，这一年，邵逸夫已经91岁，“不是他自己做不做的问题，因为他年纪已经太大了，主要是他不让我们去做。”邹文怀说。
邵逸夫也不是对每一位叛将都如此决绝，在邹文怀之前，李翰祥早在1963年就倒戈出走，奔赴台湾自组国联公司，并带走了邵氏一半的人马。邵氏与国联曾经展开激战，手握东南亚大批院线的邵逸夫拒绝发行任何国联公司拍摄的电影，最终李翰祥败走台湾。后来李翰祥特别制造与邵逸夫的“偶遇”，提出想要重回邵氏的请求，邵逸夫竟然当即同意。“你反骨我不会给你出路，你失意我也不会断你的活路。”香港电影学者阿蒙如此评价。
金钱
作为整个华人圈中都赫赫有名的富豪，邵逸夫做慈善时的慷慨人尽皆知，而他在生意中的抠，也同样人尽皆知。
他是资本家，希望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拍必须要拍的影片、建影城、挖对手的墙脚时，他可以一掷千金、不计成本，因为那可以为他带来数倍的收益，而在日常运营中，成本的控制则是重中之重。大片场制度令邵逸夫手下演员、导演都是影视生产线上的工人，在邵氏，无论是姜大卫、狄龙还是郑佩佩，早期都是按月领工资，住员工宿舍，进城买东西要像普通人一样坐公车。而TVB则能将人用到极致，拍摄自制剧时，每天会有两个组，一个外景一个内景。一线艺人白天出外景，夜里回来赶内景，还会在一个棚里拍着一部戏，进入化妆间之后化好妆，进入下一个房间就拍另一部。“我很红，但我特别穷”，邓萃雯在回首昔日在TVB时生活时如此说道，他们为了更多的机会忍受着几乎是全行业的最低工资，而一旦成名，很多人也会选择离巢出走。
邵逸夫在细节方面的锱铢必较也几乎能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早年他曾拒绝了一名剧务要20元买100个生煎馒头的申请，理由是公司内部食堂所卖的馒头一个才1毛钱。结果，出外景的工作人员因没有早餐而闹罢工，邵氏为此损失近万，当时还不是六嫂的方逸华不得不出面为他圆场，“他毕竟还省了10元钱。”
后来，方逸华入主邵氏高层，主要负责财务和采购，任何采购项目都必须由她签字，剧组拍摄时临时需要一箱鸡蛋，因为没有打报告，全体工作人员只能现场等着打完报告、签完字，戏才能继续拍，导演报出临时演员的人数，拍摄完成后，方逸华真得会去画面里数人头，人们开始埋怨方逸华比邵逸夫还抠门，但明眼人都知道，方逸华就是邵逸夫。
李小龙和许冠文在邵氏和嘉禾之间选择后者也是因为邵逸夫不肯给他们更多的钱，很多人都会认为这一定是让邵逸夫悔青肠子的过错，但他却有自己的逻辑，如果一旦满足了李小龙和许冠文提出的条件，就意味着要打破邵氏长久以来建立的工厂式生产秩序，他不可能为了一棵树而放弃整片森林。
邵氏到底赚了多少钱？1969年，邹文怀以制片主任身份接受香港电台《知多一点点》节目访问时，指出邵氏每部戏的成本约为80万至150万港元，每年制片成本开支达1亿多港元，但每年的影片利润仍可超过3000万美元，回报率约3倍。
其实，邵逸夫并不爱钱，他的个人生活也很简单，TVB制作资源部总监乐易玲还记得一件事：有一天，邵逸夫在办公室悠悠地拉开抽屉展示给她看：“做人要简单，不要有太多物质需求。简单的几件衣服，一个银行存折，一支笔，一个手表就足够了。”但作为商人，他所能获得的收益是评判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这是商业世界的游戏规则，他必须遵守。当抛开商业背景回归个人时，他并不是守财奴，他会赞助有才华的音乐人顾家辉去美国留学，做他的担保人，照顾他香港家人的生活，也会拿出数以亿计的金钱做慈善。
即便在经营邵氏和TVB时都全力追求利益最大化，但邵逸夫还有一个准则，就是只赚自己想赚的钱。1981年，佳宁集团开价75元一股打算收购邵氏，收购如果成功，邵氏的名下，将出现地产投资板块，但邵逸夫最终拒绝了收购方案。“也许合作邵氏会赚更多的钱，但是我还是决定一直做电影。”邵逸夫说，“我的钱就算到孙子辈也吃不完，挣这么多钱来干什么呢？所以我不做地产。”
这就是邵逸夫清晰的商业逻辑—生意是生意，慈善是慈善，在生意中，我一定要在我选择的领域中赚到钱，因为那体现能力和成就，而对于我不喜欢的领域，就算有再多的钱，我也可以无视。
在早年接受采访说到自己的成就时，邵逸夫大多会用一句“多了点运气”一笔带过，很多人也会认为他的运气真得好于常人：1931年，他前往美国购买有声电影器材时，途中遭遇轮船触礁沉没，落水的他紧抱一小块木舢板，在茫茫大海上漂泊一夜后终于等到了救援船只；新加坡被侵略时，他因为放映抗日纪录片、散发抗日传单，被日本宪兵队抓走，但恰巧宪兵队的士兵就是邵家游乐场的警察，他们联名担保，邵逸夫很快得以释放，毫发无损；同时期，邵家在新加坡的所有家业全被充公，但他和哥哥在后院埋的价值超过400万美元的黄金、珠宝和钱并未被发现，二战后两人挖出财宝，重操旧业……
但是，如果当年在大哥的电影公司受不了别人的白眼，在东南亚的穷乡僻壤被蚊虫和马蜂打败，后来更喜欢劳斯莱斯房车中的酒吧而没有将它改装成办公桌，恐怕邵逸夫连享受这些运气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也只有他才能成为邵逸夫。
逸夫为何只有楼？
人人都知道邵逸夫是慈善家，在大多数人的眼中，他的善行就是遍布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逸夫楼”，至于这些楼是如何盖起来的，你需要了解的还有很多。
对于中国内地的很多学生而言，他们也许不知道邵逸夫，但他们大多知道逸夫楼。
“我就读的初中是这位先生捐建的，学校用的电脑，也是这位先生给买的。我不懂先生的那些产业，我只知道先生对我们有过实实在在的恩惠。”邵逸夫离世的消息传出，某位年轻学生的网络留言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
其实，早年的邵逸夫并不热衷于慈善，据说1970年时，有一家养老院的老人见邵逸夫每天坐着劳斯莱斯豪华车经过养老院门口，便冒昧地写了信请这位电影大亨随缘行善。结果，养老院很快收到了邵逸夫寄来的一张支票，上面的数额是区区500元港币。养老院随即把这张支票退回给了邵逸夫。而邵逸夫也因此事被嘲笑了很久。 后来，好友李迪给他讲了一个关于慈善的故事：“上海的犹太人哈同是个吝啬鬼，可他做慈善尤其是资助落难的犹太人，让他在犹太人的圈子里头颇有好名声。”也许是受到了启发，同年，他成立了邵逸夫基金会，确定宗旨是协助促进教育、医疗和艺术事业的发展。第一笔捐赠是以校董的身份捐献50万元港币给香港的“苏浙公学”，让其兴建一所藏书3万多册的新型图书馆。
后来，邵逸夫又捐出了1.2亿港元，其中1亿港元给香港中文大学兴建逸夫书院。此后，香港大学建成了邵逸夫楼，香港城市大学建成了邵逸夫图书馆。1987年，邵逸夫向内地捐出第一笔教育款1亿港元，帮助内地10所大学兴建图书馆或科技馆。
根据教育部官方网站上的信息，截至2012年，邵逸夫25年共捐赠内地教育47.5亿港元，捐建项目总数6013个，受惠于他的学校遍布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
逸夫楼，怎么盖？
邵逸夫基金会对中国内地高等学校和基础教育的捐赠基本上都是实体建设—一栋栋“逸夫楼”和一所所“逸夫学校”就是他善行最直观的例证。只是，同样是盖楼，盖“逸夫楼”并不如想象中简单。
根据《香港邵逸夫基金内地教育事业赠款项目管理办法》，不论是高等教育领域还是基础教育领域项目，申请后都要经教育部聘请的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并向邵氏基金推荐。未经专家评审的项目，将不能获得邵氏基金资助。如此的流程只是为了确保捐建项目不是“短命项目”—邵氏基金明确规定如果是基础教育，兴建项目应建设在经过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后长期保留的学校；项目使用期限要在50年以上。资助县级以下（包括县级）的完全中学、高级中学，农村初级中学和九年一贯制的学校，地（市）级特殊教育学校兴建教学楼、实验楼等项目，项目所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能够提供不低于1：1比例配套资金。同时对学校的规模，在校学生人数，以及兴建大楼的面积都有详细的规定。
在高等教育领域，资助本科以上层次高校兴建与教育教学密切相关的建筑，如图书馆、教学楼、实验楼等，每个项目赠款的额度在500万港元之内，兴建的项目规模在一万平方米到两万平方米之间；项目单位确保能够提供不低于1：3比例的配套资金。
对于捐建项目的命名，邵氏基金也有规范，向高校捐赠的建筑楼，命名为“逸夫楼”，而向基础教育捐赠且为学校主要教学用房的，则命名为“逸夫学校”。
在中国内地，几乎每年都会有几所大学能够获得逸夫基金会赠款建设，中小学则更多。位于山西的太原理工大学校园里也有一栋“逸夫楼”。据该校校园规划与建设处副处长王守谦的介绍，我们可以清晰地还原出“逸夫楼”究竟是如何盖起来的—“首先要经过发改委立项，规划部门出具规划许可证以及通过消防、人防等部门的专项审批，保证楼能够盖起来。”在拿到政府部门的各项批文之后，太原理工大学开始向教育部港澳台办公室申请基金支持并进行社会效益说明。
2011年6月30日，太原理工大学教学楼建设项目终于通过评审，正式开始施工建设，项目不仅要接受当地政府部门的监管，还需要分两次向教育部港澳台办公室汇报项目建设进度、投招标情况等。获赠的500万港元分两次拨给学校，一次是教学楼建设过程中，一次是教学楼竣工验收时。2012年年底，教学楼正式竣工，命名为“逸夫楼”。这栋教学楼的造价一共7000万元人民币，邵氏基金会捐赠的500万元港币只是一小部分，“但有了这500万，也减轻了我们不少压力。”王守谦说。
校园中同样有逸夫楼的华东交通大学副校长张玉清说，盖楼期间，邵氏基金会多次派工作人员前来审查建设进度和资金运用情况，并要求学校定期将施工进度拍好照片并配以文字材料邮寄给他们，“邵氏基金会还要求院校不能建设奢华的逸夫楼，装修要以安全、实用和舒适为先，否则不予以冠名和支持。”张玉清特别补充道。
捐赠只能盖楼？
“盖大楼”，有人简单形象地对邵氏基金的捐赠手段做了如此的形容，问题接踵而至，难道捐赠就只有“盖大楼”一种方式吗？清华大学的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有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由此可见，对于高等院校而言，大师比大楼更为重要，邵氏基金的捐赠为什么不能在“盖大楼”之余也“找大师”呢？
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李华芳看来，邵氏基金主盖大楼，主要是受制于一大一小两个环境。大环境是中国高等教育领域里的腐败现象，这就导致了如果要资助高等教育并不是投一笔钱就算，而是在捐赠的同时防止资金被挪用盗取，将腐败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邵氏基金在‘盖大楼’时会要求相关部门进行资金配比，成本公摊，为什么？就是为了有效地减少腐败，邵氏基金出1块钱，高校合作方要出3块钱，能想到如此方法，邵氏基金交出的学费也一定不少。”
而小环境上，任何一个基金会都会有自己的项目评估标准，既然要评估，肯定是显而易见的实体更易于考核。“逸夫楼”和“逸夫学校”就是邵氏基金的“慈善品牌”。你看或不看，大楼就在那里，但如果是大师，这其中的信息量就会立刻增大不少，“内地评选院士都有造假，更不用说各种其他的评选里藏着的猫腻。”李华芳直言道。由此可见，在当下的内地教育领域，“盖大楼”的确是最稳妥的方式。对此，事实也是有力的证明，那么多的“逸夫楼”和“逸夫学校”，从建造到后续，都少有腐败的丑闻传出，这和邵氏基金的管理能力是分不开的。
其实，对于邵氏基金而言，单纯“盖大楼”的局面已经改变，早在2002年，邵氏基金就单立门户创立了“邵逸夫奖”，这个国际性奖项的授奖对象是包括内地、香港学者在内的全球学者，自创立以来，“邵逸夫奖”的获奖者无不是在各个学科取得重要贡献的人，奖项的权威性也是业内公认。其设立数学奖更是弥补了诺贝尔奖项的遗憾，这显然就是邵氏基金从捐赠实体向捐赠人才的转变，我们也可以认为，这就是邵氏基金“找大师”的开始。
邵逸夫先生的离世除了让更多的学子多了睹物思人的缅怀，还有不少人生出了担忧，这是否会影响到日后“逸夫楼”的建造，“邵逸夫本人10多年前就不再干预基金会的运作，邵氏基金现在由方逸华全权负责管理运作，但捐赠还是以邵逸夫的名义。”某位在邵氏基金工作的人士以匿名的方式做了如此解答。 华中科技大学是内地最早接受邵氏基金捐赠的高校，1988年，邵逸夫基金会向该校捐资1000万元港币兴建逸夫图书馆。当年34岁的校报副主编，现文华学院副院长陈思中如今依旧清晰地记得邵逸夫对他说的一句话，当时，他问邵逸夫，事业成功后半生将如何度过，六叔笑笑说：“送钱，把赚的钱送出去。”
辟谣！
“逸”字缺“点”？谣言！
在此前大量对“逸夫楼”的报道中，有一个细节被广泛转载，这时关于“逸夫楼”中“逸”字的那一点，传闻中，在盖“逸夫楼”的过程中，当地核算所需费用如果超过他的预算，“逸”字的最后一个点会缺笔，而如果由他全额出资建造，则是全字。
但只要你通读本文对“逸夫楼”建造资金如何配比有所了解后就会知道，这完全就是民间演绎。以湖北省潜江市一小学的逸夫楼为例，根据相关管理办法，邵氏基金出资20万港元，要求地方政府给予1∶1的资金配套。因此，这所不是邵逸夫先生全资建造的逸夫楼，但“逸”字未如传言所示缺点。
1907
邵逸夫出生于宁波镇海，是邵家的第六个孩子，家族取名“仁楞”，后自己取号为“逸夫”。
1920
父亲邵玉轩去世，康有为、虞洽卿、卢永祥、谭延闿等晚清与民国风云人物纷纷为其题词致哀。
1925
长兄邵醉翁率二弟邵邨人、三弟邵山客创办“天一电影公司”，醉翁任导演，邨人负责编剧和财务，山客主管发行。首部影片《立地成佛》轰动上海滩。
1926
明星公司联合大中华百合、民新、华剧、友联等6家公司组成“六合影片营业公司”封杀天一，邵山客不得不下南洋另觅生机。同年，邵逸夫追随至新加坡辅佐三哥。
1930
邵逸夫与三哥邵山客在新加坡成立“邵氏兄弟公司”，没有制片资质只有发行资质，专门放映天一影业的电影。
1931
邵逸夫前住美国购买有声电影器材，途中轮船触礁沉没，他紧抱一小块木舢板在大海上漂泊一夜后终于获救生还。
1932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天一电影公司”迁往香港发展，并于同年拍摄完成第一部粤语有声电影《白金龙》，使其成为20世纪30年代最卖座的粤语片。
1937
与首任妻子黄美珍在新加坡结婚。
1938
“天一电影公司”正式改名为“南洋影片公司”。
1941
邵氏在星马、印尼、泰国、越南共拥有了139间戏院，十余家娱乐场所。
1942
日本占领新加坡，邵氏在新加坡的戏院全部充公，整个“南洋影片公司”基本瘫痪解体状态。
1945
日本投降，邵氏兄弟在香港和新加坡的业务全面重启，大哥邵醉翁逐渐淡出，回上海定居。
1948
二哥邨人全面接手香港业务，与七个儿子一起将“南洋影片”更名为“邵氏父子”。
1957
50岁的邵逸夫只身来港，接手“邵氏父子公司”更名为“邵氏兄弟公司”，首次以总裁的身份开始自己的商业时代。买地加后期投入近百万在清水湾兴建邵氏影城。请来深谙宣传之道的邹文怀，从对手处挖来香港最红影星林黛，制成黄梅调影片《貂蝉》，影片公映后，红透香江，导演李翰祥随之走红。
1963
邵逸夫商业上最大的对手陆运涛在台湾乘坐飞机时发生意外，老天用一种残酷的方式帮助“邵氏”一统天下，称霸香港影坛。
1964
林黛因为感情问题自杀身亡，有“东方好莱坞”之称的邵氏影城正式竣工，邵逸夫的儿子邵维铭突遭绑架，交出300万赎金才破财消灾。
1965
邵逸夫同地产巨头利孝和共同投得当地免费电视牌照，开启了转战电视领域的大幕。
1967
以影评人身份被邵逸夫发掘的张彻的首部影片《独臂刀》上映，邵氏男星崛起的武侠时代正式来临。同年，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成立，利孝和自任董事局主席，邵逸夫入股加盟为董事。
1970
邹文怀离开邵氏，创办嘉禾，随后，回港发展的李小龙因为片酬问题最终加盟嘉禾。
1971
邵氏（香港）成为上市公司。李小龙在嘉禾的处女作《唐山大兄》创下香港本埠有史以来最高票房纪录。同年，无线艺人班开课，今天绝大多数的香港知名艺人，全部毕业于此。
1973
邵氏基金会成立，致力社会公益事业。同年，无线主办“香港小姐”竞选，重振选美。
邵逸夫在邵家兄妹八人中排行老六，这也是人们叫他“六叔”的由来。当时的他并不受几位兄长的待见，尤其是大哥邵醉翁。作为“天一电影公司”的灵魂人物，邵醉翁办过工厂、开过银行，后来创立电影公司当上了导演，处女作《立地成佛》就红遍了整个上海滩，在他的眼中，二弟邨人能写会编还懂得算账，三弟山客精明能干擅于开拓局面，而邵逸夫在电影方面毫无天分，只能靠勤勉做些苦工。
当时还在读书的邵逸夫也会出现在“天一电影公司”，但完全不是以少爷的姿态，而是打扫卫生，管理演员的道具，随时准备打杂，有时为了借一件道具，要跑几十里路，还要看摄影师和演员的脸色，弄得不好就要挨骂。
就是这份勤勉，让邵逸夫有机会和三哥一起去新加坡开拓市场，带着一架破旧的无声放映机和“天一”影片在东南亚的各个穷乡僻壤“流动放映”、远赴美国购买有声电影器材、收购电影院、建起大型游乐场，再到1957年回港接手二哥濒临崩盘的生意、成立“邵氏兄弟影业”、建起清水湾影城，在电视兴起的时候果断地转型开办TVB，在整个华人世界中，成就了一段无与伦比的商业传奇。
邵玉轩，这个二十世纪初在上海的十里洋场将颜料号“锦泰昌”经营得远近皆知的宁波商人，大概没想到他的四子会是那个将他的从商基因完全继承、并发挥到极致的人。大哥邵醉翁去世的那一年，恰逢清水湾的邵氏影城落成，尽管官方的名称仍以“邵氏兄弟”出现，但在很多人看来，这个“邵”却是邵逸夫的“邵”。
手腕
1957年之前，无论是邵家兄弟在上海和香港经营的“天一电影公司”、还是邵逸夫和三哥在新加坡成立的“邵氏兄弟”，他都不是法人，都不是属于他自己的产业，因此，准确地说，直到邵逸夫从新加坡回到香港，将二哥父子建立的“邵氏父子公司”更名为“邵氏兄弟公司”，这才是他独揽大权打造自己的影视王国和商业帝国的开始，那一年，他50岁。
尽管是自立门户，但由于从小在兄长创立的电影公司中耳濡目染，“邵氏兄弟”一直都有“天一”的影子。
快速多产，一直是“天一电影公司”贯穿始终的经营策略，在1925年开业后短短半年的时间内，邵醉翁就一鼓作气执导了3部影片—《立地成佛》《女侠李飞传》《忠孝节义》。“天一”在上海的12年间共拍摄了101部故事片，制片速度几乎达到50天一部。这种近乎神速的拍摄效率不仅可以令观众过瘾，还可以让对手难以招架。作为“天一”最为后人熟知的影星，胡蝶曾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签约两年，共主演15部影片。一部影片常常十来天就拍摄完成。刚上完一部戏，下一步就接踵而来，中间没有任何休整。”
这一特点也在邵逸夫的“邵氏兄弟”中得到了近乎完美的延承，1963年第二届台湾金马奖上，获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5项大奖的黄梅调《梁祝》，拍摄时间只有半个月。1974年，邵氏影片产量达到创立以来的最高峰，一年之内，出品了50部影片。著名影星狄龙在邵氏20年，共拍了80多部电影，平均一年4部。在“邵氏兄弟”存在的近30年中，它共为华语电影留下了1000多部作品。
超快的成片速度并不能够保证每一部电影都拥有上乘的质量。但1000多部电影却都打着同一个醒目的LOGO—邵氏出品，必属佳片。对于最多时一天能看9部电影、一年看片超过700部的邵逸夫来说，他一定能分辨出电影在艺术层面上的好坏，但在“邵氏兄弟”的经营层面上，他只认可一种电影—普通人喜欢看的、好卖的电影，而这也是曾经“天一”的重要制片准则，否则，他们的电影不会在东南亚的穷乡僻壤收获那么多的观众。
在邵氏快速成长时期最关键的创作者当属从从台湾来香港发展的导演李翰祥，他曾在1959年和1960年先后以《江山美人》和《后门》两部影片囊括当年亚洲影展的所有大奖，前者的票房大获成功，创造了邵氏的纪录，而《后门》则因为太追求导演个人风格，票房并不理想。就在李翰祥在某次邵氏的高层会议上大谈特谈艺术追求时，邵逸夫突然大怒，“我拍电影不是为了获奖！”此后，李翰祥坐了近三年的冷板凳，几乎没有得到任何片约。
为了让导演们摆正心态，邵逸夫对于影片是否卖座的追求近乎势利。张曾泽因为拍《路客与刀客》大卖被邵氏撬至麾下，并被邵逸夫奉若上宾。但随后其作品《红胡子》遭遇票房惨败，邵逸夫在片场再遇到他便能视而未见。不久张曾泽拍完《吉祥赌坊》，邵逸夫看完喜形于色，请他吃饭，态度又恢复热忱。
对此，台湾导演李行也深有体会，当年他拍电影《秋决》时，邵逸夫曾准备出资。但当后者发现《秋决》是一部更重人文情怀的文艺片之后，又取消了投资。后来李行在私下里将《秋决》播放给邵逸夫看，他非常欣赏，但依旧表示倘若再重来一次，仍然不会投资。
邵氏出品的电影经常剪出多个版本，尺度最大的送欧美，最小的送南洋，中间的，则在香港上映。在邵氏所有的电影作品中，还有相当数量的三级片，这些三级片也曾在20世纪80年代的内地民间隐密地风靡。有影评人一直诟病邵氏电影媚俗、没有艺术价值，但同时，香港媒体也认为：在大时代里，邵氏拍投机、无聊的低级电影，迎合了观众的逃避心理，而浓烈的草根气质，鲜活而不乏夸张的影调，对人类基础欲望的恣意开掘也是邵氏对香港本土民风民情最透彻的洞见。
邵逸夫并非完全反对艺术，他只是一再强调：经营邵氏，是门生意。“如果拍一部纯艺术的电影，我不敢肯定这年头会有很多人喜欢。少人看，就少得益。所以我宁愿专心向大家都中意的娱乐着手。如果香港人喜欢艺术，可以去艺术中心。我宁愿捐钱给艺术中心，做艺术节。但是拍电影，就是要拍大家都看的片。” 古训道，仁不带兵，义不行贾。在香港电影圈野蛮生长的年代，想获得成功，不仅需要有成全观众的能力，更要有恶心对手的技巧，对此，邵逸夫也同样在行。
还在新加坡打拼时，13岁便奔赴瑞士、英国，修读文学和历史，作风洋化、视野开阔，极其喜爱文艺的陆运涛就是邵逸夫最主要的对手。1953年，陆运涛的“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简称“电懋”）率先登陆香港，张爱玲领衔的强大编剧阵容是电懋最大的优势。
1962年，陆运涛亲自筹拍《梁祝》，眼看一直致力于时装剧的对手将手伸进了自己的古装片领域，邵逸夫即刻解冻了冷板凳上的李翰祥，“用最快的速度，拍出邵氏的《梁祝》！”这是邵氏和电懋首次在题材上撞车，邵氏的《梁祝》凭借凌波的反串大获成功，对此，香港媒体的评价非常有趣：“梁祝生前未能完婚，死后化蝶，却生出了双胞胎。”类似的事情在此后邵氏和嘉禾的角力中还有发生。邵逸夫在一次去日本出差的途中，发现嘉禾新片《啼笑因缘》因故暂停胶片洗印，他当即打电话回香港要求公司立即抢拍。邵氏用20天拍完，改名《故都春梦》，提前上映，票房不俗。这种策略直到邵逸夫入主TVB，依然沿用。
人情
在商业世界中，一个人可以凭借一己之力搞定所有事是一种能力和天赋，而一个人如果能找到合适的人出现在合适的位置一起搞定所有事，则是一种更符合商业法则的精明。
初来香港，邵氏最大的敌人就是陆运涛的电懋，找到合适的人来帮自己，就成了邵逸夫的当务之急。他用了两个方法来寻人，一是去找外面的人，二是挖来对手的人。
所谓“外面的人”就是邹文怀。在认识邵逸夫之前，毕业于上海著名的圣约翰大学新闻系的邹文怀是媒体人，曾任《英文虎报》体育记者两年，并主持《美国之音》8年，深谙营销宣传之道，邵逸夫见到他后简直如获至宝，重金相邀，言听计从。在此后的12年中，邹文怀一直是邵逸夫手下的第一能臣，办公室就在邵逸夫的对面，他提出建立的大片场制度，从编剧、演员、导演到后期各个环节的人员都变成员工，使得电影的制作形成一条龙的流水线，在此基础上，邵氏迅速崛起，时至今日，TVB依旧在沿用这种“垂直整合”的工业模式。邹文怀每每都能找出宣传亮点来帮助邵氏的电影在香港大卖，20世纪60年代，邵氏在海外的一系列大动作，包括携《杨贵妃》参加戛纳电影节，也都是邹文怀一手促成。
而“对手的人”则是当时电懋的头牌女星林黛。邹文怀负责请，邵逸夫负责劝，席间，邵逸夫亲自给林黛斟茶，并适时将准备好的合约摆在林黛面前—片酬是电懋的两倍，这的确是令林黛心动的原因，此外，这位全港最红女性转投邵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邵逸夫买下清水湾占地65万平方尺的地皮、打算筹建邵氏影城的计划让林黛看到了他的野心和魄力。
《貂蝉》是林黛加盟邵氏拍的第一部电影，这是邵逸夫为她量身打造的题材，上映之后连续半个月场场爆满，创下了当时最好的票房成绩。一年后，这部影片在马尼拉举行的第五届亚洲影展中，一举囊括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编剧等在内的5项大奖，同时，这部电影也捧红了导演李翰祥，一年后，两人再度合作古装片《江山美人》，再度大卖。
多年后，当邵逸夫转战电视、以TVB与亚视展开对决时，他也用了几乎同样的方法成功地从亚视前身“丽的”电视台挖来当家花旦汪明荃，后者此后一直留在TVB，纵横香港演艺界40多年，一直走红。
商场也是江湖，出来混迟早要还，邵逸夫靠挖角起步，对手自然也会用同样的招数以牙还牙，因此，他对旗下导演和艺人的掌控，非常严密，李翰祥在凭借《貂蝉》走红后，便得到了很多大老板抛来的橄榄枝，但邵逸夫早已用一纸8年合同将他绑定，而在签这份合同时，李翰祥还籍籍无名，“我当时才30岁，8年一点都不觉得长。老实说，不要说8年，就是80年我都签。那年头，只要有人肯出钱，让我做导演，怎么说都行。”
这也是邵逸夫最令对手佩服的长线作风，和邵逸夫作战多年的亚视前高级副总裁徐小明说：“他觉得某个导演或演员有潜质，就会不断让他们尝试。因为他很清楚，公司跟他们签下的是长约，是投资。我跟你签十五年约，你两年内红了，我就能赚十三年钱，五年内红了，我就赚十年钱。”
但合同的约束终究是可以用钱解决的，因此，邵逸夫深谙培养新人的重要性。在邵氏，他不断地挖掘自己所见之处的年轻人。《新生晚报》总有一个署名“何观”的影评人批评邵氏电影“太过阴柔，缺阳刚之气，长此以往，发展不均”，但这却是邵逸夫最喜欢看的版面。后来，他直接将“何观”请到邵氏拍起了新武侠电影，这个“何观”也就是以一部《独臂刀》刷新了当时香港影史票房纪录的张彻，从此，邵氏电影的男星时代来临。
TVB时代，邵逸夫更是创新性地办起了无线艺人班、劲歌金曲歌手大赛和港姐选美比赛。如此超前的举措使得TVB储备了足够的人才和娱乐资源，正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此后的TVB也屡屡遭到对手的大规模挖角，但却始终没有出现过太大的人才危机，出于同一期艺人班的学员水平、资质大都相当，走了一个，另一个补上便是了。
商海沉浮，邵逸夫早就见惯了人来人往，但有一些人的离去却成了他心头上的一道疤，这个人就是邹文怀。
20世纪60年代末，因为电视的兴起，香港的观影人次明显下降，邵逸夫便同香港地产巨头利孝和联手搞起了TVB，当时的他认定比起电影，电视更有前途，于是决定削减电影经费转投电视剧，而这也与邹文怀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与此同时，方逸华进入邵氏高层，方邹二人在管理上分歧颇多，最终，邹文怀选择了用最决绝的方式离开—他不仅另起炉灶创立了嘉禾，还撬走了邵氏制片部副主任何冠昌、邵氏刊物《南国电影》总编辑梁风，以及当时邵氏最卖座男主角王羽等。
随后，嘉禾又在“李小龙争夺战”中战胜了邵氏，得到了当时华语电影最大的金矿。1973年，邵氏旗下大名鼎鼎的“冷面笑匠”许冠文也带着《鬼马双星》的剧本转投嘉禾，一年后，《鬼马双星》上映，票房甚至超过了李小龙的《猛龙过江》，再加上此后洪金宝、成龙等人的崛起，嘉禾在电影业中逐渐取代了邵氏，1987年，“邵氏兄弟”正式宣布停产，对于邵逸夫而言，这并不是失败，电影圈他早已无心恋战，转战电视的他，已经将TVB打造成了全球股票市值最大的华语传媒，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粤语内容资料库。 但他与邹文怀的心结始终未解，1998年，嘉禾影城争取地皮时，邵氏在竞标中半路杀出，与中国星等多家公司合组，在邹文怀眼皮下投得将军澳地皮，这一年，邵逸夫已经91岁，“不是他自己做不做的问题，因为他年纪已经太大了，主要是他不让我们去做。”邹文怀说。
邵逸夫也不是对每一位叛将都如此决绝，在邹文怀之前，李翰祥早在1963年就倒戈出走，奔赴台湾自组国联公司，并带走了邵氏一半的人马。邵氏与国联曾经展开激战，手握东南亚大批院线的邵逸夫拒绝发行任何国联公司拍摄的电影，最终李翰祥败走台湾。后来李翰祥特别制造与邵逸夫的“偶遇”，提出想要重回邵氏的请求，邵逸夫竟然当即同意。“你反骨我不会给你出路，你失意我也不会断你的活路。”香港电影学者阿蒙如此评价。
金钱
作为整个华人圈中都赫赫有名的富豪，邵逸夫做慈善时的慷慨人尽皆知，而他在生意中的抠，也同样人尽皆知。
他是资本家，希望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拍必须要拍的影片、建影城、挖对手的墙脚时，他可以一掷千金、不计成本，因为那可以为他带来数倍的收益，而在日常运营中，成本的控制则是重中之重。大片场制度令邵逸夫手下演员、导演都是影视生产线上的工人，在邵氏，无论是姜大卫、狄龙还是郑佩佩，早期都是按月领工资，住员工宿舍，进城买东西要像普通人一样坐公车。而TVB则能将人用到极致，拍摄自制剧时，每天会有两个组，一个外景一个内景。一线艺人白天出外景，夜里回来赶内景，还会在一个棚里拍着一部戏，进入化妆间之后化好妆，进入下一个房间就拍另一部。“我很红，但我特别穷”，邓萃雯在回首昔日在TVB时生活时如此说道，他们为了更多的机会忍受着几乎是全行业的最低工资，而一旦成名，很多人也会选择离巢出走。
邵逸夫在细节方面的锱铢必较也几乎能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早年他曾拒绝了一名剧务要20元买100个生煎馒头的申请，理由是公司内部食堂所卖的馒头一个才1毛钱。结果，出外景的工作人员因没有早餐而闹罢工，邵氏为此损失近万，当时还不是六嫂的方逸华不得不出面为他圆场，“他毕竟还省了10元钱。”
后来，方逸华入主邵氏高层，主要负责财务和采购，任何采购项目都必须由她签字，剧组拍摄时临时需要一箱鸡蛋，因为没有打报告，全体工作人员只能现场等着打完报告、签完字，戏才能继续拍，导演报出临时演员的人数，拍摄完成后，方逸华真得会去画面里数人头，人们开始埋怨方逸华比邵逸夫还抠门，但明眼人都知道，方逸华就是邵逸夫。
李小龙和许冠文在邵氏和嘉禾之间选择后者也是因为邵逸夫不肯给他们更多的钱，很多人都会认为这一定是让邵逸夫悔青肠子的过错，但他却有自己的逻辑，如果一旦满足了李小龙和许冠文提出的条件，就意味着要打破邵氏长久以来建立的工厂式生产秩序，他不可能为了一棵树而放弃整片森林。
邵氏到底赚了多少钱？1969年，邹文怀以制片主任身份接受香港电台《知多一点点》节目访问时，指出邵氏每部戏的成本约为80万至150万港元，每年制片成本开支达1亿多港元，但每年的影片利润仍可超过3000万美元，回报率约3倍。
其实，邵逸夫并不爱钱，他的个人生活也很简单，TVB制作资源部总监乐易玲还记得一件事：有一天，邵逸夫在办公室悠悠地拉开抽屉展示给她看：“做人要简单，不要有太多物质需求。简单的几件衣服，一个银行存折，一支笔，一个手表就足够了。”但作为商人，他所能获得的收益是评判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这是商业世界的游戏规则，他必须遵守。当抛开商业背景回归个人时，他并不是守财奴，他会赞助有才华的音乐人顾家辉去美国留学，做他的担保人，照顾他香港家人的生活，也会拿出数以亿计的金钱做慈善。
即便在经营邵氏和TVB时都全力追求利益最大化，但邵逸夫还有一个准则，就是只赚自己想赚的钱。1981年，佳宁集团开价75元一股打算收购邵氏，收购如果成功，邵氏的名下，将出现地产投资板块，但邵逸夫最终拒绝了收购方案。“也许合作邵氏会赚更多的钱，但是我还是决定一直做电影。”邵逸夫说，“我的钱就算到孙子辈也吃不完，挣这么多钱来干什么呢？所以我不做地产。”
这就是邵逸夫清晰的商业逻辑—生意是生意，慈善是慈善，在生意中，我一定要在我选择的领域中赚到钱，因为那体现能力和成就，而对于我不喜欢的领域，就算有再多的钱，我也可以无视。
在早年接受采访说到自己的成就时，邵逸夫大多会用一句“多了点运气”一笔带过，很多人也会认为他的运气真得好于常人：1931年，他前往美国购买有声电影器材时，途中遭遇轮船触礁沉没，落水的他紧抱一小块木舢板，在茫茫大海上漂泊一夜后终于等到了救援船只；新加坡被侵略时，他因为放映抗日纪录片、散发抗日传单，被日本宪兵队抓走，但恰巧宪兵队的士兵就是邵家游乐场的警察，他们联名担保，邵逸夫很快得以释放，毫发无损；同时期，邵家在新加坡的所有家业全被充公，但他和哥哥在后院埋的价值超过400万美元的黄金、珠宝和钱并未被发现，二战后两人挖出财宝，重操旧业……
但是，如果当年在大哥的电影公司受不了别人的白眼，在东南亚的穷乡僻壤被蚊虫和马蜂打败，后来更喜欢劳斯莱斯房车中的酒吧而没有将它改装成办公桌，恐怕邵逸夫连享受这些运气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也只有他才能成为邵逸夫。
逸夫为何只有楼？
人人都知道邵逸夫是慈善家，在大多数人的眼中，他的善行就是遍布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逸夫楼”，至于这些楼是如何盖起来的，你需要了解的还有很多。
对于中国内地的很多学生而言，他们也许不知道邵逸夫，但他们大多知道逸夫楼。
“我就读的初中是这位先生捐建的，学校用的电脑，也是这位先生给买的。我不懂先生的那些产业，我只知道先生对我们有过实实在在的恩惠。”邵逸夫离世的消息传出，某位年轻学生的网络留言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
其实，早年的邵逸夫并不热衷于慈善，据说1970年时，有一家养老院的老人见邵逸夫每天坐着劳斯莱斯豪华车经过养老院门口，便冒昧地写了信请这位电影大亨随缘行善。结果，养老院很快收到了邵逸夫寄来的一张支票，上面的数额是区区500元港币。养老院随即把这张支票退回给了邵逸夫。而邵逸夫也因此事被嘲笑了很久。 后来，好友李迪给他讲了一个关于慈善的故事：“上海的犹太人哈同是个吝啬鬼，可他做慈善尤其是资助落难的犹太人，让他在犹太人的圈子里头颇有好名声。”也许是受到了启发，同年，他成立了邵逸夫基金会，确定宗旨是协助促进教育、医疗和艺术事业的发展。第一笔捐赠是以校董的身份捐献50万元港币给香港的“苏浙公学”，让其兴建一所藏书3万多册的新型图书馆。
后来，邵逸夫又捐出了1.2亿港元，其中1亿港元给香港中文大学兴建逸夫书院。此后，香港大学建成了邵逸夫楼，香港城市大学建成了邵逸夫图书馆。1987年，邵逸夫向内地捐出第一笔教育款1亿港元，帮助内地10所大学兴建图书馆或科技馆。
根据教育部官方网站上的信息，截至2012年，邵逸夫25年共捐赠内地教育47.5亿港元，捐建项目总数6013个，受惠于他的学校遍布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
逸夫楼，怎么盖？
邵逸夫基金会对中国内地高等学校和基础教育的捐赠基本上都是实体建设—一栋栋“逸夫楼”和一所所“逸夫学校”就是他善行最直观的例证。只是，同样是盖楼，盖“逸夫楼”并不如想象中简单。
根据《香港邵逸夫基金内地教育事业赠款项目管理办法》，不论是高等教育领域还是基础教育领域项目，申请后都要经教育部聘请的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并向邵氏基金推荐。未经专家评审的项目，将不能获得邵氏基金资助。如此的流程只是为了确保捐建项目不是“短命项目”—邵氏基金明确规定如果是基础教育，兴建项目应建设在经过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后长期保留的学校；项目使用期限要在50年以上。资助县级以下（包括县级）的完全中学、高级中学，农村初级中学和九年一贯制的学校，地（市）级特殊教育学校兴建教学楼、实验楼等项目，项目所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能够提供不低于1：1比例配套资金。同时对学校的规模，在校学生人数，以及兴建大楼的面积都有详细的规定。
在高等教育领域，资助本科以上层次高校兴建与教育教学密切相关的建筑，如图书馆、教学楼、实验楼等，每个项目赠款的额度在500万港元之内，兴建的项目规模在一万平方米到两万平方米之间；项目单位确保能够提供不低于1：3比例的配套资金。
对于捐建项目的命名，邵氏基金也有规范，向高校捐赠的建筑楼，命名为“逸夫楼”，而向基础教育捐赠且为学校主要教学用房的，则命名为“逸夫学校”。
在中国内地，几乎每年都会有几所大学能够获得逸夫基金会赠款建设，中小学则更多。位于山西的太原理工大学校园里也有一栋“逸夫楼”。据该校校园规划与建设处副处长王守谦的介绍，我们可以清晰地还原出“逸夫楼”究竟是如何盖起来的—“首先要经过发改委立项，规划部门出具规划许可证以及通过消防、人防等部门的专项审批，保证楼能够盖起来。”在拿到政府部门的各项批文之后，太原理工大学开始向教育部港澳台办公室申请基金支持并进行社会效益说明。
2011年6月30日，太原理工大学教学楼建设项目终于通过评审，正式开始施工建设，项目不仅要接受当地政府部门的监管，还需要分两次向教育部港澳台办公室汇报项目建设进度、投招标情况等。获赠的500万港元分两次拨给学校，一次是教学楼建设过程中，一次是教学楼竣工验收时。2012年年底，教学楼正式竣工，命名为“逸夫楼”。这栋教学楼的造价一共7000万元人民币，邵氏基金会捐赠的500万元港币只是一小部分，“但有了这500万，也减轻了我们不少压力。”王守谦说。
校园中同样有逸夫楼的华东交通大学副校长张玉清说，盖楼期间，邵氏基金会多次派工作人员前来审查建设进度和资金运用情况，并要求学校定期将施工进度拍好照片并配以文字材料邮寄给他们，“邵氏基金会还要求院校不能建设奢华的逸夫楼，装修要以安全、实用和舒适为先，否则不予以冠名和支持。”张玉清特别补充道。
捐赠只能盖楼？
“盖大楼”，有人简单形象地对邵氏基金的捐赠手段做了如此的形容，问题接踵而至，难道捐赠就只有“盖大楼”一种方式吗？清华大学的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有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由此可见，对于高等院校而言，大师比大楼更为重要，邵氏基金的捐赠为什么不能在“盖大楼”之余也“找大师”呢？
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李华芳看来，邵氏基金主盖大楼，主要是受制于一大一小两个环境。大环境是中国高等教育领域里的腐败现象，这就导致了如果要资助高等教育并不是投一笔钱就算，而是在捐赠的同时防止资金被挪用盗取，将腐败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邵氏基金在‘盖大楼’时会要求相关部门进行资金配比，成本公摊，为什么？就是为了有效地减少腐败，邵氏基金出1块钱，高校合作方要出3块钱，能想到如此方法，邵氏基金交出的学费也一定不少。”
而小环境上，任何一个基金会都会有自己的项目评估标准，既然要评估，肯定是显而易见的实体更易于考核。“逸夫楼”和“逸夫学校”就是邵氏基金的“慈善品牌”。你看或不看，大楼就在那里，但如果是大师，这其中的信息量就会立刻增大不少，“内地评选院士都有造假，更不用说各种其他的评选里藏着的猫腻。”李华芳直言道。由此可见，在当下的内地教育领域，“盖大楼”的确是最稳妥的方式。对此，事实也是有力的证明，那么多的“逸夫楼”和“逸夫学校”，从建造到后续，都少有腐败的丑闻传出，这和邵氏基金的管理能力是分不开的。
其实，对于邵氏基金而言，单纯“盖大楼”的局面已经改变，早在2002年，邵氏基金就单立门户创立了“邵逸夫奖”，这个国际性奖项的授奖对象是包括内地、香港学者在内的全球学者，自创立以来，“邵逸夫奖”的获奖者无不是在各个学科取得重要贡献的人，奖项的权威性也是业内公认。其设立数学奖更是弥补了诺贝尔奖项的遗憾，这显然就是邵氏基金从捐赠实体向捐赠人才的转变，我们也可以认为，这就是邵氏基金“找大师”的开始。
邵逸夫先生的离世除了让更多的学子多了睹物思人的缅怀，还有不少人生出了担忧，这是否会影响到日后“逸夫楼”的建造，“邵逸夫本人10多年前就不再干预基金会的运作，邵氏基金现在由方逸华全权负责管理运作，但捐赠还是以邵逸夫的名义。”某位在邵氏基金工作的人士以匿名的方式做了如此解答。 华中科技大学是内地最早接受邵氏基金捐赠的高校，1988年，邵逸夫基金会向该校捐资1000万元港币兴建逸夫图书馆。当年34岁的校报副主编，现文华学院副院长陈思中如今依旧清晰地记得邵逸夫对他说的一句话，当时，他问邵逸夫，事业成功后半生将如何度过，六叔笑笑说：“送钱，把赚的钱送出去。”
辟谣！
“逸”字缺“点”？谣言！
在此前大量对“逸夫楼”的报道中，有一个细节被广泛转载，这时关于“逸夫楼”中“逸”字的那一点，传闻中，在盖“逸夫楼”的过程中，当地核算所需费用如果超过他的预算，“逸”字的最后一个点会缺笔，而如果由他全额出资建造，则是全字。
但只要你通读本文对“逸夫楼”建造资金如何配比有所了解后就会知道，这完全就是民间演绎。以湖北省潜江市一小学的逸夫楼为例，根据相关管理办法，邵氏基金出资20万港元，要求地方政府给予1∶1的资金配套。因此，这所不是邵逸夫先生全资建造的逸夫楼，但“逸”字未如传言所示缺点。
1907
邵逸夫出生于宁波镇海，是邵家的第六个孩子，家族取名“仁楞”，后自己取号为“逸夫”。
1920
父亲邵玉轩去世，康有为、虞洽卿、卢永祥、谭延闿等晚清与民国风云人物纷纷为其题词致哀。
1925
长兄邵醉翁率二弟邵邨人、三弟邵山客创办“天一电影公司”，醉翁任导演，邨人负责编剧和财务，山客主管发行。首部影片《立地成佛》轰动上海滩。
1926
明星公司联合大中华百合、民新、华剧、友联等6家公司组成“六合影片营业公司”封杀天一，邵山客不得不下南洋另觅生机。同年，邵逸夫追随至新加坡辅佐三哥。
1930
邵逸夫与三哥邵山客在新加坡成立“邵氏兄弟公司”，没有制片资质只有发行资质，专门放映天一影业的电影。
1931
邵逸夫前住美国购买有声电影器材，途中轮船触礁沉没，他紧抱一小块木舢板在大海上漂泊一夜后终于获救生还。
1932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天一电影公司”迁往香港发展，并于同年拍摄完成第一部粤语有声电影《白金龙》，使其成为20世纪30年代最卖座的粤语片。
1937
与首任妻子黄美珍在新加坡结婚。
1938
“天一电影公司”正式改名为“南洋影片公司”。
1941
邵氏在星马、印尼、泰国、越南共拥有了139间戏院，十余家娱乐场所。
1942
日本占领新加坡，邵氏在新加坡的戏院全部充公，整个“南洋影片公司”基本瘫痪解体状态。
1945
日本投降，邵氏兄弟在香港和新加坡的业务全面重启，大哥邵醉翁逐渐淡出，回上海定居。
1948
二哥邨人全面接手香港业务，与七个儿子一起将“南洋影片”更名为“邵氏父子”。
1957
50岁的邵逸夫只身来港，接手“邵氏父子公司”更名为“邵氏兄弟公司”，首次以总裁的身份开始自己的商业时代。买地加后期投入近百万在清水湾兴建邵氏影城。请来深谙宣传之道的邹文怀，从对手处挖来香港最红影星林黛，制成黄梅调影片《貂蝉》，影片公映后，红透香江，导演李翰祥随之走红。
1963
邵逸夫商业上最大的对手陆运涛在台湾乘坐飞机时发生意外，老天用一种残酷的方式帮助“邵氏”一统天下，称霸香港影坛。
1964
林黛因为感情问题自杀身亡，有“东方好莱坞”之称的邵氏影城正式竣工，邵逸夫的儿子邵维铭突遭绑架，交出300万赎金才破财消灾。
1965
邵逸夫同地产巨头利孝和共同投得当地免费电视牌照，开启了转战电视领域的大幕。
1967
以影评人身份被邵逸夫发掘的张彻的首部影片《独臂刀》上映，邵氏男星崛起的武侠时代正式来临。同年，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成立，利孝和自任董事局主席，邵逸夫入股加盟为董事。
1970
邹文怀离开邵氏，创办嘉禾，随后，回港发展的李小龙因为片酬问题最终加盟嘉禾。
1971
邵氏（香港）成为上市公司。李小龙在嘉禾的处女作《唐山大兄》创下香港本埠有史以来最高票房纪录。同年，无线艺人班开课，今天绝大多数的香港知名艺人，全部毕业于此。
1973
邵氏基金会成立，致力社会公益事业。同年，无线主办“香港小姐”竞选，重振选美。